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兼论共产国际对西路军失败的态度和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西路军论文,态度论文,意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6；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9－0092－10
本文所说的共产国际，即成立于1919年3月，解散于1943年6月的第三国际。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以及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挫折，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在西路军问题上，笔者认为，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形成和失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下面主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共产国际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外蒙—宁夏或新疆方向给中国红军物资援助，并指示前往接取，是西路军形成的大背景
20世纪30年代，面对德、日、意法西斯相继崛起和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共产国际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这一战略中，共产国际将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视为“远东力量对比中的巨大因素”，“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①，决定从资金、通讯联系、干部培养、技术、物资等多方面对中国红军进行切实的援助。
对中国红军的军事物资援助，早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1934年9月就着手准备了。其标志之一，是弗雷德（又称施特恩）于9月16日在莫斯科提交的《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此前，弗雷德曾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之一驻过上海，对中国各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比较了解。他从各方面提出了12条“关于四川——新疆问题的建议”，其中关于军事物资援助是这样说的：“需要援助武器、弹药、飞机等，这种需要可能会较快地——还是由于远东的战争——提到日程上来。在预见到这种情况和为这一时刻到来做准备时，需要开始往中亚调运武装西北各省游击队5万名战士所需要的一切。要建立秘密基地仓库，储备能装备50人、100人和1000人的成套备用武器弹药。在我们的仓库里要有足够的别的型号的武器（德国的、英国的和日本的），这种武器可以收集、修理，经检查后将其运往中亚仓库，保存这种武器的仓库距将来使用的地方不要太远。”②
就在同一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康生和王明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政治局诸同志”，建议加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创造陕西广大的苏区，并且将陕西的运动与四川的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③。
由此可见，打通国际路线提供物资援助的建议和措施，最早是由共产国际首先提出的，具体路线则是从新疆方向与陕北及川陕根据地打通。
1934年底到1935年，苏联情报部门《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提交到共产国际。这些报告说明，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更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的多；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手中，保密性却好的多。”④ 苏联之所以认为经由新疆比较安全，是因为这一时期盛世才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与苏联有着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
盛世才是在1933年新疆的四一二军事政变中上台的，当时政局不稳，内外交困。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善于投机的盛世才竭力向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示好，以求得援助。他曾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表白他“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愿意接受斯大林的领导”。因此，苏联红军于1933年帮助盛世才消灭了他在新疆的最大劲敌张培元部，1934年又帮他击溃了另一个对手马仲英部。1936年3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又收到盛世才写给王明的长信。该信称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为“革命导师”，标榜自己“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声称他“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始终没有改变”。更重要的是，他在信中建议并郑重承诺“承担起秘密向甘肃发送武器和弹药帮助红军的责任”。⑤ 他信誓旦旦的承诺，是共产国际认为从新疆方向援助中国红军比较安全的重要依据和前提条件。
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找到中共代表团领导人，要他们选派一位重要领导干部秘密潜回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正在北上的红军，传达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同时转告中共中央努力向西北发展，以便靠近苏联和外蒙。斯大林特别委托共产国际领导人转告中共代表团领导人，要他们告诉被选派回国的林育英，务必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本人在红军战略发展方向上的重要意见，即：“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⑥
