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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语言学史上占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地位。索绪尔被推崇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教程》曾多次再版、重印，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出版。
众所周知，《普通语言学教程》并非出自索绪尔的手笔，而是由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蔼根据部分学生的课堂笔记编辑整理，在索绪尔去世后三年，于1916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这个本子印数甚多，流传极广，一直是学术界公认的通行本子。过去对索绪尔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他的理论观点的评价，都是以这个本子为依据的。
巴利和薛施蔼在《教程·第一版序》中对编辑过程作了交代。首先是设法找到老师的讲稿或授课大纲，但未能如愿。“原来他每天赶写讲授提纲的草稿，已经随写随毁掉了！他的书桌里只有一些相当陈旧的纲要。这些纲要当然也不无价值，但要加以利用，把它同3次讲课的材料配合起来，却是不可能的”（《教程》中译本第11页）。其次是收集学生的课堂笔记，结果收到了听过头两次讲课的四名学生的笔记和听过第三次讲课的三名学生的笔记（同上第12页）。最后是确定编辑方针：“以第三次课为基础，利用我们手头的全部材料，包括索绪尔个人的札记，重新进行组织和综合”，即进行“重新创作”（同上第13页）。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以其新颖的思想和深刻的哲理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争议的增多，人们不禁提出了疑问：索绪尔的手稿和札记是否被毁或不能利用？学生的课堂笔记是否收集齐全？由巴利和薛施蔼编辑整理的《教程》是否完整地反映了索绪尔的思想？这就需要对《教程》的编辑过程加以审查，这项工作从50年代起取得进展，对此作出贡献的有三位学者。
第一位是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戈德尔（R.Godel），他是巴利的学生，继巴利之后主持日内瓦学派的工作。他对索绪尔版本研究的成果表现在四个方面：
（1）在1954年编辑出版了《索绪尔的未刊札记》，刊登在日内瓦学派于1941年创办的《索绪尔研究集刊》（Cahiers F.de Saussure）第12期上。
（2）在1957年也即索绪尔诞辰100周年，出版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溯源》（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u Cours de LinguistiqueGénérale de F.de Saussure）。这部著作运用了以下原始资料：索绪尔本人的19种札记，听索绪尔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的七名学生的笔记和听其他课程的六名学生的笔记，里德林格（A.Riedlinger）所记索绪尔有关静态语言学的讲话，戈蒂埃（L.Gauthier）所记索绪尔的四次谈话记录，索绪尔给梅耶（A.Meillet）的七封信。戈德尔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普通语言学在索绪尔学术生涯中的地位，对手稿进行分析并写出注释，评论《教程》的两位编者的工作，阐释索绪尔的某些基本论点[①]。这是一部融版本考证和评注于一体的很有功力的著作。
（3）在1959年整理出版了孔斯唐丹（E.Constantin）听第三次讲课的最为详尽的笔记，刊登在《索绪尔研究集刊》的第16期上。这份笔记巴利和薛施蔼在整理《教程》时未曾收集到。
（4）在1960年编出了索绪尔亲笔撰写的回忆录《关于青少年时期和求学年代的回忆》，刊登在《索绪尔研究集刊》第17期上。
第二位是意大利语言学家毛罗（T de Mauro），他于1967年完成《教程》的意大利语翻译，以毛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的书名付梓。这个本子于1972年被译成法语出版（F.de Saus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Edition Critique Par T.deMauro），以后几经重印。毛罗的《评注本》包括以下内容：《序言》，概述索绪尔的学术成就[②]；《教程》的正文，按第三版重印；《索绪尔评传》，对索绪尔的生平和各个时期的活动作系统介绍，并对《教程》的理论体系及其影响进行评述；《附录》和《补编》，分析索绪尔语言理论与其他语言学家和流派的异同；《教程》的注释，全书共有305条详细的注释[③]。