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永林[1]2002年在《生物进化的动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强调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几乎万能的创造性作用是达尔文主义群体遗传进化范式的最大特点。在偶然性基因突变或重组的前提下，仅靠自然选择这唯一的推动力，无法解释生物进化过程中巨大复杂性递增以及物种无限多样性的这样一个事实，在概率论意义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同一性质的复杂系统和简单系统之间存在着熵值差——熵势。正是由于有了熵势这种能量状态差，才有了自组织的存在。自组织进化范式强调任何系统都有它的内在目的性。生物系统内在目的性就是不断吸取负熵以抵抗熵增的熵最小和负熵的最大，这也是生物进化的方向。所以，复杂性理论认为，生物进化是自然选择和自组织相结合的产物。自组织是生物进化的内在动力，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外在动力。自组织是通过基因积木的有效组合形成内部模型和生物共同进化来实现的。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之一。
郭洪涛[2]2011年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诞生以来,就成为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争议的焦点。就拿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来说,国内外学者给其下的定义就达几十种,目前关于企业应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仍可以分为强烈对峙的两大阵营,一派认为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企业公民”的基本职责。另一派认为企业唯一的责任就是经济责任,承担社会责任很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风险,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可见,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尚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框架体系。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内资企业越来越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议,指责中国企业存在血汗工厂、假冒伪劣等有违企业良知的生产行为,这些国家针对中国企业制定了较高的贸易标准。国际上更是建立了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SA8000)、道德贸易行动准则(ETI)、联合国全球契约(GC)等呼吁全世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日益严格的新型的贸易壁垒和国际组织的政治压力,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当今摆在国人面前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履行而是是如何履行的问题。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成熟的理论框架,从而使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活动陷入了困境。为了促进中国企业切实履行其应尽的社会责任,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之上,必须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框架,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基于此点考虑开始了本文的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综述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博弈论分析法对不同所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对结果的对比分析,可以找出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为促进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较大的参考价值。本文共分为九个章节,第一章简单地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现实意义、研究目的和基本内容划分、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点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为了解本文的大概框架提供了参考。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对国内外学者和社会性组织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社会责任的内容划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正当性、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做了归纳和总结,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内外学者最近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现状。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之上,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紧接着本文以马克思的社会责任观、和谐思想的发展和演化、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公民理论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并对这些理论分别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陈述,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第叁章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进行了阐述,分别从微观动力机制(企业的本质和职能)、中观动力机制(政府和社会组织推动)和宏观动力机制(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压力推动)叁个方面探讨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结论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既然