林育英经过艰苦跋涉，1935年11月终于到达陕北瓦窑堡，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完成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斯大林指示的任务。于是才有1936年初红军东征山西，企图从绥远打通国际路线的行动，以及1936年5月下旬开始的西征甘宁边区、扩大根据地、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以期通过宁夏战役，从宁夏—外蒙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切实准备了援助中国红军的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及运输工具和人员。但是援助物资地点并没有确立为经由新疆，却放在了蒙古边境。在蒙古方向是这样准备的：“提前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当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⑦ 1936年9月27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指出苏联只能从外蒙提供帮助，要求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货物。10月18日又通知中共中央：“我们……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并不像你们二日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概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重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并且）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受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⑧
既然苏联当局认为从新疆方向提供货物援助保密性好，比较安全，为何却将援助地点放在蒙古南部边境？相关资料表明，他们担心从新疆方向援助，“可能使（中国）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1936年9月8日，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中国红军指挥部报告了中国红军下一步行动的两个方案。按第一个方案，在黄河封冻以后，第一方面军将于1936年12月前占领宁夏地区（距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界400公里）；第四方面军将出动占领兰州，然后向肃州（甘肃省西部）推进；第二方面军固守甘肃南部。”第二个方案“是在万一不能得到苏联的援助时提出，预计要让所有三个方面军向甘肃、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运动，‘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该电报建议：“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行动方案，即：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万到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出售，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⑨ 从9月11日到11月3日之前，共产国际几次给中共中央的电示说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完全接受了上述建议。中共中央敦促红四方面军从岷州地区迅速北上等一系列部署，都是为落实上述建议，因为这是中共和红军的迫切需要。
以上便是中共中央力促红一、红二、红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的会宁会师，合力夺取宁夏的国际背景。它充分说明，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中革军委才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
二、共产国际突然决定不从外蒙—宁夏方向提供援助，改从新疆方向将援助物资运往哈密，让红军前去接取，对西路军形成、命名和西进有导向性的影响
1936年8月，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三个方面军会师后，“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⑩。
9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毛泽东、洛甫、恩来、博古同志”，指示中共红军应采取“占领宁夏”接通外蒙的作战行动。电报说：“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后，将给你们帮助。”(11) 为此，中共中央迅速于9月14日通知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望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部署红四方面军主力“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南部”；“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12)。9月27日，共产国际再次通知中共中央，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13)。
上述共产国际的两份指示电十分重要，它促使中共中央要求三个方面军尽快在甘北地区会师，提早合力攻取宁夏，并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的10月11日，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通常所说的宁夏战役计划。该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有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而定，但至迟十一月十日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14) 已经不再等候黄河结冰了！
10月18日，共产国际又通知中共中央：“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取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责任。”(15) 这封电报更加增强了中共攻取宁夏，从外蒙方向接取苏联物资的迫切性。
10月24日晚，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奉中革军委命令，指挥30军从靖远河包口（虎豹口）突破黄河天险，相继西渡，第9军跟进。10月26日一时半，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同日，徐、陈电告朱、张、彭，“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10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张、彭，再次指示“九及三十军速赴河岸西，向中卫及定远营扫荡前进”。朱、张又于同日20时致电徐、陈等：“九、三十军担负占定远营和解决马鸿逵敌一部，兵力足够，必须完成任务。”(16)
红5军本来在靖远渡口担任警戒和护船任务，因敌关麟征师的强力压迫，不得不于10月30日奉朱、张命令放弃河包口，“渡到三角城，同时将所有船只下开至三角城左岸”(17)。
至此，后来被中共中央命名为西路军的实体已经形成。不过此时渡河部队的任务是向北攻取宁夏，而不是向西深入河西走廊。因为共产国际此前明确指示，只从宁夏和外蒙方向提供援助，并坚决反对红军向新疆前进。
红军西渡黄河之初，进展顺利，30军迅速北进，控制一条山，围攻景泰城，占领五佛寺渡口；9军亦曾围困马步青部之马禄旅一部。河东红军主力，也在竭尽全力阻击南敌，以保证宁夏战役的胜利。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11月3日，共产国际却致电中共中央，突然改变了援助方向和地点。该电文称：“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寒和沙漠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大约一千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并请通知我们接运的办法以及你们准备采用什么样的具体运输方式？”(18)
