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与国际竞争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竞争力论文,国内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竞争力与国内分工
对于竞争力为何物这一问题，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注：Buckley,P.,Pass L.Christopher and Kate Prescott,Measure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A Critical Survey.In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4,2,1988,pp.175-200.）。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竞争力的发展和转移是其经济尤其是其制造业发展成熟过程的自然结果（注：The Myth of Asia Miracle.In Paul.Krugman,Pop Internationalism.Cambridge,MA:MIT Press,1996.）。由于此种观点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而比较优势理论又是根据代表性企业来设计的，因此它忽略了企业间的差异（注：Thurow,L.,Head to Head: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Europe and America.New York:Morrow,1992.）。相反的观点认为，由于即便在同一行业内各个企业的生产率也会有极大的差异，一些企业具有较多的竞争优势，而其他企业则无优势可言，因此强调竞争力的企业特性。实际上，企业特定的竞争优势同国家特定的比较优势之间，差别仅在于分析的时间间隔（注：Buckley,P.and Mark Casson,Models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9,1,1998.）。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将竞争力大致表述为比较优势的概念是恰当的，完全可以兼顾国家和企业两个层次。
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几乎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并且假定要素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充分流动。同时，“主流经济学理论基于两个基本观点：明显的获利机会已几乎完全被充分利用，事物已达理想状态。”（注：Krugman,Development,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MA:MIT Press,1995,P.74.）事实上，各国国内的企业在地区之间和同一地区之内都或多或少地存有差异，现有的静止状态也非最优化的均衡，依然存在通过国内区际贸易获益的可能性。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范畴的分析，还是古典学派及新古典理论框架中生产模式决定贸易模式的隐含假定，都暗示各国调整国内区际分工对提高国内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巨大潜力。本文即是从这一角度论述我国区际分工和贸易现状对于我国国内资源配置和比较优势形成、进而对于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1978年以来，随着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从数量上看，我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进出口大国。加入WTO则表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企业必将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和更为严峻的挑战。面对国际国内新的经济形势，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贸易大国发展成为一个贸易强国已经引起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完成这一转变的关键之一便是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面提高我国企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前面提到各国均存在调整国内区际分工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潜力。在我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注：本文研究的地区市场并非区域性市场，二者关系见银温泉、才婉茹《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治理》，《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文中地区市场的形成是由“行政分割”造成，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阻止短缺的产品流入；第二，禁止与本地直属企业的产品有竞争关系的产品进入；第三，阻止相对稀缺性较高的生产要素流出。可参阅盛洪《分工与交易：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非专业化问题的应用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各地区尤其是省级行政区域内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与生产要素流通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使得国际资源配置过程缺乏国内资源配置合理化的支持，最终影响到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而且，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各地区迅速将注意力转向对外贸易，并不同程度地形成“对外贸易偏好”。这样一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国内市场自然扩张的延伸，国际贸易迅猛发展与国内区际贸易严重滞后形成鲜明对照（注：中国区域经济之国际化开放程度远大于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参见赵伟《中国经济：即将掀起一场区际开放浪潮》，《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6月1日。）。事实上，我国蕴含着巨大的区际贸易潜力，大国所拥有的区际分工和贸易优势远未得到利用。作为一个处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区际开放的意义远远大于小国。在当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加紧密地联为一体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关注发掘大国区际贸易潜力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互动关系，迅速建立公平、有序、开放的国内统一市场，以市场机制和竞争规律引导国内分工的合理化，重新确认比较优势并对之善加利用，这是中长期内进一步提高我国整体竞争力的有效路径之一。