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企业都应该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实力排名世界前位,人均财富排名较低,经济增长仍然是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就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要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企业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必须首先对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界定,本章从中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进程的比较结果、中国所处的社会阶段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社会组织监督的关系等叁个方面,对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界定,认为中国企业目前处于从被动履行到主动履行的转化阶段。阶段性特征的界定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履行不同的社会责任范畴提供了可能。第四章是贯穿全文、承担承上启下作用的最为核心的一个章节,在对中国企业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界定之后,笔者结合Carrol的企业社会责任层次模型和美国商会的四层次社会责任模型,以法律强制力为划分标准,提出了创新型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此模型分为叁个层次：法律责任、初层社会责任和高层社会责任。在创新型企业社会责任模型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是以“法律”为手段、履行“初层”、引领“高层”,私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是以“法律”为目标、尽力履行“初层”、展望“高层”,外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是秉承母国文化、重视“法律”、履行“初层”。不同所有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标准为以下各章所进行的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的社会责任比较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参考标准,为比较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提供了可能。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情况分别进行了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和经验比较。从横向比较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不容乐观,私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相对超前,外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严重滞后。纵向比较结果显示叁类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社会责任的历史起点、发展轨迹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同。经验比较的结果显示,法律责任层面：国有企业表现较好、私营和外资企业表现一般,初层社会责任层面：国有和外资企业表现较好、私营企业表现一般,高层社会责任层面：私营企业表现较好、国有企业表现低于期望,外资企业表现并不是那么差。第八章从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和经验比较与不同所有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进行比较的结果中,可以首先发现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国有企业尚不能成为高层社会责任领域的引领者和开拓者,私营企业的表现违背了其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外资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与其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不相符合。接着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阐述。国企改革形成的路径依赖导致以经济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目标很难扭转,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暖昧关系和工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国有企业很难兼顾社会责任的实践。而私营企业主的错误观念、制度建设的滞后和不完善、社会组织建设的滞后等原因使私营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相对滞后。外资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形成的“超国民待遇”的惯性思维和外资企业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所导致的,中国内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现状也成为了外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参照体系,内资企业的不良行为为外资企业逃避社会责任提供了借口。第九章首先通过对最优反应动态机制和生物进化的“复制动态”模拟机制基础之上的有限理性方反复博弈模型的分析,说明了制度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制度在这里指代的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总和,通过把广义的制度概念范畴进行细分,笔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制度建构。通过这些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本文深信在国有企业的带头作用、私营企业的辅助作用和外资企业的补充作用下,中国企业必然能够形成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局面。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提出了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概念。