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及其著作对朝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著作论文,王世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世贞（1526—1590）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是明代“后七子”的代表，曾独主文坛20年。张廷玉《明史》称：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卷287《王世贞传》）
天下文人皆奔走于王世贞门下，王世贞对此非常看重，尤重视提携后进，奖掖不遗馀力。陈继儒称之：“公之奖护后进，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出。”（陈继儒《眉公杂著·见闻录》卷5 《王元美先生墓志铭》）王锡爵亦赞之：“尤好以文字奖掖人，后生初学每得公一言品题，一面倾吐，则或希声射影，传相引重……以故人皆归心。”（王锡爵《王文肃公文草》卷6 《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王世贞作为文坛领袖，对后学有循循长者之风，故在文坛有极高的威望。
王世贞的文集主要有《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弇州山人续稿》207卷。所谓四部者，即赋部、诗部、文部、说部。《四部稿》说部凡七种，即《札记内篇》、《札记外篇》、《左逸》、《短长》、《艺苑卮言》、《卮言附录》、《宛委馀篇》，乃是王世贞为郧阳巡抚时自行刊刻的。《续稿》只有赋、诗、文三部，而无说部。《四库全书总目》称：“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其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则‘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指出王世贞文集之富、学问之博无人可及。但有人因此而批评王世贞学问太杂，《四库全书总目》则言：“然世贞才学富赡，规模终大，譬诸五都列肆，百货具陈，真伪骈罗，良楛淆杂，而名材环宝亦未尝不错出其中，知末流之失可矣，以末流之失而尽废世贞之集，则非通论也！”（《四库全书总目》卷172《弇州山人四部稿》提要）这样的论断，可谓公允。
王世贞的史学著作甚多，最重要的明史著作则是晚年编订的《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和董复表编选的《弇州史料》等。《弇山堂别集》，乃王世贞生前自编最为重要的明代史书，100卷。编成于万历十八年三月左右。卷1至卷19分别为《皇明盛事述》5卷、《皇明奇事述》4卷、《皇明异典述》10卷； 还有《史乘考误》从卷31到卷64，是帝王、宗藩、百官诸表，一共72目，把嘉、万以前的有关行政机构及政治制度加以勾勒出来。末为《考》，分12目36卷，举凡皇帝亲征、巡幸、赏赐、诏令、谥法、兵制、市马、科举、宦官等史实都有较详的叙述和考证。是书包括了王世贞最重要的明史篇章。《弇山堂别集》虽自成整体，而各部分相对独立，写成时间亦早晚有别，它是王世贞晚年将其最重要的明史著作汇编而成的。因为王世贞无法完成其计划中的明史，所以晚年将最为重要的部分编成一部类似于纪传体的“别集体”史书。
《史乘考误》是王世贞的明史考证代表作。王世贞很早就开始动手收集资料，加以考辨了，因为此书原为《四部稿》说部之一部分。初刊于万历五年（1577），考史料191条，题为《野史家乘考误》3卷。后来又加入了对“国史”实录的考辨，而且进一步扩大对野史、家乘的考辨范围与深度，《弇山堂别集》中将其扩充为11卷，共考辨史料370馀条，较之原来的增加了近一倍。而且在内容上，做了较大的改动，也大大提高了其学术价值。董复表编《弇州史料》，将其录入《后集》，几乎一字未改。《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史评类存目具录此书，言：“是书一曰《二史考》，凡八卷。二曰《家乘考》，凡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卷90《史乘考误》）较现存的《别集》所录少一卷，其《家乘考》是3卷而非2卷。笔者比对了《弇山堂别集》与《弇州史料》中的《史乘考误》，内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弇州史料》将《家乘考》分为两卷，而《弇山堂别集》分为3卷， 但所收录的史料条文并无差别。王世贞在收集资料的同时，即进行史料的考辨，体现一位史家的基本素养，也反映出王世贞著史求真的风范，是为他撰纪传体国史作准备。在考辨过程中，他对明代国史、野史、家乘的优劣短长，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也总结出考辨诸史的总原则。他说：
