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古典文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文学观念的转变，1994年古典文学研究呈活跃状态。研究者们力求开拓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不但希望在局部研究上有所突破，而且要求建立新的、整体的研究框架，注重对总体性问题的探讨，现择要综述如下：
1.《红楼梦》作者及版本研究
94年伊始，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相继发表王家惠的《曹渊即曹颜》、刘润为的《曹渊：〈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杨向奎的《〈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进展》三篇文章，一致认为，河北丰润曹渊嗣与曹寅为子，改名曹颜，曹颜写作《红楼梦》。明确提出曹渊是《红楼梦》的创始者，曹雪芹只是对《石头记》作了增删。一时，京城内外各类“文摘”、“文粹”竞相报道，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一说法，也成为94年8月在山东莱阳召开的第七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的最热烈的话题。对以上三位的考证，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不能同意。冯其庸的长篇论文《再论曹雪芹的家世、祖籍和〈红楼梦〉著作权》列举大量历史实据，指出杨向奎等人的论点七拼八凑，建立在猜测上（文见《红楼梦学刊》95年1期）。刘世德的《曹颜非曹渊考》以封建宗法制度下“嗣子”的血亲要求和常规作法，驳斥了丰润曹渊出嗣辽阳曹寅的臆测之词（文见《红楼梦学刊》94年4期）：张书才举证说明曹渊并未入嗣曹家（文见《红楼梦学刊》95年1期）：王利器、张庆善、林冠夫、陈毓罴、朱淡文、宋谋玚、贾穗等人也对所谓新人新说发表了不同意见和批评。
自91年以来，欧阳健发表多篇文章，认为现存的十余种脂批抄本是“伪本”，脂砚斋系出于后人的伪造，只有程本才是“真本”。欧阳健的这一观点，即与曹雪芹墓石的问世及曹雪芹家世新丰润说一起，成为近年红学界的热点。应必诚、刘世德、蔡义江、宋谋玚、杨光汉、唐顺贤等纷纷撰文商榷，批驳了欧阳健的观点（文见《红楼梦学刊》93年3、4期、94年3期），尤其是冯其庸的《论〈红楼梦〉的脂本、程本及其他——为马来西亚国际汉学会议而作》一文，以事实说明了脂本并非伪作，脂砚斋并非子虚乌有先生（见《红楼梦学刊》94年2期）。张国光、贾穗也都对欧阳修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
2.关于词的起源
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在千余年来的词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悬而未决。进入现代以来，有人提出“源于民间”的说法。建国后，这种“民间说”一直兴盛不衰，成为词学界在有关词的研究中唯一取得一致的看法。直到九十年代，方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形成不同意见：一、词起源于魏晋六朝文人之作。参见李伯敬《“词起源于民间”说质疑》一文（载《文学评论》90年6期），该文从魏晋文人多“倚声填词”之作，而民间却无；以及被视为词所倚重的声调是用于房中燕私或飨宴酬宾的音乐，即燕乐，由周秦至唐的例作于帝皇、官僚及士大夫文人之手，而与民间作者无涉，否定了词起源于“六朝民间小乐府”的旧说：又从今存魏晋大宗“倚声填词”及与唐五代的敦煌民间词产生的先后，和在内容、风格、渊源上，唐五代的文人词与敦煌民间词相去甚远，而恰与隋唐以前的文人之作相近等几个方面，否定了以往所谓词起源于唐五代的敦煌民间词之说。二、“民间说”的重新界说。见刘尊明《“词起源于民间”说的重新审视与界说》（载《文学评论》93年1期），该文认为，所谓“民间”，系指除宫廷和官府及整个上层社会之外的，泛指有民众生活其中的广大地域，包括除了皇室贵族、官僚、士大夫文人之外的一切民众。该文认为：(1)从词所配合的隋唐燕乐内容看，民间流行的音乐是它的一个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2)从词所配合燕乐曲调的来源看，主要是在民间歌曲的基础上创制的。这是因为：①隋唐燕乐曲调绝大部分是由国家所职掌的专门音乐机构中的专业人才所制作的。而这批专业人才，恰恰是民间收罗选拔而来。②除了专业乐工之外，歌妓也有创制者，而歌妓亦来之民间。③从配合燕乐曲调歌唱而创作的歌词来看，同样应该而且也能够从民间歌词中找到它的渊源。三、认为争论是否起源民间对“词之为词”并不一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见洛地《“词”之为“词”在其律——关于律词起源的讨论》（载《文学评论》94年2期），洛文不同意第二种意见的“民间”界说，认为这样一种界定方法是用一般原理代替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并夹杂着“阶级分析”的政治原理和感情色彩，属非科学的思维方法。洛地的观点：(1)所谓“词”，有律词（非民间）和非律词（民间）之分，不占主要地位的非律词，起源于民间，是能成立的，问题在于律词之起源是否也是民间，从比较来看，争论是否起源于民间，对“词之为词”，并无很大意义；(2)关于隋唐燕乐问题，洛地认为古今乐谱今多不存，音乐的三要素：节奏、旋律、速度无从测知分析。如第一、二种意见的不究其实地判断、确定律词的音乐性质属隋唐燕乐是欠当的；(3)“依声填词”、“依调填词”中的“声”“调”是指“段、句、逗、用韵、句内平仄”，属音韵学范围，与今人观念中的纯音乐无关，如第一种意见那样据以立论，是甚为荒唐的。(4)律词之为律词，在于唐代近体律诗之完成，以律诗之“律”的运用，扩大其运用于“长短句”，“律”是决定性的。如探其源，律词殆起于初盛唐之交，近体诗完成的同时或以后。
