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语文教育七十年*
顾之川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学语文编辑室 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语文教育研究分为初创、改革、复兴3个时期，分别追溯其时代背景，记述相关语文人物与事件，梳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归纳总结经验教训。初创期，语文学习成为全党政治任务，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工具论成为指导思想，“文革”使语文教育遭受严重破坏。改革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成为主旋律，一批语文大家发挥引领作用，语文教师改革热情高涨，全国中语会、小语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复兴期，语文教育受到高度重视，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稳步实施，区域性教学研究日趋活跃，但仍存在缺憾。在新时代，语文教育必将在立德树人和培养语文能力上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语文教育；中小学；课程教材
中国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字同步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文献的撰写解读，至少已有3500多年历史，源远流长，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并颁行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拟制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以此为标志，中国开始建立现代教育制度，语文教育逐步走上科学发展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语文教育新纪元。70年来，中国语文教育走过一条波澜壮阔、接续前行的发展之路。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推进学术创新，为提高国民语文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梳理，爬罗剔抉，勾勒语文人的奋斗历程，解读语文教育的内在规律，为进一步发展提供精神激励，是其是而非其非，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以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十八大召开为时间节点，把70年来的中国语文教育分为初创期（1949～1977年）、改革期（1978～2011年）和复兴期（2012～2019年）。
一、初创期（1949～1977年）：翻开中国语文教育新篇章
（一）党中央高度重视语文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党中央高度重视语文教育。1951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并且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9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学习〈标点符号用法〉的指示》。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要求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也要多调人编写教材（课程教材研究所2010～2012）。并成立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秘书长胡乔木为主任的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指导全国语文教育工作（《胡乔木传》编写组2015）。在胡乔木的领导下，决定中学语文学习苏联的做法，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1958年全国人大批准《汉语拼音方案》，教育部发布《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教学汉语拼音字母的通知》。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肯定了山西省万荣县“注音识字”的经验。
（二）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
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成立，叶圣陶任社长兼总编辑，将小学“国语”和中学“国文”合称为“语文”。一大批编辑出版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中小学语文教师，如宋云彬、蒋仲仁、朱文叔、朱智贤、魏建功、王泗原、张中行、张传宗、吴伯箫、辛安亭、张毕来、张志公、刘国正、冯钟芸、陈伯吹、袁微子等相继到人教社，或全职或兼职工作，吕叔湘、吴伯箫任副总编辑。教育部颁布人教社拟订的《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人教社还出版了汉语、文学分科教材。
1966年“文革”爆发，教育教学秩序被打乱，包括语文教材在内的中小学教材被批判为“封资修大杂烩”。人教社被撤销，人员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发文，要求“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何东昌1998）。一些地方开始自编《政文》教材，有的就直接用《毛主席语录》做教材，a 笔者1966年入学时，用的教材就是《毛主席语录》。 给中国语文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破坏。
党校与普通高校有很大差异，高校的重点是讲授知识，而党校的重点是讲政治。什么是讲政治？讲马列经典著作是讲政治，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讲政治，讲党性教育课是讲政治，讲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讲政治。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党校讲坛讲政治是指党校讲坛要“用学术讲政治”。为此，讲授者既要弄懂弄通“政治”的内涵，又要严守课堂的政治纪律。不懂政治就不可能讲好政治。要懂政治，就需要熟读马列经典，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潜心研究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语文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开展教学实验。