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吾于三者，豹管耳。有所见不敢不书，以俟博洽者考焉。夫家乘是而疑誉者，吾弗敢擿也；野史非而疑毁者，吾弗敢救也。其龃龉而两有证者，吾两存之。其拂而核者，吾始从阳秋焉。鄙人之途听而诞者也，纤人之修郄而诬者也，则弗敢避矣。（《弇山堂别集》卷20）
也就是说“国史”、“野史”、“家乘”，各有优劣，互有短长，所以王世贞考证之时，尽可能地扬长避短，以“国史”之长去辩证野史、家乘之非；以野史之长去揭“国史”之讳。凡家乘之称是而有夸耀嫌疑者，野史非难而有诽谤之意者，道听途说荒诞不经者，任意妄为、肆意诽谤者，皆是其纠谬之对象。若两说矛盾，又无法求证者，则二者并存，表现了一种认真求实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
《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也是王世贞晚年编订的关于明代政治制度十分重要的史书，全书8卷。此书将嘉靖到万历初年的内阁首辅都包揽进来，始于杨廷和， 包括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终于申时行。这一时期内阁首辅能人甚多，王世贞根据他们的作为与品行给予适当的评价。有褒有贬，既能肯定其长处，亦不讳忌其短处，评断人物较为客观。这部书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而是一部很有深度的关于嘉、万时期政治史的专著，是一部将制度史、政治史、人物传记结合起来研究的成功之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
正因为王世贞著述甚丰，成就卓著，故而他在明代文、史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学上，独主文坛20馀年，而在史学上，他是研究明朝当代史最为重要的史家。万历以后的明史专家，沈德符、焦竑、张萱、朱国桢、谈迁、钱谦益、潘柽章、傅维鳞等人，皆或多或少受到王世贞的影响。即如焦竑，曾在万历年间，与陈于陛同修国史。后编成《国朝献征录》120卷，是书采录有明一代名人事迹，其体例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以下，各官分类标目，其无官者则以孝子、义人、儒林、艺苑等目分载之。自洪武迄于嘉靖，搜采极博。而最为重要的嘉靖、万历时期的首辅人物严嵩、徐阶、张居正等人，则只采录王世贞所写的传状资料。在《国朝献征录》中采录王世贞所写的碑铭传志达75篇之多。又如胡应麟，与王世贞的私交甚笃，诗文、治学都深受王世贞的影响。而清官修《明史》，在体例、史料、有关人物传记和明史疑案上都参考了王世贞的著作。
王世贞的影响不只是在中国，在明、清时代的周边国家亦十分有影响。尤其是在李氏朝鲜王朝（1392—1910），影响十分明显。朝鲜是明、清两朝关系最为密切的藩属国，与中国文化上的渊源关系也最近。王世贞作为明代的文、史大家，在朝鲜颇有影响力。朝鲜使臣每出使北京之际，总是想方设法搜罗大批中国书籍，而王世贞的书总是其刻意搜求的目标。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记载，其言朝鲜朝贡：“皆妙选文学著称者充使介，至阙必收买图籍，偶欲《弇州四部稿》，书肆故靳之，增价至十倍，其笃好如此。”（《万历野获编》卷30《朝鲜国诗文》）《李朝实录》中亦有提及王世贞文集的史料。万历四十三年（1615）闰八月，朝鲜国王光海君接见冬至兼陈奏使闵馨男与副使许筠，谈及王世贞文集之事，具体如次：
王曰：“王世贞所述，何册耶？”许筠曰：“弇山集也。”王曰：“此集中朝盛行耶？”闵馨男曰：“王世贞文章大家也，家家皆有之矣。”王曰：“王世贞文集，可以刊改耶？”许筠曰：“礼部之准请与否，未可必也。”闵馨男曰：“准请之事，事在中朝，未可从心所为也。”（《李朝光海君日记》卷94，光海君七年闰八月己酉）
