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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农业及农村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是涉及现阶段全国约9 亿农村人口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如果我国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不仅有可能按照预期目标实现基本现代化，而且也将给全球环境建设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农民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从可持续发展与农民问题的角度分析，它既是一个经济与政治的问题，又是一个生态建设方面的问题。在经济方面，我国农民现实的收入水平同广义农业生产发展的规模与质量，以及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农民负担直接相关，并与农村及进入城市农民有限度的就业相联系。在政治方面，农民的合法权益、民主权利和基本的人格尊严都应从政治体制和法律规范上得到尊重和保护。在生态建设方面，同样要以农民为主体展开工作，积极引导农民兼顾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
在如何对待农民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有大量工作要做：第一，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要进一步理顺“利益调整”机制。“利益调整”机制的根本要旨：一是全面搞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大幅度削减名目繁多的费税，尤其要尽快扼止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税费形式无偿向农民伸手的做法。加大这一改革力度的关键是：一方面，农村各级行政辖区要研究受相关法律保护的长期且相对衡定的税种和本地可在一定范围内调节的税收总金额；另一方面，要反腐倡廉，精简地方行政机构，减员增效。二要拓宽农民就业的渠道。如建立无污染或少污染的乡镇企业，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农、林、牧、渔业的发展；由地方政府有计划、有目的的向大中城市选送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村优秀青年，学成一些专门技术后，回到农村进行传、帮、带，拓展农村就业门路。三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制定相对合理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尤其对优质粮食产品要继续实行以保护价收购的政策。“谷贱伤民，谷贵害民”，指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太低，伤害农民；而其售价过高，城镇居民同样难以承受。当前我国农民增收缓慢，除农业与农村本身存在的问题外，与城镇部分居民购买力疲软引发的农副产品卖难不无关系。由此可见，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绝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需要通盘理顺国民经济宏观发展的全局。
第二，进一步强化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实践证明，农民生产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同各级政府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成正比。
第三，尊重农民人格尊严与民主权利，并注重在政策上加以调整。首先，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要树立正确的理念，尊重农民及其家庭成员的人格尊严，彻底扭转以往歧视农民的错误倾向。其二，根据全国各城市不同规模的人口容量，适度放宽对农民进城镇工作的限制；减少以至基本免除对已进入城镇农民子女入学的高额收费，并逐步做到与城镇居民子女在校收费标准相同。其三，充分发挥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积极性。这需要以公正执法作为基础，没有法律的有效保护，少数农村权势者势必践踏农民的民主权利，滥用职权。如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需要做到不是按长官意志或裙带关系，而是真正按当地农民群众的意愿选举自己的当家人。
第四，全面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从现阶段我国人口的城乡分布考察，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远低于城市人口。农村教育的普及和农村劳动力的培训要以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在现代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中，我国急需要一代比一代更具渊博学识，并掌握高科技本领的新型农民在农村、农业及其相关领域去耕耘与发展。
二、农业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第一个50年，我国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约为1.7%，而同期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率约达3.1%，按照国际社会的惯例，如果一个国家的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率能持续高出同期人口的年均自然增长率1 个百分点，农业保障该国人口生命线的功能将是有成效的。我国农业除连续3年经济困难时期外，都基本完成了这方面的任务。
