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传统文化视野下的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建设研究
曹月柱
［提 要］ 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处于农村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中，面对主要在农村进行革命的现实境遇，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性、辩证地对待农村传统文化，汲取其对革命文化培育的积极价值，克服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创造性地推进革命文化与其融合发展，创建中央苏区所特有的新型革命文化，铸就了苏区精神的文化基因。
［关键词］ 中央苏区;农村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苏区精神
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道路，“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在中央苏区时期，党主要在农村开展工作，革命文化建设由于其面临的现实文化境遇不得不认真对待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并通过培育和建设革命文化，最终实现农村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融合发展。
一、中央苏区农村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考察
农村传统文化是农民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情感状态、处世态度、人生追求、生活方式等深层心理结构的反映［2］。革命前的中央苏区所在地因其社会结构仍然是封建经济与政治占主导地位，这决定了其文化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加之地域与居民的特殊性，又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传统与独特的客家文化基因。
（一）小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农民意识与品质
中央苏区所在区域的产业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加之山区环境与交通的因素，农村生产力水平普遍比较低下。一方面，由于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甚至“有些地方还是臼米的时代，如山上的农民都还是用手臼打米的”［3］，农民生活普遍比较艰苦，相对更关心生活实际，期望均平。另一方面，农民养成了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特别是佃农经常劳作经年也无法供应日常生活所需，40%的佃农刚打下禾、交过租子就没有饭吃，这使他们既有强烈的革命意识，也拥有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
（二）宗法制度及其带来的保守文化理念
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是以宗族为核心，并形成由族田族产、宗族首领、祠堂和宗法、家规构成的严密地的宗法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农民不自觉地将自己禁锢在传统道德与宗法族规的范围之内，思想具有忠诚、奉献和保守、顽固双面性；另一方面，农民也因此形成了浓厚的宗族意识。“农民的氏族观念特别浓厚”，这使不少人在革命时出现了“对于同姓豪绅地主富农表示妥协”的现象，正如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说 “中国社会注重家族的团结而削弱了阶级意识”。［4］另外，还存有一些消极文化、腐朽文化的因子，其典型的表现就是迷信问题，成为农村文化中最落后、最消极、最腐朽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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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双重浸润的中央苏区民众非常重视思想修养、重视教育和健全人格的育成。其所特有的乐观主义精神与坚定的意志成为革命不断向发展的精神动力。在中央苏区的农村传统文化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因生活艰难所形成的乐观、坚毅的优良品质，也看到因特殊的客家文化基因所铸就的团结奋进的精神，这些优良的文化基因造就了革命乐观主义与坚定的革命意志与信念，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文化的重要内核。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缺粮少衣，缺医少药，条件十分艰苦，可红军将士充满了革命豪情，“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的歌谣人人会唱。许多农民翻身以后积极加入红军，投身革命。仅吉安在苏区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有名有姓的就有将近5万名，还有很多人牺牲了没有留下名字。即使是有“富田事变”的影响，中央苏区民众也没有反水与退缩，仍然踊跃参加红军，追随红军行进在长征的路上，这些都是优秀的中央苏区农村传统文化浸润的展现。
（三）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与特有的客家文化基因
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拥有独特的地域文化，颇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如江西的庐陵文化、理学文化，闽西的客家文化、雕刻文化等，是理解中央苏区农村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庐陵文化。受儒家文化浸润，庐陵多出名人义士，庐陵士大夫特别具有刚正坚毅的精神、气节义烈的风范，文天祥、欧阳修等人便是典范。浓郁的地域文化对当地农民的价值观与行为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客家文化基因，如奉行敦亲睦族的伦理、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开拓进取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及勤俭持家、重家务本的意识，成为当地农村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
二、中央苏区农村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建设的理论分析
