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别集论文,王世贞论文,弇山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世贞是明代的文史大家，八十年代以前学术界多偏重于对其文学的研究，近年来，其史学也受到广泛的注意。在瞿林东教授主编的《史学巨擘》〔1〕一书中，遴选了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家三十五人， 上起司马迁、班固，下迄翦伯赞、吴晗，而在明代史学家中，只选了王世贞一人，由此可见王世贞的史学地位愈来愈得到肯定。
王世贞的著述很多，其中不少是史学著作，除《弇山堂别集》外，还有《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名卿纪绩》、《明野史汇》等，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中亦有不少史学内容，万历年间董复表将其史学著作汇编为《弇州史料》前后二集。〔2〕在这些著作中， 最为王世贞重视且为明史研究之必备书的莫过于《弇山堂别集》。该书一百卷，笼统言之即为史料笔记，但仔细研究，其体例实自具特色。对此，明人陈文烛在《弇山堂别集》序中已有过说明，他说：“我以其才，为所欲为，纵横自放，于史例之外别立一体，其于子长，以意师之，不可称龙门之大宗乎？”陈文烛提出王世贞以“意”师法司马迁，所以创立别集一体，《弇山堂别集》就是效法《史记》之作。笔者以为《弇山堂别集》不只是师司马迁之“意”，在“形”上亦步其后尘。下面看看他是如何“师意步尘”的。
一、史学之模拟
刘知几在《史通》中已经注意到史学模拟的问题，他认为“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因为“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因之，他并未指斥模拟的本身，只是觉得模拟应该区别对待，他把模拟分为两类，一是“貌同而心异”，二是“貌异而心同”。〔3〕并认为前者是“模拟之下”，后者为“模拟之上”； 前者应当否定，而后者应当提倡。因此，模拟本身是毋须指责的，应该关注的是采取何种方式去进行模拟。
明嘉、万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是一种文学上的反对八股时文，宣扬模拟古文的运动，他们宣扬“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4〕。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更具体谈了模拟的原因以及如何模拟，全文录之如后：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问既杂，下笔之际自然于笔端搅扰驱斥为难，若模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斫轮手，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积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册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5〕
此乃王世贞模拟古人作文之思想与理论，是“文必西汉”的具体诠释。古代文史不分家，作文如此，修史亦不出此道。在史学上，他刻意模仿司马迁，从作史之志向、所采之史例到具体的成果，都反映了这一点。
从王世贞作史之志向看，他常有言论表示要师子长而著史，在《国史策》中，就有具体的表述，而且给自己找到了模拟的根据：
“愚故欲法司马氏，而窃意其变化于帝纪孔氏之文，训故《尚
书》、《家语》而节略之，以为不称。又生不遇左氏《传》，故其
叙春秋诸《世家》舛忽不详，好自发其意，故于《刺客》、《游侠
》、《货殖》、《伎幸》之伦，偏采而不忍斥，有能删节其凡例，
自羲皇而下迨于今，为一家之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愿为之执
鞭，而终其身也。”〔6〕
