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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是实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自年初开始，从中央到各省市，一个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建议》和人代会通过的规划纲要的热潮迅速掀起。特别是江泽民同志自五中全会以来的多次讲话，对经济工作、对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使1996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配套推进其他改革有了明确的指导，各方面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和较大进展；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九五”时期改革的具体任务和目标。
一、1996年改革的环境分析
1996年的改革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环境背景，由于这一背景的存在，改革颇具深刻性。
⒈宏观经济环境较为宽松
1996年可以说是自1993年政府对经济实施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来，取得成效最为显著的一年，宏观形势全面向好。第一，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据前三个季度的统计数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9.6%，而物价涨幅则持续回落。至9月末全国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已回落到6.6%以下，大大低于年初提出的10%的控制目标。第二，国际收支状况良好，进出口贸易在调整出口退税率之后仍保持了较大幅度的顺差，至9月末为81亿美元顺差，预计年底顺差可达100亿美元。外汇储备在1995年增加了219亿美元的基础上，1996年至9月末又增加了217.6亿美元，目前外汇储备总额已达953.6亿美元，预计全年可达1000亿美元。第三，由于中央银行两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大幅度减少了借款人的利息支出，仅国有企业利息负担就减少了700亿元，同时也大大缓解了高额储蓄余额可能随时冲击市场的潜在危机。并且由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运用，使广义货币M[,2]的增幅回落已接近25%的调控目标，而狭义货币M[,1]增幅则比年初增加0.3个百分点，也基本接近18%的调控目标。第四，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且农村人均收入增长高于城市。1～9月份城镇人均生活费的收入实际增长3.4%，而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0%（包括生产费用），如能有效制止乱收费，1996年农民生活水平将会有较大提高。第五，粮食产量1996年再创历史新纪录，预计全年粮食产量达4.8亿吨以上。
以上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为1996年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⒉政治环境更为有利
自1995年以来，中央领导多次对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发表重要讲话，特别是江泽民同志1996年在两次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纪念七一、在河南农村考察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充分显示了中央对搞好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整体配套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这一系列讲话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基本经验的总结和充分肯定，并且明确提出了要坚持用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判断改革的得失。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重申，使1996年改革的局面进一步打开，进一步摆脱了传统的僵化思想观念的束缚，更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实施改革。江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还特别指出“讲政治，就要求坚持尊重群众、尊重实践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一问题的提出就为改革创造了崭新的政治环境，为“讲政治”在新时期的意义做了最明确的阐述。在这种政治氛围中改革已经有了和正在进行着新的突破。
⒊社会环境较为稳定
1996年社会生活中的两件大事为社会环境的稳定和上新水平奠定了基础。首先，1996年4月份开始的“严打”斗争，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们的嚣张气焰，使一批大案要案得到了及时处理，在还人民群众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的同时，也捍卫了多年来的改革成果，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渡清除了一部分社会阻力。其次，在前不久刚刚闭幕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宣传和表彰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涌现的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以中央决议的形式专门对精神文明建设给予任务和目标方面的具体规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这一大的举措表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当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两个文明一起抓，搞市场经济并不都是金钱至上，利益第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呼唤道德、法律、民主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社会氛围，没有这样一个以秩序和道德维持的社会环境，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严打”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的努力下，一个宏扬正气、树立新风、维护民主和法制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步形成。
1996年的改革就是在以上较为有利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环境中深入展开的，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1996年改革的最新进展
⒈国有企业改革又有新突破