有学者指出，苏联突然改变援助方向和地点，在某种程度上同河东红军主力未击破南敌进攻有关(19)。因为10月30日，中央军委曾委婉地报告过黄河以东南敌进攻情况和红军的困难态势与方针调整：胡宗南等部敌军70余团齐头猛进，已推进至海原、靖远，我现处南北夹击中间回旋困难，不得已，在17000人的部队(20) 已经渡河的情况下，必须暂时停止渡河，转而打击南面追敌。但是，这并非主要原因。11月3日共产国际电报罗列的三条原因，前两条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前两点困难早就存在，而且前往哈密接运也要克服严寒、经过更多的沙漠戈壁。最主要的原因是第三条：担心“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
其实，引起日苏严重冲突的可能原来也存在，只不过此时这种危险性更大了。早在1936年9月6日，即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正式决定从外蒙方向提供援助的前五天，中央军委就曾致电说明：七八两月来，日寇指使伪蒙军队入侵绥东与傅作义部队在对峙中。其先头为王英匪军，德王则在东蒙募兵向察北徒步集中。日军有两个连队已开张北，又云已达5000以上。日机初则在包绥线上飞航，继则深入宁夏。8月3日航空院更派井田等乘机至阿拉善旗，声言拟定远营为总站，于甘宁青绥各设分站，定期飞行，并运往大批汽油等物，以经营整个西北，切断中苏蒙联络为目的。(21) 到11月3日前夕，绥远抗战的形势更为严峻和紧张：日伪军正在积极备战，并于11月5日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进犯绥东，侵占仁格尔图，直迫绥远省会归绥。此时从临近的蒙古南部边境运送武器给中共，暴露的可能极大。一旦暴露，日军特别是以陆军为主的北进派，就会以此为借口发动对苏战争。这是苏联最担心的。因为那将会使苏联陷入东方和西方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一直在寻找机会向苏联进攻。1938年七八月间日军向苏军进攻的张鼓峰事件，1939年5月日军首先挑起的诺门坎战役，就是例证。
共产国际的这种改变无论正确与否，对中共和红军都是一种打击。因为无论是河东红军还是河西红军，都将因此而面临更严重的困难和更加艰难的抉择。
中共中央无可奈何，于11月8日复电共产国际，略有微词：“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没有用处了，这个改变已经太迟了。已经过河的红军大约两万一千人，我们可以命令他们向哈密方面前进，但要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们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荒芜人烟的沙漠。”(22)
同日，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和红军的困境，中共中央制定了一个《作战新计划》：河东红军分别组成南路军、北路军，有步骤地东渡入晋再进行大范围的战略转移；“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23)。
那么，中共中央明明知道“向哈密方向前进”困难重重，为什么又最终批准西路军西进呢？中共中央最初对西路军单独西进河西走廊接近新疆，并不放心。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两次询问西路军有无单独“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11月11日，毛、周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甲、你们现在何处？情况如何？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战役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12日15时，毛、周又以同样的问题电询朱德、张国焘。(24)
这两份电报明显地含有这样的意思：西路军如有困难无法单独完成西进任务可返河东，返河东有何困难可电告中央。
此时，为落实中央批准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西路军已西进至古浪县城附近及其重镇大靖、土门一带，进展顺利，且“人粮较丰”。因此，徐、陈于11月12日复电“中央军委、红军总部”：“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25) 朱德、张国焘认为：“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他们只有占领永昌、凉州地区，与新疆办好外交，背靠那方。”(26) 徐、陈所部“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27)。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敦促其“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王明、康生、陈云转交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28)
之后，毛泽东才稍感放心，同意西路军向凉州进发，并于11月23日、26日两次电示徐、陈：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29)。由此可见，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是在征求了各方意见，并电请共产国际“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之后，才放心让西路军西进的；并非如个别人所说，毛泽东为了“借刀杀人”有意让西路军失败。
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确实认真从新疆方向准备了接济物资和接应人员。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1936年11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同伏罗希洛夫谈对中国的援助”。12月2日的记载则更具体：“收到政治局今天作出的决定。1166吨箱装货物（这里指向中共提供的援助——原注）。由外贸人民委员会负责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已给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5000卢布（其中15万美元已用于订购外国制式的飞机）。484名相关专业的军人（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将进入新疆政府服役。远征队队长为莫云科夫大校。”(30) 如果再加上陈云、滕代远等亲眼见过的90门大炮和90辆坦克(31)，苏联和共产国际准备从新疆援助中共的物资至少有两三千吨。
在接应西路军的人员方面，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新疆，负责接送武器有关事宜。代表团正副团长分别由陈云、滕代远担任，成员包括电台报务员段子俊、译电员李春田和翻译冯铉。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设宴招待了陈云等代表团成员。”(32)
可见，共产国际对西路军形成和西进有导向性的影响，其相关电示是中共中央同意西路军西进的外部依据。
三、西安事变爆发，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认为其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指示前往新疆为西路军“送一批枪炮弹药”的陈云一行滞留苏中边境四个多月，未将援助物资及时运到哈密或安西，对西路军失败影响重大
从根本上讲，陈云、滕代远奉命率团赴新疆，是在落实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任务是“负责接送武器有关事宜”。1936年12月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准备提供的一千六百吨箱装物资，派部队经新疆护送到中国”，共产国际和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因此才立即组成以陈云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新疆”(33)。