二、中国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国内区际分工
国内分工属于域际分工。根据要素禀赋理论，生产要素数量的差异决定分工和生产格局，进而决定贸易格局。通常，一些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品或行业，其生产活动常常集中在某国的一个或少数几个地区。以美国为例，其小麦的生产集中于南达科他、北达科他、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四州，化工出口品的生产集中于俄亥俄州的“化学湖岸”和墨西哥湾的德克萨斯州，钢铁是在匹兹堡，汽车在底特律，计算机在明尼阿波利斯。产品生产的区域越集中，其国内区际贸易量就越大。可见，国内区际贸易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内分工的程度。
中国幅员辽阔，资源的省际差异很大，理应形成较强的省际专业化分工模式和由此决定的贸易方向。然而，实际上各地区在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形成专业化的地域性生产体系方面却严重滞后。据统计（注：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实证研究》，中国轻工出版社，1999年。），我国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的相似率高达93.5%，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7.9%。如表1所示，全国30个省市都在生产水泥和呢绒，97%的省市在生产纱布、钢材、化肥。各地区制定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中，将汽车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24个省市，将机械、化工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6个省市，有14个省市把冶金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由于各地区都把目光集中在某些类型的产业和产品上，从而造成省际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向。如表2所示，全国30个省市区40个工业行业的产值结构，同全国工业行业产值结构的平均相似系数高达0.81（取值范围为0-1），而反映区域结构特色的专业化系数除海南、山西、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外均在0.25以下。而且，各省区市专业化系数还有普遍下降的趋势（注：周耀东：《我国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问题观点综述》，《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11期。）。
（二）国内区际贸易
在流通领域，省际贸易比重近年来呈下降趋势。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1989年较之1978年，省际相互调入的消费品由38%降到36%，相互调出的消费品由47%降到38%，呈现出与市场化反向的变动趋势（注：林森木：《加快我国市场体系建设的对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世界银行有关研究报告也提供了类似的数据。1985-199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和17%，而省际贸易额的年均增长率仅为4.8%，远低于外贸增长速度，同时也大大低于全国零售商品总额的年均增长水平。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选取北京、上海、广东、辽宁、四川和陕西六省市的研究表明：1987-1991年以来，省际之间的消费品流入流出比重呈下降趋势，六省平均的外省依存度从25.1%下降为22.3%。上海市1997年实现的贸易额为2010亿元，批发为1300亿元，销往省外的只有230亿元，仅占全部批发额的17.6%（注：云利珍：《中国经济亟须统一市场》，《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6月1日。）。省际贸易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间结构性矛盾激化，市场过度竞争迫使各地提高市场保护壁垒（注：周耀东：《我国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问题观点综述》，《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11期。）。我国区际贸易壁垒的形式可分为费率措施和非费率措施两种。费率措施类似于国际贸易的关税，是指各个地区对外地产品征收的各种费用。通过对外省市产品收取各种费用使区内、外产品在本地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竞争地位。区际贸易中的非费率措施是指各地制订的地方性政策，主要包括以“红头文件”、“办公纪要”等形式存在的行政措施和技术限制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既可以指向本地产品——多以扶持性政策为主，也可以指向外地产品——多以限制性政策为主，结果使得区内产品在本地市场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三）区际分工与贸易壁垒成因
我国目前区际分工和贸易壁垒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除了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的影响之外，更为直接的是我国近50年来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服务于“赶超战略”，造就了政企不分的经济活动主体，并且形成了扭曲的价格体系。8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又出现了以新的政策扭曲矫正旧的政策扭曲（注：有关评论见林桂军《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些战略和政策都对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壁垒的形成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
第一，我国区际分工和贸易格局受制于历史的无形羁绊。
我国不少省区的面积和人口规模均超过一般中等国家，且完全具备自成一体的经济潜力。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基本上在“板块”结构中发育成长。从地方经济发展沿革看，各地均呈现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由于长期受自然经济和小农意识的影响，许多地方醉心于建立行业门类齐全的内部经济王国，这是导致各地产业结构趋向的初始原因。而建立这种“小而全”的地方经济体系肯定要涉及建立在竞争环境下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保护这样的产业不受外部的冲击，地区贸易壁垒的构筑就势在必然。