文化的改造与培育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面对中央苏区农村传统文化的现实境遇，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开展革命文化的建设来全面推进党的事业的发展，形成革命文化培育所需要的社会文化氛围，其目的就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中央苏区，党通过土地革命、发展生产来消除传统农村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逐步建立起农民拥有土地的经济制度，进而改变农村阶级关系，培育新文化建设的经济力量与主体力量；通过打击宗族主义与宗法制度来消除其消极影响，并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民协会、合作社、梨牛社等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来消除农村传统文化存在的政治基础；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和改造社会风俗来消除传统农村文化存在的文化基础，以建立新式学校、改革旧的婚姻制度、破除封建迷信等方式全面推进与建立先进的新文化，使苏区农村文化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如农民积极投身革命，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在攻打吉安县的时候一度参加的群众多达一二十万，并“冲上铁丝网实行与敌人肉搏”；在文化教育方面，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1月报告，仅胜利、于都、宁都等14县统计，共办起夜校3298所，识字小组19812个，俱乐部712个，建立识字委员会2744个，参加夜校和识字小组学习的共140208人，占失学成年人和儿童总数的47%。［9］这些都显示了先进（革命）文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先进革命文化的培育提供了现代性文化的养分与氛围。
（一）重视思想修养与品格教育，形成了苏区革命精神的内核
为了进一步验证4 min还原得到的还原氧化石墨烯的循环稳定性，对该材料在1 A·g-1电流密度下进行了10 000次的长循环恒流充放电测试(图5)。如图， 10 0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高达94%，且库伦效率约为98%，这充分说明仅需远红外光波处理氧化石墨烯4 min，得到的还原氧化石墨烯电极就有优异的循环寿命，适合用作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料[26]。
（二）信奉平等的价值理念，推动了民主平等意识的形成
革命文化的形成一方面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境遇，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来推进。中央苏区时期，党吸收农村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自觉抵制和肃清其对革命文化的消极影响，进而培育独具特色的革命文化。
（三）良好的传统习惯，养成了勤俭廉洁的优良作风
中央苏区农村传统文化拥有勤劳节俭的优良品质，特有的庐陵文化中的正义廉洁的特质和闽东红土地文化、闽西客家文化中的勤劳进取的品质，有助于形成勤俭廉洁的作风与行为取向。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农村，勤俭廉洁是年幼的党能健康发展的关键。中央苏区时期，所有党员干部除积极参加劳动外，还与广大军民一起厉行节俭，真正做到了干群“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曾山，江西吉安人，在担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期间，生活非常简朴，有一次他得了痢疾，警卫班凑钱买了一点肉给他吃，结果被批评，要求大家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红军。苏区干部的勤俭廉洁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当年，一首“哎呀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的赣南山歌，正是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生动概括与诠释，表达了苏区人民群众对中央苏区干部作风的高度肯定和赞誉。
当然，不可否认农村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对革命文化建设有消极影响的因子，包括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的落后的保守意识的影响，包括个人主义、小组织的倾向、洋财观、取消主义、家庭观念、私有观念、亲戚观念等意识的影响。比如“湘赣边界认为农民意识、地方观念是苏区组织方面存在的错误，以致边界的斗争完全成为农民的意识”，极大地影响了革命文化与革命事业的发展。同时，宗族对革命事业也有一些阻碍作用，包括少部分农民为了拥护家族，出头来反对分谷、分财物，甚至极少部分干部因为不愿意再分田，“利用宗族势力向群众极力渲染”［7］错误思想来达到阻止分田的目的。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综合报告中提及到消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认为‘安居乐业’、‘安分守己’等口号蒙蔽了一些党员群众，有‘国民军也还好’的感觉，甚至也有极少部分党员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8］这些消极影响是革命文化建设必须要面对和进行改造的方面。
根据模型设定与样本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政府投资序列和企业规模序列不平稳，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后所有序列平稳。由单位根检验结果（表略）可以看出，经处理后所有序列均为同阶单整序列，可进行回归分析，对面板数据进行确定影响形式的Hausman检验，检验的统计量为19.504062，伴随概率为0.0015，因此我们拒绝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不存在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三、农村传统文化视野下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建设的实践考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民深受阶级、等级压迫，在内心深入渴望理想的“大同”式的平等。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就是要消灭剥削制度，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价值理念的契合催生了民主平等意识的形成，特别是经过革命动员起来的农民愈加珍惜并希望得到真正的民主平等。革命时期民主平等在精神方面主要体现为“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军民一家亲”。在井冈山斗争的最艰苦岁月里，红军官兵过着平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5］民主平等在物质形态方面主要表现为在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关系上，“平均分配容易办，群众也欢迎”，到苏区“农村中去同农民群众谈话，只要留心一听平产二字是很普通的，就是有些苏维埃政府的对联上也刊上平产二字”［6］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应当重视和吸纳农民的民主平等思想，并把农民民主平等思想看作是农民合理的追求。
（一）积极开展文化改造，培育革命文化建设的社会氛围。
中央苏区农村传统文化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有因地域、经济等因素而形成的地域特色，有助于先进的革命文化的生成。
（二）大力培育革命文化，以党员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取向引领群众。
