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少数民族报刊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兴起的历史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北京论文,民国论文,根源论文,报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现代少数民族报业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兴起，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的。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使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反映在新闻事业方面更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报刊数量急剧增长。这个时期是我国又一办报高潮。报刊数量的增长，是我国历次办报高潮到来的一个标志。维新变法时期迎来了我国第一次办报高潮。其显著特点就是报刊数量大。自1896年8月《时务报》创刊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的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地创办报刊达70余种，是此前20多年国人所办报刊的两倍多；且品种多，除综合性报刊外，还出现了专业性报刊、商业性报刊、文艺娱乐性报刊，以及以青年、妇女、儿童等各类社会群体为对象的报刊、图画报刊、白话报刊，其中不少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报刊类型。比如1898年康同薇、李惠仙等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是我国最早的由妇女主编、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报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是我国第二次办报高潮的主流。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新创办的报刊，1901年为34种，1902年为46种，1903年53种，1904年为71种，1905年为85种。这种递增形势，以后若干年更为明显。1906年为113种，1907年为110种，1908年为118种，1909年为116种，1910年为136种，1911年为209种。[1]出版地点已波及到边远地区，如东北地区的奉天（今沈阳）、营口、海城、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还有当今的西部地区，如成都、重庆、贵阳、桂林、兰州、伊犁、西藏等。现代新闻史的第一个办报高潮同样以报刊激增为其鲜明标志。1919年底，汉文报纸由139种增至280种，到1926年底达到628种，各地新出版的报刊约400种之多。它标志着我国又进入了一个报刊大发展的时期。 其次，在新文化运动的百家争鸣中，我国的报刊越办越好，出现了著名的四大副刊[2]，并进行突破性的革新。广泛采用了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倡导新文风。从这个时期开始，较普遍地设置了国外特派员（驻外记者）。瞿秋白在苏联的两年采访活动和周恩来的旅欧通信，深刻报道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的状况，加深了国民对“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的了解；深刻反映欧洲的革命形势，旅欧华人的斗争和中国留学生的艰苦生活。版面分配形式更加多样，一些重要的专辑采用了通栏大标题，编排形式和标题制作更加生动和多样化。更为重要的是，一批无产阶级报刊脱颖而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3年是党的初创时期，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工人报刊、青年报刊、妇女报刊和军队报刊的创办与发展，显示了无产阶级报刊的强大生命力。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中国革命出现空前高潮。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革命报刊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革命纲领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共产党报刊和国民党左派报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得好：“以共产党的《向导周刊》，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化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3]在无产阶级报刊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办报传统已经初步形成，其办报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对民族问题认识的升华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报刊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905年8月20日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员在日本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确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这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因袭了明太祖朱元璋北伐檄文“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传统民族意识。但孙中山把“民族革命”与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解决民生问题结合起来。虽然以推翻满族贵族的统治作为其“民族革命”的宗旨，却并不排斥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一再标榜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即民国元年宣誓就职。他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提出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弊，确定共和”，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财政统一，并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里强调“五族共和”，“五族”同处于统一的中华民国。进而指出各族之间不允许互相“牵制”，尤其是不可仇视满族。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重要政治成果就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由原来混杂的官僚政党变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23日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在这篇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其中在谈到民族主义时明确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里的“中国民族”是指中国各民族之总称，即“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阐明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以求独立解放，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两个方面的区别与联系。所谓“自求解放”即是“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所谓“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也即反对民族压迫。这说明孙中山先生对中国民族问题已有深层次的思考，在认识上已有新的飞跃。 1911年，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八世在沙皇俄国的策动下宣布“独立”，自称“大蒙古黄帝”，年号共戴。这是发生在辛亥革命后不久。1912年10月和1913年10月，哲里木盟10旗王公等在长春两次举行东蒙古王公会议，商讨赞成五族共和、拥护民国，反对外蒙古“独立”相关事宜。1913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又召开西蒙古王公会议，内蒙古西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盟，反对库仑”，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处理，维持民国。”[4]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定宣告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国少数民族也已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列宁领导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更是重新考虑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取无产阶级专政，已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资本私有制度”，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在其创立之始，就明确认为解决中国民族革命的手段就是以武力推翻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二大”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半封建性质。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其实就是“中国民族自救解放”。在中国民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和路线。