对于此次率团赴新疆的任务，陈云在1968年7月20日给三机部群众组织的复信中依然强调：“我们五人从莫斯科出发时，我与滕代远领受的任务是准备送一批武器弹药给中国红军。”(34) 滕代远也回忆说，“我们未走之前，见过斯大林、莫洛托夫、伏洛西洛夫一两次”，“提出西路军进疆缺弹药等，他们表示要大力帮助，有90辆坦克、90门大炮让我们看，我们很高兴，想接到西路军后搞开一个局面”(35)。
1936年12月8日，陈云一行五人离开莫斯科，乘火车前往阿拉木图。在这里，他们换上苏联军队的棉袄和皮衣等，秘密到达新疆伊犁对面的苏联边境霍尔果斯，计划从那里进入新疆。“这时西安事变突然爆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他们停下来等候指示。这一停就停了四个月。”“大约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才奉共产国际命令去新疆”。(36) 《陈云年谱》对此则有更加具体的阐述：“12月中旬（陈云）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阿拉木图抵达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住在苏军一位中校军官家中。在霍尔果斯看到了苏联当局准备供给西路军的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由于苏共中央认为其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故改变原来的允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示陈云等停在边境，等候指示。”(37) 这一停，自然也就无法将准备好的武器弹药及时送给前往新疆接受物资的西路军。
《陈云传》和《陈云年谱》都明确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示陈云等停在边境，等候指示”的。那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这样的自主决定权吗？回答是否定的。正如前文所说，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陈云赴新疆给西路军送武器弹药，实际上是在落实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6年12月2日的决定。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俄罗斯学者的最新研究认为：“表面上看，共产国际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组织，而实际上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特别是30年代以后，不是党与支部的关系，而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38)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上述重要电示，一定要事先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授意或同意才行。
西安事变爆发后，局势“极为复杂”，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性质和作用作了错误判断。12月14日，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中国事变》的社论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消息报》发表社论，认为西安事变“破坏中国反日力量之团结”，“假借反日名义，适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39)。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认为西安事变“对日本最有利”。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12月14日深夜零点，斯大林打来电话：“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我不知道有这种事！）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12月15日下午三点半，季米特洛夫到斯大林办公室参加“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16日，季米特洛夫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以斯大林为首的“五人小组”研究西安事变的会议，磋商后复电中共中央说：“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40)
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既然认为西安事变对日本最有利，中共又支持西安事变，暂停对中共的武器援助也就是符合其逻辑的事情。陈云一行停在了霍尔果斯口岸，中止为中共提供物资援助，这是造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腹地进退维谷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后的1937年3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援救西路军等事项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了这样一封电报：“（1）很遗憾，从我们方面缓解西路军的处境是不可能的。你们讨论一下并从你们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拯救西路军并与红军主力建立联系。为此目的，你们要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进行谈判，看能否从他们方面对马步芳施加压力，如有必要并同他们协商你们的部队和他们的部队作相应调动。同时我们觉得，你们建议南京政府为了共同的和解对马步芳施加影响，并争取停止那些违背你们意志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合适的。（2）拨出80多万美元供你们支配。转交给你们这笔款项指令已发出。除这笔钱外，你们还可指望得到与这笔款项数目相当的一笔补充经费。转交款项的技术困难很大，你们方面要尽一切可能使转交简便些。（3）我们已采取措施加快派遣你们所需要的人员。”(41)
从这份电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断和结论：中共中央为挽救西路军危局，曾求助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表示对此无能为力，但为中共提了相关建议，并提供了经费和人员支持。
季米特洛夫日记表明，4月13日他曾“致信斯大林，关于中国西路军问题”。此信尚未查到，但可以推断，很可能是汇报西路军失败情况，并请示已在霍尔果斯口岸滞留4个月的陈云等人进新疆事宜。因为5天后的4月18日，陈云等人终于“收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报，要他们五人‘急速前进’，去赶上到星星峡的队伍，以便回转国内”。“四月二十三日，陈云等人抵达（乌鲁木齐）后，‘任务已经变更’，是要他们‘到星星峡去把西路军的残部援救到新疆安全地点’。陈云‘才知道西路军已失败’的消息”。(42)
上述论证说明，虽然共产国际曾认真准备了提供给西路军的援助物资，并派出了以陈云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新疆送一批给西路军的武器弹药，但由于联共（布）中央对西安事变背景和性质作用的错误判断，致使前往接应的人员和物资停在了苏联边境，对中共中央相关决策和西路军失败造成了重大影响。