第一，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先后选择的2000多家试点企业大部分已从1996年开始转入试点实施阶段。其中国务院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中，已批复试点实施方案95户。试点企业明确了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建立了由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组成的公司治理机构。并在优化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减轻企业办社会负担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实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例如山东省济南市试点企业采取整体改组、部分改组、出售资产、相互换股、债权变股权、吸引外资、增量投资等九种形式对企业进行改制，改制后不仅吸纳了巨额资金，同时大大降低了资产负债率，目前试点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67%，低于全市13个百分点。山西省则采取7条措施，为30家试点企业和部分重点企业增加投资和处理遗留问题拨付资金近30亿元。长春市80%以上的企业将托儿所、食堂、浴池等部门从企业中剥离出来，实行独立经营对外开放。上海通过多元投资切一块、兼并破产割一块、债权吸股增一块、企业发展加一块、存量调整添一块、政府扶持补一块的方式增资减债使国有工业资本增加107亿元，减少债务15亿元。国务院的百户试点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已降至65%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分流富余人员近10万人，剥离社会职能降低费用支出近300万元。
第二，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由18个扩大到50个，同时增加8个城市比照试点。1996年这些试点城市在企业兼并破产和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到上半年为止试点城市已将占全国“拨改贷”余额32%的资金改为国家资本金，使试点城市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下降2.5个百分点，同时国家在银行呆帐、坏帐准备金中安排了200亿元的冲销规模。1995年18个试点城市中有103户企业破产，336户企业被兼并，1996年上半年已破产终结企业131户，涉及职工10万人；被兼并企业215户，使93.5万元资产、17万职工得到安置。
第三，继续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国务院确定的1000户重点企业中已有300户企业明确了主办银行，并落实了生产经营资金；同时对1000户重点企业分类指导方案也已确定；3户国家控股公司试点方案已经论证正在报批中；国家选定的第二批企业集团试点工作已经开始。这些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将带动起一大批关联企业的调整和改组，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大型优势企业流动。关于小企业改革，国家体改委近日制定了国有小企业改革的22条意见，指出小企业首先要走联合的路子，优势互补形成规模经济；其次鼓励优势企业进行跨地区、跨所有制、跨行业的兼并；再其次，推行股份合作制；同时也可采取租赁经营、承包经营或出售、转让直至破产等各种稳妥方式解决小企业问题。在以上各方面山东诸城、广东顺德、黑龙江宾县、四川宜宾等地的小企业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
第四，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深入进行。首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其重点是组建国有资产经营机构、规范国有资本营运主体。主要途径有三个：一是对有条件的大企业、大集团公司授权经营；二是地方行业主管部门脱离政府后被授权经营原直属企业的国有资产；三是新建跨行业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其次，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同国有资产的存量调整和产权流动重组结合起来，这是立足于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重要方面。盘活存量资产，把国有资产推向市场，使其由封闭、凝滞状态变为流动状态，并在流动中通过破产、兼并或收购等形式，分解、组合，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1996年的这一大的举措主要在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里展开，上海由此盘活了近50亿闲置资产，而就全国来说将有可能盘活的国有资产约有10000亿，因而这一改革将是1996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之一。
⒉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
首先，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步伐加快。目前已有23家城市合作银行开业或在筹建中，另有72家准备组建。并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基础上的信贷规模管理，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全面实行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其次，主动协调银企关系。1996年上半年，《贷款通则》颁布实施，同时人民银行要求在大中型重点骨干企业实行主办银行制度。除国务院确定的300家大型企业率先与银行签订了“银企合作协议”外，全国各地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也纷纷选择当地的重点企业签订“银企合作协议”，加强对这些大中型重点企业的支持。主办银行制度明确了银行和企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使银行和企业建立起了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
再次，金融调控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保证了1996年金融的平稳运行。年初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拆借市场，1996年4月初开始了公开市场操作，并有效地利用了利率政策工具。在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同时，继续加强了贷款规模管理，在基础产业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中探索新的融资方式。
最后，已根据中央银行的决定，从1996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取消尚存的经常项目下的汇兑限制，并将在1996年底之前，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提前达到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款的要求。
以上一系列的金融改革的深化，不仅使1996年金融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而且从长远来看，一方面加强和改善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金融体制也在逐步形成中。