这一时期的重要论著，有黎锦熙《新国文教学法》、董纯才《改革我们的中学国文教学》、郭绳武《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几个主要问题》《中学国文教学的一种状况》（1950），叶苍岑《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普希金专家再论语文教学》（1953），章炼烽《目前语文教学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54），叶圣陶《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1955），林焕平《中学语文教学的若干问题》（1956），洛寒《反对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1961），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十年来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情况的比较》、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1962），吕叔湘《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张志公《说“工具”》、洛寒《反对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1963），等等。《文汇报》从1959年开始讨论语文教学问题，并发表《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1961）的社论。
按成本习性，制剂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其中变动成本中又可细分为部门可控成本和不可控成本，如制剂部门的物料耗用等。在实际管理中，一方面，财务部门在一级核算层级定期对制剂部门的收支结余情况进行分析、对比，作为评价制剂经济效益的一个指标，与制剂部门人员进行沟通；另一方面通过绩效激励的方式，将制剂变动成本纳入部门绩效，以达到成本控制的目的。通过实行部门绩效考核，贯彻“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把前述制剂部门的可控成本与制剂部门绩效挂钩，通过机制设计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与积压，减少医院的资金投入，形成全员为降低成本共同努力的良性格局。但仍坚持不高于主要大型药商的成本利润率。
（四）语文教学实验
但是此时引入了除法运算YN/XN，需对其进行优化.本文采用并行牛顿迭代法(Anderson-Earle-Goldschmidt-Powers Algorithm)计算除法，即分子和分母都乘以因子fj，迭代足够次数后，分母tj近似为1，此时的分子qj即为除法的结果.其迭代公式如下：
（七）语文教学实验
叶圣陶、吕叔湘都曾在中语会上提出，要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根据他们的提议，1979年冬，人教社中学语文室派出调查组，分别到四川、福建，实地调查中学生语文程度（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1981）。1987年，国家教委委托华东师范大学组织实施全国初中三年级语文教学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涉及15个省（市、区）572所学校的49 260个学生和2893位教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语文教学调查。调查报告鉴定委员会主任朱德熙，副主任刘国正、于漪（王光祖1990）。
FG-NET数据库包含82个人，共1002幅人脸图像，每人平均约12幅人脸图像，年龄跨度是0～69岁，每个人的样本年龄分布较MORPH数据集更加分散。实验采用留一法，即依次选择一幅图像作为测试图像，剩余1001幅图像作为训练集。每幅人脸图像均转为灰度图像，且剪裁至，提取的Mean-BIF特征为21008维，采用PCA对特征向量降至1000维。如表2所示，本方法能够有效的实现跨年龄的人脸进行识别，且优于多数算法。另外，还提取了采用最大池化的BIF和LBP特征与Mean-BIF进行比较，三种特征均降维至430维，并采用RCA和KR-RCA对特征空间分类作为比较，如图4和图5所示。
1981年7月，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王力、吕叔湘等参加，会议讨论通过张志公主持制订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1983年，邓小平指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部对中小学学制、课程进行调整和改革，人教社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邓小平题写所名。中语室、小语室分别成立中/小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语文界逐渐认识到，语文教学改革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路线，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继承与批判、借鉴与创新的关系。
二、改革期（1978～2011年）：改革开放成为语文教育主旋律
本期以1999年教育部启动新课改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拨乱反正期，语文教育工作者因“文革”被压抑的研究探索热情被释放出来，积极投身于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第二阶段为新课改期，经过语文大讨论，语文界明确了改革方向，积极参与新课改，语文教育改革持续深化。这是中国语文教育界思想最为解放、教改经验最为丰富、研究成果最为卓著的时期。
（一）语文教育拨乱反正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教育战线开始拨乱反正。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邓小平1983）。教育部以召开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形式，抽调编辑干部，重组人教社，制订教学计划，编写中小学各科教材。吕叔湘主持召开“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北京地区语文教学座谈会”（《中国语文》编辑部1979），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章熊《我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几点想法》发表于《中国语文》。朱德熙主持制订《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语文）》，该大纲成为后来高考语文《考试大纲》的基础，朱先生还在《光明日报》发表《高考语文试题和中学语文教学》。张志公提出小学低年级语文教改应走“分进合击”之路的设想（顾黄初2001），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提出“初中语文能力过关”的改革构想，上海陆继椿、吉林张翼健、辽宁欧阳代娜等参加实验。
对照组患者按照外科手术前后一般护理常规护理，术前12小时禁食禁饮，按照医嘱术前留置胃管，术后肛门排气后根据医嘱拔除胃管；术后禁食禁饮，患者恢复肛门排气后进流质。按照护理常规要求进行术后生命体征检测及引流管护理。观察组患者实施快速康复护理措施，具体护理措施如下：