同在这50年里，我国农业在进行大规模物质资料生产的同时，却没能协调好对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农、林、牧、渔各业经营中都普遍存在只顾生产，不惜生态，甚至以大规模破坏生态为代价，求取生产的短暂发展。至此，全面考察我国农业的产出功能，一方面，它较突出地发挥了确保全国人口生命线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半个世纪中，尤其是本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叶，它没能构建出相对优质的“生态产品”－美好环境。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在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农业的发展在上述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水面、林地和草场的面积小，除改革开放后种植产出逐年自给有余外，林、牧、渔业的年产品总量仅能维持全国人口较低水平的消费，而木材等产品由于我国实行了封山育林等生态保护政策，还要部分地依赖国外进口。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多的外资和外国农产品将介入中国市场，这势必在很大程度上缩减农民和农业对本国工业和服务行业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国外农产品的介入，将使我国同类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据此，笔者认为，为适应当前形势变化，就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资本对国家农业及市场的冲击，在我国国民经济第十个五年计划中，要进一步解决好农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第一，加快我国传统农业经营的转轨速度。
首先，从作物种植业、园艺业和养殖业的角度分析，我国政府确在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等多种手段，积极推进粮食的生产，但应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多、单位人工成本低的优势，克服我国耕地少、种植业成本相对偏高的劣势，逐步从以耕地为中心的种植业生产转入到以区域生态平稳为中心的劳动相对密集型的园艺业与养殖业经营。与此同时，提高经营中良种选育和技术创新含量，生产出高品质的畜、禽、鱼、果、花等产品，使农业真正成为具有活力的现代产业，并能在未来国际农产品贸易中与世界强国一争高低。
其次，从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对象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角度分析，在现代农业技术革命逐步趋于成熟的今天，国家和有关农业科研机构要逐步把以“微生物学”为科学基础的农业技术革命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目前看，这一农业技术的攻关基础是高科技的“生物工程”，在我国已初步形成6项产业：即微生物肥料、饲料、农药、食品、 能源及生态环境保护剂。与此战略实施的同期，国家要全面加大宣传力度，并广开科普园地，以期尽早树立对广义农业的经营理念：拓展农业的经营空间，即对陆地、海洋、天空进行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开发，开拓新的生物资源；要把微生物发酵转化为同植物种植业和动物养殖业排列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三业并驾齐驱，逐步形成以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为主体的“三维资源结构”的新型农业经营框架。
第二，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工业及其服务业要充分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转轨的需要，保质保量地生产出适用于各种较高专业水平的农用工业品，并搞好售前、售中与售后的各种专业化服务工作。
第三，搞好农业生态环境利用与保护的关键是培育优良品种，加快高新技术替代现有技术的速度，把农业生态环境的利用与保护有机地统一起来，寓生态环境保护于利用之中。
当前，急待抓好以下工作：
1.促进常规技术改造，培育优良品种：通过对种植业、养殖业和园艺业品种常规培育技术的改造，大力促进粮食、肉类、蔬菜、水果和水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并以这些优质出口商品逐步占领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
2.搞好应用技术立项的研究：按照生态学的一般规律，一个地区的年降水量不足350毫米， 林木群体的年蒸发总量通常大于其年降水总量。当前农村各级政府落实中央的“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政策时，尤要注重因地因水治宜，林草品种的选育与立项栽植要耐旱、耐瘠薄，谨防在贫水地区大面积栽种“地下水抽水机”一乔木林的倾向。
3.积极谨慎地促进高新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如目前我国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企业采用计算机模拟绿色作物的育种，以及有关研究机构利用高新科技手段对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进行的研究，但由于这类转基因产品作用于人体的机理尚不甚明晰，对其上市经营应采取谨慎的态度。
三、农村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角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变迁，重点要全面考察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方面的结构变化。
农村经济结构重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伴随主体产业的结构转型，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二是伴随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农业本身科技含量的日益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将使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三是顺应就业结构的变化，劳动者的收入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他们的收入越来越多地是从非农产业，而不是从农业取得。