⒊财税体制进一步完善
首先，对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这样几项措施：自1996年4月1日起，关税总水平平均下调30%，原则上停止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税收减免；出口退税率自1995年7月1日平均下调3.7个百分点后，1996年1月1日再次下调4.6个百分点：从7月1日起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保证金台帐监管制度在全国普遍推开；明令停止了一些行业和产品的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提出了所得税和其他税种过渡性优惠政策的清理意见。
其次，分税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对地方开始实行过渡期的转移支付办法，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也在逐步规范中。
再次，审定落实了对试点企业、试点城市的财税政策，保证了现代企业制度和优化资本结构的改革顺利实施。
此外，1996年还全面展开了整顿财税秩序的工作，各级财税部门先后开展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缴纳所得税情况的核查，开展了清理检查预算外资金的工作等。
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进展顺利
到目前为止，全国各省市普遍出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其中参加的职工人数达8740万，离退休人员达2274万人。分别占全国城镇企业职工总数的76.9%和离退休人员总数的94.7%。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城市扩大到57个，由国务院转发的国家体改委等四部委《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扩大试点的意见》，进一步确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以个人帐户为主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方向。1996年还分别召开或准备召开西南、西北、中南、华东、东北、华北各片会议，交流试点经验，推动试点运行。
此外，失业、工伤、住房等社会保障改革措施也相继推出，目前全国已有2600多万职工参加了工伤保险费用的社会统筹，1996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各省市都分别出台了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方案，目前已有35个大中城市制定了1996年度房租调整方案，推行国家安居工程的城市由1995年的59个扩大到1996年的88个。
⒌市场体系建设得到加强
1996年我国的市场体系建设主要是在深化价格改革和积极稳妥地培育生产要素市场两个方面得到了加强。
首先，1996年国家在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物价上涨的同时，有步骤、有限度地调整了部分偏低的基础产品价格，调整了粮食购价和销价，提高了房租、自来水、民用电、煤气、城市交通等价格，使价格体系逐步趋向合理。
其次，在培育要素市场方面主要是加快发展和完善了金融市场。一是证券市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1996年宏观经济形势看好，证券市场从1996年4月份开始走强，股市指数呈现出近两年最高水平，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发表后，股市及投资者得到正确引导。目前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制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以更好地引导城乡居民投资。二是货币市场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首先，1996年初启动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其利率由拆借双方自行决定；其次，1996年《票据法》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票据市场将有一个大的发展。在培育要素市场中1996年还积极稳妥地发展了产权交易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并规范和发展了土地市场。
⒍农村体制改革继续推进
1996年中央召开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会议，这是加快农村体制改革步伐和加大改革力度的重大举措。这次会议确定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一是改革农村信用社县联社的建设，强化中国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中国农业银行不再领导管理农村信用社，按合作制原则重新规范农村信用社，县以上不再专设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机构。二是调整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设置，建立农村合作银行。三是增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分支机构。四是逐步建立各类农业保险机构。五是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
1996年年初国家体改委和农业部还联合召开了全国农业产业化座谈会。此后一些大中型工商企业和外企开始进入农业领域，一个大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势头开始形成。各地方政府还就推动农业产业化组织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安徽省成立了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山东省成立了省蔬菜联合会和水果联合会。
三、目前改革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可以说目前改革呈现出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从表层看各项改革都在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从深层看，即从社会生活呈现的种种矛盾和新旧体制碰撞之剧烈程度而言，改革还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效果。实际上目前改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即到了各项改革都必须有实质性飞跃，需要下大决心，动大举措，迈大步子的时候了。改革到了这一步，不进则退，已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⒈国有企业改革：或取得重大突破，或旧体制复归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确实面临如上矛盾抉择。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股份制改造、企业集团的培植与发展以及与国有企业改革配套实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产权流动和重组、国有产权的体制定位等方面的改革虽然都各自取得进展，但也都面临着需要突破目前改革的既定程式，突破现有理论的、制度的、传统的束缚，建立起新的更适应市场经济规则的体制模式。