第二,本文运用Probit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社会监督组织的关系,再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对中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历程的比较,对中国企业整体上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进行了阶段性界定。第叁,提出了创新型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和企业社会责任推进模型,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第四,提出了不同所有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并且依据此形式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现状进行了横向、纵向和经验比较,为找出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提供了较大的参考价值。
辜穗[3]2016年在《石油文化动态演化机制研究》文中指出石油文化作为一种行业文化,是对石油行业大半个世纪创业、成长、发展历史的承载和本质再现,是石油行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当前世界石油行业“六期迭加”的新形势和国内“叁期迭加”的油价波动“新常态”环境下,石油行业深入实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实现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的现实选择,要求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并行发展,将石油文化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也对石油文化发展历史过程性、石油文化内容系统性、存在环境联系性以及未来发展动态性的综合研究提出了挑战。因此,本文以石油文化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相关理论及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石油文化动态演化过程中存在的作用机理与关联互动关系为研究重点,对石油文化演化机制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为“新常态”时期实现石油文化创新驱动发展和石油文化战略管理提供理论参考。文章以石油文化动态演化环境为切入点,解构石油文化演进的特定环境,描述石油工业不同发展时期石油文化动态演化的具体环境及文化表征,厘清不同社会环境条件下石油精神文化、石油制度文化、石油物质文化、石油行为文化的演进脉络；再结合系统工程分析方法,建立ISM模型,综合确定石油文化动态演化过程中的内外部环境影响因素链与优先级,找出石油文化动态演化系统中的表层影响因素、浅层影响因素、中层影响因素和深层影响因素。基于演化理论视域,提出石油文化动态演化机制运行的向度前提和路径假设；通过划分石油文化的系统结构层次、讨论石油文化系统耗散结构的存在性；综合运用演化博弈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混沌与分形理论、突变论,构建石油文化动态演化内在机理及其关联互动关系模型,着力探讨石油文化动态演化动力机制、传播机制和渗透机制。以石油文化系统耗散结构形成、序参量识别以及演化动力特性生成为依据,分析石油文化演化动力的形成机理；以石油文化系统内存在的演化动力作用形式、演化动力场结构及其跃迁为依托,分析石油文化演化动力的作用机理；以石油文化演化动力要素间的协同作用过程为基础,分析石油文化演化动力的协同机理；从系统动力学角度解释石油文化动态演化的非线性动力作用机制,勾勒石油文化演化动力机制的内在作用关系。立足石油文化传播特性,分析石油文化自组织传播和他组织传播的内在路径,描绘石油文化模因传播的基本路径与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的动态模型,诠释石油文化动态演化系统传播的机理。立足混沌视域,分析混沌吸引子在石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路径与跃迁条件,建立石油文化传播的混沌模型与逐级分叉结构,描绘标准尖点突变形式的石油文化动态传播平衡曲面与分歧曲面,探寻石油文化具备混沌系统特征下的传播过程。遵循石油文化基于“创新—迁移—变革”的内在渗透逻辑,结合具体案例,分析石油文化创新的系统特性、运作路径及反馈回路,探讨石油文化的迁移周期与迁移过程,研究石油文化变革的路径依赖与刚性、变革阻力与变革动因,描绘石油文化动态演化的基于突变渗透与累积渗透的整体性渗透轨迹,揭示石油文化动态演化的渗透机理。通过文章的分析研究,得出石油文化动态演化研究对石油文化战略的启示。
荆筱槐[4]2007年在《技术价值观进化机理探析》文中指出文章从进化论的视角分析技术价值观问题,系统地论述了技术价值观产生、发展历程,目的在于把握技术发展的未来路径,使技术发展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化。文章界定了技术、价值观与技术价值观的内涵,认为技术价值观是人们在对技术的认知基础上,在技术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技术价值的稳定性的认识。分析了技术价值观的结构和特征,认为技术价值观通过技术代码显示了占霸权地位主体的技术价值方向,技术价值观具有“机动边缘”功能,技术价值观运动在技术的次级工具化中,技术价值观是关于技术价值认识的知识。文章通过论证人、技术与技术价值观的内在联系说明了技术价值观为什么是进化的问题。在阐述技术价值观进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时,辅之进化论、进化认识论作为理论依托。文章分析了技术价值观进化的基因、进化中的模仿、变异过程,归纳出技术价值观进化的叁个规律,即技术价值观进化的路径依赖、技术价值观进化的量变与质变、渐变与突变共存和技术价值观进化的个体与群体的协同运动,解读了技术价值观进化的达尔文与拉马克原则,论证了技术价值观进化的机理。文章从人类主体的需求、社会制度和社会物质与精神环境叁个角度论述了技术价值观进化的动力机制,认为主体需求差异刺激技术价值观的变异,社会制度通过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保障主体合理的技术价值观进化,社会物质与精神环境为技术价值观进化提供广阔的空间。文章从实践层面论述了在技术实践中规约技术价值观进化的途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就是运用社会公众的监督力量维护技术的理性发展,纠偏技术价值观进化方向。公众在技术价值观进化中的居于重要地位,公众参与技术价值观进化以理解科学技术知识为前提条件。公众的科学素养和技术素养依靠政府的教育与训练和非政府组织科技知识传播来培养。在理解科学技术知识的前提下,公众在技术人工物的转用中,消化吸收技术人工物所承载技术价值观；公众通过解读边界物,萃取合目的性和合理性的技术价值观；信息传输管道为公众参与技术价值观念进化供给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公众参与从不同角度实现了统摄技术价值观进化的主体性功能。