农村社会结构显著变化之一，就是伴随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大量农村社区正向城镇社区转变。根据《中国信息报》1999 年9 月14 日发表的统计报告， 目前我国小城镇已发展到55000多个，建成各类专业和批发市场7万多个，年交易额达5000亿元以上。全国现有乡镇企业2000多万家，其中60%集中在小城镇； 农民进入小城镇各类企业的人数达15000万以上， 其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0%以上。另据国家建设部城镇建设办公室截止1997 年底的统计：小城镇住宅建筑总面积34.13亿平方米，文化站、影剧院、图书馆5万个，医院、卫生所5万个，公路总长11.24万公里，自来水厂2.35万个，绿化覆盖率11.58%，园林绿化面积63050公顷。由此可见， 全国农村趋于城镇化的相对快速的发展，以及城镇化在集聚人口，发挥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突出作用方面，已逐步形成了未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主流形式。
农村生态的环境结构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当前我国367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和26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荒漠化， 尤其是后者几乎均在我国农村地区蔓延。水土流失作为土地荒漠化的主要诱因，它和荒漠化的作用实质都将使土壤肥力和土地生产力逐年下降，地表最终演替呈荒漠化趋势。现阶段，全国每年因荒漠化减产粮食30多亿公斤，造成各种经济损失高达人民币540亿元。 二是耕地作为农村和农业经营的根基，它的面积和品质结构正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着逆向演替。中国科学院刘纪远研究员通过对卫星遥感图象的整理与分析认为，80年代以来，我国以近1亿亩优质耕地置换了约1亿亩劣质地。置换是以东北、西北等北方地区对草原和湿地等大规模垦植和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大面积良田被当地初级工业化和相对无序的城市化所挤占为代价的。这一置换结局，不仅使我国人均占有耕地数量在行政辖区分布上更不均衡，而且将直接威胁国家的粮食与生态安全。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确为农业积累和农民增收创造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但这一财富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耗能高、污染重的行业或企业由城市向农村、由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加速转移为代价的。农村中这类企业由于从业人员素质相对较低，企业在环保方面的资金、技术和设备都相对匮乏，因此，该类企业废水、废渣和废气的大量排放，加重了对全国土地、大气和水域的污染程度。
国家统计局1999年编纂的《中国统计年鉴》表明，1998年底，全国从业人员69957万人，农村从业人员为49293万人，其中已经转移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者个体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为17129万人， 从事农业生产的为32164万人。按照国家通用的就业结构偏离度（注：就业偏离度＝ 国内生产总值的产业构成百分比÷就业人数的产业构成百分比-1。）进行测算，1998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8.4%，则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合理比例应为26.3%，即为18399万人。由此得到不包括已转移到非农产业的17129万，1998年农村富余劳动力大约为14000万，截至2000年底这一数字已发展到约16000万。
面对当前全国上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演变趋势，安置好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使他们在非农产业的就业中获得不断提高的预期收益，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最为重要的一项中心工作。
从现实和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把握，我国应着重强化以下的战略性抉择：
第一，借鉴国际经验，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加快发展中小企业，以进一步增加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机会与岗位。
近些年来，美、德、日、韩等国的一些大公司经营不利，大量裁员，但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却没有显著上升。关键是中小企业担挡解困重任，美国、德国的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均占到各自国家的80%；日本第二、三产业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就占到这两大产业新创就业岗位的93%；韩国制造业中，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占全行业总数的65%。我国中小企业超过10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到目前为止，该类企业安置了75%的城镇就业人员和80%农业转移劳动力，他们创造的工业产值、 产品出口额和实现的利润分别占到全国同类指标总数的60%、60%和40%。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经济和安排就业方面至少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主战场也放在第三产业。1998年，全球第三产业增加的产值平均占到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1%；发达国家为65%左右，其中美国占到71%。 而中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仅占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3%。从中小企业和产业优势两方面分析：一方面， 中小企业就业制度灵活，地区分布相对均衡，对就业者的文化素质要求相对偏低，这便易于形成城乡就业人口的合理分布。另一方面，第三产业资本就业弹性大（注：资本就业弹性：即指资本增长1%所引起的就业增长的百分比。），经营地点分散，经营规模小，绝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行业，适宜中小企业发展。根据1970年至1997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全球第三产业的资本就业弹性约为0.7，第二产业约为0.3，两者相差1倍以上。