ZK1号孔共进行了多次系统测温，终孔时系统测温结果显示，孔内水温由22.9 ℃逐步增加至68.7 ℃(测温段为孔深5～870 m，每5m测量一次)，测温曲线呈“分段线性递增”，见图1，其中孔深70～480 m地温梯度约每100 m 6.15 ℃，孔深480～600 m地温梯度约每100 m 5.12 ℃，孔深600～830 m地温梯度约每100 m 4.61 ℃，孔深830～870 m地温梯度约每100 m 2.5 ℃，全孔地温梯度整体较高，虽然深部830～870 m地温梯度有所降低，该测温段仅有40 m厚，不具有代表性，也有可能往深部地温梯度回升。
总决赛前，嘉琪没有特意为自己编排新的舞蹈动作，只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参加了主办方组织的外籍裁判的舞蹈课。结果在第二天的决赛中，嘉琪就将刚刚学到的几招用到了比赛中。在观众的欢呼声中，这位刚刚小学毕业的女生用劲爆的舞姿惊艳了所有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外籍裁判的风格，他会教我们如何把生活中的东西，通过我们的想象力运用到舞蹈当中。当时比赛可以即兴发挥，就用了一些。”接受记者采访时，嘉琪显得很“低调”，虽然年纪不大，但她在舞台上却显得游刃有余。
（二）中语会、小语会相继成立
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简称中语会）、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简称小语会）为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的前身。中语会1979年成立于上海，先后在福州（1981）、北京（1983）、广州（1988）、大连（1991）、成都（1995）、天津（1999）、武汉（2003）、杭州（2008）、北京（2013）召开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吕叔湘、刘国正、张鸿苓、张定远、陈金明、苏立康先后任会长或理事长，现任理事长顾之川。小语会1980年成立于大连，先后在太原（1982）、南宁（1984）、武汉（1989）、苏州（1994）、南京（1998）、哈尔滨（2002）、西宁（2007）、北京（2012）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郭林、袁微子、高惠莹、崔峦先后任会长或理事长，现任理事长陈先云。中语会、小语会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学术研讨、组织申报课题，进行教学观摩活动。除年会外，还以不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专题研讨会的形式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如中语会的“中语西部行”“中语走基层”“语文报杯”“中语杯”“为中国未来而读”阅读高峰论坛等活动，小语会的“阅读教学观摩研讨会”“青年教师阅读教学观摩活动”“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小学语文教学观摩交流”等活动，都深受广大一线语文教师的欢迎。
（三）开展语文教育调查
本期的主要特点是：（1）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扫除文盲、进行文字改革、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等政治任务，有力地推动了语文教育教学发展。（2）语文工具论成为语文教育教学的指导思想。（3）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试验，因照搬苏联模式造成“水土不服”，后引起争议而中止。（4）语文教育受政治影响愈演愈烈，直到“文革”爆发，受到严重冲击。
（四）语文教育大讨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教育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语文教育由强调“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逐渐沦为考什么教什么的应试教育，学生负担越来越重，引起社会反思与批判。1996年《中国教育报》组织“关于学生汉语文水平滑坡的讨论”。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发表“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一组文章，以此为标志，社会上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语文大讨论。讨论成果集中反映在王丽主编的《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1998）和孔庆东等主编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1999）里。对语文教育的批评意见主要有：语文教材陈旧落后，语文教学高耗低效，语文考试荒谬绝伦，等等。其中有许多很好的意见，表现了作者对中国语文教育的高度热忱。但有些文章借讨论语文教育改革之名，散布错误言论，全盘否定中国语文教育取得的成绩，甚至说“误尽苍生”“祸国殃民”“培养听任流氓语言支配的奴隶和奴才”等。面对批评，时任中语会理事长刘国正发表《提倡科学态度，反对危言耸听》（1998）。人教社、中语会、小语会以及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及时组织召开研读会、座谈会，并以“钟晓雨”的名义出版《问题与对策：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2000）。《求是》杂志发表钟易之《语文教育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2000）。
（五）语文新课改
1999年，教育部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八次课程改革。这次课改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分两步走：第一步，对正在使用的课程方案、教学大纲和教材进行修订；第二步，研制新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编写新教材。2001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2011年出了修订版），2003年颁布《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与课标配套的语文教材，小学12套，初中、高中各7套。这时，教材建设“一纲多本”的负面影响开始逐渐显现，给一线教学、教研和教材管理带来问题甚至混乱，导致利益分割中的无序竞争（顾之川2009）。某些地方教材出现政治性或民族宗教问题，引起中央关注，才有后来“部编本”“统编本”语文教材出现。
（八）语文报刊
1.老一辈语文教育家语文论著的整理。如：《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1980），《叶圣陶教育文集》（1994），《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2014）。吕叔湘《语文常谈》（1980），《吕叔湘语文论集》（1983），《吕叔湘论语文教学》（1987）。张志公《语文教学论集》（1981），《张志公文集》（1991），《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选》（1995），《张志公自选集》（1998）。《陈望道语文教育论集》（1997）。“三联精选”文库收录朱自清《经典常谈》《论雅俗共赏》、朱光潜《诗论》、唐弢《文章修养》、吕叔湘《语文常谈》和陈原《在语词的密林里》（1998）。“跟大师学语文”丛书，收入夏丏尊、刘薰宇《文章作法》，夏丏尊、叶圣陶《文话七十二讲》《文章讲话》，叶圣陶《怎样写作》《语文随笔》（2007）。《叶圣陶集》（26卷，2004），《吕叔湘全集》（19卷，2002），《吕叔湘文集》（6卷，2004），刘国正《刘征文集》（8卷，2000）。