杨保军[5]2010年在《品牌进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型分析》文中提出基于品牌生态学角度来分析,品牌进化是品牌与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品牌基因在进化动力机制的作用下,随时间而发生一系列不可逆演变的过程。探索品牌进化的动力机制并构建品牌进化模型,将对企业品牌建设和品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程艳[6]2016年在《煤炭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14年上半年起,煤炭市场持续低迷,进入2016年,政府陆续颁布专项配套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产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当前的宏观环境迫使煤炭企业重新思考黄金十年中依靠增加投资、扩大产能、提高产量的发展模式,转而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优势资源获得及利用从根本上进行再思考和再设计,创新已有的发展路径,提升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煤炭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目的,理论界提出以绿色创新发展模式取代原有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绩效的“叁赢”目标。但是由于绿色创新绩效的显现需要较长时间,因此需要内外有效协同迅速转化外部资源为内部优势,形成协同绿色创新能力,加快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实现,摆脱目前的困境。作为一个前沿性的研究领域,对协同绿色创新能力的研究缺乏系统的分析,为了揭开煤炭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研究的黑箱,本文将系统解决以下问题:协同绿色创新能力是否对煤炭企业创新绩效有重要作用?协同绿色创新能力的作用发挥又受什么要素影响?是什么机制驱动协同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协同绿色创新能力提升是沿着怎样的发展路径进行的?协同绿色创新能力提升过程又是如何演化的?应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措施促进协同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本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阐述将为煤炭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的研究提供一完整、动态的研究框架,从理论上解决煤炭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问题。首先,本文基于自组织理论建立煤炭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影响要素——构成维度——创新绩效”的研究框架力图解决煤炭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为何形成、如何构成、效果怎样的问题。首先使用SSIP过程聚焦法确定了市场导向、政策导向、战略导向、企业文化、技术水平5个影响要素,其次通过文献研究、企业调研实证检验了上述要素对协同绿色创新能力、协同绿色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并在分析协同绿色创新能力的两个构成维度——协同能力与绿色创新能力的相互关系上,验证其互动机制以及基于煤炭企业实际调研数据探索得出影响要素中市场导向与战略导向、政策导向与战略导向、市场导向与企业文化、政策导向与企业文化、市场导向与技术水平、政策导向与技术水平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使对于协同绿色创新能力的研究更符合煤炭企业所属行业实际。研究框架的搭建与实证检验,不仅证实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同时也为煤炭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关键要素的确定提供了理论以及实证依据。其次,本文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以及能力本身的动态性特征,运用自组织、生物学等理论、方法对煤炭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协同绿色创新能力实证分析框架以及相应的自组织理论,对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及其关联机理、协同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内生性、外生性路径各自的优点以及适用条件进行了阐述,并依据煤炭企业的行业特点、当前特定的宏观环境以及绿色创新能力与协同能力的相互作用机制,分析得出内外动力耦合路径对煤炭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适应性和促进作用。最后,本文基于生物学进化理论对协同绿色创新能力提升演化过程进行了逻辑推演。由于煤炭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各个阶段提升的重点、方式方法迥异,是一个“秩序跃迁”的演化过程,因此对其内在基因、演化过程的阐述和分析可以揭示协同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发展趋势以及发展方向,依据能力提升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本文在特定的能力管理原则基础上最终提出了煤炭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具体管理举措,使上述研究落实到煤炭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当中。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上述研究内容的探索不仅仅构建了完整的煤炭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分析体系,深入探究煤炭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为绿色创新能力发展的多元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还在于将煤炭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由静态转变为动态,更加符合协同绿色创新能力的复杂性特征,避免其在指导企业的创新实践过程中,产生基于静态能力研究所形成的“能力刚性”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不但使用了传统关系研究所常用的结构方程方法,同时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协同绿色创新能力的发展阶段、能力提升基础、提升路径进行分析,揭示其非线性运行机制,继而用生物学隐喻方法揭示对于能力提升最为重要的内生因素——惯例的变异、选择、保留过程,反映了协同绿色创新能力提升演化过程的本质特征,将对能力演化的动力、要素、路径的研究推向了更为本质、深入的领域。在经济转型期的特殊背景下,面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规制加强的客观条件,煤炭企业应如何结合自身优势、行业特点来抓住机遇、规避威胁,尽快走出困境是煤炭企业经营者关注的重心,因此本文对煤炭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的研究,对解决煤炭企业脱困的思路、方法、评价机制问题,为加快绿色创新的价值转化,以及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实践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实施路径。