3.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建构
近年来古典文学史理论的探讨，经由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编写、文学史学的建构而不断发展，94年4月在漳州举行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讨会”更明显地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趋向。张弘认为，文学观念是文学史建构的必要前提，（见该文，载《江海学刊》94年4期）林继中提出要用唯物史观指导文学史研究，而唯物史观是指南而不是公式，用于融化传统的治史方法，使其合理成分整合进新的方法中（见《唯物史观与文学史编写》载《江海学刊》94年3期）。王钟陵认为，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承受了两脉来源：一是乾嘉传统，比较重考据、校勘、注释以及资料的收辑、辨析、论及文学史的发展则喜欢以出于某某、衍为某某与递次矫正前代或同时代某种弊病的思路来梳理线索。一是五六十年代从苏联文学理论移用过来的主要从经济、政治等社会条件上进行分析的方法。前者证实，多罗列材料引发议论却语焉不详：后者凌空，爱作政治思想上的价值评判。这种研究模式至少有三方面缺点，一是与特定政治需要相配合的流行意识相渗透，以至于这种流行意识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对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理论基础。二是过于强调经济、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从而形成庸俗社会学倾向。三是线性、平浅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革新从整体上说，正是循着改变这三点而渐次展开的。从最初的纠正错误观念发展到站在文化和美学的视角上时，就来到了一个需要进行重大创造的历史的际遇。王钟陵认为，文学史革新向着第三个层次发展是愈益困难的，它要求从理论上、整体上阐明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他认为文学史观必须以历史观为基础，向历史观又以发展观为其核心（文见《文学遗产》94年5期）。陈伯海认为，文学史观的研究出现了三种模式，一是循环论文学史观，二是进化论文学史观，三是阶级分析为中心的两极对立的文学史观。近年，我们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转出来，出现了文学史研究的新的多元格局。在史观与史学的关系上，文学史观是个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研究者如何驾驭史料、如何形成其编写体例的问题，应当建立以文学史观为核心的文学史学，他评述了近年文学史研究中的三种倾向：(1)文学的文化心理研究倾向。即从儒学、玄学、宗教、民俗、科举等多种文化现象看文学，把文学引入大文化背景来观照。这方面研究成果较多，成绩较大，但这种文化心理研究对于文学来说，仍然是一种外部研究，从大文化背景看文学，处理不好，也可能把文学史写成佛教研究、玄学研究、道教研究的载体。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外部因素向内部因素的转化，即把审美心理的建构看作是外部因素向内部转化的中介，走出他律与自律的困境。这条路线应这样来描述：社会文化构造——文化心理构造——审美心理构造。(2)历史逻辑的研究倾向。即寻找历史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探索文学史发展的逻辑规律。陈伯海认为，这种理论探索是可贵的，但不能过分强调之，因为历史现象远比逻辑规律丰富，文学史除了它的规律性外，还有偶然性、突发性，应重视文学发展中的突变现象，正确看待随机性与逻辑性的关系，一方面要看到历史发展的随机性现象，另一方面又要合理地将它纳入逻辑思维的框架。(3)语言意象的研究倾向。即通过语言意象研究探讨文学的内在机制。陈伯海认为这是有广阔的前途的新研究途径。但这一研究现在还停留在单个意象而未进入意象范型的系统阶段，没有把文体结构看作是一个言——象——意的演变过程。要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就应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时代思潮最后总要落实到文本的范型结构上来，而文本范型的价值也应提高到时代思潮上考察。陈伯海评述以上三种倾向后说，任何一种研究倾向都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标准体系，文学史的研究应从多元互补走向多元一体，而不应当以一元排斥多元（文见《文学遗产》94年5期）。