2.课程教材研究。如李伯棠《小学语文教材简史》（1985），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1992），陈国雄《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学语文课本的编写》（1993），顾黄初、顾振彪《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朱绍禹、庄文中主编《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丛书·本国语文卷》（2001），洪宗礼等主编《母语教材研究》（10卷，2007），闫苹等主编《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介》和《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课文选粹》（2009），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著《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总论卷/小学语文卷/中学语文卷》（2010），等等。
3.语文教育及新课改论著。如刘国正、顾黄初、章熊主编“中国语文教育丛书”（6卷，1997），林治金主编“20世纪中国小学语文教育丛书”（5卷），顾黄初、顾振彪主编“21世纪语文教育文库”（5卷，2001），王宁《汉字教学的原理与各类教学方法的科学运用》、章熊《思索·探索——章熊语文教育论集》、巢宗祺等《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解读》、倪文锦主编《语文教育展望》（2002），倪文锦《小学语文新课程教学法》《初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法》、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钱理群《语文教育门外谈》（2003），巢宗祺等《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潘新和《语文：表现与存在》（2004），王宁《语文教学与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章熊《中学生言语技能训练》、钱理群等《对话语文》、王荣生主编《语文教育研究大系：理论卷（1978～2005）》（6卷）、崔峦《求是·崇实·鼎新——崔峦小学语文教育文集》（2005），王尚文《语感论》（2006），孙绍振《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2007）、《名作细读》（2009），等等。
4.语文教学研究论著。如吕叔湘《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1978），《中国语文》编辑部《语文教学问题》、蒋仲仁《语文教学三十年》《语言规律与语言教学》（1979），瞿葆奎主编《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1980），吴立岗译《苏联的作文教学》（1982），查如棠等《袁瑢语文教学三十年》、高惠莹等《霍懋征语文教学经验选编》（1983），刘国正主编《我和语文教学》、刘国正等主编《语文教学在前进》、李吉林《训练语言与发展智力》（1984），张志公等主编《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1990），刘国正主编《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中学语文卷》、杨再隋主编《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小学语文卷》、施仲谋《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语文能力测试与比较》（1996），章熊《21世纪语文教学的展望》（1997），张定远主编《中学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教育思想精粹》（1999），于漪、刘远主编《名师讲语文》（2007），等等。
5.语文教育史研究。如陈必祥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1987），张隆华主编《中国语文教育史纲》，顾黄初、李杏保主编《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1991），林治金《中国小学语文教学史》（1996），潘新和《中国现AI写作作教育史》、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1995）》（1997），北京市语文教学研究会《北京市中小学语文教育50年》（1999），张隆华等《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顾黄初、李杏保主编《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2000），李杏保等《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张鸿苓等主编《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2001），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2011），等等。
语文教学实验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红领巾》教学实验”、南京斯霞“分散识字法实验”、辽宁北关实验学校“集中识字法实验”、北京景山学校“语文教学整体改革实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吕敬先“小学生语文能力整体发展实验”等。
本期教学实验异常活跃。中学语文教学实验有上海育才中学的语文教学改革、于漪的情感教学、章熊的语言—思维训练、钱梦龙的“语文导读法”、刘朏朏和高原的“三级作文训练”、张孝纯的“大语文”教学、蔡澄清的“点拨”教学、欧阳代娜的“初中语文能力基本过关”试验、宁鸿彬的“卡片”辅助教学、陆继椿的“一课一得，得得相连”、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和自学能力培养等；小学语文教学实验有黑龙江“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改革实验、李吉林的情感教学、丁有宽的读写结合教学实验、辽宁东港市实验小学的韵语识字教学实验、上海一师附小的愉快教育实验等。这些教学实验都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闽东是福建省宁德市的俗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且独具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曾在《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一文中指出：“一定要把握闽东的闪光之处：畲族文化是一个闪光点；闽东是老区，有长期的斗争历程，也是一个闪光点；闽东人民现在正在抓紧机遇，脱贫致富，这又是一个闪光点；闽东的山海交融，风景独特，这也是一个闪光点。”[3]他还提出可以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让人们好好认识一下闽东文化的闪光点。