杨逸青[7]2012年在《生物进化视角下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演化动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逐渐成为主导的资本，成为众多生产要素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即第一生产力，以知识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知识密集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然而，科学技术瞬息万变，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在创新中不断更新、发展，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知识密集型企业需要有动力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演化。为了研究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演化动力，本文从生物进化角度研究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演化动力的来源、构成及作用等，旨在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推进技术创新演化提供有益的参考。本文首先对知识密集企业、技术创新基础理论、技术创新演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和总结，并归纳了生物进化、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相关概念和技术创新演化动力的基本含义；其次，本文基于知识密集型技术创新演化现状，分析了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演化动力存在的问题，同时，利用生物进化与技术创新演化的要素类比分析了“遗传—变异—选择”过程中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演化的原理、过程及特征；再次，从生物进化的动力来源分析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演化动力的构成：源于知识基因改变的技术创新演化动力、源于内外部环境激发的技术创新演化动力，并对动力作用进行了分析；然后，构建了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演化动力作用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作用关系进行了假设检验；最后，根据假设检验的结论分别针对知识基因改变、内外部环境激发作用提出了增强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相关对策。
庞旭[8]2014年在《基于温度变化的鱼类生理生态（热耐受、代谢及游泳）响应研究》文中指出作为环境科学重要分支学科之一的环境生物学历来关注温度对生物的环境效应。鱼类是典型的变温动物，温度对其生存、发育、生长及行为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温度作为最重要的生态因子之一，具有一定的时空差异并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本研究紧紧围绕温度变化这一主题，阐述了江河鱼类温度格局；开展了一系列与温度相关的鱼类生理生态学实验研究；并探讨了生物进化的热动力作用机制。实验研究以我国长江中上游重要经济鱼类中华倒刺鲃（Spinibarbus sinensis）为主要对象，在变化的温度条件下开展了五个系列实验。实验一考察温度与力竭运动训练（或饥饿）交互作用对中华倒刺鲃热耐受的影响；实验二考察温度和力竭运动训练对中华倒刺鲃临界游泳及代谢能力的影响；实验叁考察温度对中华倒刺鲃重复加速游泳及无氧代谢能力的影响；实验四考察温度和饥饿对中华倒刺鲃临界游泳能力的影响；实验五考察温度对金鱼（Carassius auratus）、鲤（Cyprinuscarpio）和中华倒刺鲃摄食与运动代谢模式的影响。通过以上系列实验，明确了鱼类一些（热耐受、代谢和游泳）可塑性特征，探讨温度对鱼类生理功能的影响，进一步揭示鱼类生理生态适应对策以丰富鱼类生态学理论，为鱼道修建和鱼类增殖放流等环境保护实践提供重要基础资料。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温度对中华倒刺鲃热耐受有显着影响，随温度升高其临界温度（最大和最小临界温度）均显着升高。经两周力竭运动训练后，中华倒刺鲃最小临界温度显着下降；最大临界温度显着上升。经两周饥饿后，中华倒刺鲃在低温（10和20℃）下其临界温度没有显着变化，而在高温（30℃）下其临界温度（最大和最小临界温度）均显着下降。研究表明力竭运动训练能改善中华倒刺鲃热耐受能力；短期饥饿在低温下对中华倒刺鲃热耐受能力影响不明显，在高温下对其高温耐受能力有负面影响，而对其低温耐受能力有改善作用。（2）温度对中华倒刺鲃临界游泳能力有显着的影响，其最适临界游泳速度（Ucrit）温度为27.2℃。在低温（15℃）下，力竭运动训练能够发展中华倒刺鲃的临界游泳能力，在高温（25℃）下则不能。在不同的温度下，运动训练对中华倒刺鲃临界游泳能力有不一样的效果可能与有氧代谢能力、氧的摄取及运输、离子平衡以及乳酸的胁迫程度等因素相关。（3）温度对中华倒刺鲃的加速游泳速度（UCAT）和力竭后过量耗氧（EPOC）均有显着影响，最适UCAT和EPOC温度分别25.1和25.6℃。在不同温度下，重复运动对中华倒刺鲃加速游泳和无氧代谢能力均有不同影响。在高温条件下，中华倒刺鲃的加速游泳和无氧代谢能力比其在低温条件下更难以恢复。这可能与其在高温下无氧代谢更强、pH值更低、离子流失更多以及激素水平更高等相关。（4）饥饿和温度对中华倒刺鲃临界游泳速度均有显着影响。在低温（15℃）下，早期的饥饿对Ucrit影响较小，而后期的饥饿对其影响较大；在高温（25℃）下其结果与低温下恰恰相反，早期的饥饿对Ucrit影响较大，而后期的饥饿对其影响较小。中华倒刺鲃在不同温度遭受饥饿有不同Ucrit反应可能与热驯化时间周期、静止代谢、能量储存、呼吸能力、酶活性以及能量底物的利用等相关。（5）在低温（15℃）下，叁种鲤科鱼类代谢类型均为“添加模式”，其摄食与运动间没有功率竞争。当温度升高到25℃，金鱼、鲤和中华倒刺鲃消化代谢空间分别增加182、49和17%；运动代谢空间分别增加129、58和138%；消化和运动总代谢空间增加106、58和78%。金鱼消化代谢空间大幅增加导致其代谢模式由“添加模式”转变为“摄食优先”模式；中华倒刺鲃运动代谢空间大幅增加导致其代谢模式转变为“运动优先”模式；鲤鱼消化和运动代谢空间平行变化，其代谢模式没有发生变化，仍为“添加模式”。