4.唐代文学研究
近年唐代文学研究形成诸多热点，如唐诗繁荣原因、边塞诗和山水诗研究、“三李”诗研究、《长恨歌》主题讨论、唐代小说以及唐代美学研究等。下面择要述评。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的探讨，刘继才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唐诗繁荣，首先，它是根植于深厚的文化积累的土壤中，并吸收前人诗歌的创作经验和丰富的营养而逐渐取得的。其次是理论的先行和工具书的准备。第三是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倡导和广大人民的爱好。第四是南北、中外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第五是儒、释、道并容与文人思想的活跃。第六是科举取仕、诗歌的社会功能的增强。第七是唐时寻胜游宴、朝大文会的兴盛。第八是绘画、音乐、舞蹈等姐妹艺术的发展。见刘继才《略论唐诗发展繁荣的原因》（载《辽宁大学学报》94年3期）关于李贺研究，杨准对形成李贺诗中的神话色彩的因素进行探讨。他认为，李贺独特的时空意识对其诗中的神话色彩影响最大、最深。首先，它支配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从而决定其诗的主题取向，也影响了题材的选择。其次是形成了李贺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如诗歌意象的捕捉、组合和构成、章法结构。见《李贺诗歌中的时空意识和神话色彩》载《浙江师大学报》94年1期。关于唐代小说，近年多从它发展原因及其意义、创作思想来研究。罗南超认为，唐传奇是继承魏晋小说的雏型而臻成熟的，它将魏晋“志人”“志怪”分流的笔记体统一起来，变成合流的传奇体。唐传奇确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小说中的主人公由神鬼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被赋予浓厚的思想感情，成为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艺术生命，这样人的价值被肯定了，人的地位也提高了，特别是对妇女的价值和地位的肯定，表现了作家进步的妇女观。唐传奇小说将其它文体的某些特点经过改造融入本文体中来，这些文化融合的结果，多方面的艺术表现极大丰富和加强小说文体的特点和功能，为后世小说积累了创作经验。见《唐传奇在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华中师大学报》94年3期）。
5.近代文学研究
94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民族精神与近代文学”研讨会，共有全国18省市及外国留学生80余人参加，提交论文50余篇，形成94年古典文学研究的又一热点。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考察近代文学表现出的民族精神，认为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具体内容则有忧患意识、斗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革新创造精神、个性解放精神等，认为近代文学在反映引导近代民族精神时，优点、缺点并存：在弘扬改革、进取之余，也体现出“士为四民之首”的传统精英意识；感情色彩浓郁而思想深度不够。研究者们就近代文学热点进行探讨，如充分肯定梁启超既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将，更是近代文学启蒙思想的陶铸者。指出梁启超在重视民众作为文学接受对象的同时，又忽略了接受者的能动创造性。对戏曲家吴梅的研究，也呈现向深处广处开拓的新动态，认为吴梅不仅是全面的戏曲家，也是全面的文学家。有的学者论证了龚自珍诗的时代性，有的学者探讨了黄遵宪诗歌反映出的中国诗歌的近代化特征。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如“晚清译述小说”（产生于晚清，以界以创作与翻译之间的独特方式制作出来的小说）、“秋瑾文化现象”（近代女权运动影响下的女性作家群文学、革命活动）、“晚清旅外文学”（记录国外所见所闻，探寻富民强国之路的纪游性作品）、“中国近代乌托邦小说”（旨在构筑未来的资产阶级合理政体，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的政治小说）等（见《华南师大学报》9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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