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依存和平论”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依存和平论”，又称贸易和平论，是当代很有影响的自由经济主义国际理论，与民主和平论（自由政治主义）、自由国际制度主义（即在自由政治主义和自由经济主义基础上与相互依存理论相结合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共同构成了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驾马车”（注：Richard K.Betts，“Wealth,Power and
Instabil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 1993，pp.35-38.Joseph S.Nye，Jr.“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World Pllitics，January1988，倪世雄、冯绍雷、金应忠：《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9页。）。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相互依存“这一全局性变革”的深化，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的迅速深入发展，以及苏联解体给美国带来的所谓“民主对共产主义的胜利”，新自由主义来势猛烈，对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注：参见：倪世雄、许嘉：《论冷战后新现实主义面临的挑战》，《欧洲》，1997年4期；刘靖华：《权力均衡，还是制度霸权》，《欧洲》 1997年第1、2期。）。 自由主义理论的重新崛起，必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发挥重要影响，并将不同程度地给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涂上较浓的意识形态色彩（注：John
J.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al Security，Winter 1994/95，p5-6.）。承袭亚当·斯密自由贸易思想的经济依存和平论，因借助于自由贸易的广泛性和相互依存的时代性，较之其他两个理论更具影响力。正确地了解该理论无疑是进一步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基础。本文的目的也在于此。
一、“经济依存和平论”的主要内容
1.基本内容
与强调世界无秩序（anarchy ）、安全首要以及权力均衡的现实主义相对立，当代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非权力因素（包括民主、道义和国际法）和全球系统相互依存合作过程的分析。就国际稳定而言，它更重视技术进步和经济依存条件赋予国际合作进而促进国际稳定的重要意义。既然贸易恰好导致了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和平就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经济相互依存导致和平的理论有着较为完善的体系阐述。该理论的总前提无疑是自由主义的，即：假设世界从根本上说是趋近于科学和理性的，世界自身就蕴含着全人类协调合作的一切必要因素。利益的和谐、经济法则、自由贸易等则是一些重要的因素；探明并促进这些因素的实施和发展，会给世界带来和平（注：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2页。）。具体到每个国家来说，有两个小前提：一是，国家是民主国家，民意的总代表；二是，国家是计算外交收益成本的。这样，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都希望通过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给本国人民以更大的福祉。
该理论进而推论，对外贸易和经济联系的发展能够给每个参与经贸往来的国家以利益实惠，不仅小国家的独立与稳定有赖于此，大国和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将受益。一个国家在面临选择战争还是选择贸易合作时，不能不考虑从贸易中得到的巨大收益。因为，民众以及代表民主利益的国家是计算成本与收益的。自由贸易与国际分工导致的经济联系的加强，为每个国家提供了巨大的互惠而没有丝毫的战争成本与冒险。“当国家能够通过和平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更为有效地获得权力和财富时，诉诸武力以谋取它们就毫无意义了”（注：理查德·罗思克兰斯：《贸易国家的兴起》；转引自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第365页。）。而且，随着现代技术（包括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迅速发展，诉诸武力的成本与冒险急剧增大，经济相互依存中的国家更富理性地采取贸易选择为主的方式参与国际交往。因此，经济依存和平理论得出结论：经济依存中的国家间更趋向于不发动战争。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走向和平（注：Dale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InternationalSecurity，spring，1996，pp.8.）。
2、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般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的经济依存和平论正式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其始作俑者为英国著名学者理查德·柯布登（Richard Cobden ）（注： Sean M.Lynn—Jone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MITPress，1991，Preface，pageX.）。科布登从正在上升时期的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19世纪上半期相对和平的西欧政治环境入手，承袭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思想，提出了自由贸易对参与国家具有强大的“纽合”作用。这种作用“使得每一方同等程度地热衷于寻求给对方带来繁荣和幸福”，战争选择自然相应降到次要地位了。他进而确信，消除贸易障碍是建立国家间永久和谐的唯一条件，甚至导致国际政治的完全消失（注：Richard Cobden，“The Political Writingsof Richard Cobden”，（London：T，Fischer Unwin，1903）， pp.225.Hans.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fifth edi.（N.Y：Alfred.A.Knopf，1978），pp.35.）。
