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主义历史:从道德社会到消费社会_唯美主义论文

唯美主义历史:从道德社会到消费社会_唯美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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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唯美主义的讨论在国际和国内学界已非新鲜,但在当今这个不乏“审美”的时代,重访唯美主义倒有些必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实在太多。当年鲍姆嘉滕在《美学》一书中给美学的定义是: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他认为,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而这完善也就是美(注:鲍姆嘉滕:《美学》,简明、王旭晓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8页。)。简言之,美学是认识论,是思维的艺术,是科学。这里,美、美学的独立,仰仗的是理性认识能力对它的接纳。在此意义上,美学虽成了一门独立学科,但美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维度,美的价值取决于感性认识的完善度。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作为一门学科的系统的美学和一个新的自律的艺术概念出现了,美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门独立学科,美具有了不同于认识(真)和实践(善)的独特价值。对美的这种提升是由康德完成的。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基于人作为主体性存在的心意功能(知、情、意)之划分而建构的审美判断力是沟通必然与自由的中介,审美判断的非功利性保证审美能弥合理性与自由间的裂痕,因此,审美有能力恢复人的完整性。概言之,康德的审美非功利性是美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在这里,审美是与理性和自由相对举的,最高的价值是自由。而且,康德虽然悬置了物自体,但自由的根据并不在人自身,而是一处他自己也未言明的来源,这就给神的临在留下了位置(注: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上、下卷,宗白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席勒在康德审美思考的基础上,为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注入了价值论的意义,从而把个体引向真正的审美自由,由此建立起他的审美本体论,美成为绝对价值。审美可以通过非功利的游戏冲动平衡人的理性冲动和感性冲动,使人成为完整的人,恢复了和谐的完整的人就是人最完美的存在形态。至此,席勒完成的审美乌托邦就彻底剔除了人之外因素的干扰,美开始了其替代宗教给予人终极安慰的短暂历程(注:参见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所以,从审美独立到唯美主义,席勒是最后的环节。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口号体现的是艺术自律和美的独立,“生活艺术化”则蕴含着审美乌托邦理想。唯美主义这两大理念的内在逻辑很容易理解,但是,两者在价值论上的根本区别却需要更精细的辨别力:前者隐秘地保留着神性价值,后者是纯粹的现世主义。而在唯美主义的艺术实践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其保留神性的愿望,也可以读出其狂妄的审美绝对主义。我们做这种理论上的区分十分必要:一是要提醒唯美主义不同于现世主义意义上的审美现代性;二是要说明唯美主义又可以归属于现世主义。而正是唯美主义的现世主义品格,使其能够被改造为世俗审美主义。在实践领域,唯美主义运动自兴起之日其矛头所指就是世俗的道德主义。

我们知道,虽然唯美主义的发源地是巴黎,“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是法国诗人戈蒂叶率先提出的,但唯美主义却在英国走向辉煌。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最明显的因素是英国更为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和更加浓厚的清教道德氛围。唯美主义的直接目的就是反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虚伪的“清教道德”。那么,唯美主义与清教道德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在清理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弄清资产阶级世俗道德主义本身的一些问题。

西方自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基于宗教的道德一直是一股相当顽强的反抗现世主义的力量。这里,首先要对道德、神圣道德、清教道德和(世俗)道德主义做一个区分。从发生学的角度讲,西方历史上与信仰对应的道德既来源于宗教,又与宗教相矛盾。这种信仰与道德行为的对峙现象在文化中反复出现,却又很少得到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对资产阶级及其价值观的轻蔑也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这也许是因为人们心中的这两个愿望同样强烈,它们粗略地反映了社会和个人的不同要求。结果是,与过失和犯罪相比,体面显得枯燥而又懦弱。尽管如此,这种道德因其神性牵连一直还是反世俗主义的,是神圣道德(注:参见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6页。)。本文中,清教道德和世俗道德主义是一个概念,指切断了与宗教牵连的纯粹世俗道德,它是唯美主义作为反现世主义的文化运动的目标。道德是一个一般性概念,指所有类型的社会对个人行为的规约。问题是,神圣道德是如何演变为道德主义的呢?