王世贞在这里指出《史记》乃效法《尚书》等节略之而成，同时表示了愿为国史而终身效法司马迁。似此作史志向，在给友人的信中又多次有所表示，他在给徐孺东的信中言：“仆生平不自量，妄意欲整齐一代史事，以窃附于古作者之后。”〔7〕又言：“方仆盛壮时， 妄自意以为班史而后，纪传之体猥杂偏胜；左氏而后，编年之书繁简失次，亦欲整齐其事与辞，勒成二家，以追迹盲、腐。”〔8〕
在诸家古史中，王世贞认为只有班固能为史，其原因乃班氏继承和模拟了《史记》等诸家古史之结果：
“夫孟坚之为史也，非尽孟坚史也。后元而前，太史公共之矣
；始元而后，叔皮共之矣；志有十大家共之矣。夫志固无论，其它
若纪传，或繁而损，或略而益，或因而裁，或朴而润，微孟坚，畴
所折衷哉。帝纪之雍容有度，列传之整洁瞻显，彬彬乎太史公雁行
矣。”〔9〕
在这里王世贞以为班固《汉书》之所以成功，乃效法司马迁《史记》及其他史书的结果，是对以前的书稍作变化增删而成。而随后史书之失败也就在于未遵前人之体，未法前人之书。因之要使史书成功，非效法前人不可，非模拟古人不成。这是他模拟古人的理论根据。而王世贞的志向就是“藉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10〕。因之他要效法司马迁，成就当代国史。
二、何谓“别集”？
自《别集》问世以来，就受到非议。所谓“别集”， 当指文集〔11〕，其以史书而言别集，难怪要被人指责为不懂别集之含义〔12〕。其实王世贞名之“别集”，确实另有隐情。清人周中孚亦以为“是篇记述明一代君臣事迹，于史例之外别立一体”，他虽然指责别集一名，但亦不否认是另立一体。前面提到，陈文烛也以为王世贞之别集乃效法《史记》而自成一体，自具特色。
王世贞究竟为何以别集名史著，他在《弇山堂别集》自序中对“别集”一名加以解释，说：
“《弇山堂别集》者何？王子所自纂也。名之别集者
何？内之无当于经术政体，即雕虫之技亦弗与焉，故曰别集也。”
陈文烛则认为因“元美诗文有弇山堂正集，而此则国朝典故，比一代实录云。”〔13〕所谓“弇山堂正集”，即《弇州四部稿》〔14〕。故此书只能名之为别集了。
《四库全书》则以为是王世贞晚年知作史之难，故以别集为名以示谦抑：
“世贞承家文献，熟悉朝章，复能博览群书，多识于前言往行
，故其所述俱确有可征，迥非诸家耳食传讹者比，且不敢自居笔削
，第用说部之体，烘聚条分，而以别集命名，深致谦抑之意，亦由
晚年境地益进，深知作史之难，故能敛晦如此。与当时略窥纪载便
奋然以史笔自居者，相去亦不啻霄壤。”〔15〕
笔者以为用“别集”还另有隐情，王世贞之志是法司马迁而作一部纪传体的明代史，但迟至暮年依然未见希望，只得退而求其次，编成《别集》，此书成于1590年前后，不久他即故去。陈继儒在《弇州史料叙》中谈及王世贞晚年于明代国史之心态时言：“偶及国史，辄停杯不御，为慨然感叹久之。”王世贞一生以国史自任，但终究未完成自己的心愿，那份于心不甘、壮志未酬的落寞感自不待言。既然编明代国史的心愿未成，只得退而求其次，做一部类似于纪传体而又非正式的纪传体史书，故名之曰“别集”，聊以自慰罢了！这大概是其以别集为名的真正内在原因吧。
对于《史记》体例上之模仿，王世贞在给友人况吉夫的信中表示过一种心态，他认为《史记》中的《游侠》、《刺客》、《货殖》之类使得《史记》“非正史也”，因为其“或借驳事以见机，或发己意以伸好”，故此完全模仿就有问题，“今欲仿之则累体，削之则非故，且《天官》、《礼乐》、《刑法》之类，后几百倍于昔矣，窃恐未可继也”〔16〕。王世贞对那些传不满意，想削之而稍作变通则有“非故”之忧，法之则又有“累体”之嫌，故此处于两难境地，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史记》之亦步亦趋至于何种程度。
《史记》之纪传体是以本纪志帝王，世家记诸侯，十表系时事，八书载制度，列传叙人物，而《弇山堂别集》主要有《皇明盛事述》五卷、《皇明异典述》十卷、《皇明奇事述》四卷、《史乘考误》十一卷。接后有诸表，共六十七表三十四卷，如《同姓诸王表》、《公侯伯表》、六部尚书、中书省等表及《卿贰表》。最后是诸考，共十二考三十六卷，如《亲征考》、《命将考》、《谥法考》、《赏赉考》、《诏令杂考》和《中官考》。此书之“述”、“表”、“考”三体〔17〕，就构成了陈文烛所言之“别集”体。从表面上看，除“表”一体为纪传体所有外，其他似与纪传体无关。其实不然，仓修良已注意到“考”对“志”的效法，并认为《弇山堂别集》是“编纂纪传体的一种素材”〔18〕。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其各部份是如何效法纪传体的。
