简评《中国文化与人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评论文,中国论文,文化与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化与人生》①一书，是近几年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一部有特色的著作。她问世不久，便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评介。《博览群书》中曾有专文予以评论。和同类著作相比，该书有着鲜明的特色。
其一，较好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学术界普遍提倡并孜孜追求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心应手的。历史的方法要求从纵向研究入手，切入并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线索；逻辑的方法则不拘泥于时空坐标，可以超越历史，抛开顺序，进行多方位的研究，形成整体的透视网络。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又是矛盾的，如何使两者统一起来，确实还有一个不断尝试和深化的过程。丁捷先生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在近些年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地吸取和创造性地综合各家的研究成果所写出的既是一部研究中国人生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中国文化史的著作。它以中国文化为史，以文化与人生的关系为论，史、论结合，将历史和逻辑成功地统一在一起。
作者从初民的天神观念、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写起，洋洋洒洒的32万字，像大网一样囊括了中国文化的林林总总，涉及到了中国的宗教文化、人格文化、科技文化、艺术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以及性文化等；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结构形成，如儒、墨、法、道、佛的关系，礼、刑、利关系，士、农、商关系，官民关系，家、族、男、女关系等都有较系统地阐述；对重要的中国文化典籍，如《诗》、《礼》、《乐》、《论语》等，对重要的中国文化人物如孔子、孟子、墨子、庄子、老子、杨朱、陶渊明、屈原、王国维等都作了认真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使读者从宏观上把握了中国文化的溯源、精髓以及发展线索。
但作者的目的又不是写史，而是在阐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生的交融互渗关系，重笔放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和制约力上。总括起来，作者从人生的显型层、外隐层、内隐层、核心层四层结构上探讨了这种制约力。显型层，包括人的风俗、习惯、语言、服饰、仪表、礼节、举止等外在行为方式；外隐层，包括人的情感、意志、性格、气质等心理活动方式；内隐层，包括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哲学观、人生观、信仰等观念形态东西；核心层、包括集体无意识、思维定势、心理定势等潜意识的东西。作者多层次、多方位的描述，使读者真真切切立体地感受到了色彩斑驳的中国人生。
作者在写“史”的时候，用的是隐笔，即从目录章节上几乎看不到史的痕迹，但读者读完后，确确实实领悟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独特之处。这样，既避免了有些专著严格按照时空顺序对于历史文化现象作冗长具体地描述，又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生的文化背景。这种写法如果对中国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是很难胜任的。作者写人生的时候，用的是显笔，即从目录章节上可以清楚看到，但又不是为写人生而写人生，而重在揭示中国文化的铁锤对中国人生根基的夯筑，避免了有些专著空中建阁，在与中国文化的若即若离中空谈人生的做法。这样一来，此书以人生为经，糅进了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纵横捭阖，交错有致，形成辐射式结构。因此，我们说将历史与逻辑辩证地结合在一起，是它的重要特色。
本书第二章儒家的民本思想一节，从艺术角度详细剖析人们的“清官意识”和“团圆之趣”的时候，曾涉及或分析了《三侠五义》、《秦香莲》、《打鸾驾》、《西厢记》、《琵琶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牡丹亭》、《鸣凤记》、《清忠谱》等众多文学作品。第三章在阐述儒、道两家塑造两种人生角色时，不是以他人为例，而是以文学家为例，以极大篇幅解剖了屈原、陶渊明的人生之路；并开设专节，以“‘艺术为人生’与‘艺术即人生’”为题，详尽阐述了儒道两家对中国文学、建筑、绘画、书法、园林、服饰等艺术以及对中国人的审美价值观、审美意趣的影响，所论每每切中肯綮，充分显示出作者对中国文学的深厚学识及文艺理论上的深厚功力，这是一般文化研究者所不能企及的，也是有些专著所欠缺的方面。由于人的生命体内具有物质性和向灵性的生长态势，人在生命历程中又时时要求精神性欲望满足，因此人在从事一些功利性实践活动的同时，又必须从事一些非实用性的实践活动，以便促成心理上的平衡。于是一系列帮助人从精神上掌握外在世界和把握内在世界的方式、手段如各种各样的艺术便被不断地创造出来，艺术在人的生命活动中获得了生存。同时，人又在艺术的审美活动中完善了自身；离开了艺术，人就失去了完整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看，艺术和人类在生命上有着一定的依存关系。当然，艺术与人类生命的这种粘连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又要取决于文化系统本身与人类生命的关系上。众所周知，人之为人，其生命的价值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文化的人”，而文化作为一种系统却是方方面面的，艺术只是因为是文化中的一部分而获得了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或许我们可以说艺术是文化系统中最具生命意义的部分，因为它的确是最令人心旷神怡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这样一来，我们又一次看清两个常识问题：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是人类精神历程的形象记录，是心态化的人生。研究文化，若忽视审美文化，研究人生，若忽视人的审美的精神活动，应该说是一种遗憾。正是在这一点上，此书显示了优越性，这是它的又一特色。
