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形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形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同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的不同道路与结果
中国市场化过程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先农村后城市、先易后难、先局部实验后全局推广、在旧体制外培育新的增长点、先增量改革后存量调整等。从现象上表现为价格、体制的双轨制以及从沿海、沿江、沿边到内地的开放战略。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被认为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
前苏联、东欧国家大多数采用了货币主义的“休克疗法”，其中以波兰（1989年）和俄罗斯（1991年）最为典型。“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1）全面价格自由化。1989年末到1990 年初波兰在几个星期内放开了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
（2）宏观经济稳定措施。削减财政赤字， 废除向国有企业的补贴及优惠信贷。紧缩信贷，让市场决定利率。
（3）全面私有化。将国有产权可能迅速地转让给私人， 建立私有财产制度。
中国的经济转轨是1992年十四大以后正式提出的，但其真正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则始于1978年末。经过18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1995年GDP现值达人民币57277.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提前5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国家外汇储备到1996年11月12 日突破了1000亿美元达1004.5亿美元（注：见李斯《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与中国》，《财经研究》1997年第9期第21页。）。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起来：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土地市场正在迅速发展；宏观调控制度已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为主，财政货币政策作用增大；以公有制为主体，私营、个体、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形成，1996年非国有经济比重占68%（注：见李斯《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与中国》，《财经研究》1997年第9期第21页。）。
与中国的巨大成就形成鲜明对比，大部分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都经历了投资及工业生产能力下降，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失业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从下表可以看到改革最初几年波兰主要经济指标变动情况：
表1波兰经济指标变化情况（1990—1993年）
1990 1991 1992 1993
GDP变化率(%) -11.6 -7.6 -1.5 4
失业率(%) 6.6 11.8 13.6 15.7
通货膨胀(%)
249 604437.6
表1根据 Arders Asland:Lesseons of the First Four Yearsof Systemic Change in East Europe文中有关数据推算，编制而成。
尽管波兰作为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中相对成功的经济之一，从1994年开始，已经开始步出了衰退并开始缓慢增长，但仍然没有恢复到1989年以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的情况与波兰相似，而俄罗斯以及其他许多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至今仍未摆脱危机。激进式经济转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看，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所采取的市场决定价格、宏观调控、私有产权市场体制等成果并不比中国通过“渐进式”改革建立起来的市场机制优越。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仍将高于前苏联、东欧诸国。
二、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关于渐进式与激进式改革的成败得失，国内外经济学家已分别从制度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供给学派等许多角度做出了许多深刻的讨论。本文拟避开投资、生产率、工资等具体经济问题，从一个抽象的角度做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1.一个简单的模型：社会稳定与改革宽松度
