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通货膨胀_工资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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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初,当我们的祖先加速复制他们本身的时候,在遥远的英国,经济学大师李嘉图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口的增加比维持人口所必要的基金增加更快。每一努力勤劳,除非伴随着人口繁殖率的减退,否则便适足以助长灾害,因为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殖”[①]。中国有增无减的人口发展速度,人满为患的社会现实,证明了李嘉图思想之正确。

有些人在大谈特谈劳动力丰富为我国一大优势时,他们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一种潜伏着的危机,即劳动力无限供给会导致通货膨胀;当发达国家的经济大师们研究通货膨胀时,也不可能想到供给弹性无限大的劳动力的存在亦会导致通货膨胀,因为这种现象并非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现象,当我们冷静分析时,可以发现这不是假说,而是一种现实。

一、理论准备

首先,让我们研究一下劳动力供给弹性与通货膨胀问题的理论关系。

1、劳动对资本的边际替代

萨缪尔森曾在其风靡全球的《经济学》中指出:“对生产要素需求的基本特点来自这样一种技术上的事实:秤要素往往不是单独发生作用的。如果我想要一个花园,单凭一把铁锹是毫无用处的;一个赤手空拳的工人也同样毫无用处。工人和铁锹相结合才能开出花园。换言之,物品的产量共同地取决于所有被使用的投入品的数量。”就是说,生产要素不可能,也不能单独发生作用。然而,现在仍有许多人过度迷信劳动在创造物质过程中的作用。也许有人会问:万里长城不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吗?是的,但不要忘记筑墙时的工具,哪怕是极为简陋的工具也是一种资本品。与现代社会不同的是,资本品所含的份额小,劳动所含的份额大而已。这种似乎劳动创造一切的错觉对我们这样一个资本很缺乏,而劳动力供给似乎无限的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我们常常看到动员千军万马搞“会战”的情景,但在现代社会,这种劳动替代资本来创造资本是困难的,甚至完全不可能。就是说,提高劳动地资本的边际替代或降低资本对劳动的边际替代总是有一定界线的。表1显示出在产出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和资本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

表1 劳动与资本的替代

要素组合方式

劳动 资本 产出

A 16 346

B 23 346

C 32 346

D 61 346

E 71 346

从表1可以看出,在某一产出水平(假设技术条件不变)下,资本和劳动有数种组合方式;当劳动为1个单位时,资本为6个单位,劳动为3个单位时,资本为2个单位。请注意,劳动由1个单位增加到2个单位时,替代了3个资本单位;而由3个劳动单位增加到6个劳动单位时,只替代了1个资本单位;而劳动超过6个单位时,已不能再替代资本,如图1中的D点。图1的曲线QQ为等产出线,曲线上任何一点的产出均为346个单位。曲线QQ不能与横轴或纵轴相交,因为单一生产要素是不能生产出任何资本品的。

图1

表1显示,劳动或资本的最低限度数量是1个单位,如低于1个单位,就没有产出。综观表1和图1,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学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即边际替代递减规律:以劳动替代资本为例,每增加1个单位劳动替代资本的效率总低于前1个单位劳动所替代资本的效率。如图,过D点以后劳动便不能替代资本,QQ曲线变成平行于横轴的直线;同样,过A点以后资本也不能替代劳动,QQ曲线变成平行于纵轴的直线。这说明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是有其有效替代区间的,我们用直线OA和OO所包围的曲线段A-B-C-D来表示,在该区段内,才有劳动替代资本成资本替代劳动的可能。同理,不同的等产出线都有其有效替代区段,如图2所示。