三、“三述”祖述“纪”意
所谓“三述”即《皇明盛事述》、《皇明异典述》、《皇明奇事述》，《四库全书》以为其“颇涉谈谐，亦非史体”〔19〕。其实王世贞设立此体，有其特别的意图。他在《皇明奇事述》序中，既对“三述”关系进行了阐述，又说明了他作“三述”的意旨：
“异典者，遘之自人主也；盛世者，遘之自天也。盛事之遘无
非媺已，异典之遘媺居十九，疵亦居一已，乃复
有遘之自人而不可言典，或人与事之巧相符者，或绝相悖者，为其
稍奇而不忍遗之，别录成卷，以备虞初、春明之一采，故不敢称稗
史也。”〔20〕在王世贞看来，所谓异典、盛事、奇事，或自“人主”，或自“天”，自然是关于明之军国大事，不应弃而不载。笔者以为从功能上王世贞是以之来奠定全书基调。刘知几以为“纪以包举大端”，本纪是记载帝王之事，统领全书格局。而林駧认为：“子长以事之系于天下，则谓之纪。秦始皇已并六国，事异于前，则始皇可纪也；项羽政由己出，且封汉王，则项羽可纪也；孝惠高后之时，政出房闺，君道不立，虽纪吕后亦可也。”〔21〕可见司马迁创立本纪一体时，亦并非只局限于帝王，只要是关于天下之事，即使非帝王亦可作纪。因此既然是关于“人主”和“天”之事，“三述”在功能上和全书的地位上乃是可比拟“本纪”的。
“三述”从形式上言，只是一条条的史料，似乎无甚关联，其实每一卷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以《皇明盛事述》〔22〕为例，它共五卷，卷一是记载宫廷与皇室的所谓盛事，如皇帝之功德，藩国之强盛，宗室之繁盛，勋臣国戚之事；卷二是记载官宦家庭中的所谓盛事，如官吏之封赠，几代同任高官，几代科第等等，卷一与卷二的两类家庭，构成了封建统治阶层的最上层，他们原本就是封建史家注意的对象，当然也是王世贞注目的中心。卷三偏重于某一地方之所谓盛事，如果一州一地有许多高官，当然可以说是盛事，如“崑山盛事”、“严州盛事”、“蒲州盛事”、“吴中盛事”等等；卷四偏重于记载个人获得的官职、封赠等等，封建士人最重高官重位，若一人能得多种官职，或历官长久，自然可以称为盛事，如“四入内阁”、“三总三边”、“四总河道”等等；卷五偏重年龄问题，既得高官厚禄，又得长寿，当然值得祝贺，即便不得高官厚禄，但得长寿，亦是令人羡慕的事，因而也成为王世贞注意的对象。我们总括各卷重心，可得如次的轨迹：宫廷与宗室之盛——家庭之盛——地方之盛——个人之盛。宫廷与宗室是封建国家的化身，家族与地方使家庭得以依存，人之官位与寿命可以说是修身之结果。这样很明显地体现了作者所关注的目标，正同封建社会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可见，王世贞“述盛事”是独具匠心的。《皇明异典述》亦秉承同样的原则，以记载卓异之事，彰显明朝之功德。《皇明奇事述》之所谓奇事，则多是载有一种特征相同者，如同名、同爵、同官品、同姓、同谥等等诸种特征相同者，归纳为数条，如“嘉靖二真人”、“甲辰二会元”、“绍兴二首甲”、“蒲州二孤”、“全州二相”等等，亦有姓名相同一类的史料。王世贞所谓“异典”、“盛事”、“奇事”，正含有称颂当朝之意，这是其所用的春秋笔法。
汪荣祖指出：“国朝之国本植于帝室，求一姓之绵延”，而求一姓之绵延“有赖忠君爱国（国者，朝廷也），所彰之善，忠臣良将；所瘅之恶，乱臣贼子也。其归宿在于惩劝”〔23〕。王世贞的“三述”既是称颂明朝，同时又具劝惩之意。与王世贞同时代的归有光以为史家“扶翊纲常，警世励俗”应是常理，故国史之精神应有三点，“一曰显忠臣，二曰诛逆子，三曰树风声。”〔24〕《弇山堂别集》中的“三述”所担当的作用正是这三点。于此也可看出王世贞修国史那种强烈的责任心。而从功能上来说，“三述”正祖述了纪传体“纪”的用意。
四、诸表之模仿
《弇山堂别集》之表是对《史记》之表的模仿，自《史记》创立表后，即为纪传体史书之一例，但由于作表不易，后代史书多有略去者。在纪传体正史中列表的史书，《史记》以外，只有《汉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新元史》，一共九部史书，不足二十四史之半。但表之重要正如顾炎武所言：“年经月纬，一览了然，莫大于是。”〔25〕并以为作表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文字。浦起龙亦认为表“揆之史法，参以时宜，亲若宗房，贵如宰执，传有所不登，名未可竟没，胥以表括之，亦严密得中之一道哉！”〔26〕赵翼则认为“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27〕诸多史家重视表，其重要性由兹可见一斑。