经济转轨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利益调整和利益冲突。同时，由于经济转轨是由政府控制下的计划经济转向以交换为主的市场经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政府权威控制程度的不断下降。此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的交叉阶段，也会出现一定的无序性，所有这些都表明，经济转轨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不稳定性，或者说必然会牺牲一些社会稳定因素。然而，这些不稳定因素可以称之为积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人为地制造这种积极的不稳定性，是为了建立一种更有效的社会秩序。例如，国有企业富余人员下岗，虽然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但其效果是积极的。企业富余人员不下岗，生产效率就不能提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就不能根本解决。又比如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必然引起一定时期人口流动的无序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但是却能为经济建设提供廉价劳动力，提高宏观资源的配置效率。休克疗法的全面放开价格，其用意自然是换取更有效的价格和资源配置，而放开价格会引起混乱原本就是意料中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说，解放出积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可以换取改革的宽松度，或者换一种说法：牺牲一定的社会稳定因素可以换取一定的改革宽松度，即；社会稳定同改革宽松度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替换关系。如图1。
图1中纵坐标表示社会稳定程度，横坐标代表改革的宽松程度。 图中凹向原点的曲线是社会稳定同改革宽松度之间的替代曲线。替代曲线之所以凹向原点，是因为改革之初，牺牲少量社会稳定因素，就可以换取较大的改革空间（如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及增量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需要进行较大的利益调整，只有牺牲较多的社会稳定因素，承受较多积极社会不稳定因素，才能换取一定的改革宽松度，所以替代曲线的切线斜率越来越大，其形状凹向原点。
替代曲线的形状还取决于一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一旦社会不稳定因素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社会经济秩序急转直下，在一个混乱的社会里，想按步就班地建设有效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是极端困难的。如图1中所示，纵坐标原点以上所表示的社会稳定， 原点以下表示社会不稳定状态。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里，社会稳定的程度同经济改革的宽松度转变为正相关关系。BC线的含义是一旦社会稳定降到零，（如图中B点），则经济改革的宽松度急转直下。
2.中国同前苏联、东欧国家为何会走上不同的转轨道路（图2）
中国同前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会走上不同的道路，是由多种客观因素决定的，如政治环境、文化背景、 经济形势以及外部影响（如IMF，世界银行的建议，发达国家承诺等）。但各国选择不同的转轨道路根本上是特定背景下的政治公共选择决定的。如果一国经济形势并不严峻，政权稳固，则政府和公众的偏好曲线会如图2所示， 公共选择的结果会将改革定位于X[,0]点，即保证相当的社会稳定的情况下， 从容地进行改革。如果一国经济形势相当恶劣，政权脆弱，则政府和公众的偏好将如YY线所示，（YY线斜率远远大于
XX线，表明此时公众在社会稳定与改革宽松度之间倾向于选择后者）。YY线同替代曲线相切于Y[,0]点，公共选择的结果将是激进式的转轨方式。
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当时一方面“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人民渴望安定和社会稳定，同时经济形势相当严峻，政府权威已严重削弱，但仍能控制局面。应当说政府和公众的偏好曲线位于XX线和YY线之间，既渴望经济改善，又不愿牺牲政治稳定因素。因此其结果是局部的激进式改革，即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回顾18年的改革历程，毫无疑问中国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但1978年的包产到户改革绝对是激进式改革成功的典范，它给中国经济、社会组织方式、人们的观念以及基层党和政府基层组织权威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中央政府的权威也得到了加强，经济形势已呈现出很好的势头，没有必要采取任何激进措施。在改革空间与社会稳定之间，中国政府的态度可以用邓小平的两句话来表达：“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更偏好社会稳定，所以走出了一条渐进式的转轨道路。
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前的背景是：旧经济体制已无法维持，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低（东欧国家同西欧国家的信息交流更加重了本国国民的这种意识），共产党的政权有的在转轨前已倒台，有的当时仍未倒台但其权威已相当弱（如匈牙利等国），所有这些使得公众偏好曲线极为陡峭，政府和公众都梦想着迅速改善经济，哪怕忍受一定的混乱，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也在所不惜（事实证明当时对“休克”成本的预期不够），因此几乎所有前苏联、东欧国家都接受了IMF和世界银行的建议， 采取了“休克疗法”进行改革。
3.渐进式与激进式成败的原因分析