第二，中国长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没有培育出真正的交易主体，而是以职能不清的地方政府和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来塑造分工格局。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之一是政企不分，中央可以借助行政力量组织各级政府调动所属企业配置资源。这样，政府实际上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政府决策和行政指令成为配置资源的依据。国有企业生产活动服务于全国统一的目标，造成了各地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部门与地方“条块分割”的计划权力格局滋养了各地区的攀比投资（注：程厚启：《结构调整的实质是调整利益关系》，《当代财经》2001年第6期。）。在“预算软约束”下，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得不到市场规则的有效约束，重复投资的低效率并不能使决策者对地区近似的分工格局有所反应。改革以来，随着中央的放权，地方政府虽然具有了“经济人”的某些特征，但在转轨时期大量存在各种扭曲的环境下，要在保住本地市场的同时占领新的市场，必然会主动高筑地方贸易壁垒，企业也会不断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寻求保护（注：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对产权与交易关系有个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在内部产权共有但外部彼此有别的部落社会，只会有部落之间的交易，而不会有部落内部的交易；依次类推，在两个内部产权公有的国家之间，可以有国际贸易，但不一定有国内贸易（赵伟：《中国经济：即将掀起一场区际开放浪潮》，《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6月1日）。）。
第三，经济转轨过程中生成的激励机制的作用。
1978年以后，我国开始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财政上，大部分地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地方政府包死基数，多收多支；外贸方面，从1988年起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取消外汇控制指标，凡地方、部门和企业按规定所取得的留成外汇允许自由使用，并开放外汇调剂市场。此外，中央还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审批权限和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限，使地方政府对部分国有企业拥有实际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然而，改革并未同时构造出对地方政府的权力与利益的约束机制，加之区域经济增长指标成为地方政府官员任职考核、升迁的依据，地方政府作为相对独立的区域利益主体的意识、地位和职能得以强化。地方政府已经具备“经济人”人格特征，出于“经济人”的自利动机，为在短期内尽快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区际博弈过程中，每个地区都选择了自己的最优战略——不顾经济规模和技术条件盲目投资建厂，几乎进入所有可能获利的产业，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产品体系和销售本地产品的垄断市场。这样必然会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向、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外贸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助长了局部利益的膨胀，对不同地区的承包企业规定不同的出口补贴标准和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加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竞争，不仅造成产品对外削价竞销，还推动了国内市场上的各种原料的抢购大战。
第四，相对价格扭曲是区际贸易壁垒形成的重要前提。
计划经济时期，服务于赶超战略的工业化进程背离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相应产业只能通过扭曲的产品与要素价格和国家的保护政策得以生存，多数没有竞争力可言（注：参见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区际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协作关系，即东部沿海省市主要生产和输出加工制成品，中西部省区生产并输出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存在工农业产品、初级原材料与加工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注：例如，1985年，我国采掘工业资金利税率为10.38%，而制造业为20%。在加工业中，初级产品与深度加工产品差距更大，如化工原料制造业资金利税率为6.83%，而有机化学制造业高达58.42%。），这显然有利于生产并输出加工产品的东部沿海省市。此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并未同步纠正不合理的价格扭曲，加上地方政府投资权力扩大，促使中西部省区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为改变单纯出售原材料的劣势、获取加工工业的高额利润（注：参见程厚启《结构调整的实质是调整利益关系》，《当代财经》2001年第6期。），不惜耗费巨资、不顾产品质量低劣，建立起小而全的产品生产体系。结果，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区际分工体系被打破，出现各地区都争上项目、重复引进、重复建设，最终引发高筑区际贸易壁垒的现象。
第五，区际有别的政策是区际贸易壁垒产生的又一重要因素。
我国的改革从打破传统体制下区域政策“均衡”开始，其主要做法是允许部分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措施造成区域之间利益的严重扭曲。当人们看到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特区凭借高额外汇留成比例、自营进出口贸易权、财税分成和企业享受减免税等各种优惠政策占有政策租金时，争取新项目与投资的“寻租”竞赛必然导致投资行为短期化、产业结构趋同化，进一步诱发“原料大战”、“产品大战”，最终强化市场割据和地方贸易壁垒。
三、区际分工与贸易壁垒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区际分工与贸易壁垒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产品国际竞争力形成的直接影响。区际分工近似、产业结构趋同导致的国内区际贸易壁垒，阻碍了地区间的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不但意味着理论上表现为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国内资源配置效率无法实现，更为现实的后果是作为理论上具有比较优势和潜在国际竞争力的一国产品总体上是以较高的成本生产并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乃至形成“竞相收购、低价竞销、多头对外、肥水外流”的局面。