首先，对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我们曾寄予厚望，认为这是解决国有企业种种弊端的一条重要途径。然而经过两年的试点下来，我们不得不重新反省，有关试点的种种规范意见是否过于教条，是否能适应各类不同企业的不同情况，以此为依据而出台的试点方案，其模式的单一、实施方式的雷同、步骤的简单划一，无一不体现出精心描绘的现代企业制度蓝图同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巨大反差。因此目前试点企业不仅原有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问题难以真正落实解决，而且还面临着按试点方案要求必须解决却又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例如由于企业原有的一些行政主管部门纷纷转化为国有控股公司或被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投资公司，一晃成为其下属企业的投资主体或法人代表，或母公司，于是企业面临着一级法人资格的取消，原有自主权的丧失，直至行政干预重新回归的危险，而要防止这一危险，企业的选择就只有在转制过程中纷纷要求授权成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独资公司，甚至控股公司，来对抗翻牌公司的行政干预，于是这又出现80%的试点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而与多数企业应改制为多元股东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试点目标相距甚远。而其他方面例如按试点要求应该解决的出资人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实际上既难以分开又无法落实；按试点方案设计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也很难形成，虽然大多数试点方案确定为董事会制，而实际上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而改制为独资公司的企业虽然采用外派监事会的形式，实际上这种做法使企业决策权和监督权相抵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如不能解决上述矛盾，其改制方案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试点改革将功亏一篑。
其次，与国有企业改革配套进行的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都存在较大误区难以突破。一方面是国有产权在流动和重组中无规则地流失，另一方面则是政府主管部门或行政性公司利用产权重组复归旧体制，而后一种趋向目前更为严重，甚至会发展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大障碍。几位产权问题专家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必须防止这样三个问题发生，一是在大型产业性企业集团之上设置行业主管部门转型的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其本质是投资主体的纵向上移，它对于企业集团的发展弊多利少；二是没有行业发展规模、资本总量规模和管理资源规模的客观尺度，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层层效仿建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其实质是用产权形式固定条块分割的企业结构，对于产权人格化流动重组十分不利；三是行政性机构改革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简单的理解为主要是掌握产权权力而大大放慢行政性公司向经济实体转化的进程，甚至培植出一批食利性机构而侵犯了下属企业的利益（中国证券报，1996年2月1日）。以上三方面的判断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很可能出现的实际情况。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国有企业改革岂不是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有的出发点。至于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也存在着类似问题和误区，一是国有资产经营机构行政性太强，影响到其作为出资人的行为方式；二是在省市政府层次，国有资产的行政管理和资产运营合一，使得政资不分，各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机构忙于本级政府的国有资产运营，而影响了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统一的行政管理，同时也使国有资产经营机构的管理摆脱不掉政府管企业的老框框。
⒉金融体制改革与企业改革相互掣肘，银企关系实质上难以协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中曾对目前的银企关系进行了如下数量化的描述：近十几年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近7万亿元，而1994年底中国各类企业加起来的资本金只有1万多亿，两者相差5万多亿元，这些负债当然主要来自银行信贷。如果按照三年期贷款利率来计算，企业每年应偿还的利率近4000亿元；如果企业要在三年之内将本息偿清，它们每年的收益率要达50%才能取得利润。进一步看，1994年全国所有企业的总的资产负债率达71.9%，其中国有企业达73.64%，如果使其资产负债率达到50%， 而若采取增加资本金的办法，则需要近2万亿元的资本金。以上数字充分说明企业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有着解不开化不完的债务链阻挡，动哪一方都会被另一方所牵制，因而合理解决企业债务的同时保护银行信贷资产成了两方面改革的焦点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企业改革固然是起着基础性作用，因为通过改革激活企业机制提高经济效益就不成问题，企业效益的提高将为银企债务链打开缺口，但这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而问题的根本解决还需要政府的有效对策和体改、经贸、财税、工商、保险等各部门出台相配套的改革措施。
⒊由体制转轨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的一个很重要方面是政府职能转换的走样，例如翻牌公司和机构改革流于形式，甚至转化为规范的寻租行为，这些问题的发生和存在是因为有适宜的政治环境和能够对其起到保护作用的政治体制，虽然就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来的政治舆论导向来说有利于改革在这些方面的突破，但真正的改革举措还未见实施。
其次，迫切需要有所突破的住房制度改革、农村改革等，也都由于现行政治体制对旧的思想观念和既得利益的保护而难以推开。这是由于住房改革首先要触动一个庞大的享受公房待遇的旧有利益阶层，和一个正逐步壮大的靠不规范的住房市场化进程而谋取暴利的既得利益阶层，现有政治体制下形成的规则实际上对这两个层面起到了保护作用。而农村改革首先受困于一些农村基层政权的软弱腐败和农民民主意识程度低下，其次受困于农村税费猛于虎，如果不是旧体制为它们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何以使曾为改革突破口的农村至今日却步履蹒跚。