图2

2、等产出线

等产出线,是指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可以生产出同等产量的两种生产要素组合点的轨迹。一条等产出曲线上的各点所代表的产出是相同的,故亦称为生产的无差异曲线。如图1、2,等产出线都凸向原点,说明要素边际替代率递减,一种要素的使用量越多,另一种要素的使用量越少,两种要素间的替代关系就越困难。等产出线的左端与右端各与纵、横轴平行;在两种生产要素相互替代范围内,等产出线的斜率为负,因为增加一种要素就要减少另一种要素,两者符号相反;在同一个座标平面上,可以有无数条等产出线,距原点越远(位置越高)的等产出线所代表的产出水平越高;在同一座标平面上的任意两条等产出线不能相交,因为不同的等产出线代表不同的产出水平。一般来讲,正常的等产出线表明在两种生产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但并非完全替代。如果两种要素之间彼此可以完全替代,则等产出线为一条斜率不变的直线,这种情况下,直线上任一点两种要素的边际替代率均不变。如果两种要素之间完全不能替代,则等产出线变为一条含有直角的弯曲线,表示两种生产要素使用量的组合比率为固定的常数。

3、等成本曲线

在等产出线上,任一点的两种要素的数量组合在技术上都是有效率的,那么厂商对其中一种组合的选择,则取决于生产产品的总成本。等成本曲线,是指在生产要素价格为一定条件下,用相等的成本所能买进的各种生产要素数量的不同组合。相对于每一定量的总成本,都有一条等成本曲线。在一个座标平面上,等成本曲线可能有很多条,等成本曲线的位置离原点越远,所代表的总成本或总支出水平就越高。如果已知总成本C,资本要素价格P[,k],劳动要素价格P[,1],则成本方程可以写成:

P[,k]x[,k]+P[,2]X[,2]=C (1)

式(1)中X[,k]表示资本要素数量,X[,1]表示劳动要素数量。可将式(1)改写成:

X[,k]=C/P[,k]-P[,1]/P[,k]·X[,1](2)该曲线的斜率=-P[,1]/P[,k],如取绝对值,则该曲线的斜可以写成P[,1]/P[,k],这说明等成本曲线斜率的绝对值等于两种生产要素价格的比率。因此,如果生产要素价格不变,则任何一条成本曲线的斜率都相同,形成等成本曲线族,如图3。总成本的增加表现为等成本曲线向右上方平行移动;总成本的减少,表现为等成本曲线和左下主平行移动。

图3

4、最佳生产要素组合点

等产出曲线是生产任一给定产出所需两种要素的各种可能的组合,等成本曲线是任一给定成本可能买进的两种要素的各种可能的组合。利用这两条曲线,可以得出用最小成本生产既定产量的最佳生产要素投入组合。最佳生产要素组合,是指生产一定量产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组合中,总成本最低的组合。图示中,最佳要素组合点就是既定等产出线同等成本曲线相切之点。在该切点上,可以实现既这产出下成本最低,而利润最大。如图4,假定有Q1,Q2两条等成本曲线,分别代表不同水平的成本,且X[,k1]X[,11]<X[,k2]X[,12],Q2的水平高于Q1。根据上面的讨论,在产出已知,投入要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众多的等成本曲线中必有一条与既定的等产出线相切,在图4中,X[,k1]X[,11]与等产出线Q1相切于E1点。E1点所代表的资本要素数量为X[,k0],劳动要素数量为X[,10],总成本C=P[k]X[,k0]+P[,1]X[,10],是产出水平Q1下的最小成本。等产出曲线Q1与等成本曲线X[,k2]X[,12]相交于a,b两点,两点都位于Q1上,其所代表的产出水平为Q1;但a,b两点同时又位于等成本曲线X[,k2]X[,12]上,而X[,k2]X[,12]>X[,k1]X[,11]。故,这两点都不是产出水平为Q1时的最低成本点。

图4

5、最大利润产出线

以上讨论可知,不同的等产出线都有与此相对应的最低成本点,即两条曲线的切点(如图4的E1,E2点)。这些切点同时也是不同产出水平下的利润最大点。把这些切点连结起来,则形成一条曲线,称为最大利润产出线(如图4E1R曲线)。这条曲线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不管何种技术水平,劳动的一个增量必需跟随按一定比例的资本增量,如果不是这样,生产不能获得最大经济效益。