其三，是新意迭出，在许多问题上，都能提出自己的独立的见解。如作者关于中国悲剧追求“团圆之趣”的论述。关于中国悲剧“始于悲者终于欢”的结构模式，许多学者都持否定态度。胡适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朱光潜先生说：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作者却认为：“‘始于悲者终于欢’不是对现世生活中悲剧故事的模仿，而是它的‘补充物’，是‘艺术的超越的旨趣’表现。但这种‘超越’不是对现世悲剧‘实在’性的超越，而是一种美学理想的升腾。因为不管怎么说，剧作家没有让窦娥、梁祝、侯朝宗、李香君、岳飞超越出死亡命运的悲剧‘实在’，这是作为悲剧首要的、基本的前提。”②针对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悲剧追求“团圆之趣”，“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其中包涵着中国人‘阿Q式’的自欺欺人的国民性问题”，作者发表了不同看法：人民群众喜欢欣赏“善恶各有其终”的结局，正是他们希冀战胜邪恶，伸张正义，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的生存意识的表现，是传统的民族文化心态和道德心理积淀的契合所形成的欣赏习惯，因此，其根源是对儒家的“仁政”、“仁德”、“仁人”的眷恋和观照。这些论断颇为新颖，令人信服。又如，作者认为中国人生既是人间的、现世的性格特征，又具有艺术的、审美的情趣追求，这一论断十分准确。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态平衡十分重视，作了专章研究。从章节上看，它只占四分之一，从篇幅上看，它几乎占全书的二分之一。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阐明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态平衡，是丁捷著《中国文化与人生》的主题。”作者“不求全，而求专，故尔舍弃了一般文化史面面俱到的写法。但这并不是避重就轻、舍难取易，而是选择一个最有利的角度，直面切入人生，切入中国文化的精髓──精神生命生态平衡的建构。”③
平心而论，学术界关于儒道两家对中国人生、人格的不同塑造，所论极多。本书的贡献在于以下四点：
一是提出了顺随系统和疏离系统两个概念。儒家顺应社会现实以及社会现行的政治轨道，注重伦理道德的建构和人生价值的功利追求，提倡的是一种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作者称此为顺随系统；道家则疏远社会现实以及社会现行的政治轨道，赋予生活以逍遥、乐观、放达与洒脱，倡导的是精神自由和出世主义，作者称其为疏离系统。这两个概念精辟地概括了儒道两家学说的特色。
二是作者把墨家和法家都归属顺随系统，认为儒、墨、法三家尽管有种种分歧，但却只不过是在肯定“治国、平天下”这同一个根本问题上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措施和路线的不同罢了，这种划分和解释极有道理。
三是充分肯定了道家学说。道家学说虽然有醉生梦死、浑浑噩噩的颓唐意味，安天顺命的放任陶醉，有虚幻的神仙世界，官能的享乐满足，但它是人生这个天平称上的一个砝码。人在失意、病痛、穷困潦倒、遭受不幸的时候，道家学说的那种“不谴是非”、“无成与毁”、“外生死”、“因其自然”、“安而处顺”、“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社会观和人生观，无疑起着一种慰藉、解脱的作用。自然界要求生态平衡，人类则追求心理平衡；失去平衡，人是痛苦的。道家学说的价值在于，人在失去平衡的时候，能够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作者运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阐释这一问题。适者生存。一切生物的进化、形体的改变、机能的发展，都是为了求得生存，求得同环境的适应以保存自己。人为了生存，有时也需要超世离俗、恬然自乐、达观轻死、放任无为。因此，道家学说是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体现了饱经苦难的中国人因太多的生活挫折而有的减轻精神压力的需求，它提高了中国人对逆境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过去我们对道家的评价贬多于褒，现在作者将其作为中国人生的平衡器，进行充分肯定和称道，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
四是采用了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比如叔本华的人生悲剧哲学与老庄厌世思想的比较，中国武侠和西方侠士的比较，庄子的美学思想和康德艺术观的比较，以及中西方在园林风格、绘画、审美习惯、审美情趣上的差异等等。同时吸取了西方一些新学科如行为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使这一部分的内涵更加恢弘廓大，更具深度。这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对儒、道两家的研究。
这部著作的第四个特点是截取的角度好，现实意义大。
如前所提，这部著作是从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气质、性格、精神状貌和特有智力的结构、思维模式、人际关系的造就来经天纬地的。这个角度既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反思，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现象的探讨，亦不是文化理论的研究，它更接近文化人类学的领域。由此，说它是一部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文化人类学专著，也不算过分。
这角度的价值在于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部著作一方面赞扬、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正极和人生的积极状态，如自强不息，集体意识，宽容和谐，崇尚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另一方面又重笔浓彩毫不留情地昭示了中国文化的负极和人生的消极面，如重官崇权，知足常乐，乐天安命，因循守旧，不为最先，趋众心理，感恩图报，求同排异等等，从道德、人格、人性等多角度、多方位地进行自我认识、自我反省，在反省中思考着现实与未来。它的目的是指向健康的人生建构。
人类越文明，就越要了解自己；越了解自己，才能越文明。今天我们进行改革，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就更需了解中华民族的自身。正如鲁迅所说：“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④中国文化造就的中国人生，是制定各种政策、法令、改革方案的参照系。有无这个参照系，效果截然不同。这部著作无疑会起到这种参照系的作用。所以说，它是一部有着积极现实意义的著作。
当然，这部著作的某些缺陷还是有的。比如对屈原、尤其是陶渊明的人生道路阐述过多。作者的目的是以点带面，通过解剖两位诗人来看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以及入世与出世的双轨走向。这种写作技巧是无可挑剔的，但由于详多，便和全书的体例不相吻合。尽管如此，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成功之作，应该得到较高的评价和肯定。
注释：
①《中国文化与人生》，丁捷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
②《中国文化与人生》，丁捷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第163-164页。
③何泰：《文化精神的生态平衡──读丁捷著〈中国文化与人生〉》，《郑州晚报》1993年9月12日。
④《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