至于证券市场上的不规范行为和违规操作，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不同社会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以及行业垄断等无一不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密切相关。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新的改革局面就很难产生。
四、“九五”经济体制改革展望
尽管改革困难重重，但改革的既定目标是一定要实现的，根据目标的要求，近期及“九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将有如下举措。
⒈关于国有企业及其配套改革
总的思路是“九五”时期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具体步骤，五年时间分两步走，第一步，1997年底以前基本完成国有小企业的改组改制。与此同时对国有大企业的难点问题进行突破，对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分批分期进行公司制改造；第二步，1998～2000年总结经验，制定规划，加快立法、全面推开，基本完成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的任务。而在近期主要是抓好这样几项工作：第一，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大胆实践探索的重点放在治理结构、政企分开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出台试点的主要配套文件；选择几个城市，以城市为单位综合配套地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制定《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若干意见》及有关法规，制定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规划。第二，加速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改造的进程，抓紧出台“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的暂行办法”、“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投资公司组建与管理条例”、“内部职工持股管理办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办法”、“股份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办法”等《公司法》的配套规章。第三，加快实施大集团、大公司战略，一是理顺试点集团成员间的产权关系；二是在投融资、资产重组、对外经贸活动等方面，赋予集团公司更大的权力；三是将一些具备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的母公司，改造为国有资产营运主体或国有控股公司；四是搞好集团公司经营思想、经营方式的转变，规范集团的组织和行为。第四，1997年要把国有资产管理营运体制改革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推进政企分开，促进国有资产存量结构的有效调整。第五，调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理顺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关系，“九五”期间要力争基本上解决国有大型企业的债务问题，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调整到合理的限度。第六，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尽快将企业保障变为社会保障，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尽快从企业安置为主转向社会为主安置。第七，以发展资本市场为重点，拓宽国有企业融资渠道，健全市场体系。第八，调整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改进国有经济扩张方式，提高国有资本运行的整体效益。
⒉关于金融体制改革
“九五”期间将建立五大金融体系。第一，建立金融调控体系，主要包括：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积极推进公开市场业务；改进中央银行再贴现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在统一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基础上，基本放开同业拆借利率；组建货币政策委员会等。第二，建立金融组织体系，主要包括：完善政策性银行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促使国有商业银行建成具有国际经营管理水平的大型商业银行，同时适度发展其他商业银行；调整和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种类和业务范围，稳健发展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组建国家再保险公司，提高保险总准备率，适度发展一些全国性、区域性、专业性的保险公司，建立健全以保险代理人为主，保险经纪人为辅的保险中介人制度。第三，建立金融市场体系，形成一个市场产品多样化、依法管理、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第四，建立金融监管体系，主要是完善各类金融监管法规和监管指标，建立有透明度、公平的金融机构设立审批制度，健全中央银行监管组织体系以及加强内部监管。第五，建立金融服务体系，主要是推进现代化支付清算建设，开发新型支付工具，建立证券簿记系统，在大中型企业建立主办银行制度。
⒊关于税制改革
“九五”时期税制改革的基本设想是：第一，清理、停止过渡性优惠政策，主要涉及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也包括营业税、消费税、农业特产农业税等其他税种。第二，改革进口税收制度，这是现在已经在进行中的，其基本方针是取消减免、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统一内、外资企业和区域间的税收政策。第三，改革进出口退税制度。分别针对征税不足、退税标准过高和骗税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这也是正在着手进行的工作。第四，改革所得税制度，适时、逐步取消内外资企业和不同经济区域的所得税差别政策，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使其适用于中国境内的一切企业，缩小税收减免范围、调整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改进个人得所税制度。第五，进一步完善流转税制度，争取在“九五”中期，完成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个税种由国务院《条例》转为由人代会正式立法的任务。第六，对其他税种如农业税、地方税种和税种结构都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此外还有市场体系建设、房地产市场的培育与发展等方面的改革，“九五”期间都将要有大的举措，目前其具体措施和步骤已在审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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