“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6]这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意识到在帝国主义面前，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然而在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应当废除民族压迫，促进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联合。因此，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总纲领是：“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平等。”这一认识与孙中山于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阐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较为系统的在国内各民族间废除民族压迫、民族歧视以及加强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一时期，国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不断升华，无疑对中国少数民族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7]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对我国新闻业的影响 “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政策的深入宣传，使中国各民族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桎梏中觉醒起来。从1911年（清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新闻事业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困难的时期，但总的趋势是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演变，中国新闻事业的职业化进程加速。不仅加强了新闻报道工作，而且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记者。1925年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邵飘萍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此后，他以《京报》为阵地，宣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供、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京报》刊载《纪念马克思诞辰专号》《列宁特刊》《支持“二七”罢工》等，支持“五卅”运动和“三·一八”爱国反帝运动，协助《向导》《政治生活》等党刊出版，支持党的各项工作。1926年奉系军阀进京，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为罪名，将其诱捕入狱，4月24日被杀于北京天桥。无产阶级报刊诞生之后，更是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为己任。中国共产党党报系统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为广泛、深入，涌现了一批像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真理的战士”，“革命的煽动家”。他们的文章“浑身就像火烧一样发热”。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可谓“万代楷模”。随着无产阶级报刊的产生与发展，无产阶级新闻学也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对于党报党刊的领导十分重视，自1921年“一大”起，到1927年4月以前，由中共中央发布的有关文件就有11件[8]，每件的内容都强调办好党报党刊的重要意义，及其对革命的影响。这不仅推动了党的新闻事业和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而且也为创办和发展少数民族新闻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尤其是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之后，民族报刊和党的民族文字报刊更加迅速发展。 四、少数民族报人的历史贡献 现代少数民族报业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发展再次证明少数民族的聪明才智，他们在轰轰烈烈的办报活动中，为革命报刊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我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仅在广西就有赵秉寿、高孤雁等人，他们参与并主持创办在广西或国内乃至国际上一些知名报刊，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赵秉寿【1896年—1931年】，壮族，广西田东人。又名赵璧，号如洋。1926年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曾任红七军机关报《右江日报》编辑、红七军一纵队宣传科长。参加北上，任湘赣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宣传部长。1931年在战斗中牺牲。 高孤雁【1898年—1927年】，壮族，广西龙州人。记者、作家、诗人。原名为高炳南，字文客，笔名冥飞。1919年毕业于滇南道立中学。1923年起任龙舟下冻高初两等小学教师，该校在其倡议下改名赤光学校。他倡导学生订阅《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1924年12月后常与恽代英通信，在恽代英指导下成立读书会。1925年“五卅”运动后编写《官僚末日》《告劳动者》等革命话剧和诗词，学生上街演唱，游行示威。同年初冬，到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夏受党派遣回南宁，在中共广西省委筹备小组组长、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黄日葵主办的《革命军人》任编辑。他写作《猛攻》等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民1927年3月主编中共南宁地委文艺刊物《杜宇》。1927年4月25日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了《读鲁迅〈呐喊〉四首》、《中元节》、《和春泥诗意》等诗词。遗作有《寒灰室诗集》《落叶》诗稿和手绢诗共百余首。9月26日被杀害。 张报【1903年—1996年】，壮族，广西扶南（今扶绥）人。原名莫国史，又名莫震旦。先加入美国共产党。曾任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29年至1932年任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常委及机关报纽约汉文《先锋报》周刊常委兼主编，因宣传革命而两度入狱又两度获释。1932年10月抵莫斯科，更名张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5月创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报》周刊，任副主编。该报同年年底改名《救国时报》，行销43个国家，后与美国《先锋报》合并，1936年改日刊。1938年2月因苏联肃反扩大化而被捕入狱，后被流放近18年。1955年11月获平反。1956年回到北京，在新华社对外部俄文组任组长。1963年调到中共中央马恩列思著作编译局，翻译《毛泽东选集》及其它重要文献。1982年11月离休后任野草诗社社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除前面提到的广西的少数民族报人外，这个时期较突出的少数民族报人还有金剑啸（1910年—1936年），满族，沈阳市人。原名金承栽，号培之，又名梦尘，剑啸是他的笔名，其他笔名还有健硕、巴来等。1910年出生于一个刻字工人家庭，3岁随父移居哈尔滨。他自幼酷爱艺术，中学时期已接受革命思想，参加罢课斗争，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28年12月12日《晨光报》复刊，主编副刊《江边》的陈凝秋等从来稿中发现时年不足二十岁的金剑啸，1929年推荐他担任了哈尔滨《晨光报》副刊《江边》编辑，继续发表文章揭露和抨击军阀混战及剥削阶级的罪恶生活。如今，我们从《国际协报》文艺副刊《蔷薇》第2期上还能查到他写的《敌人的衣囊》等作品。20世纪30年代到上海，在新华社艺术大学学习，后转入上海艺术大学，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种文艺革命活动。1930年加入少共组织，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回到东北，先后在哈尔滨等地的文化、新闻战线工作，他组织“天马”广告社，维纳斯“画会”，团结了一批左翼文人，扩大阵地，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1933年，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入敌人的报界，在长春《大同报》出刊《夜哨》，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创办《文艺周刊》，不仅扩大了抗日宣传，而且培养了一批革命文化工作者。1936年被捕，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年仅26岁。 历史证明，“五四”运动以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少数民族创办的报刊也跟其他革命报刊一样，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尤其是向警予、刘清扬、郭隆真主持创办的妇女报刊，明确指出了妇女解放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制度的道理。 我国最早的女报是1898年7月间，在戊戌变法的高潮中创办的《女学报》。接着是1905年在北京创办的我国新闻史上第一张妇女报刊——《北京女报》。它们都是以提倡女学，提倡女子教育，反对缠足，主张改良婚姻，破除迷信，移风易俗为宗旨。辛亥革命时期秋瑾创办的《女子世界》《中国女报》和《神州女报》也是以宣传妇女解放、鼓吹民族与民主革命为宗旨的著名女报。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以宣传党的妇女解放、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妇女报刊，最早始于土家族向警予、回族刘清扬、郭隆真主持创办的《妇女周刊》《妇女日报》和《妇女之友》杂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少数民族办报活动走在了时代的前边，为我国新闻事业特别是妇女报刊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是我国报业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