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苦难意识研究_忧患意识论文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苦难意识研究_忧患意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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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是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的集中体现。在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身上,忧患意识是他们不断探索真理、拯救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民族、开拓未来的动力,集中表现了他们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

一、毛泽东、邓小平的忧患意识的成因

毛泽东、邓小平的忧患意识是继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忧患意识传统,反思历史,把握国情和纵观国际局势的产物。

1、继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忧患意识传统。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长期受儒学的熏陶,以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有着强烈的忧苍生、忧社稷的意识。然而,他们生活在封建专制社会,面对剧烈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用武之地。他们仰天长叹、心忧天下。孔子有“文王既没,天之将丧斯文”之忧;孟子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忧患哲学,主张君子应有“终身之忧”;屈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具有忧患意识的典型,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叹;杜甫寄住草堂,穷困潦倒,仍然心忧天下,抒发感人肺腑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被贬官流放,仍关心民生疾苦和国家命运,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情怀;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体现了浓厚的忧患意识。毛泽东、邓小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从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吸取爱国主义精神的养份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忧患意识影响下,他们肩负起拯救国家和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历史重任。

2、反思历史。1840年,中国开始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外受帝国主义蹂躏,内受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争不已,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大力发展生产,着手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但在前进过程中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3、把握国情。 我国的基本国情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后列,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而且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大量的中小企业技术简陋,实行半机械生产,甚至手工生产。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结构不合理,80%的人口分布在农村,教育和科技水平普遍不高,还有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文盲、半文盲。

4、纵观国际局势。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风云变幻, 主要表现在:第一,帝国主义对付社会主义的策略由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转向“和平演变”,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二,世界科技浪潮的迅猛发展。至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每次科技革命迅速地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可是我们都错过了机遇,我国的科技水平比世界发达国家要落后几十年。通过中国与世界的对比,毛泽东、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更加深沉。

二、毛泽东的忧患意识

毛泽东终生都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其中青年时期和晚年时期表现得尤为强烈。

1、青年时期毛泽东的忧患意识。第一, 忧国家的主权的缺失和领土被瓜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青年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极为愤慨,号召四万万同胞为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斗争;第二,忧国家政治黑暗和吏治腐败。旧中国军阀长期混战不休,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赋税繁重,贪污贿赂之风盛行。毛泽东指出:“中国四千年来的政治皆空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愈闹愈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488页。)青年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极为愤慨,对外债如麻、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营食盐等心存忧虑;第三,忧国民思想陈腐、文盲甚多。旧中国是一个封建腐朽思想沉淀甚深的国家。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国民文化素质太低,四万万人口中有三万万九千万人不识字,他们迷信鬼神、迷信强权,造成“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毛泽东曾痛切地说:“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人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植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86页。);第四, 忧国民体质虚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他们反对从事生产劳动,反对参加体育锻炼,并把生产劳动和体育锻炼斥之为伤风败俗。因而,造成古代知识分子弱不禁风、体质虚细。鸦片战争以来,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吸食鸦片,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整个民族的体质日趋下降,被称之为“东亚病夫。”毛泽东对此心存忧虑,一个民族没有强健的体魄,在弱肉强食的强盗世界中,迟早会衰亡的。

2、晚年时期毛泽东的忧患意识:第一,忧国家的独立与安全, 进而担心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发动世界大战。“冷战”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对抗与冲突愈演愈烈。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分歧,中苏两党论战公开化,甚至两党断交,新的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出现。中国周边不断发生摩擦,新中国承受着巨大压力。新的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中国就很有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的焦点,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就会受到威胁,中华民族又将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第二,忧国家贫困落后,进而担心“落后挨打”。旧中国由于经济贫困落后而挨打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为了改变贫困落后的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国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贫困,人民没有摆脱贫穷。因而,毛泽东担心中国仍然有重新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可能,仍然有旧中国“落后挨打”历史的重演;第三,忧共产党变修,忧国家变修,进而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也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引起了毛泽东过度的忧虑,提防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随时出现在我们身边。他错误地认为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全国政权有三分之二掌握在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手中,如果不采取措施,那么共产党就会变修,国家就会变修,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要坚持不懈。这些表明毛泽东具有很高的警觉性和忧患意识。这些预见在本世纪80年代末被历史证实了,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过去。但是,毛泽东当时认为我们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毛泽东忧患意识的局限性。

三、邓小平的忧患意识

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相比,邓小平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邓小平的忧患意识与毛泽东的忧患意识相比,有着新的内涵。

1、忧国家的前途命运的艰难。第一, 忧国家的政治体制存在弊端。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定的,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同时受到原苏联高度集权的模式影响,其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机构臃肿缺乏活力、效率低下,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等。这些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忧虑地指出,如不进行改革,势必葬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第二,忧生产力落后。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械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中国人民由此才能摆脱贫穷和落后;第三,忧国家的分裂,祖国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邓小平深感肩负的历史责任重大。他创造性地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针来实现祖国统一。然而,香港、澳门能否如期回归祖国?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国际上仍然有许多敌对势力在台湾、西藏问题上作文章,企图分裂中国;国际上少数霸权主义国家大肆攻击中国的人权等问题,这不得不使邓小平心存忧患。

2、忧人民生活水平、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的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社会生产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仍有相当数量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国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文化素质很低。因此,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重点。邓小平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由于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一部分人产生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错误思想。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社会风气没有根本好转。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3、忧党的威信的下降、党的作风不正及接班人问题。 由于林彪、 “四人帮”的破坏,使我们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特殊化等倾向在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有所滋生,从而损害了党的战斗力。邓小平指出:“恢复我们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274页。)如果不提高党的威信, 那么就会动摇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我党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然而,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中,一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党风不正,整个社会风气就不会根本好转。邓小平指出,只有搞好党风建设,才能端正社会风气。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邓小平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他要求中央老同志把选好接班人问题放在第一位,要把领导权交给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页。)

4、忧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多舛和艰难。苏联东欧剧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逆流。邓小平告诫全党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大曲折,但是,大曲折没有改变历史的大趋势。苏联和东欧的演变不是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大演变,只要中国还在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走社会主义道路。

四、结语

毛泽东、邓小平的忧患意识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由于时代不同,各自的侧重点也不同。由于时代的演进,毛泽东忧患意识的侧重点是忧党变修、忧国家变修;邓小平的忧患意识的侧重点是忧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于是产生的结果也就不同,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抓阶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邓小平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社会主义的前途更加辉煌。

收稿日期:199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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