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胜利有关。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着力解决的问题是: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理性样式到底从何而来?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资本主义的职业观念以及在职业中献身于劳动的观念均由此而来。如果从纯粹幸福论所强调的个人利益角度对此做出解释,它就是先验的和非理性的,因为,献身于劳动的观念是和那种避免从本能冲动出发享受生活的信念结合着的。韦伯的结论是,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种基本要素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乃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的。不过,宗教禁欲主义并不能直接产生资本主义精神,只有当它转化为世俗禁欲主义(宗教改革)之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甚至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生才有可能。世俗禁欲主义正是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核心(注: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7、57、141页。)。需要说明的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清教徒们所持的就是这种神圣的道德信念。而韦伯对资本主义世俗理性来源的分析,也揭示了清教道德同宗教的联系。

资本主义伦理道德成了确保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因为,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一方面与自发的由财产带来的人生享受不可调和地对抗着,它通过对消费特别是对奢侈物的消费的反对,为财富的积累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这种禁欲主义还具有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效果——获利是上帝的意愿,因而是正当的。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必然导致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4页。)。这一过程正是神圣道德向道德主义蜕变的过程。

不过,这种清教道德潜含着一种矛盾:即献身于劳动的宗教激情必然会带来财富的增长,而禁欲主义生活戒律又禁止耗费这些财富。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早期还不太明显,因为,一方面有限的财富积累需用于新的投资,另一方面宗教的虔诚使他们真诚地将财富看作属于上帝的圣物。但到了资本主义后期,它就异常尖锐地呈现出来(注: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8页。)。这就是说,虽然资本主义在其上升时期,围绕世俗理性建构了一套包括财富、劳动、职业、规范律法和合理享乐等内容在内的指导资产阶级伦理行为的理论体系,但财富的增加必然会导致道德上某种根本性的逆转,即普遍的消费时代对清教道德的背弃。

由此,资本主义在借用道德的神圣力量保障自己发展的同时,慢慢腐蚀掉了其神圣的宗教根基,使之成为一套供资产阶级的经济德性随意取舍的形式法则。在资本主义道德发展的进程中,唯美主义都始终伴随着。不过,不仅唯美主义的社会角色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而且其内在精神也有了根本的不同。

唯美主义是在道德主义业已形成并有效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后,才真正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市民社会的兴起滋生出弥漫整个社会的世俗功利气息。审美独立和艺术自律与这种社会现状的结合催生出唯美主义这一具有乌托邦意味的文化信念。唯美主义者正视人们对宗教的普遍疑虑,将难以排遣的宗教情怀融入唯美的追求之中,试图以此救赎浸淫一切领域的功利理性。因此,唯美主义有着强烈的形而上关怀,它真正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功利理性和由其导致的生活平庸化与生存的单向度化。

唯美主义的两大理念“为艺术而艺术”和“生活艺术化”包含着对纯粹形式的追求和对非凡感觉的追求的矛盾。因为,按照西方哲学的传统思维方式,纯粹形式所强调的纯粹性与各种感觉完全无关,是排斥感觉的。柏拉图“理式论”所追求的纯粹,就只是一种对数字所体现的纯粹的兴趣,感官在纯粹形式中没有位置。但在唯美主义这里,对纯粹形式和非凡感觉的追求的自相矛盾,又在对神性的眷顾中获得某种程度的一致,并以此反对平庸,而这种平庸主要是道德主义导致的。比如,王尔德的作品多以享乐、色情和罪孽为对象,但他在这类与道德主义对立的主题中关注的是纯粹和非凡的美,通过身体的“沉沦”体会和追求超越的神圣。按照巴塔耶的说法,色情本来就与神圣相关(注:参见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换言之,唯美主义是以其与道德相一致的神性立场对抗道德主义及其对人性的分裂和完全的现世化。

表面看来,唯美主义的艺术理论和实践与资本主义的清教道德直接对立,但它对道德主义的攻击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功利理性及其社会后果——现世主义。新教伦理确保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而经济的不断强大却蚀空了资本主义道德伦理的神圣内核,只留下纯粹的功利理性。这种世俗伦理彻底摆脱了禁欲主义的束缚,却保留了对财富追求的合理性,这种转变正如约翰·卫斯理所指出的,是植根于新教伦理本身的,其结果是,“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种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注:转引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2页。)。最终物质产品本身变成了人们的宗教,资本主义旧的伦理道德也随之成了一件无足轻重的道具,装点着后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

已获成功的资本主义将道德弃置一旁,开始放手对唯美主义进行改造。物的丰盛为唯美主义提供了两个发展的维度:一是物的丰盛带来的更多自由可以成全唯美主义沉思内省的灵性生活。遗憾的是,人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新宗教——物质产品,唯美主义的这一神圣理想看来只能以过时的乌托邦形式留在远去的世界中。另一个是物的丰盛与唯美主义干预世俗生活的僭越动机相结合,促成唯美主义的质变,这是唯美主义的现世主义品格的表现。而且,随着资本主义道德因为消费时代的到来变得不再拥有实用价值,唯美主义因其对道德主义的反对而具有的社会批判力量也就失去了。这样,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道德主义的社会作用的消退,另一场关涉唯美主义的悲剧性历史转变也凸显出来。在资本主义初期,清教道德以世俗理性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科技的发展。那时的唯美主义对感性、情色的审美强调虽然直接针对道德主义和由其保障的经济理性,但这种试图冲破世俗理性的垄断的努力带有提升人的虔诚的宗教情怀。然而,随着资本及资本逻辑在各个领域、各种层次的成功,它所要求与之适应的生活方式,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初期所要求的禁欲主义方式,而是与物的丰盛相一致的纵欲享乐生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功利理性日益向唯美主义渗透,它轻而易举地使唯美主义生活模仿艺术的理想变为庸俗乏味的实用消费原则,成为指导现代商业运作的法宝之一。此时的唯美主义,其神圣的叛逆性也被庸俗的审美泛化化解得干干净净。这样,我们看到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随的两个同时发生的具有黑色幽默品格的历史过程:道德的边缘化和唯美主义从其产生之初作为一种救世方案,到如今堕落为资本主义功利理性的一件不可或缺的工具。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初期,禁欲主义与对财富追求的正当性相结合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今对财富追求的正当性与无尽的世俗欲望相结合,为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新的永不枯竭的动力。置身这个时代的人们忘情于消费,但这种消费逻辑只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一个环节。