在《弇山堂别集》问世以前，郑晓《吾学编》中即已列四表，分别是：《同姓诸王表》、《异姓诸王表》、《直文渊阁诸臣表》、《两京典铨表》，前二表后即接同姓诸王传和异姓诸王传，采取表传结合的方式。王世贞显然参考了《吾学编》，但《弇山堂别集》中的表分得很细，前后一共六十七表，三十四卷，远非《吾学编》所能比拟的。先是《帝系》、《同姓诸王表》，下又分为《亲王》、《郡王》；《公侯伯表》下有《高帝功臣公侯伯表》、《永乐以后功臣伯表》、《恩泽公侯伯表》、《衍圣公爵系表》、《追封王公侯伯表》、《公孤表》；其他有《东宫三师表》、《公孤宫臣表》、《内阁辅臣年表》、《翰林诸学士表》、《六部尚书表》、《卿贰表》等。涉猎的范围从皇帝、王侯到大学士、六部尚书、卿贰，几乎囊括整个明代中上层统治者。
清初傅维鳞著的纪传体《明书》中的表，可以说是《弇山堂别集》之表的翻版。《明书》有《祖系故王表》、《同姓诸王表》、《公侯伯表》、《恩泽公侯伯表》、《圣贤世裔表》、《追封及赠王公侯伯子男表》、《辅臣部院正卿年表》、《柱国公孤表》、《学士祭酒表》、《卿贰表》、《先设后革诸官表》、《制科取士年表》等十二表，除《先设后革诸官表》、《祖系故王表》、《制科取士表》外，其它的几乎都是改编《弇山堂别集》诸表而成。王世贞修明代国史列表最完善，故此，其以后的明史书，只要列表，莫不受他的影响。《明史》诸表，有《诸王世表》、《功臣世表》、《外戚恩泽侯表》、《宰辅年表》、《七卿年表》，较之《弇山堂别集》要简略得多，而其参考了《弇山堂别集》也是显而易见的。
王锦贵将中国古代史书上的表分为七类：表国者，表部族者，表世系者，表官者，表人者，表地者，表事者。〔28〕这是根据表所记录的对象而分的，以此原则来分析《弇山堂别集》中之诸表，我们可以看到王世贞是以职官之大小，地位之高低来制作表的，可以称之为表世系者，表官者，表人者。从这些表中，我们可以了解明代爵位的变化，官职源流之沿革，因而其地位十分重要。
纵观全书，表的记载内容基本以明代为范围，唯有《衍圣公爵系表》例外。它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到明嘉靖年间一千多年的衍圣公封爵全都谱列出来，之所以打破有明一代之范围，王世贞在序中有如下的说明：“然孔子实成汤后，论者不知其所自起，余故因表衍圣公之爵系而备识之，明孔子非国家所得而封建也。”〔29〕明代对孔子的尊崇甚于往代，尤其是嘉靖年间，把孔子称为“至圣先师”，衍圣公之地位因而也显赫得多，故此，王世贞在史书中亦予以相应的重视。
从格式上说，《弇山堂别集》中的表与正史不同，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批评的，则是“多未依旁行斜上之体”，它未依表例，因之亦屡被人攻击〔30〕。但其价值则不容忽视。
五、“考”与“书志”的关系
《弇山堂别集》中有十二“考”，共三十六卷，是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除专门考辨史书之《史乘考误》外，还有《亲征考》、《巡幸考》、《亲王禄赐考》、《命将考》、《谥法考》、《赏赉考》、《赏功考》、《科试考》、《诏令杂考》、《兵制考》、《市马考》、《中官考》，一共十二类。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仓修良以章学诚之分析为根据，“考之为体，乃仿书志而作，子长八书，孟坚十志，综核典章，包函甚广”〔31〕。因而断言“考是记载典章制度，就是纪传体史书里的书志部分”。〔32〕“考”与“书志”之间的关系仓先生已作了充分的论证，但“考”是否就是纪传体中的书志部分，则还有详析的必要。
司马迁首创八书，班固变书为志，此后即成纪传史书之一体，历千年而不变。刘知几以为“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33〕。因此，志重点在于论述典章制度。王世贞虽然记载明代的制度，但是他只称“考”而不称“志”，其间必定另有原因，因之，将其完全等同于“志”似不太妥当。陈文烛以为《弇山堂别集》乃师法子长之意而作，“考”正可谓祖述“书志”之意而成。