可见，朝鲜国王光海君都注意到了王世贞的文集，而且有意“刊改”之，这反映了王世贞影响之大。由于朝鲜使臣刻意搜求，即便如今，在韩国的许多图书馆还藏有明清刊刻的王世贞的著作，其中，还真有朝鲜王朝刊改的王世贞文集。据韩国汉城大学中国史教授金学主、吴金成编的《明清人文集目录》（汉城：学古房出版社，1988）所统计的，明清刊刻的王世贞著作包括《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弇山堂别集》、《读书后》等有近20部，藏于汉城各大学图书馆内，其中以藏于奎章阁的最多。奎章阁原是朝鲜王朝王室图书馆，1776年，朝鲜国王英祖时期建立的。朝鲜王朝时期，朝鲜燕行使出使北京，总是想方设法购买中国书籍，回国后大多收藏在奎章阁。奎章阁现属于汉城大学，王世贞的著作有近一半藏于奎章阁。这些王世贞的著作大部分是明清时朝鲜使臣购买回来的。朝鲜不仅搜罗明清刊刻的王世贞书籍，还特别刊刻一种《皇明大家王弇州文抄》1卷1册，还将茅坤（1512—1601）与王世贞的文章合刊为《茅鹿门王弇州二大家文抄》一册。可见，朝鲜对王世贞之重视。
王世贞的诸多著作被传入朝鲜，而朝鲜儒林上下对于王世贞著作也十分熟悉，以至于他们谈及明代的某些地方或人物时，都举王世贞文集的记载为例。即如1644年清兵入关，朝鲜昭显世子当时为人质，随多尔衮进入北京，最初选定世子馆所在北京广仁街西路边闾家，即隆庆皇帝驸马万炜子家，虽然“其家舍结构宏丽，而庭除狭隘，我人马绝不得容接”，遂告知多尔衮，两天后，就迁至隆庆皇帝驸马侯拱辰府第，“其宏杰殆非闾里家所比，墙内有石假山，山上建一小阁，登临可以俯瞰长安矣”（《沈馆录》卷7）。《李朝实录》记载朝鲜使臣向国王汇报世子在北京的住所时称：“清人入北京后，事机甚密，不能详知。……以大家一区定为世子所馆处，即隆庆皇帝驸马侯姓人家也。以五月十三日移寓，诸从者及军兵等，始许入城陪卫。……所谓侯姓人，即王世贞文集所载侯拱辰是也。”（《李朝仁祖实录》卷45，仁祖二十二年六月戊午）朝鲜大臣在上报国王的文书中，竟然以王世贞文集的记载为佐证，可见，他们对于王世贞的著述熟悉到何种程度。不过，据考订《明史·公主列传》载侯拱辰事迹，曰：“寿阳公主，万历九年下嫁侯拱辰，国本议起，拱辰掌宗人府，亦具疏力争，卒赠太傅，谥康。”而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记载的是石拱辰，石拱辰是王世贞的朋友，《四部稿》中收录与石拱辰多封往来书信。《四部稿》中却无侯拱辰的记载。而《弇山堂别集》卷36中载录：“万历九年，□□（寿阳）长公主下嫁驸马侯拱辰。”朝鲜使臣似乎将石拱辰与侯拱辰弄混了。即便这样，以王世贞的文集说事，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对王世贞的文集十分熟悉。
不仅如此，各种野史关于王世贞的传说也相当多，有一则史料竟如此演绎王世贞的生活：
王世贞一生攻文章，居家有五室。妻居中堂，四屋各置一妾。其一室置儒家文籍，有儒客至，见于其室，讨论儒书，其室之妾备礼食待其客。其一室置仙家书籍，有道客至，见于其室，讨论道书，其室之妾备道家之食待其客。其一室置佛家书籍，有释客至，见于其室，讨论佛书，其室之妾备释家之食待其客。其一室置诗家文籍，有诗家至，见于其室，讨论诗家，其室之妾备诗人之食待其客。各于宾主所置纸笔砚，常以书辞往复，未尝言语相接，客去遂编而成书。一日有少时友至，犹尚寒士也。俄而总兵官为亲求碑铭，以千里马三匹、文锦四千匹、白金四千两为润笔之资。世贞为其使者展纸而挥之，以答之书，尽举润笔之资与寒士，不自取一物，其直可数万金。翰林学士朱之蕃，其弟子也。常在世贞客席，有人为其亲索碑文，其行状成一大册，几至万言，世贞一读，掩其卷，命书字的秉笔而呼之，未尝再阅其卷。既卒业，使之蕃读之，参诸行状，其人一生履历年月官爵，无一时或差，其聪明强记如此，非独其文章横绝万古也。（郑明基编《韩国野谈资料集成》，汉城：启明文化社，1992年影印版，第13册之《于于野谈》卷1）
朝鲜王朝的野史笔记中竟然如此神化王世贞的生活与学识，可见，对他可以说达到崇拜的地步。
王世贞的著作被朝鲜使臣大肆搜求，固然可以说是王世贞影响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在朝鲜人所作的明史著作中，王世贞的著作是必备的参考书籍。朝鲜史家李玄锡（1647—1703）汲汲十馀年，作成一部24卷的纲目体史书《明史纲目》，就直接征引了王世贞的史书。他在《记梦说》中，记载其梦见宋濂、方孝孺、丘浚、王世贞等人，询问他的明史撰修状况，“有顷，东（边）弇州先生命持来所撰明史草，余即归家取三十册，裹袱以进”（李玄锡《游斋集》卷19《记梦说》）。在李玄锡等朝鲜史家的心目中，王世贞不仅是个文人，更是一位重要的史家。在以后朝鲜人所撰的几部比较重要的明史著作中，如朝鲜英祖命编的《皇明通纪辑要》、赵澈永的《续明史》、池光翰的《池氏鸿史》，王世贞的著作都是其十分重要的参考资料。王世贞的治史风格、史学论断皆对朝鲜的明史撰修以及朝鲜王朝的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