（六）主要研究成果
语文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必然要求有交流发表平台，一大批语文报刊应运而生。如《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72）、《语文教学通讯》（1978）、《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作文通讯》（1979）、《语文战线》《语文报》《小学语文教师》《小学生作文》（1981）、《小学语文教学》（1982）、《中学生阅读》（1984）、《语文周报》（1989）、《小学阅读指南》（1993）、《语文教学周报》（1996）等，都有力推动了语文教育的发展。
本期的主要特点是：（1）拨乱反正、文道统一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重新确立语文工具论的指导地位，培养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能力成为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2）一批语文大家如叶圣陶、吕叔湘、朱德熙、张志公、刘国正等振臂高呼，发挥了号召和引领作用。（3）全国中语会、小语会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4）广大语文教师教学改革与研究热情高涨，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教学成果和教学名师。
三、复兴期（2012～2019年）：语文教育迎来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把教育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同志先后视察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北京八一学校，主持召开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会议、全国教育大会，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系统回答了中国教育事业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这为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三）语文教育研究与讨论
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6年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启用语文新教材；2017年中央发布《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发布《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19年中央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语文教育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稳健迈入全面复兴时期。
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精神为指导，努力探究中国语文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吸收国外母语教育的经验，探究提高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途径与方法。
香菇出菇季节不但需考虑市场，更需结合适宜的季节出产优质菇。王院村一级与二级菇出菇率达90%，一级菇占71%，且在5—6月鲜菇的市场价有所提高，认为5～6月非常适合作为辽抚4号的出菇季节。王院村采用袋内出菇的方式，存在袋内出菇、憋菇的现象，管理存在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鲜菇出产的总产量。在山区环境5～6月的日夜温差较大，空气湿度高容易促成菌丝成熟的香菇菌棒出菇。因此，在该地区采用脱袋出菇的方式可能更适合当地香菇生产，如果采用袋内转色的方式，养菌时间不能太长，避免温差刺激、光线、震动等催菇方式[4]，若不经过转色在袋内形成大量菇堆积，袋内菇易畸形、长势弱。
PROVENTIA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芬兰的科技公司。它致力于为发动机、机器设备与车辆行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PROVENTIA公司的排气后处理系统助力内燃机满足不断提高的环保法规的要求。其中，柴油发动机微粒过滤器、选择性催化还原与尿素混合技术在业界享有盛誉。公司还设有模块化测试实验室，用于开发并测试发动机、动力系统、混合动力系统以及电池产品，已达到相应技术要求。
本期语文教育复兴的标志性成就主要有：
（一）修订课程标准颁布
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明确指出：“基础教育课程承载着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思想，规定了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是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在立德树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这就从顶层设计上强调了语文学科的重要地位，明确新时代语文教育，必须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做文章，发挥语文学科的独特优势，使立德树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语文教育落地生根，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为。在内容上，语文课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的3个组成部分：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革命文化，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学习要求上，着眼于提高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
（二）统编语文教材开始使用
统编语文教材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在教育部的直接组织领导下，2012年启动编写。从2016年秋季起，在使用人教版小学、初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地区开始使用。因为当时其他版本的同类教材仍在使用，为了区别于原来的“人教版”，这套教材被称作“部编本”。从2017年秋季起，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精神，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根据国家教材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修改后，由“部编”变为“统编”，在全国所有地区小学、初中起始年级使用，逐册替换原来的各版本同类教材。从2019年秋季起，小学、初中将全部使用统编语文教材。高中语文统编教材也将在部分省市试用，并将在2022年实现高中语文统编教材全覆盖。