毛罗不仅引用索绪尔的手稿与《教程》相比照，而且综合各家评论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真正的评注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位是瑞士伯尔尼大学教授恩格勒（R.Engler），他是戈德尔的学生，日内瓦学派新一代的代表人物。恩格勒充分利用戈德尔收集整理的资料，从1967年起编写了又一部恩格勒《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F.de Saus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Edition Critique Par R.Engler），由德国威斯巴登公司出版。这部著作分为两卷，已出四个分册。第一卷的第一、二分册于1967年出版，第三分册于1968年出版，第二卷的第四分册于1974年出版。第一卷的三个分册在编排上很有特色：整个版面分为六栏，Ⅰ栏按通行本原样照排，Ⅱ、Ⅲ、Ⅳ栏分别是听第一、二、三次课的学生的课堂笔记，Ⅴ栏是孔斯唐丹的课堂笔记，Ⅵ栏是索绪尔的札记原文；以便读者对照，编者不加评论。这实际上是以版本考证为主的本子。第四分册则全部是索绪尔的手稿汇编。这部著作的四个分册都只印行了880份，流传不广。
1990年俄国语言学家斯留萨列娃（Н.А.Слюсарева）根据恩格勒的评注本编出了俄文本《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并写了详细的说明和注释。这本书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印行了一万册，才使得较多读者能够看到索绪尔的手稿原文。《札记》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录索绪尔在各个时期的讲稿、文稿和笔记；第二部分是索绪尔所写的回忆录，已见前述；第三部分是索绪尔关于立陶宛语的两封信[④]。这么多索绪尔的原稿第一次汇总出版，弥足珍贵。
那么，在索绪尔的手稿大量发表和评注本陆续问世之后，对巴利和薛施蔼编辑出版的《教程》又该作何评价呢？应该说，两位编者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本身各有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在没有找到老师的讲稿[⑤]，学生的课堂笔记又未收罗齐全的情况下，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的，这件事就值得称道。不仅如此，索绪尔在语言学史上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作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这在他发表《论印欧系语言的原始元音系统》后已经得到确认；二是作为理论语言学家，这是在《教程》出版后才逐渐得到公认的。如果巴利和薛施蔼没有把老师的讲课内容整理发表，公之于世，由于索绪尔没有写成系统的讲稿，他的富有哲理和创见的精辟论点很可能在时间的长河中湮没无闻，索绪尔也不可能享有现在这样的声誉，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抹煞的。
但是，因为巴利和薛施蔼都没有亲自听过索绪尔讲授的普通语言学课程，加上老师的学问博大精深，两位编者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完全融会贯通，对索绪尔真正的思想作出无可挑剔的阐述。拿《教程》与索绪尔的手稿和学生的课堂笔记相对照，不难看出编者增、删、改的痕迹。
增加的部分，例如，《绪论》的附录《音位学原理》，是编者从他1897年所作《音节理论》的讲演中辑录而成，这一点早已有人指出[⑥]。《教程》结尾“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这句名言，显然也系编者所加。
删除的部分，例如，索绪尔在第二次讲课时说过：“建立符号系统是为了集体，正如建造航船是为了大海”（见毛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但在《教程》中付之阙如；关于符号学和价值理论，索绪尔有不少重要的论述，被两位编者在整理时删削；他在讲课中曾引用大量印欧系语言的例证，也被编者略去。
改动的部分，例如，第一编的标题原为《语言是符号系统》，但被改为《一般原理》；第二编第四章第二节的标题原为《语项的价值和词的意思》，也被改为《从概念方面考虑语言的价值》；《语言的地理差异》被改为《地理语言学》，而且位置也被挪后了，等等。
还有其他方面，如结构上的调整，编排次序有的提前，有的挪后；内容表述上的参差，说得过头和说得不足的都有。
恩格勒指出，《教程》与索绪尔的三次讲课都有不同，但“现在已无法恢复索绪尔的真正思想”（恩格勒《评注本》第七页）。他只提供资料供读者审析，而不去重新改写《教程》，因此《教程》至少在目前还是无可替代的本子。但也可以看到，要研究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仅仅依靠《教程》显然是不够的了。
二
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有助于澄清一些历史事实。下面谈谈索绪尔《关于青少年时期和求学年代的回忆》一文（载《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第223—232页）提供的一些情况。