6、刚性工资

工资,是劳动要素的报酬,是国民收入中属于劳动者收入的部分。均衡工资是劳动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时的价格。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均衡工资水平由劳动要素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因此,按正统的理论,工资率具有很大的伸缩性,随劳动力供需的变化而变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较短的期间内工资不随供需的变化进行上下浮动,具有“粘性”或“刚性”。就是说,在劳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短期内工资具有刚性,不能下调到需求曲线dd与供给曲线SS的交点处水平(如图5),而粘住在原有的较高的工资率水平上。从图5可以看出,劳动需求减少时,在短期内工资不能马上下调到供需所决定的工资水平W0处,而仍保持在较高的工资水平W。这时,只有JH数量的工人被雇佣,HF数量的工人被解雇,其中HG数量为非自愿失业,GH为自愿失业。那么为什么工资在短期内不随供需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却具有刚性?萨缪尔森指出:“但是没有人每天都对劳动评定等级并使工资率上下浮动,以保证没有任何失业工人或职位空缺。事实上,非工会化行业的厂商一般先确立工资等级,再按这些工资率雇佣一定量工人。而且,工资等级一旦确定则一年不变。”一旦签订劳动合同,则在近期内不改变其工资率,这就是工资具有刚性的原因。从理论上讲,在长期内工资趋向于变动,以便平衡供给和需求。但萨缪尔森又指出: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价格和工资是在单行迹上移动,繁荣时期它们上升,而衰退时它们却不下降。……它们变为具有粘性。”这说明从长期看西方国家的工资也具有粘性,似乎同正统的经济学理论发生矛盾。其实,这正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不是完全的竞争经济,而是一个混合经济。

图5

以上讨论是以发达国家为例进行的。在这些国家,劳动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都有弹性,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决定一国的工资水平。但在人口逾12亿的中国,工资水平的决定并不按正统经济学的工资理论,而有其独特的方式。中国的工资不仅具有很强的刚性,而且在较长时期内可以看成一个变化幅度很小的近似的常数。中国工资率的这种特性,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去考察。首先,在劳动需求一定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一定工资水平下劳动力供给弹性可以说无限大。因为我国有8亿多人口为农民,广大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出都很低,许多地区甚至低于零,存在无数的“阴蔽失业”。这些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工资,亦称“制度工资”,仅能维持生存和最简单的再生产,远远低于城市非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明显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结构”。因此,如果月工资水平为300元,中国可提供上亿个劳动力,而不影响农业产出。按正统的工资理论,工资取决于厂商雇佣最后一个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如果一个工人的月产出超过300元,便继续雇佣劳动力,直到最后一个工人的月劳动产出等于300元。但在中国,由于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工业部门,对于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来讲,根本不存在因300元月工资低而拒绝当工人的问题,反而求之若渴。同时,城市文化与精神生活对农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这样,假如有人因300元月工资低而不受雇,则有无数个劳动力翘首以待。从长期看,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有限,每年几乎以人口增长速度提供劳动力,于是无论短期或长期,在某一工资率下,劳动供给将是无限的。此为工资长期的刚性,即厂商长期不变动其过低工资率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刚性或常数工资是供给弹性无限大的劳动力供给存在的直接结果。如图6,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劳动力供给曲线遂为一直线,虽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其工资率没有变化,即为某一常数。就是说,劳动力的供给在相当长时间内弹性为无限大,随着对劳动需求的不断扩大,劳动需求曲线将沿着一个不变的工资率向右方推移,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但工资率为一常数。

图6

从需求方面看,对厂商来说工资具有刚性或常数才能保证其最大利润或最大产出。尽管工业部门的工资率高于农业部门,但厂商同工人签订工资合同时尽可能地将工人月工资下浮到最低点,并不按正统经济学的工资理论行事,因为既使如此,待缺者仍风涌蚁聚。任何提高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行为都会降低总产出,直接影响厂商最大利润或产出的实现。如图7,当厂商雇佣完最后一个工人时,其需求曲线变为直线,即需求弹性为零。此时厂商已不再需要工人了,就业人数遂为L0。虽然边际劳动产出为400元(W0水平),但厂商绝不会以此为工资标准,而是下浮到300元(W1水平)。即使这个水平仅能维持生计。仍有无数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亟盼此缺。