统编语文教材坚持守正创新，锐意改革。在价值追求上展现新担当：坚持立德树人，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优良传统，遵循语文教育规律；贴近时代需要，提高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坚持文质兼美，强调典范性和高品位。在语文品格上实现新作为：强化语言文字运用意识，加强语文与生活的联系，突出自主探究的读写体验，注重培养阅读方法和阅读习惯，积极倡导少做题、多读书。读书为本，重视经典，尤其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外国优秀文化。
（三）高考语文改革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高考考试内容改革要“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017年9月，中央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在培养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中，强化学生关键能力培养。引导学生具备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学会学习、语言表达和文字写作的素养，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创新能力，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和创新思维，养成创新人格，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大胆尝试、创新创造。”因此，近年来的高考语文试题，坚持守正创新，注重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通过现代文阅读、古诗文阅读、语言文字运用和写作的形式，将语文核心素养有机融入“一核四层四翼”高考评价体系，聚焦立德树人，引领素质教育；鼓励独立思考，培养创新意识；立足核心素养，突出语言运用；鼓励个性特长，提高综合素质。
（四）语文教育研究
1.语文教育经典论著整理。如饶杰腾主编“民国国文教学研究文丛”（5卷，2016），商金林编《夏丏尊教育文存》（2016）、《叶圣陶甪直文集》（2017）、《朱自清教育文存》（2018），徐林祥主编“百年语文教育经典名著”（15卷，2018），顾之川主编“文心经典”作文丛书（27种，2016～2018），等等。
（4）区块链层：系统的去中心化数据库，存储系统交互产生的数据信息。其中，网络层承担信息通信，产生新区块，维护区块链网络稳定运行；数据层保存着整个系统所有上传下载的关键信息。
2.语文教育教材研究。如温儒敏《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以及二集、三集（2010～2016）和《温儒敏谈读书》（2019），李斌《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1912～1949）》（2012），章熊《和高中老师谈写作教学》（2012），顾之川《顾之川语文教育论》（2013），《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修订本）》（2015），苏新春主编“20世纪基础教育语文教材语言研究”丛书（2016～2018），顾之川《顾之川语文教育新论》、曹明海《语文教学语用论》、李斌《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2016），顾之川《语文工具论》、徐林祥《语文美育学》、郑桂华《写作教学研究》、张伟《语文学习质量评价论纲》（2017），苏新春主编《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郭戈《我国统编教材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经验》（2019），等等。
3.语文新课程研究。如王宁《语文核心素养与语文课程的特质》（2016），张传宗《论语文学科如何深化改革》《语文学科理论的两个“基本”和三个“带动”》（2017），王宁等主编《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解读》、王宁《新语文课标是语文老师实践经验的总结——兼谈顾德希老师的语文教学经验》《引领语文课程改革走进新时代》《谈谈语言建构与运用》、雷实《语文课程设计的文化开放》、顾之川《迎接语文教育新时代》《高考语文如何落实核心素养》（2018）等。
（五）语文教学研究
（3）在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围绕“中国制造2025”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核心任务，在金融方面，山东省政府应加大制造业发展的支持，以促使制造业结构进一步改变、提质增效和升级转型。同时，山东省政府还应该积极发展并逐步改进有利于建设制造强省目标的多元金融体系，发挥好银行机构的业务优势，以产生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协同效应。
福岛事故后，日本所有核电机组均陆续停运。若要重启，不仅需要通过规制委的安全检查，还需要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可。即使这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核电机组还可能因地方法院的裁决而不能重启。例如，由于广岛高等法院2017年12月发布暂停令，已重启运行的伊方3号机组不得不停运。
如顾黄初《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外集》（2013），钱梦龙《教师的价值》（2015），钱梦龙著、彭尚炯编选《钱梦龙经典课例品读》（2015），任彦钧、刘远、师国俊编《新世纪语文名师教学智慧研究（小学卷）/（中学卷上）/（中学卷下）》（2017），于漪《于漪全集》（2018），顾之川主编《名师语文课·小学卷/初中卷/高中卷》（2019）等，展示了语文名师的深邃教育思想和独特教学风格。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于漪作为教育界唯一代表，获得“改革先锋”称号，获颁“改革先锋”奖章。
本期虽然时间不长，但已凸显以下特点：（1）党的领导和国家重视确定了语文教育的重要地位。中央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把语文学科认定为“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学科，不仅传授语文知识和技能，还负有传递甚至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语文教材实行统编，语文教育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充分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确保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正确，充分发挥语文教育在立德树人上的作用，书写语文教育“奋进之笔”，建设中国语文教育强国，语文教育工作者任重道远，但前景可期。（2）语文教育教学研究日趋活跃。吕叔湘当年曾提出，中语会除全国性的会议外，可以多组织一些区域性的语文教研活动。