渐进式改革的合理性在于，它所牺牲的旧社会秩序而换取的改革空间能被充分的利用，“不作无谓的牺牲”。如图3中所示， 假定一个时期内，改革进行到E点，则AA[,1]为牺牲掉的旧秩序，A[,1]E 为换取的改革空间。而OA[,1]仍然在旧秩序中处于稳定状态，因而B[,1]B的旧经济体制仍然有效运行，随着A[,1]E的改革空间内新体制的建立AA[,1]的旧秩序也会被新秩序逐渐代替。整个过程体现为新体制的不断成长（图中阴影部分），以及旧体制的不断被取代（OA[,1]EB部分），但是在任何一个静止的时间点上，都存在着两种制度，这就是我国的双轨制。尽管双轨制有许多缺点，但它避免了一种极端恶劣的情况，那就是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的同时发生。这恰恰是“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
极端过激的“休克疗法”主张一次性将旧体制完全破坏，将旧体制维持下的社会秩序降低到零点。也就是它妄图从B点开始，向A点推进，在制度空缺的情况下迅速建立起市场体系。 事实证明， 自动产生的（self-generated）市场化过程并没有如期所至，新的市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不仅需要政府扮演重要角色，而且远比破坏掉旧的体制要困难、要费时（time consuming）。事实上前苏联、东欧国家经历了两条转轨路线：（1）BA路线。如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等， 假设其中一国在一定时点上，将改革推进到E点（图4），那么OBA[,1]E（图中阴影部分）是新经济制度，而AA[,1]E部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却同时发生了。因此，AA[,1]这一部分社会稳定因素是白白地牺牲掉了。同双轨制的改革路径相比，BA路线是无效率的。（2）BC路线。如俄罗斯、 前南斯拉夫等，改革从B点开始，没有按所希望的A点推进，反而向C点滑落。 这在俄罗斯表现为大量的黑社会经济的崛起和政局不稳定，在前南斯拉夫，则导致了国家分裂与战火绵绵，其经济自然处于危机之中，更谈不上效率如何。
三、渐进式改革的不合理性：后期边际效果递减
如前文所述，社会稳定同改革宽松度替代曲线切线斜率最初是平缓的，这决定了渐进式改革推行的前一阶段总是成功的，如中国的农村改革、乡镇企业的体制外成长及其增量改革。但是渐进式改革的推行者的一个致命缺点就是他们倾向于回避重大的利益调整。（参见前文论述渐进式改革——偏好曲线时的讨论），而对重大利益调整的回避，会使渐进式改革的后期效果递减（牺牲同样的社会稳定因素换取的改革空间越来越小）。
四、打破“渐进式”与“激进式”的简单划分， 寻找改革的合理边际
1.渐进式与激进式的交叉
由本文的模型可以看出AB曲线是一条连续的曲线，这条曲线上有无数个切点代表着转轨过程可以有无数种速度，所谓渐进式与激进式只不过是其中两种极端形式，仅仅将改革划分为渐进式与激进式实在是太粗略了。实际上任何一国改革的速度有快有慢，有渐进式与激进式的交叉。比如中国经济转轨从全过程看仍是渐进式过程，但这个渐进式过程是由许多局部的激进式改革组成的。比如农村包产到户，汇率并轨等。即使是总体的渐进式改革也有快与慢之分。如中国1988—1989年的治理整顿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转轨速度就有很大的差别。同时，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大部分都发现建立市场机制原来并不是短时间能实现的，本来“自我进行市场化”（self generated marketization）过程中加入了政府的积极行动，捷克、俄罗斯政府一项项干预措施的出台表明，其转轨过程已走过了激进阶段，开始了一个渐进过程。
中国政府取得一系列改革成就的情况下，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迟迟迈不出突破性步伐，无非是因为牵扯到的社会稳定因素、政治因素太多。而中共十五大后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关键取决于政府的决心。前苏联、东欧国家虽然为转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们没有回避重大利益调整，最痛苦的阶段已经过去，接下来该是一个平和的增长过程。而中国经济转轨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尚未取得决定性成功。也就是说采取激进式改革的国家，最终以渐进式结束。而最初采用渐进式改革的国家，其经济转轨的最终完成，可能要靠激进式的突破。
2.殊途同归？寻求经济转轨的合理边际
至少从资源配置方式来看，中国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最终达到同样的结果：市场经济体制。其区别在于转轨成本和速度不同。成本问题前面已讨论过：渐进式较优。之所以如此还在于渐进式改革前一阶段成功将一个原本小的馅饼变大了，从而这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不断增强，使后期的旧体制改革、利益调整问题较快地解决。
至于改革的合理速度，本质上应取决于两个因素：（1 ）社会承受能力；（2）建立新体制的能力。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 要么超过了其社会承受能力使改革陷入BC路线，要么低估了建立新体制的难度，出现了市场与政府计划两种资源配置手段同时失灵的悲剧。而我国不仅成功的道路与这些国家完全相反，而且存在的问题似乎也与上述国家相反。那就是我们似乎低估了社会稳定的承受能力，从而使我们建立新体制的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解决这个问题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经济改革成果的信心，充分认识我国社会经济制度承受变革的能力，寻求改革的合理边际，争取早日完成经济转轨。
正如J.萨克斯所强调过的，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而前苏联、东欧国家“休克疗法”最早的始于1989年。目前的成功还不是最后的胜利。到底谁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经济转轨，尚有待事实来验证。因而中国目前急待突破渐进式的框框，尽快迈出重要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