四、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认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彻底失败。就在同一个月，一场经过充分准备的揭发和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也在延安展开。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凯丰发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一文，长达3万字，从13个方面全面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中共中央在《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中，则将西路军的失败和张国焘路线捆在一起，并单列一条加以强调：“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造成了红军与回民间极恶劣的关系，引起回民的到处反对，使西路军遭受失败。西路军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43)
共产国际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批判，也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审查西路军问题的意见。3月22日，季米特洛夫于莫斯科亲笔签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并表示不满和批评。电报指出：“对你们第64号电答复如下：我们没有十分准确的情报能够使我们对张国焘问题作出明确表态。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时局要求团结党和红军的一切力量来对付敌人，并有必要齐心协力地反对无论来自何方的对红军的打击。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44)
这一电报表明共产国际不同意当时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和失败责任加在张国焘头上，坚持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坚持“采取适当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是积极、慎重、顾全大局的，对西路军仍旧采取积极帮助和营救的立场也是难能可贵的。
共产国际清楚地知道，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是共产国际因形势骤变而改变为从新疆方向提供援助的结果。从大的方面看，西路军从形成、正式命名、西进建立根据地，几度走走停停，每一步都是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行动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西路军从形成到失败，张国焘并不负主要责任。从西路军奉中央及军委命令正式命名，西进河西走廊，一直到失败，张国焘只单独在3月4日给西路军发过一封电报。该电报完全站在中央的立场上，对“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诸同志”提出了三点批评，希望他们“依照中央三月二日指示，发展自我批评，从克服错误中求得胜利”，“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领导之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克服困难，战胜敌人”(45)。从中找不出张国焘路线的内容。正因如此，共产国际不同意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加到“张国焘路线”上。
3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又一次就西路军善后问题致专电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第68号电不清楚。请重复一遍，西路军还有多少人。为什么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了军队，他们现在在哪里？你们为援救西路军采取了什么具体措施？”(46)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关心和重视。
五、共产国际、苏联的接应和援助，使西路军左支队绝境逢生，保存了一批红军将士，培养了一批技术兵种的骨干
西路军失败后，共产国际利用与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密切关系，对西路军左支队进行了积极的接应和援助。当时，盛世才“指令新疆边务处驻星星峡的办事处和边防驻军，打着红旗开着汽车，寻找和接应西路军失散的人员，并派出飞机空投粮食和药品”；为他们发放衣服、食品和碗筷，“还给西路军余部补充了不少武器弹药，其中有二百支步枪、二十余万发子弹和两挺轻机枪”；到迪化（乌鲁木齐）后，为他们“检查身体，治疗伤病”，“每天有大米白面，盛世才还每天送来七、八只肥羊”，“按每天每人五十两新疆币发给菜金”，又“每人发了两套衣服。每人每月再发五千两新疆币作为零用钱”等等(47)。这些，表面上大都是盛世才所为，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当局在后面起作用。苏联当局不但在军事上帮助盛世才，让他站稳了脚跟，在经济上也给盛世才以巨大的援助，1935年8月给盛世才500万金卢布的借款，1937年1月又给了他250万金卢布的借款(48)。如果没有这些前提，盛世才是不会帮助西路军左支队的。正如左支队领导人之一黄火青事后所说：“还不是苏联出钱，他出名么。”“那个时候，几乎各个地方都有苏联顾问，顾问说话顶事，也可以说有决定权。”(49) 最典型的是以西路军左支队将士为主要成员组成的新疆航空队的情况。1939年冬，盛世才要求苏联提供飞机、坦克、大炮和枪支弹药，来武装他的军队。苏方没有满足其要求，盛世才就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冷淡起来，迫使航空队在1940年夏停飞了几个月，直到1941年苏联援助盛世才的6架依—15、两架依—16战斗机到迪化后，航空队才恢复了飞行课。(50) 这一事例，有力地证明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于西路军左支队能够在新疆立足和学习的极端重要性。
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积极帮助下，左支队到达迪化的人数至少有460人，其后对外称“新兵营”，内称“总支队”，分别学习航空、汽车、装甲车、无线电、军医、兽医和情报工作等，之后先后六批返抵延安，共有440余人。他们为新疆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多方面影响深远的贡献。(51)
共产国际对西路军左支队的接应和支持也有明显的失误和不足。
第一，对西路军左支队到迪化后的去向，迟迟不作答复。起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提出要陈云选派300名干部赴苏学习，西路军指战员也盼望到苏联学习。后来，陈云虽一再催促，他们却迟迟不作答复，也不肯说明原因。对此，陈云十分不满，于1937年6月19日给王明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一封长信，在汇报西路军进疆将士情况的同时，提了两个问题：“（一）为什么不允许先把必须医病和休养的干部先送苏联？（二）为什么不允许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到国际来报告西路军情况？”一直到七七事变后的7月15日，苏联驻迪化领事馆才转来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俄文电报，表示西路军余部不去苏联，而留在迪化学习。(52) 这一答复显然有些迟了。而且，共产国际这一决定对西路军余部的前景以及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真实情况的了解都造成了一定影响。