在十二考中，《谥法考》、《科试考》、《兵制考》自然是典章制度，这毋需多言，《明史》中就有《礼志》、《选举志》和《兵志》，谥法是礼的极其重要的部分，而科试几可以与选举等同。《赏赉考》、《赏功考》谈明代有关赏赐制度及事例，在《明会典》中有类似的《给赐》、《赏格》，记载同样的内容。至于《中官考》、《诏令杂考》、《巡幸考》等则在书志中找不到相同的内容，但它们同样记载了许多典章制度方面的材料。即如《中官考》，先记载明代宦官制度的变化沿革，同时述说明代宦官专权误国之史实，十分详尽，远非一般的书志可比拟的。它既详细记载了制度的变化沿革有书志体的优势，同时，又详述了历史事实。可以说它兼有“志”和“宦官传”的功能。同时因其是按年月来记明代宦官之干政，具有编年体史的特色。因之，这些可以说是“考”自具的特点。
名之为“考”，还在于书中有真正的考据。并非只是一味地陈述史实，对于类似的问题，王世贞往往将其与前代相关史实进行对比。同时纠正明代有关书籍记载之错误，如《亲王禄赐考》，即参核《会典》，并纠正《会典》记载之错误。王世贞以为《会典》记明亲王、郡王禄赐时，俱引唐制为参考对象，但唐代之亲王、郡王与明代是完全不一样的，究其原因，“盖唐制王公以食邑为准，而有官则有禄，宋制食邑真食皆为虚，而以兼官制禄，与本朝之制异，不可强而引也”〔34〕。再如《之国之赏》，有如此考据之言：“按古之恩赐可考者，汉昭帝初，赐燕王旦……钱一千万”，考汉唐宋之恩赐后，其发议论曰：“汉与元之赐宗室如此，其去我朝何啻十倍也。”〔35〕
《弇山堂别集》中除有《史乘考误》专章考证明代的国史、野史、家乘之误外，在《考》部中，又随时加以考据。一则纠正史实，再则在考证之时进行评论。再以《中官考》为例，在述说明代宦官干政史实之际，详考相关的历史。如记宣德赐宦官司礼监太监金英、范弘免死诏时言：“按太宗于光禄卿井泉张泌皆有之，则其时内臣所必有者，但不可考耳，此见范弘墓志，史所不载也。”〔36〕《中官考》中，常有“干政之始”、“封赐之始”这样的说明语，如记天顺元年王振恢复官爵，立祠赐额曰“旌忠”，作按语云：“按此内臣立祠之始也。成化中御马监太监刘永诚祠曰‘褒功’，弘治司礼监太监怀恩祠额曰‘显忠’。此二臣皆可纪者，自是而后繁且滥矣。”〔37〕又如记西厂之设云：“此立西厂之始也，虽与东厂侔，而势出其上矣。十三年革西厂，以御史戴缙言，仍复之。”〔38〕文中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既予考证又加议论。
《诏令杂考》原非书志一类所包含，但王世贞设立此体，实有深意焉。他在《诏令杂考》序中说明了作此之原因：“自高帝以后书檄之类不登诏令及不可以入史传者，录以备考。”〔39〕于是作《诏令杂考》四卷。似乎只是补遗性质。但是，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因为不仅保存了许多它书难见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诏令与书志的关系。唐代刘知几就提出应立一体以载诏令章表。他说：
“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
录，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
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
，以类区别，他皆仿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
。”〔40〕王世贞的《诏令杂考》虽未明确提出将诏令当作纪传体史之一例，但他的考是师法书志之意而成，恰在此部份收录了诏令，由兹可见，王世贞确实将其看作是书志的内容
其实在王世贞的著作中，也有名之为“志”的内容，《四部稿》中就有《北虏始末志》、《安南志》、《哈密志》、《三卫志》等，但这些名之为志的文章，只是将事件始末按年代先后予以记载，应属于纪事本末体一类的史料，与纪传体之志则基本上扯不上关系。
综上所述，“考”是师法子长纪传体“书志”而来，但又与“书志”有不同的特点，它不只是记载制度条文，同时，亦记录相应的史实。并进行相关的考证，它兼有“志”、“传”、“编年”诸体之特色，是纪传体的一种变体。如果按陈文烛的说法，王世贞独创了“别集”一体，那么，“考”可以说是“别集体”中最为成功的一例。1614年，王世贞的门人董复表编《弇州史料》时，特将“考”放在前集的最前面，由兹亦体现他对“考”之重视。
此外，在《弇山堂别集》中，每部分都有序，在每部分中，往往又分总序、分序、大序、小序，不一而足。而篇各有序，亦始自《史记》。