（6）古气候变化，温度升高对生物的进化可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韩明友[9]2008年在《生命的信息本质与生物进化机制的哲学探索》文中研究表明生物进化论进化发展到今天,对生物进化的很多现象和事件仍然没能给出满意的解释,其原因很可能是不同进化学说之间缺乏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因此,以哲学视野概括生命和生物进化的信息本质,以信息视角对生物进化的模式、信息支持系统和进化的信息机制进行审视与探索,应该成为生物进化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和新方法。本文试图以系统科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和神经生理学的新进展为基础,以生命信息的历史进化为研究对象,抛开生命的物质形态和进化过程的形态变化,将生物进化看作是一个纯粹的信息系统的信息存贮、调整、转译、内化、扩容、复制、输出等过程及其历史演变历程加以分析,以此探索生物进化的原因、模式、方向、速度、机制等进化论问题。本文以生命信息视角和生命信息分析法对进化论问题进行探索并得出结论:五个信息进化机制推动基因、心理和文化叁个信息系统的生命信息不断进行调整改变,进而推动生物以硬、软两种进化模式实现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发展。
张术丹[10]2007年在《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的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它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能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同时也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情况并不乐观,因此,在我国已成功加入WTO、企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的背景下,研究企业技术创新,不仅具有理论上的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经济系统运行中突现出来的不可预测的结果,而传统经济学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理论基础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创新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所以,使用传统的方法很难描述创新演化的复杂动态过程。本文从演化的视角出发,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纳尔逊和温特的创新演化理论相结合,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进行了演化分析,从更科学的角度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演化经济学能够更贴近实际地揭示出经济发展的路径,论文的目的就是将企业技术创新与演化经济学结合起来,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揭示基于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规律。所以,本论文以基于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企业技术创新和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知识,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论文在回顾企业技术创新和演化经济学基本内容的基础上,主要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研究:1)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为研究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也遵循着“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的演化过程,并试图建立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演化分析框架,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演化分析提供了一个参照系;2)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与生物的进化类似,它是企业根据内外部环境和条件自组织的结果和过程,因此,本文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自组织演化过程;3)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提出了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要素,构建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六要素模型,并以六要素模型为基础对经典案例进行了解析;4)基于六要素模型,试图建立了企业技术创新具体行为模式选择的定性与定量的演化分析框架。论文力图运用演化经济学的思路、理论和方法研究企业技术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参考文献：
[1]. 生物进化的动力机制研究[D]. 葛永林. 华南师范大学. 2002
[2].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比较研究[D]. 郭洪涛.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3]. 石油文化动态演化机制研究[D]. 辜穗. 西南石油大学. 2016
[4]. 技术价值观进化机理探析[D]. 荆筱槐. 东北大学. 2007
[5]. 品牌进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型分析[J]. 杨保军.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6]. 煤炭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研究[D]. 程艳. 山西财经大学. 2016
[7]. 生物进化视角下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演化动力研究[D]. 杨逸青.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2
[8]. 基于温度变化的鱼类生理生态（热耐受、代谢及游泳）响应研究[D]. 庞旭. 重庆大学. 2014
[9]. 生命的信息本质与生物进化机制的哲学探索[D]. 韩明友. 吉林大学. 2008
[10]. 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的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研究[D]. 张术丹.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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