索绪尔在莱比锡大学求学期间，正值新语法学派发轫之际。按照过去的说法，他站在新语法学派一边，与布鲁格曼（K.Brugmann）和奥斯特霍夫（H.Osthoff）等人过从甚密，在他们的指导下从事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写出他的名著《论印欧系语言的原始元音系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索绪尔写那篇回忆录，恰恰是为了澄清他与新语法学派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为了澄清《原始元音系统》与布鲁格曼的论文《论印度日耳曼始源语中的响鼻音》之间的关系。回忆录大约写于1903年，索绪尔把它寄给德国语言学家斯特莱特贝格（W.Streitberg），请他保存这份手稿，立此存照。
索绪尔从小就对语言学感兴趣，主要是受到他祖父的朋友皮克戴特（A Pictet）的启发。他们两家在郊外的避暑别墅相距不远，在度假时常有往来。皮克戴特是语言古生物学的先驱之一，他的著作《印度欧罗巴人的起源》引起了索绪尔的遐想，他甚至写了一篇探讨语言普遍系统的文章，试图证明所有语言中的词都起源于由三个辅音组成的一些词根[⑦]。他把文章寄给皮克戴特，后者回信给予鼓励，同时提出了忠告。当时是1872年，索绪尔才15岁。
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索绪尔因未满年龄不能进入日内瓦公立高中，而在日内瓦技术学校读了一年书。他对这一年的学习不够满意，认为是浪费了时间，但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有一次上希腊语课时，他发现在两个辅音之间的n可以与a交替，从而可以推断出n＝a这一等式。这个n是怎么一回事呢？离开技术学校后，他不断思索这个问题，并做了大量的语音实验，终于发现这与n在词中的地位有关，在一定条件下，某些n可以变成a，这是1873年的事。
1873—1875年间索绪尔在日内瓦公立高中学习，仍然对语言学保持兴趣。他从图书馆借来博普（F.Bopp）的《梵语语法》，开始自学梵语；又读了库尔蒂乌斯（G.Curtius）的《希腊语词源学基础》，敏锐地发现了两位学者观点上的分歧。
1875—1876年间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学习。由于家庭的传统，他听的主课是化学和物理学，但他不喜欢这些课程，认为又是浪费时间。幸好进校后不久，刚从莱比锡大学学习回来的讲师莫勒尔（L.Morel）开讲印欧语言学导论，索绪尔就去旁听这门课程。尽管莫勒尔只是照搬库尔蒂乌斯讲授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课的内容，索绪尔还是听得趣味盎然。索绪尔念念不忘他所思考的响鼻音问题，他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课后在一起散步时，他问莫勒尔：“ 您听过库尔蒂乌斯的课，他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呢？”
大概是在1875或1876年，索绪尔写信给法国语言学家伯尔盖纳（A.Bergaine），申请加入巴黎语言学会，并寄去了《论后缀—t—》的文章。经查证，索绪尔是在1876年5月13日被接纳入会的。
1876年10月，索绪尔终于征得家长的同意前往德国，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他在回忆录中特地加注说明，他去莱比锡纯属偶然。因为他有几个日内瓦的朋友在那里学习神学或法律，有同乡照料，父母可以放心。
索绪尔拜访的第一个学者是胡布施曼（G.Hübschmann）教授。胡布施曼亲切地接见了他，寒暄之后，谈话转入印欧语言学。胡布施曼问他有没有读过布鲁格曼不久前发表的那篇关于响鼻音的论文，索绪尔回答说没有，因为他当时连布鲁格曼的名字也没有听到过。胡布施曼就告诉他，最近大家一直在热烈地讨论希腊语中的某些a是不是由n变来的。这使索绪尔大为惊讶：这位德国学者在第一次见面时向他介绍的科学成果，竟是他在三年前就已发现的音变现象。他不便直说，只是有些踌躇地回答：这一发现在他看来并无特别的价值，也算不上是新的。告别后索绪尔去买了一本刊载布鲁格曼论文的杂志，不消说，文章的内容并没有使他感到震动。回忆录中原来写道：他感到自己的构想比之那受到大家赞赏的假说并不逊色，这使他增强了信心，尽管他对印欧系语言所知甚少，但能够用分析的观点通过学习逐一加以研究。这段话后来被他划掉了。
在莱比锡大学索绪尔学习了以下课程：雷斯金（A.Leskein）的斯拉夫语和立陶宛语，胡布施曼的古波斯语，温迪希（E.Windisch）的凯尔特语，奥斯特霍夫的两堂梵语导论，布劳纳（W.Braune）的德语史；以上是语言课程。比较语法方面，听了库尔蒂乌斯的整个课程，并在他组织的课堂讨论中作过两次发言；听过奥斯特霍夫的头两堂课（什么课已不记得了），因讲课人离开莱比锡而中断；听过布鲁格曼的头两堂课（1877年），因他忙于撰写《原始元音系统》而中断。青年学生在课余有类似学术沙龙的聚会，索绪尔对此并不热衷，因为他们总是围着莱比锡学派的头面人物打转。
回忆录中记下了索绪尔与布鲁格曼一次会面的经过。1877年索绪尔在库尔蒂乌斯组织的一次课堂讨论中，作了关于ā与ǎ的有规律交替的发言，当时布鲁格曼未在场。第二天他们在校园中相遇，布鲁格曼友好地问索绪尔：“除了stātor（救星）——stǎtus（状态）和māter（母亲）——pǎter（父亲）之外，还有其他元音变换（Ablaut）的例证吗？”可见布鲁格曼当时尚未掌握不久即成常识的元音变换的概念。