第二产业中为大企业配套的劳动密集型的专业化生产，也应是中小企业进入的主要领域。该领域具有稳定的市场，容易形成规模，适合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有6.2 万家中小企业为其提供零部件，福特汽车公司与4万家中小企业建立了各种协作关系， 德国西门子公司、通用电器公司各有3万家中小企业与之合作，日本松下、 日立、东芝等大型电器公司70%的零部件是由中小企业制造的。
在第二产业中，农副产品加工业也是中小企业应该大量进入的领域。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既能加快农业产业化的步伐，又能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城乡市场。尤其是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既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又可促进科技创新。国际上，美国50%以上的科技创新和德国70%的专利技术注册都是由中小企业或小企业实现的。即便从美国高技术企业就业人数分析，1995年70%企业的就业人员少于20人，23%的企业为20～500人，只有7%的企业高于500人。
现阶段，全国各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的生产发展水平和各类资源的总体条件，综合运用计划、财政、金融等多种手段，充分发挥价格、税收、利率和汇率等杠杆作用，全面推进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工作。倡导中小企业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发展，鼓励多种所有制结构的企业在生产与营销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以期进一步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代企业经营结构。
当前，由于市场经济形成的竞争机制，驱使中小企业更加积极地利用先进科技，重组资本构架，以制度改革和资本重组更新来提高生产效率，减员增效。但这一趋势可以通过明晰与保护企业产权、以及进一步加快多种所有制结构的新建企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广辟中小企业投融资渠道，加大金融业支撑其各项发展的有效力度。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各银行的经营目标更加清晰地指向利润最大化，但在获得银行支持的力度方面，国营大企业仍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将金融投融资市场主要定位于中小企业的银行，也没有相应形成甄别信用、提供担保的中介组织。与此同时，全国一些农村地区信用基金运营不利，运营信用基础薄弱，并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因此，研究开辟各种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融资的渠道，以及中小企业如何进一步同资本、技术市场对接等，已成为今后发展中小企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从发展中小企业和安置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信息沟通角度审视，当前全国城乡各级政府要努力改善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涌入城市求职的现状。城市的市、区及街道居委会应建立不同规模的求职介绍机构，传递城市建筑业及服务业等领域的用工信息，以沟通城市用工与乡村劳力入城求职之需，中介机构可由城市下岗职工组建。如近年来北京市开拓的家庭服务员等劳动力供求市场，就采取了这种形式。但此类中介组织要经过当地政府严格审批，方可从业经营，严防有人利用这种方式骗取农民大量钱财。
第二，我国社会结构调整要以城乡协调发展为重点，科学推进全国不同地区、相应规模和相对完善功能的小城镇建设，进而形成全国城乡互补、各地共同繁荣的现代化新格局。
人类走向文明，从特定意义讲，就是从小城镇建设开始的。而就城镇化形成的本源分析，一方面它是由产业结构不断进步而相应引发的就业结构演变，使大量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向某一特定地域集聚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各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地域之间的自然与生产条件各异，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不同规模的城镇形态。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水平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均较低，因此，小城镇的发展更要循序渐进，全面定位城镇现有的发展水平，重点考虑城镇的区位优势和各种资源的总体条件，以及长远发展的潜力，根据全国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全面理顺与协调城镇内部、以及不同规模与不同功能城镇间的配置，以真正实现将农村与城市共同置放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框架中。
小城镇建设是刺激和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消费与投资领域。据当前有关机构的调研显示，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一般比普通农民人均收入高60%，启动小城镇建设的投资消费同样具有很大的潜力。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小城镇投融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除政府部门有计划的投入外，要以市场为导向配置各种资源，拓宽投融资渠道，尽可能吸引国内工商企业和外商投资，兴办住宅、供水、通讯、供电、燃气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公益事业，以此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合理地向小城镇集聚。