从革命文化的角度看，首先是价值取向的问题。党长期在农村开展斗争，党员的主要成分也是农民，如何建设党，怎样建设党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共产国际也曾担心中国共产党会成为农民党，但其做法是指示党内增加工人成分或让工人成为党的领导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问题。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的领导者之一，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认真分析中央苏区农村社会的阶级状况，将贫雇农划为农村无产阶级，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另一方面正视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党内教育等方式实现思想无产阶级化，并在古田会议上认真分析了这些错误思想，提出要将党内思想教育列为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坚决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明确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要求。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 “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系统论述了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明确提出“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其次是行为取向的问题。革命文化的培育一方面积极吸收农村文化的优秀成分，使之具有向心力与指导力。在苏区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苏区廉政文化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农村文化的吸收与提升；另一方面要发挥其对党员干部乃到人民群众行为取向的影响。在与农村文化中落后成分的斗争中，特别是与宗族主义、封建迷信的斗争中使党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并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先进革命文化的洗礼，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国民党南昌行营主任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电蒋介石抱怨说：“赣西南的八十老翁到三岁小孩都是‘共匪’”。面对多元文化的新时期，我们党更应该汲取中央苏区这方面建设的成功经验，推进与实现革命文化的传承。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促进文化融合与建设革命文化。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这一点不会因为处于农村环境中而改变。相反，党必须在农村文化的境遇中找到文化融合的路径，始终确保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与本色。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革命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中央苏区时期，尽管条件相当困难，党还是想尽办法多方面搜集马列著作，加强研究，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宗旨是“加强一般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准备，造成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同时运用列宁室、俱乐部等机关提高一般干部的政治水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初步探索，中国共产党在繁忙的革命斗争中和以农民党员为主的现实中实现了土地革命的胜利。其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由于党身处农村传统文化的现实境遇之中，党的建设面临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挑战及农村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均平主义、极端民主主义等各类错误思想在党内泛滥，只有对其进行坚决的斗争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才能确保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方向。最后，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通过干部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推进文化融合，催生先进的革命文化。中央苏区时期党十分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到处都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特性的革命标语，甚至在闽西革命话语已日常化：“如耕牛不听话，不好好耕种，他们就不骂他‘该死的畜生’，而代之以‘该死的社会民主党’”。［10］同时，中央苏区重视在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通过新式教育改造民众思想，强调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群众，在于教育文化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就连小学教育的第一要旨都是“坚定儿童的阶级意识”。［11］这些措施确保了革命文化方向与成效。
“其实做这项工作我很感谢我的父母，我的父母80多岁的人了，很了解我的工作环境，所以有些事情都不要求我去做，母亲患有心脏病住院期间，她自己稍微舒服一点，就催着我赶紧回工作岗位，是他们的默默支持，才有我对工作的坚守。”王宝生说。十年的坚守换来的是徂徕山的平静与祥和，他告诉记者，他觉得这份工作的责任和意义太大了，森林火灾的后果太严重了，为了祖国的绿水青山，为了子孙后代，他将会一如既往的干下去，继续做好守护徂徕山的瞭望者，做好山中的“千里眼”。
革命文化是在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包含人民群众价值观与行为取向的文化综合体，揭示了社会文化生态。面对中央苏区农村传统文化对革命文化的综合影响，党清醒地认识到其负面影响，并积极寻找契合点，通过开展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建设，最终将党建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并带领苏区人们全面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王思隽,李肃东.贺麟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3］江西省档案馆等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张玉龙,何友良.中央苏区政权形态与苏区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7］王才友.土地革命的地方因应:以东固根据地分田运动为中心［J］.开放时代,2011,（8）.
［8］沈谦芳，梅黎明.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9］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0］湘鄂西与闽西苏区通信［N］.红旗周报，1931-09-07.
［11］张宏卿.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曹月柱（1977—），男，上海健康医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海 201318）
［基金项目］ 2017年教育部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教研团队建设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作用研究”(17JDSZK083)
［责任编辑：熊文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