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总括《别集》中诸序，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曰说明编纂原则，统括全篇；二曰叙述渊源，明其沿革变化；三曰评论史实，表达观点。其中第二类是最多的，究其原因乃有关国家政制，“凡国家之典，始则若滥觞，继则滔滔焉，又继则汤汤焉”〔41〕。是故于序中明其变化因革就显得十分重要。
再则，在《弇州山人续稿》中有《史传》十卷，其中有“世家”四卷、“传”六卷，世家收录了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朱能、定兴王张辅和宜平王朱永，之所以将其列为世家，只不过他们有一王爵封号罢了。这是王世贞之模仿拘泥于形式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因为世家应“开国承家，世代相续”〔42〕，而明代的异姓王只有封号，既无封国，亦鲜少世代相续者，将其列入世家，实乃勉强。
六、总 评
明代文学上的复古，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因为由国初到末世，主张复古的议论层出不穷，因之复古是明代文学的主流。〔43〕由文学上的复古而至史学上的模拟古人，则鲜有人论及。其实古代文史原本一家，文学上的复古，势必也造成史学上的因循，因之而模拟古人。但史学很少谈复古的问题，因为明代文学上的复古主要是针对八股时文而起，而史学则无反动的对象，对史学而言，或是因循承袭，或是创新发展，这也许是史学很少谈复古原因之所在吧。王世贞是后七子的领袖，独掌文坛二十余年，在文坛上的模拟古人已成定论，而要修明代纪传体国史对司马迁的模仿自是当然。
中国传统史书中的三大体裁（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自创立以后历代因循，因之后人模拟是极其普遍的，具体要看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刘知几并不反对模拟，但他主张“貌异而心同”，而反对“貌同而心异”。正如前面所提及，王世贞追求形式上的雷同，他觉得《史记》的《刺客》、《游侠》、《货殖》诸传不妥，删之觉得“非故”，仿之以为“累体”。《弇州山人续稿》的《史传》中特别设“世家”一体尤显无理，只就其名，不得其实，正是他模拟追求形式的体现。
《弇山堂别集》的模仿不像《弇州山人续稿》史传的模仿那样拘泥形式，“考”、“述”之设立是纪传体的一种变例。尤其是“述”，只是一种神似的东西，在“形”上没有任何纪的色彩，以故多为后人所忽视。“考”则是由纪传体的书志发展而来，体现了王世贞的创造性。但其表则显得过于细碎繁琐，而篇皆有序，前有总序，各部分有小序，亦太啰嗦。
总体而言，《弇山堂别集》在体例上由模仿而形成创造，它既非纪传体史书，也不同于一般的史料笔记，大概真可以称之为“别集体”吧。明清人一般将《别集》归于杂史类〔44〕。杂史一名最初见于《隋书·经籍志》，其言：“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觅，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45〕《四库全书总目》则将杂史定义为：“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46〕如果按此标准，把《别集》作杂史当然是合理的，但它是一种极力模仿《史记》的杂史。
王世贞对《别集》的评价甚是低调，他说：“是书行，异日有裨于国史者，十不能二；耆儒掌故取以考证，十不能三；宾幙酒次以资谈谑，参之十或可得四。其用如是而已。”〔47〕这显然同他作明代国史的愿望相差甚远，故只能名之曰“别集”，表现出他的某种遗憾。但陈文烛以为王世贞于明代国史似推而实任，对《别集》之评价他反王世贞之言而论之曰：“异日有裨于国史者最其大也，耆儒考证其次也，宾筵以资谈谑特其余耳。”〔48〕总体而言，王世贞之师法子长，是颇得其精髓的。可以说王世贞是善师司马迁者，变纪传体而为“别集体”。
注释：
〔1〕《史学巨擘》为《中华骄子丛书》中的一种， 其中收录了由张越编的《明史撰述的开创者王世贞》，北京：龙门书局1994年版，第104—108页。
〔2〕另有《袁王纲鉴合编》，现已公认并非王世贞所作。