1878年索绪尔发表《论印欧系语言的原始元音系统》，其中当然包含了他在1873年发现的响鼻音的内容，尽管他的发现比布鲁格曼要早，但原先他没有留下书面证据，而当《元音系统》发表时，时机早已丧失。索绪尔在回忆录中一再申明对首创权并不介意，他在《元音系统》中只字未提此事，反而违心地写上：“感谢布鲁格曼和奥斯特霍夫的著作，我们知道了响音n和r。”但是后来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索绪尔这一不借助外力独立完成的著作抄袭甚至剽窃了别人的成果。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愤慨，所以当斯特莱特贝格写信谈到《元音系统》时，尽管已事隔多年，他还是写了这篇回忆录，对其中原委加以分说。
这里要顺便谈一下对索绪尔博士论文《论梵语中绝对属格的用法》的评价，索绪尔在回忆录中对此并未提到。这篇论文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平庸之作，“与《元音系统》那部富有创见的著作相比，这篇论文很容易被看成是单纯技术性的叙述”。这句话源出于索绪尔的学生和朋友梅耶之口[⑧]，所以长期被视为定论。现在有了新的评价：第一，论文研究了句法问题，这在当时是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第二，论文根据与绝对处所格的关系论证了属格的价值，即它的区别特征。毛罗指出：“索绪尔提出了新的观点，语言单位的价值是相关的和对立的”（《评注本》法译本第331页）。
三
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也有助于正确了解他的理论观点。由于索绪尔的语言学说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仅就争论较多的几个问题作些分析。
（一）语言和言语，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
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从而区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这是他语言理论的出发点，“第一条分叉路”。过去总是说索绪尔把语言和言语割裂开来，只主张研究语言的语言学，有人甚至将言语的语言学不能很快建立归咎于他。从新发表的资料看，这种评论有欠公允。索绪尔始终重视语言和言语二者的联系，在《教程》中有这样一句话：“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中译本第29页）。学生的课堂笔记对这一点有更明确的说法：“语言具有社会一个人双重性质，它的两个方面——社会方面和个人方面彼此相关，因此语言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因为它的形式和语法只作为社会现象而存在，而它的变化则出现在个人之中”（恩格勒《评注本》第28页第Ⅱ栏）。第Ⅱ栏属第一次讲课时的笔记，当时索绪尔还没有把Langage（言语活动）和Langue（语言）这两个术语分开，或者说，它们是同义语，但可以看出索绪尔的思想是一贯的。
在1911年4月28日讲课（第三次）时，索绪尔曾用图表总结性地说明言语活动、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戈德尔《稿本溯源》第153页）。从该图表看来，索绪尔只是说明二者有别，而没有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索绪尔也不是不要搞言语的语言学，恰恰相反，他主张既研究语言，也研究言语。大约在1912年，索绪尔向日内瓦大学递交了一份《关于成立修辞学教研室的报告》，以便开展言语的研究。报告中说：“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是十分宽广的，其研究领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接近语言，是消极的储备；另一部分则接近言语，是一种积极的能量。言语是随后逐渐渗透到言语活动另一部分中去的那些现象的真正源泉。（一个系里有）两个教研室完全不是多余的”[⑨]。
顺便说说，索绪尔曾许诺要讲授言语的语言学（见《教程·第一版序），中译本第14页），但未能实现诺言。他的学生巴利出版了《法语修辞学纲要》（1909年），薛施蔼研究句法学并出版了《理论语言学的纲领和方法：语言心理学》（1908年），也未能导致建立真正的言语语言学。直到本世纪60年代，一系列研究语言运用的学科——语用学、语篇分析、篇章语言学和言语交际学先后兴起，才出现了言语研究的繁荣局面。这是由语言学本身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对语言研究提出的要求促成的，言语语言学的迟迟建立决不是索绪尔的过错。