近年来，除全国性的“语文报杯”“中语杯”“为中国未来而读”“创新作文”“叶圣陶杯”等语文教研活动外，“长三角语文圆桌论坛”“中南六省区语文年会”“闽派语文论坛”“苏派语文论坛”等区域性语文教研活动非常活跃，尤其是学习语文新课标、践行语文教学新理念蔚然成风，有力推动着语文教育教学研究向纵深发展。（3）科技进步给语文教育带来新气象。互联网、大数据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突破了课堂、学校、求知的传统边界，对师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谁赢得了互联网，谁就赢得了青少年。语文教育工作者主动适应这一变化，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语文教育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相融合，使语文教育资源联网上线，增强了语文教学的时代感和吸引力，也给语文教育教学带来新气象。很多教师借助互联网开办公众号，聚集人气，活跃思想，创新了语文教研的形式方式，如正道语文、语文湿地、诗意语文、余映潮语文名师工作室、张玉新语文名师工作室、曹公奇语文名师工作室等，既是语文教师学习交流的平台，也成为进修提高的有效途径。
放眼未来，审视语文教育，目前中国语文教育还存在以下缺憾：（1）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与语文教学实践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是课程标准、教材、教学与高考中考脱节；二是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语文教学脱节，缺乏“一条龙”的整体设计；三是语文教育理论界的理论研究、教材编写、教师培养与中小学教学实际脱节。（2）语文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有待加强。中国古代语文教育、近代语文教育以及当代语文教育的“家底”还不很清楚，有哪些经验值得继承，有哪些教训值得吸取，特别是对今天的改革有什么作用和价值，还缺乏深入研究。语文教育与人的成长规律、教育规律和教学规律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语文教育是否有“理”可循，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学生语文能力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是什么，理想的语文教材什么样、怎么编，什么样的教师才能胜任语文教学，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3）语文教育发展很不平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各地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发展很不平衡，在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生源质量、教师待遇、语文教育研究氛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差异尤其严重。按照新时代发展理念，如何让这些地区的语文教育共享发展、协调发展，解决这些地区人民群众对美好语文生活的期待同语文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语文教育改革的红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4）语文教育面向世界与未来准备不足。中国已确定在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重在人心相通，尤需语言先行，汉语国际传播与交流将日益广泛，汉语的国际地位将更加凸显。语文教育如何顺此大势，促进各国学生增进互相了解，树立世界眼光，激发创新灵感，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语文如何走出去，坚守中国语文立场，讲好中国语文故事，发出中国语文声音，传播中国语文经验，建设中国语文教育强国……都需要扎实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四、问题思考
语文是人际交往的工具，是文化传承的桥梁，是审美体验的载体。作为教授中华民族通用语的学科，语文具有较强的基础性、工具性和综合性特点，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无处不在。语文教育研究必须站在国家与民族的高度审视语文教育现状，以全球化视野关照古今中外的语文教育。既要有理论高度，又要有实践力度。要继承优秀的语文教育传统，汲取成功的语文教育经验，为中国未来语文教育提供可供参照的方案。语文教育如何遵循语文教育规律，改革创新，需要厘清和把握一些基本问题。
（一）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语文教育在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过程中，同时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固本培元的神圣使命，要在“培根铸魂”上下功夫。要让学生通过学习语文，热爱并学好用好祖国的语言文字。语文教育要为提高国民语文素质而努力，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使其满怀激情地学习语文，得心应手地运用语文，充满乐趣地享受语文，进而热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基因，树立语文自信、教育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语文教育研究必须扎根在中国大地上。中国语文教育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从孔夫子到叶圣陶，积累了丰富的语文教育思想，一代代语文名师创造了鲜活有效的教学经验，推进语文教育现代化，不能离开对传统教学经验的研究与继承。简单移植或盲目搬用外国理论和经验，容易造成水土不服。20世纪50年代汉语文学分科实验以失败告终；新课改初期过分强调“芬兰经验”，一些地方教材压缩古诗文比例，甚至出现“去中国化”问题等，曾给人们带来思想上的混乱。语文教育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立足当代中国，植根神州大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表现中国价值，展示中国力量。
（三）人文教育是通识教育，不是语文教育特有的任务。新课改以来，有人主张中小学语文教育应该是一种人文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征。”其实，工具性是语文特有的任务，人文性是各学科共有的任务，二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也不宜相提并论。应明确语文课的工具性目标，主要任务是培养和提高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关键能力，即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当然，在学习过程中，语文课要自觉注重人的发展和人格塑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文道统一”。