〔3〕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八《内篇·模拟》。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第283页。
〔4〕《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7381页。
〔5〕《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四《艺苑卮言一》。 《四库全书》第12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页。
〔6〕《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五《王弇州文集· 国史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9页。
〔7〕《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九○《书牍·徐孺东》， 第860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沈云龙选辑《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22种。
〔8〕《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八二《书牍·徐生》，第8272页。
〔9〕《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四《汉书评林序》，第2322—2323页。
〔10〕《弇山堂别集》自序，第2—3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16种。
〔11〕《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载：“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此乃别集之本意。
〔12〕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一九，就指责其“盖不知诗文之当称别集也。”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4页。 徐朔方则以为古代文史不分，称别集乃重申此义也。《王世贞年谱》引论， 第484页。
〔13〕《弇山堂别集》陈文烛存，第7页。
〔14〕包遵彭亦似赞同此观点，见其《王世贞及其史学——为〈弇山堂别集〉影印而作》，见台北：文海出版社《弇山堂别集》。
〔15〕《四库全书》第409册《弇山堂别集》附提要，第2页。此处所附之提要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要详细很多。
〔16〕《弇州山人续稿》卷二○三《笞况吉夫》，第9121页。
〔17〕事实上述、考、表并非王世贞首创，郑晓《吾学编》中就有此种体例，其具体分：记（《大政记》、《逊国记》、《名臣记》、《逊国臣记》）、表（《同姓诸王表》、《异姓诸王表》、《直文渊阁诸臣表》、《两京典铨表》）、述（《地理述》、《三礼述》、《百官述》）和考（《四夷考》、《北虏考》），但除表外，《吾学编》之“考”与“述”和《弇山堂别集》中的并不相同，《吾学编》之“考”只有两篇，就相当于纪传体中的传；而“述”显然也就是志亦毋须多言；而《弇山堂别集》中之述、考则另有含义。王世贞称“述”、称“考”可能受到《吾学编》的影响，但并不拘泥于《吾学编》的范围，只不过借其名罢了。
〔18〕仓修良：《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文献》1997年第2期。
〔1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一《史部·杂史类》，第159页 。
〔20〕《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九《皇明奇事述序》，第2575—2576页。