（二）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索绪尔区分共时态和历时态，从而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是语言学遇到的“第二条分叉路”。过去说索绪尔主张只研究共时态而无视历时态，这一批评最早是由德国—奥地利语言学家、“词与物”学派的奠基人舒哈特（H.Schuchardt）提出的[⑩]，后来常被沿用。诚然，索绪尔说过“共时方面显然优于历时方面”（《教程》中译本第130页），这是他针对新语法学派认为只有语言的历史研究才是科学研究这一狭隘的历史主义观点所作的反驳，而且共时方面对语言学习和语言描写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在新语法学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提出要着重研究共时态，不仅显示出索绪尔的超前意识，而且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的勇气。
索绪尔提出共时和历时的独立性并强调共时分析的重要性，但并不否定和排斥历时分析。以事实为证。第一，索绪尔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曾开设多门历史语言学课程，如日耳曼语比较语法、拉丁语和希腊语比较语法、印欧语比较语言学、英语和德语比较语法等，并几次讲授这些课程，而他只在日内瓦大学讲过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第二，他在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时，历时语言学仍占较大比重。从《教程》的内容看，共时语言学占50页，历时语言学占72页，如果把地理语言学划归历时语言学，所占篇幅更为可观。
新发表的资料更可证实这一点。在《札记》第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的底稿中，索绪尔计划把课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标作《种种语言》（Les Langues），这是指存在于地球上，语言学家所能观察得到的具体对象；第二部分标作《语言》（La Langue），这是指语言学家根据自己的观察对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的所有语言抽象概括出来的一切（《札记》俄文本第178—179页）[(11)]。语言的地理差异属第一部分，索绪尔指出，语言在时间中的变化与它在空间中的变化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形成的主要原因。《教程》中对此有所反映：“人们很容易忘记时间的因素，因为它没有空间那么具体。但是实际上，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中译本第277页）。索绪尔接下去补充说：“语言的发展构成语言学的主要部分”（恩格勒《评注本》第452页），这句话却被两位编者遗漏或删去了。
索绪尔从1894年起就开始考虑静态和动态的关系问题，他在起草纪念惠特尼（W.P.Whitney）的文章时，提出“语言学是一门具有二重性的科学”（《札记》俄文本第92页）。《札记》中有不少论述共时和历时的内容，在不迟于1897年所写的一组笔记中，索绪尔提出了历时态（diachronic）及与之相对的共时态（synchronic）和特殊共时态（idiosynchronic）的术语。他还画了一个方形图加并以说明：“对任何一个语言事实的一切可能的看法，都可以直接通过一个用4个语项组成的简单但恒常的图形来表示。这里直线表示时间，横线表示[共存的价值]，可能存在的关系都由线条表示。a和b’之间或b和a’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否则就该用对角线加以表示。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事实，那么这一图形不仅可以而且应该简化为[a—b]”（同上第118—119页）。《教程》中也有类似的方形图（中译本第123页），但说明不如《札记》具体。
（三）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
索绪尔区分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从而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过去有人批评他否定外部语言学，割断了语言与社会的联系。这样的指责也是失之偏颇的，学生的课堂笔记中记载着：“语言学的内部区分。能不能说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呢？更加确切的说法似应为：语言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随后索绪尔总结说：“语言学这一术语首先包含着二者统一的思想”（恩勒尔《评注本》第59页）。可见，索绪尔明确指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同为语言学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不要搞外部语言学。