第二个层次是对竞争力形成机制的影响。贸易壁垒不但扭曲价格、排斥竞争，抑制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而且还限制了市场范围和分工的发展，难以发掘和利用比较优势。此外，小规模的地区分散生产模式降低了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导致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无法实现，阻塞形成竞争力的渠道。以下分述之。
——无效率的生产依赖贸易壁垒维持，而贸易壁垒限制了市场范围，根据斯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一观点，贸易壁垒无疑限制了分工的发展。正如斯密所言“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注：转引自盛洪《分工与交易：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非专业化问题的应用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若不能“专务一业”，即进行专业化，就无法具备高度分工的前提，进而培养发掘比较优势。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经济体系中的产品会具备国际竞争力（注：专业化与分工的关系，参见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进而言之，如果分工的形成不是基于比较优势，这种分工格局就只能依赖排斥竞争和扭曲价格得以维持。如果各地的市场分割都形成一个本地扭曲价格，将导致企业过度投资于不具优势的产业，使本地该产品产量增加，全国各地累计产量迅速增长，出现产品过剩。地方市场分割使国内资源配置渠道受阻。当要素在国内的流动受到限制时，一方面，一些优势企业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或优质的原料，难以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增强产品的竞争优势，甚至会被铺天盖地的伪劣产品挤出市场；另一方面，一些劣势企业又能够顺利地占用资金和优质原料生产出低劣产品，其结果是优质产品不足，而劣质产品“过度竞争”。就这样，区际有效竞争不足导致的低效率削弱甚至抹杀了比较优势产品的竞争优势。
——地区贸易壁垒限制了企业面对的外部需求，相对于企业的生产能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过低，因此往往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其生产能力，也就不能从降低单个企业自身成本这个角度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各地区产业结构近似意味着同类企业不能在地理上集中进而产生“集聚效应”，该行业无法为自身创造外部规模经济（注：参见林金忠《中小企业也能实现规模经济》，《经济学家》2001年第2期。），不能从整体上获得竞争力。因此，从生产能力利用率和规模经济的角度都会看到分工近似和贸易壁垒对竞争力形成的损害。
如表3所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些产品的企业平均产量与最小有效率规模差异很大。大部分产品的生产规模未能达到充分利用生产能力的要求，不单与发达国家相比相距甚远，就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不少差距。如我国汽车生产总量尚不及位居世界10大汽车生产厂家之末的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1970年代世界汽车工业的单厂投资经济规模为30万辆，1990年代为100万辆。我国目前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天津等汽车生产企业勉强达到世界1970年代的生产规模。再如具有显著规模经济的石化工业，我国的炼油能力与乙烯、合成纤维等一些石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产量已居世界前列，但企业平均规模小。世界上炼油工业生产规模平均为年产500万吨，最大的炼油厂为4085万吨（1998年），而我国列入国家计划分配的炼油厂平均规模为198万吨，34个地方炼油厂平均规模为8.5万吨，生产规模明显偏小。企业规模小既无法实现规模效益，也直接影响到研究开发和市场营销投入的力度。如1995年我国机械工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研究开发经费仅占销售额的0.69%，只有同期发达国家同类企业平均值的1/8。由于研究开发投入强度低、技术创新能力差，进一步限制了竞争力的提高。如果我国的一些产品能够更加集中生产，将有助于这些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我国产品的外贸竞争力。如表4所示，当中国的320万辆自行车从100家生产企业降到25家时，单位成本从115元降为87元；当1500万吨水泥产量从由600家企业生产改由150家企业生产时，单位成本从71元降到31元；当120万辆摩托车从由80家企业生产改由5家企业生产时，单位成本从3490元降到1120元。
第三个层次是对竞争力培育环境的影响。大国国内区际贸易壁垒破坏了企业发展和竞争的环境，使企业本该在国内市场得到训练的机会减少，这是我国多数企业的先天缺陷。国内市场常被看作企业的“训练场”，可使企业在真正面临进口产品竞争以及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前能够获得必要的锤炼。国内区际贸易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生成国内市场的竞争性，从而在国内需求相对大、买者之间的竞争与效仿动态效应强烈的产品类别上建立起比较优势。比如，日本人是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热心购买者，喜欢能代表他们社会地位的最新款式。结果，日本成为国际市场电子产品最富竞争力的国家。相似地，意大利人一向对服装、鞋类的最新式样和流行时尚格外敏感，企业突出个性化并能很快采用最新设计，因而意大利成为国际服装业和制鞋业的强者。这些例子证明外贸竞争力与国内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它至少被国内需求特性所加强。国内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和效仿为国内供应厂商提供刺激创新的丰富土壤。某个产品门类国内市场越大，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正面影响越大。可是，如果大国被分割为若干相对封闭的市场，那么，本来可以借助国内需求压力来涵养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就很难体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区际贸易壁垒扭曲了价格、排斥了竞争、限制了市场范围，使各地的生产不能发挥比较优势并生成规模经济，无法形成专业化生产和市场分工体系，妨碍了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其原因主要在于转轨时期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不规范的政府行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必经阶段即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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