〔21〕司马迁著，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2〕周中孚：《郑堂读书补逸》卷一○言：《盛事》为“弇州以明代官爵之制轻于前代，故公卿将相之位业亦少逊前代，因自洪武至万历，取其科甲功臣之盛者，汇为一编以纪之，凡三十九条，各标题目，而以类相从，亦唐人《卓异记》之类也。”。他以为不过是《卓异记》一类的东西罢了。
〔23〕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之《彰善瘅恶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页。
〔24〕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本《震川先生集》卷二《卓行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25〕顾炎武：《原抄本日知录》卷二七《作史不立表志》，台北：明伦出版社1970年版，第746页。
〔26〕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三《表历》，第70页。
〔27〕司马迁著，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一三，第340页。
〔28〕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136页。
〔29〕《弇山堂别集》卷三九《衍圣公爵系表》，第1735页。
〔30〕即如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一九引李绂《穆堂初稿》言，“同姓诸侯表，既不分世与年，徒列诸王国于前，而逐一纪其事于后，谓之传可也，何谓之表？高帝功臣表其谬亦然。永乐以后功臣，既称年表，仍用前法，功臣袭封薨除，各叙其年，不相联属，顾名思义，谓之年表可乎？”
〔31〕参见仓修良《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文献》1997年第2期。
〔32〕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外编第四《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15页。
〔33〕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二《二体》，第34页。
〔34〕《弇山堂别集》卷六七《亲王禄赐考序》，第2865页。
〔35〕《弇山堂别集》卷六七《亲王禄赐考》，第2893，2899页。
〔36〕《弇山堂别集》卷九○，第3976页。
〔37〕《弇山堂别集》卷九○，第3984页。
〔38〕《弇山堂别集》卷九○，第3985页。
〔39〕《弇山堂别集》卷八五，第3691页。
〔40〕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二《载言》，第42—43页。
〔41〕《弇山堂别集》卷四四《赠公孤宫臣表》，第1945页。
〔42〕《史通通释》卷二《世家》，第52页。
〔43〕参见陈国球《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6页。
〔44〕《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史部杂史类，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称：“别史杂史颇难分析，今以官撰及原本正史重为整齐，关系一朝大政者入别史，私家记录中多碎事者入杂史。”因之他将《弇山堂别集》亦列入杂史类。见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45〕《隋书》卷三三《经籍志》。
〔46〕《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第145页，《四库全书》第2册。
〔47〕《弇山堂别集》序，第5—6页。
〔48〕《弇山堂别集》陈继儒序，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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