柯布登的自由贸易思想由美国学者诺尔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1903年首版和1933年再版的《伟大的幻想》中得以继承和发展。安格尔不仅肯定了科布登“贸易纽带”学说，而且从否定强权政治的高度，以战争与贸易比较成本为出发点，论证了贸易与国际稳定的相关关系。首先，随着经济依存的深化，每个国家都处于一种选择，要么采取和平贸易这种“新思维”，要么因循强权政治的“老方法”。作者承认，战争在过去是有利可图的，但现在由于它能够摧毁贸易纽带，战争因而具备了“商业自杀”性质（注：Norman Angell，“The Great Illusion”，2nd edi.（N.Y.：G.P.Putname s Sons，1933），pp.33—89.）。其次，他注重解释资本主义进程下战争观念的转变。他认为，战争的发生，程度不同地源于“战争有用”这个错误观念对参战国家领导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领导人未能认识到与贸易收益相比战争的“无利可图性”，他们很可能诉诸战争来获得利益。一战的爆发和它的灾难性后果再一次向人类昭示了现代战争是无利可图的（注：ibid，pp.256.）。安吉尔坚信，人类，特别是与自由贸易有着密切联系的资本家阶级，已经或正在实现从战争“有利可图”到“无利可图”的观念转变。因为，战争是与工业社会和自由贸易相抵触的，资本主义要求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惟有在和平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理性的估算，而资本主义正是建立在这种理性估算之上的（注：Hans.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Nations”，fifth edi.（N.Y：Alfred.A.Knopf，1978），pp.56.”）。
冷战后，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依存和平论”也相应得到完善。美国著名学者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是该理论的集大成者。罗斯克兰斯把国家分成两类，以商业促进富强的“贸易国家”（trading state
）和靠武力扩张加强国力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罗思克兰斯借助60、70 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相互依存理论大发展这个有利时机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将经济相互依存与和平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和相互依存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贸易国家，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相互依存。“在高度相互依存的现代国际体系下，发动战争的动力已不复存在了”（注：Richard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s：Commerce
and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Y.：Basic Bookes，1986），pp.13—14，pp.24—25.）。
罗斯克兰斯主要从相互依存条件下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来论证他的上述观点。他采用了经济学诸如“依存度”（dependence）、“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和“调整成本”（cost of adjustment）等概念。如大多数自由派学者一样，罗氏沿用了戴维·鲍德温对于“依存”一词的概念。简言之，鲍德温将依存度理解为：一个国家停止贸易后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即一个国家从自给自足经济转而开展贸易后获得的贸易收益（注：David A.Baldwin，“Interdependence and Power：A Concept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80， pp.478—489.）。如果重新停止自由贸易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就必然会失去这些贸易收益。失去贸易而付出的成本即为机会成本。罗思克兰斯认为，一个依存度较高的国家或者开放性较大的国家，机会成本可能相当巨大。机会成本越大，这个国家因割断对外经济联系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也就越大。因此，这些国家不倾向挑起破坏经济联系的战争或冲突。因为，除了承受巨大的机会成本外，这个国家还必须支付重新建立国民经济体系而导致的同样巨大的“调整成本”。
冷战结束后，罗思克兰斯依旧坚信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才是和平的。具体组织和平的，则是“在开放和增长的世界经济中由经济利益纽合在一起的（大国平衡）中心机制”（注：Richard Rosecrance，“A New Concert of Power”，Foreign Affairs，Spring 1992，pp.65—92，p.92.）。
二、对“经济依存和平论”的基本评估
1、经济依存和平论的合理性。该理论结合战后世界相互依存的发展和欧洲“长期和平”两大时代背景，其论证无疑具有合理性。在全球经济化进一步发展的今天，经济关系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根本关系。地缘经济学正取代地缘政治学开始全面地解释国际事务，经贸外交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大国外交的核心所在（注：Martin Wallcer（NewYorker，October7，1996）；and President Clinton’s 1994 BudgetMessageto Congress，Foreign Policy，Spring 1997，pp.116—117.）。的确，在一些重视双边和多边贸易且经济相互依存度较高的国家间，贸易利益的考虑制约了战争的爆发。至少在领导人决策时，经济利益考虑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一方面对经济事务的高度重视必然相对地降低安全、战争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全球经济联系的增强，促使各国经济水平均等化发展，加强各国的互相交流和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和平因素的增加。
2、“相互经济依存和平论”存在重大理论缺陷。首先， 它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主义者不能接受的。从本质上讲，该理论承袭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主义思想，具有资产阶级理论的基本特征。该理论以西方工业化国家间的贸易与战争为主要蓝本，研究的是既定世界经济秩序下的相互依存；它认为西方国家的国家制度是民主的，能够对政府施加影响，因而政府才能从民生和国富角度考虑对外政策，它与“民主和平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斯克兰斯等人的所谓相互经济依存，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反映了北方国家利益的现状。