第二，对盛世才的投机性和反苏反共估计不足。1942年，由于国际形势恶化，盛世才撕下了“亲苏、亲共”的面纱，将航空队中的中共人员先是集中软禁，后又投入监狱。一直到1946年6月10日，才在党的积极营救和张治中的大力协助下，连同狱中的其他中共人员131人，集体无罪释放，启程返回延安。在此期间，许多同志备受折磨，有的同志病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共产国际对盛世才的反动本质和投机性认识不足，才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此种劫难和损失。
注释：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
③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45～246页。
④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第253页。
⑤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71～177页。
⑥ 《育英、闻天致朱德、国焘的电报》（1935年2月14日），转引自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⑦ 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6页。“乌拉圭洋行”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52页译作“乌里茨基外国公司”。
⑧ 转引自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377页。
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51～252页。
⑩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11)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183页。
(12)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187～188页。
(13)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377页。
(14)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87～288页。
(15)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377页。
(16)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29、330、338、342页。
(17)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56页。“左岸”即黄河西岸。
(18)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382页。
(19) 详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383页。
(20) 实际应为21800人。中共中央11月8日致共产国际的电报有进一步说明。此数字可能未包括情况尚未明了的红5军的4000余人。
(21) 转引自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383页。
(22) 转引自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384～385页。
(23)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86～387页。
(24)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97～398页。
(25)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00页。
(26)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18页。
(27)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07页。
(28)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05页。
(29)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7、451～452页。
(30) 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8页。
(31) 《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01页；《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滕代远：《赴新疆迎接西路军和成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情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32) 《陈云传》（上），第203页。
(33) 《陈云传》（上），第202～203页。引文中的“一千六百吨箱装物资”，与前引季米特洛夫日记的数字不一致，此处照引，存疑。
(34) 《陈云传》（上），第203页。
(35) 滕代远：《赴新疆迎接西路军和成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情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新疆》，第39页。
(36) 《陈云传》（上），第203页。
(37) 《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第201页。
(38) 马贵凡：《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
(39) 杨中州：《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40) 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9～50页。
(4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83页。
(42) 《陈云传》（上），第205页。
(43)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81页。
(4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88～289页。
(45) 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9页。
(46)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90页。
(47) 《陈云传》（上），第207～212页。
(48) 参见冯亚光《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的历史背景》（《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49) 黄火青：《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的关系》，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6页。
(50)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13页。
(51) 董汉河：《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及返抵延安考论》，《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52) 《陈云传》（上），第217～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