图7

可以说,中国的工资率不可能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随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在劳动供给弹性无限大的情况下,工资率具有很强的刚性,且其水平为不能再下浮的最低水平。

二、几点假设

为了便于研究,不妨提出几条假设。实际上这些假设都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只不过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论证罢了。

1、以劳动对资本的替代组织生产

这条假设似乎很勉强,但仔细考察我国的社会现实,正是以这种方式组织生产的。首先,我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化起步很晚,资本积累极其有限,资本底子薄,资金匮乏。同时,我国又是一个过份迷信“劳动创造一切”的国家,协员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参加大会战的人数,仍是向上级报功请赏的主要依据;人员越多越好的大工厂或大型企业,历来是人们想像中的最有效益、最有保证的替代词;“大跃进”的悲剧亦根基于此。其次,由于人口众多,每个人都要吃饭,就得创造大众劳动的机会。基于以上原因,我国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往往是通过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来进行的,如图8。资本和劳动两要素相互替代有效区域为直线OK与OL之间,OK即最大利润产出线。OR与OK之间部分不符合我国关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匮乏的基本假定。在OR线以上部分的任何一点,任何一条等产出线上都表示资本丰富和劳动力短缺的组合。因此我们讨论的部分,就是OR线与OL线之间部分,因为在该区间内任何一点,任何一条等产出线上都表示资本短缺和劳动力丰富的组合。

图8

2、产出最大化

“恩格尔定律”告诉我们,家庭收入越少,总支出中用于食物的开支所占比重越大,反之则越少。随着收入的增加,文化费用所占比重会快速增加,奢侈品项目的增长速度还会快于收入增长的速度。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收入的大部分用于食物消费,而在发达国家则不然。因此,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是解决温饱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不难理解温饱问题的重要性,但却不能如一些人口少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依靠海外市场解决,而只能立足于本国,解决温饱的关键,在于产出尽可能要大。因此,产出最大化是我国组织生产的基本原则。产出大,并不是指利润最大,有时,如成本很大时可能产生负利润,即亏损。这一点同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研究的是怎样组织生产使其利润最大。要使利润最大,必须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合。有时厂商得不到利润,但生产要素的最佳配合,使厂商的亏损达到最低点。要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合,不管技术是中性的,劳动节约性的抑或资本节约性的,各生产要素都要按一定比例相互配合。我国资本匮乏,不过,有供给弹性无限大的劳动力,遂采取资本投入一定量情况下,尽可能以劳动替代资本来达到产出最大化目标。这是我国一惯的组织生产的基本方式。因此,许多在其他国家完全适用的经济发展理论,在我国则很难运用(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如图9,Q1-Q4是不同水平的等产出曲线与不同水平的等成本曲线的切点,即一定产出水平下利润最大点。OR为这些利润最大点的连线,即最大利润产出线。资本投入量为2个单位(W2)时,Q2点为利润最大点,此时劳动投入量为2个单位(L2)。发达国家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因此组织生产到Q2点便停止了,其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来讲是沿OR线延伸。在我国,追求的是产出最大,因而其生产经营活动不能沿OR曲线延伸。到Q2点以后,由于该点不是产出最大点,用劳动替代资本,继续向前延伸,与产出曲线Q3相交于A点。当然Q3的水平高于Q2,达到了资本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多动用劳动尽可能产出最大的目的。但A点亦非产出最大点,故继续向前延伸,直到C点。C点代表的是Q4水平,显然Q4>Q3,遂达到了产出最大化目的。C点又位于劳动替代资本的最外界线上,劳动再也替代不了资本,产出增长也就停止了。因此,我国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不沿着OR方向延伸,而沿着最大产出线,即以某一投入资本为截距的平行于横轴的一条直线向前延伸。