倪世雄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这种本质。他认为该理论虽然原则上讲经济均等关系，强调相互依存，但实际上仍坚持依附关系，认为第三世界仍需要依附强国富国（注：倪世雄等：《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9页。）。这种旧经济秩序下的不均衡的经济依存，不会注定给世界带来稳定，若不加改造，最终会导致南北经济的极度失衡，引发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治动荡和地区危机，进而威胁世界和平。
其次，这一理论在论证上也有重大逻辑缺陷。贸易和平论自上个世纪末诞生以来，就不断受到现实主义学派的猛烈抨击。“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相互依存能够创造和平的论点被广泛认为是过于简单而信誉扫地”（注：Sean M.Lynn—Jones，“The Cold War and After ”（MIT Press，1991），preface X.）。
所谓“过于简单”，是指新现实主义指责自由主义学者忽视脆弱性（vulnerability）问题。现实主义认为， 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无政府的（anarchic），每个国家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因此国家对于依存度并不是一味地欢迎，而是担心由于依存度过高而导致国民经济脆弱。特别是对于进口过分依赖石油和原材料的国家更是担心经济依存带来的脆弱性威胁其国家安全。因为，尽管这种进口只占总进口的小部分，但若在危机时被切断却可能导致整个现代经济的崩溃。 照肯尼恩· 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分析，这种不断增长的担心，会促使它们“控制其依赖的东西或减轻它们的依赖度”，从而引发各国“旨在加大它们控制范围的种种帝国主义行为”（注：Kenneth Waltz，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N.Y.：Random House，1979），pp.106.）。
关于脆弱性问题，约翰·米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作如是解释，依赖其他国家供应关键经济产品的国家会担心在危机或战争时期被切断供应或受到诡诈。为了减少这种恐惧，这些国家可能竭力扩大对资源供应国的冲突，或造成它们对其他受供应国的冲突。根据这个逻辑，相互依存很可能引发更大的安全竞争（注：John J. Mearsheimer，“Disorder
Restored”，in Grabam Allison，and Gregory Fr.Treretton，eds“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N.Y.：WWW.Norton，1992），p223.）。
从历史看，许多学者考证认为，“1914年以前的经济联系的广泛度和影响力空前绝后；这一时期的主要敌对国家英国和德国，却是最好的买家”。因而一战的爆发恰恰证伪了“高相互经济依存导致和平”的观点（注：Paul A.Papayoanon，“Interdependence，Institutions andthe Balance of Power”pp.42，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96.）。另外，美国历史学家斯莫尔（Melvin Small）和辛格（ J.David Singer）利用密执安大学“战争关连性”研究项目提供数据进行的分析也表明，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最残酷的军事冲突中，10个最血腥的国家间战争不是发生在咫尺近邻，就是发生在重要贸易伙伴之间（注： Melvin
Small， and J.David
Singer，“Restor to Arms：International and Civil
Wars，1816—1980”，（Beverly Hills，Calif.Sage Publications，1982），pp.102.）。
三、“经济相互依存和平论”的理论修正
鉴于上述原因，不少自由主义学者对该理论做了一些修正，以图“弥补其时代缺陷”。这些努力集中表现在3个方面：
1、将经济相互依存与国际机制相结合。 罗伯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经济相互依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制度能够提供信息、减少交易成本，使得承诺更富可兑性，并且能够担负关键性的利益协调，从而一般地说有助于互惠合作”。国际合作往往是国际稳定的基础和先导。从经济依存和平到自由制度促进国际稳定，不啻一大进步。“国际合作的自由理论现在已经超越了相互依存，而发展到用来解释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能够减小战争可能性”（注：Robert O.Keohane，and Lisa L.Markin，“ Th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Summer 1995，P42；Sean M.Lynn-Jones，“The Cold Warand After”（MIT Press，1991），preface X.）。
2、以生产方式的根本性改变来丰富相互依存。 自由主义的另一位著名学者史蒂芬·V·埃维拉从主要生产方式的转变， 设法论证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有可能改变战争发生的动力。由于“高技术后工业经济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和社会信息的自由准入。这种准入需要宽松的国内舆论，并且能够自由进入外国出版物、外国旅游信道、私人电脑和摄影复制网络。但用以控制被征服社会的警务措施却要求禁止这些技术和行为，因为它们会带来颠覆性的观念。这样，经济结构中的这些关键因素现在为了维持对被占领地区的政治控制必须予以清除”。然而，在相互依存高度发达的新型经济中这是不可能的。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转变，降低了征服者从被征服地区掠夺资源的能力，从而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注：ibid.Sean M.Lynn-Jonnes，pp.200—201.）。
3、经济相互依存与均势理论相结合。保尔·A·巴巴约欧首先继承了经济相互依存论的部分理论前提，即民主国家政府代表民意、民主制度使领导人的决策更容易受国内民众舆论影响等；其次吸取了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的分析法，将国家分为现状国和非现状国，认为实力不断增强的非现状国更倾向于打破现状，现状国则倾向维持国际既定秩序；同时也强调了预期分析在大国观念中的作用。基于这些综合分析，他将经济相互依存对国际稳定的作用作了如下的严格限定：
“我预测制止非现状强国强有力的平衡行为，既依赖于现状强国间存在着的广泛经济联系，又依赖于现状强国与非现状强国间不存在或很少存在的这种经济联系，而且现状强国须同时拥有能够给予大众经济利益强大议事发言权的国内政治制度”（注：Paul A.Papayoanon， “Interdependence， Institution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 1996.p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