从现阶段我国城乡人口居住结构和小城镇产业结构的全局考察。经过20年来的发展，农村小城镇常住人口已达2.75亿，分别占全国总人口和农村总人口的22%和32%。而与此同时，小城镇形成的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在其经济总格局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但第二产业在小城镇的集聚与拓展，却没能有效带动第三产业的显著发展。从另一角度分析，小城镇职工就业结构虽有一定程度的转变，但与同一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显滞后。因此，壮大小城镇经济，吸纳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基本方针，仍要以第二产业在小城镇的发展，有效推动以第三产业为主战场的中小企业的建设，以拓展农民就业门路和收入来源。
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要充分调动多种经济成份参与，共同推进小城镇建设；并以小城镇的全面发展为依托，积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服务。国家应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鼓励和引导个体及私营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小城镇建设应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协调，服务于农民、农业和农村。如充分利用小城镇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开展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集散与流转各类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增强小城镇的带农兴农功能；在经济发达和文化积淀有一定基础的小城镇，兴办农业科技与科普培训学校，分期分批轮训周边农民，以期逐步形成以小城镇为中心的网络教育体系。
坚决贯彻与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小城镇的全面发展要统筹兼顾社会、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小城镇的各项建设均要以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为准则，不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在开发与利用中，切实保护好耕地、林草和水资源，统筹治理城乡、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环境，以真正实现建立在生态平衡基础上的城镇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随着今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的生态经济建设应从过去的“发展重于环保”；现实的“发展与环保并重”；逐步调整到未来的“发展中环保为首要，围绕环保搞好经济开发与建设”。在农业经营与农村发展领域，则要采取科学的态度，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对大气、水域和土地逐步实现一体化的综合性治理。
为缓解以至最终扼止现阶段我国荒漠恶性扩展，首先就要逐步扭转全国脆弱环境中贫困人口在缺乏必要的财力、物力和科技手段的前提下，仍沿循以单一种植业为主体的生产方式，高强度集中利用当地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而导致环境退化、农民更加贫困，更高强度利用同类自然资源，农民贫困程度复加的恶性循环局面。鉴于当前中央及地方财力不足和上述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再加之相对而言国家不可能以长期增长国债的形式开展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因此各级政府更要突出政策和组织方式的重要作用。一要继续把中央提出的退耕还林政策落到实处，谨防少数农村地区再度出现对本地生态与经济新一轮破坏。二要同期搞好小流域治理及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农业经营。小流域治理是将同一农村地域的山、水、林、田、路进行统一的规划和整治。笔者认为，国家当前至少要给予小流域综合治理农户与退耕还林农户以同等的优惠政策。这样做，国家有可能以较小的投资额，通过建设与发展众多的治理与经营基点，逐步在全国农村形成“联网”式的生态建设格局。
1999年我国实施了新《土地管理法》，将土地管理方式和利用方式，由以往的分级限额审批制，改作土地用途管制，以突出用途管制的作用，以及改革征地补偿办法，提高其补偿标准等内容。但在我国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大量优质耕地仍被人们以突出追逐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所挤占。因此，实现全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任务依然十分严峻。为此，笔者建议国家有关机构在加强我国耕地的宏观管理、产权制度和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应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进一步研究和重新评估耕地的资源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及对后代人的潜在价值，以便从理论高度全面提高耕地的比较综合效益，从而指导国民经济全面的建设。
高度重视农村生态有效保护与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制度问题。在这些方面，农村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强化农村环境统计和监测体系；进一步开放灌溉用水、电力和煤炭等生产要素市场，全面发育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及排污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要全面加强各项制度的建设和改革。一要尽早扭转我国一些地区仍存在的林、草、水等公共资源由于产权混乱，未形成有效的制度性约束所构成的滥用局面；二要对被划作水源保护区和防护林建设区等而在经济发展上受到限制的当地农户或单位，尽早设立相对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并确保补偿基金足额到位与有效使用；三要谨防制度的规范执行走样。国家林业部门的育林基金制度和环保部门的超标排污收费制度，按照制度规范所收的款额要全部用于更新造林和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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