前面提到,艺术乌托邦对生活的干预为功利理性对唯美主义的改造准备了一个入口。随后在,资本力量的日益壮大,使资本的功利逻辑对唯美主义的改造成为必然。在王尔德的时代,他本人也曾亲自尝试生活艺术化信条,把生活当作一件艺术品来苦心经营。那时,唯美主义的生活向艺术学习的理想的目的是要以艺术、美提升生活,使生活值得人们去过,使生活不断地向神秘、神圣的美靠近。当然,这种对生活的介入的信心来自于唯美主义的内在的神圣信念。而今天的所谓审美泛化颠倒了生活与审美的位置,把生活置于主体位置,美要不断地去俯就生活,以造就一个功利理性运转良好的物品丰盛的社会。这是完全的现世化,没有任何对现世之外的牵挂,其手段就是去除唯美主义中的神性,与此同时,它也慢慢地抽空了美的神圣性。因为,说到底,无论是宗教的神圣神秘,还是美的神圣神秘,其根基都在人的心灵中。资本主义强大的世俗功利理性彻底窒息了人们心中能够保有的神性。

我们可以运用阿多诺有关审美物化的观念来分析这个转变过程。物化概念最初是卢卡奇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异化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指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形式必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5页。)。商品市场抹去了进入这个市场的各类事物的质的不同,而代之以可供比较的量的差别。人的劳动、人本身都可以而且必须被量化,可以而且应该被消费,进而完成人的物化命运。阿多诺将物化思想运用到资本主义的文化领域,他指出,在消费社会中艺术也难逃物化的命运(注:参见Theodore W.Adorno,Aesthetic Theory,tran.by Robert Hullot-Kentor,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97.)。艺术、美被物化,到处是物的繁荣,艺术也加入这物的丰盛的展示中。但这仅仅是艺术的物的丰盛,而艺术和美的精神却在这艺术的物的繁荣中愈益显得贫乏。

艺术形式的量化,一方面使艺术、美自身成为可供买卖的商品;另一方面也使艺术、美可以与其他商品结合起来出售。也就是说,美或者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产业中,或者被改造成了资本主义产业运作的一个策略。第一种情形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过,但像我们这个时代艺术成为一种大规模的产业还是第一次。当然,最能代表消费社会特征的是第二种情形,因为要确保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消费社会的有序运转并使之获得高的效率,必须使人们成为过度式消费的消费者。这正如波德里亚所断言的: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的义务,一种类似于间接赋税的通常无形的强制性指令,一种对经济秩序束缚的不自觉的参与(注: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76页。)。而要促成无度消费,审美的文化手段就变得极为重要。譬如,服装之于审美的人已不再是御寒和遮羞的基本需求物,而是用于交际中的炫耀、展示,或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的审美象征物,也就是以波德里亚名之为“象征性交换”的形式,实现着资本的消费逻辑。这种非实用的象征性审美需求的无限可膨胀,正是消费社会解决生产过剩并带动生产无限扩大以实现利润追求的关键。而商品的充分艺术化又使商品消费完全达到了审美的层次,满足了审美消费者无尽的“审美”需求——产品形象的审美性质不但未能使其免于成为消费对象,反而使产品获得了更易出售的包装。艺术被生活平庸化,变成精美商品的外观。因而,在这两种情况下,美都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唯美主义也因其意识形态理想的枯死而降为纯粹的审美主义工具。

道德被流放,唯美主义也被剥夺了它当初的理想,被生产的物品成了现代社会的图腾。这种新宗教挟持强大的功利理性的力量,重新塑造着当代人的伦理行为。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审美主义成为建构这种新伦理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这种新消费伦理就是消费审美主义。它开始取代旧的道德主义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这个时代的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如福柯等),甚至试图将审美与人的创造结合起来,以重新确立美所应有的人生目的性,为美重新注入精神活力,恢复美之于人的存在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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