图9

3、有关劳动成本的一些假定

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假定在横轴(即劳动力)上,每1个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大小等于纵轴上资本投入的每1个单位的资本量,即L1所代表的劳动成本与W1所代表的资金投入量相等,就是Li=Wi/X,X为单位工资量,i为单位数。假设资金投入1个单位表示60万元,单位工资率为300元(我们可以从每个厂商、每个部门的工资率得到全社会的工资率,这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同时由上面的讨论,设在研究期间内工资没有变动,具有刚性),则可以把2千个工人看作1个劳动单位,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如果把单位工资率(例中之300元)看成1,则Li=Wi,说明上面所讨论的等成本曲线族的斜率为1,同横、纵轴相交成45°,又由于最大利润产出线为等产出线与等成本线的切点的延伸,故最大利润产出线也同横轴成45°角,如图9。

三、劳动供给弹性无限大时的通货膨胀

试观图10,现在资本物2个单位,则按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活动必须进行在Q2点上,此时劳动投入为2个单位。但我国组织生产的基本原则为产出最大化,生产活动并不停滞于Q2位置上,遂延伸到代表Q3产出水平的A点,资本投入物不变的情况下,多用劳动来替代资本,达到了产出最大的目的。但A点并不是产出最大点,且还有劳动替代资本的可能性,这样一直延伸到C,在C点进行生产。C点代表的是Q4水平,资本物投入为2个单位,劳动力的投入为L[,c]单位,于是,在资本物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多动用了L2L[,c]劳动力,达到了Q4的产出水平。

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产出为Q4水平时的总成本为三角形OL4O4的两条直角边之合,而产出最大化原则下的产出Q4水平的总成本为OW2边与OL[,c]之合。现在的关键是比较一下以上两项原则下产出水平Q4的总成本。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毫无疑问,同产出水平下总成本提高了,开始出现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三角形OL4Q4和梯形OL[,c]CQ2中,OL4和L4D(即OW2)是共有的。因此,比较DQ4和L4L[,c]的大小即可比较出两项总成本的大小,由于DC等于L4L[,c],这样,比较DQ4和DC的大小即可。等产出线Q4C为凸向原点的曲线,Q4点又是切点,因此,作一条过Q4点的切线,则该切线就位于等产出线的外侧,且与最大产出扩张线W2C相交于一点,设该交点为B。这样,三角形Q4DB也是等边直角三角形,DQ4等于DB。也就是说DC大于DQ4相当于BC的部分,这部分就是产出最大化原则下劳动替代资本时总成本的增加部分,开始出现通货膨胀。如果这时还要考虑大众都要有一碗饭吃,继续动用劳动力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也就是沿最大产出扩张线继续向前延伸到劳动替代资本区域外的E点,这时产出没有增长,总成本的而又增加了CE部分。这时,开始出现奔腾式的通货膨胀。

图10

四、小结

也许,笔者过分强调了我国的人口问题,但在一定的工资率下,我国的确可以获得无数的劳动力,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追求的是产值,评价企业状况皆与产值挂钩,这些都是事实。我国经济又是一个短缺经济,资本尤其匮乏,常以劳动替人资本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这种生产链条必然导致上面所讨论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究竟该类型的通货膨胀在我国通货膨胀中所占份额多少,至今无人算出。但这些毕竟是技术问题。如果本文所提出的假设是成立的,在论证过程中也没有过多的偏颇或错误,则政府有关部门应对这种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如何减轻此类通货膨胀,本文无意过多地涉及,但认为,应大量“解雇”替代资本所用的过多的“非农产业”劳动力,特别是那些上午“转文件”、中午“满堂红”、下午“筑长城”、晚上“钻裙子”的白领阶层,让他们退出“非农产业”,让他们“上街”。也许,解雇大量劳动力,总产出可能会受影响;但解雇那些无所事事的白领阶层,则对社会产出毫无影响,因为他们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是吞噬者。同时,对净化社会环境亦有巨助。

注释:

①《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卷1,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2-83页。

②充分就业时的就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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