那么，索绪尔是不是要排除社会来研究语言呢？回答也是否定的。索绪尔确实说过：“外部语言现象的研究是富有成果的，但是不能说，没有这些现象就不能认识语言的内部机构”；“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教程》中译本第45与46页）。但这只能说明，他对语言社会性的理解是建筑在符号系统学说的基础上的。大家知道，索绪尔提出语言系统的观点，一方面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抨击新语法学派的原子主义，另一方面是站在社会心理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新语法学派的个人心理主义。把社会性解释为符号性，这是索绪尔不同于其他语言学家的独到见解。
符号学在《教程》中所占的篇幅不多，索绪尔的不少饶有意味的论述被两位编者删削了。举例来说，1908年前后，索绪尔曾提出语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许多人在争论，语言学究竟应该归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归属于历史科学？语言学不属于这两门科学中的任何一门，而属于一门应该称之为符号学的科学之列，尽管这门科学目前尚不存在”（《札记》俄文本第196页）。
在讲到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但是有几个特点使它与政治、法律等其他制度不同时，索绪尔接下去阐明：“（1）在这些其他制度中，没有一种制度能够每时每刻都遍及所有的个人；任何其他社会现象与所有个人的联系都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甚至能对之施加影响。（2）大多数社会制度在某个时期都可能按某个人的意志遭到更替、修正或更新，在语言中不可能出现类似情况，即使科学院也不能用任何指令改变被叫做语言的那种制度的前进方向”（恩勒尔《评注本》第45页第Ⅱ到Ⅴ栏）。在这之后，他才提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这一著名的定义。前面提到，索绪尔在第二次讲课时，说过“建立符号系统是为了集体，正如建造航船是为了大海”，形象地说明符号系统的社会性。可见，索绪尔并没有割断语言与社会的联系，只是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二者的关系。
综上所述，索绪尔区分了六种不同的语言学：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如果在《教程》结尾的那一句话的前面加上定语：语言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那么这个定义是可以成立的。但《教程》的两位编者为了突出老师的新颖思想，简化了这个定义，却把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大大缩小了。
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还为正确了解他的其他重要观点，如能指和所指、任意性和线条性、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语言符号的价值等，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加以讨论。本文结合几个问题对新发表的资料作了一些介绍和分析，供我国学者在深入探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时参考。
注释：
①参见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载《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一期。
②这一部分已译成中文，载《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四期。
③同①。
④参见信德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评介》，载《国外语言学》1993年第四期。
⑤戈德尔和恩格勒所收集和利用的索绪尔的手稿札记，是后来由索绪尔的两个儿子雅克斯（Jacques）和雷蒙德（Raymond）捐赠给日内瓦对公众开放的大学图书馆的。
⑥参见岑麒祥为《教程》中译本所写的前言，第九页。
⑦这篇文章后来以《试论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的词可归结为数量不多的词根》为题，刊登于《索绪尔研究集刊》第32期（1978年）上。
⑧A.Mcillet,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Gcneralc,V.ii,1938,p.179.
⑨这份报告已译成中文，载《修辞学习》1992年第三期。
⑩舒哈特关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评论，参见他的《语言学论文选》（俄译本），莫斯科，1950年。
(11)第三部分为索绪尔许诺要讲授的关于个人的言语话动能力及其表现即言语语言学的内容，可惜后来因病未能讲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