（四）语文教育主要是学习语言文字的表达应用。在信息发达、人际交往日益频繁的当今时代，语文教育要着眼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包括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口语表达和文字写作能力，形成良好语感，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能根据具体的语言情境和不同的交际对象，运用口头和书面语言文明得体地进行表达与交流。以往中国语文教育普遍存在“重文轻语”现象，为学生未来计，语文教育教学必须做到“文语并重”。
（五）语文教育需要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但不是为了培养文学家。中小学生喜欢阅读文学作品，语文教材中适当选一些文学作品是必要的。但必须明确，文学教育只是语文教育的一部分，不是语文教育的全部。人人都需要一定的文学素养，但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文学家。大学毕业生也不一定都要创作小说诗歌，但一定得学会写工作生活中常用的文章，而且要文从字顺，逻辑性强。与文学类文本的欣赏与写作相比，实用类、思辨类文本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应用范围更广，实用性也更强，对学生未来发展也显得更加重要。
回顾中国语文教育7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仅对语文教育前辈和名师充满敬意，也对语文教育改革创新成就感到自豪。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交流日趋广泛，读写听说应用日益普遍，对语文素养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科技进步，对语文教育提出了新挑战、新任务。语文教育工作者肩负着新使命，任重道远，理当对中华民族通用语心存敬畏，勇于担当，主动适应时代和社会变化，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改进语文教育，创新教材编写，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改革考试评价方式，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新时代，语文教育必将在立德树人和培养语文能力上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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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编辑部 1979 《语文教学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eventy Years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New China
Gu Zhichuan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inception stage, reform stage and rejuvenation stage. In the inception stage (1949-1977),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as a political mission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nd an array of corpus and status planning endeavors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ten characters were made (e.g. publication of Hanyu Pinyin romanization system,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romo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The Chinese language was mainly conceptualized as a tool. However,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used severe damage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reform stage (1978-2011),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as brought back to order, and many eminent educators and scholars participated in the public discuss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chools. Moreover, a national-wid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urvey was conducted and several rounds of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reform were carried out in this period. The rejuvenation stage (2012-2019) witnessed the adoption of a new Chinese language syllabus and curriculum, and reg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w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active. In view of the merits and problems in the past seven decade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till assumes a paramount role in nurturing good virtues and characters and developing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New China;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urriculum and textbook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4-0038-11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403
作者简介： 顾之川，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电子邮箱：guzhichuan@263.net。
* 本文为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8年度重点项目“大中小学语文教材建设统筹规划研究”（ZD1135-73）阶段性成果。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责任编辑：丁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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