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念的革命：对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概念的重新理解
张 盾，马鹏莲
摘 要： 现代革命以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典范，并借助现代政治哲学的范畴塑造了革命的现代形象。这一形象失落了革命的原初意义。革命的原初本意作为对永恒与秩序的最高象征，表达了古人对“最好政制”与“最美人性”的追求，是一种纯粹理念性的存在。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超越现代革命的可能性诉求，既立足于现代性的问题背景，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与历史根据，又在更高的理论界面和更根本的问题域中回归到革命的原初本意，从而达到了对革命问题的现实与理念、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理解。
关键词： 革命；现代革命；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作为一个实践与理论的范畴始于现代，现代革命已经从根本上规定了人们对于革命本身的理解，这是不争的事实。无疑，现代革命的典范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个人式主体”与“进步论信仰”作为依据，并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中确立了现代革命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地位。最终，革命的现代形象得以塑造。虽然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正如马克思说过的，在其经过之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革命以“不断革命”作为其理论与实践追求，“不断革命”造成了现代人的“拔根”状态，这既是现代革命危机的当代显现，也是反思革命范畴本身的绝好时机。革命的原初本意作为对永恒与秩序的象征性表达，曾经意味着古人对真理与超越性的追求，古代贤者对真理之光的渴慕力求做到从“洞穴”上升到“宇宙（kosmos）”，由“人间”上升到“天国”。这就是革命的原初型相——宇宙天体运转所象征的永恒与秩序的丰富意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超越现代革命的一次伟大探索，为我们反思现代革命与革命本身提供了理论机缘。显然，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革命的当代意义的反思，既要立足于现代性的问题背景，又必须进入更高的理论界面和更根本的问题域中，或可以此达到对马克思的更深刻理解。
一、革命的现代形象：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作为现代革命的典型形象代表了现代革命的一般逻辑，同时也是现代社会进步论信仰的一般逻辑。对此，马克思进行过精准的概括与表达，即资本的时代就是不断革命的时代，否则，其便不能存活。“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3页。 虽然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判，但归根结底，现代政治革命是对经济革命的确认和肯定。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论述的，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个人自由、普遍平等的真相不过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关系的辩护与确证，所谓“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正因如此，马克思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显然已经洞悉了现代社会的真相，当现代市民社会唯有以“不断革命”才得以支撑时，革命的现代形象就典型地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经济革命和科技革命才是现代政治革命的“无意识”模板。现代政治革命一开始就被这种“无意识”的力量所带动，为了维持革命的成果，唯有以革命代之。“只有不断革命才能拯救革命。”③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虽说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都追求民主，但马克思的重大发现在于发现了“经济的政治性质”，在资本的时代，经济的压迫是更为根本的压迫。④ 参见张盾：《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就此而言，现代政治革命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市民社会（bourgeois society）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就是它的经济制度，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⑤ 张盾：《超越审美现代性：从文艺美学到政治美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1—202页。 马克思戳穿了为现代革命代言的现代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幻象。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涉及的重要范畴如人权、自由、平等不过都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维护与体现，“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然而，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在经济上带来的巨大成功遮蔽了其政治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使资产阶级革命成为现代革命的典范，并顺理成章地掌握了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与话语权。
而对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确立与巩固则是现代政治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共同事业。现代政治哲学的主导目标在于证明现代市民社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中，“个人式主体”的发明以及相伴随的“劳动”的复兴和“私有财产”的神圣化是三个关键性的步骤，这期间，现代革命充当了形塑现代社会的助力。马基雅维利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开创者，其理论首先标志着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分裂，“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设想了一个纯粹世俗化领域兴起的人”，⑦ 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在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中，人性的低端部分第一次得到了理论上的确认，作为政治现实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开创者，马基雅维利相信“武装的先知”胜过相信“非武装的先知”。经过马基雅维利这一理论环节，“君主制”下的人民获得了异于“上帝之城”的确定感和安全感。霍布斯则进一步确证了现代人自我保存的欲求的正当性，这种欲求在柏拉图那里只是灵魂中的低端品质。此后，洛克又努力为现代人赢回人之为人的尊严，“他身体的劳动和他双手的工作”确证了作为自由的最初定在的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洛克“具体展现了自由主义充分意识到其基础在于个人的财产权利的历史时刻。同时，他又使我们能够理解有关自然权利的自由主义哲学是如何自发地转化为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思想：政治经济学”。① 莫内：《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曹海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无论马基雅维利、霍布斯还是洛克，其思想的要旨都是要确立异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的合法性，他们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开创者，勾勒了现代市民社会真相的初步轮廓。但只是经过马克思的理论批判之后，现代社会的真相才得以完全揭开：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为主导的存在，解剖现代社会的钥匙是政治经济学。古代政治寻求蕴含最好政制和最美人性的“理想国”，现代政治则力求创造一个强大的“利维坦”，旨在保障个人的生命权与财产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认为现代人不过是以生命作为至善原则的劳动动物。现代革命从一开始便以个人权利为本，个人权利与自由是现代政治哲学与现代革命的理论底线，个人式主体成为现代革命的重要范畴。这是同革命的原初意涵和与之相应的古代政治截然不同的理论诉求。
现代革命成为“不断革命”的重要环节则是现代历史主义的效果，用施特劳斯的话说，历史意识与历史主义是现代人的“洞穴”，历史主义的兴盛是引发对人的原初问题以及革命的原初本意遗忘的重要线索之一。现代历史意识的出现以及现代基督宗教意识形态的兴起使得现代人的时间观进入了单向度的线性模式之中。就此而言，现代革命是以“线性矢量时间”为依归的，据说这是现代历史哲学的产物，现代历史哲学以一种回溯性的目光指挥着历史的进程，加之现代人从维科开始对创造历史的热情，给现代人以一种历史的线性发展的幻觉。前面谈到经济革命与科技革命才是现代革命的无意识诱因，是因为只有它们才是直线、加速前进的，是不可逆的“线性时间”塑造的，“作为由资产阶级完全支配的过渡形式，产生了资产阶级新不可逆时间的清晰观点”。② 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科技革命不会“怀旧”，现代革命鄙视“灵魂的乡愁”，现代政治革命一开始就是被这种潜意识带动的，从而沉溺于“断裂”的快感和“进步”的想象中：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神圣与世俗的断裂、自然与历史的断裂。“现代革命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一种用来颠覆一切权威和一切传统的游戏规则”，③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261页。 “现代性所设想的自然与自由不可能共存，它们的关系必然是二律背反的”，④ 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最终，如马克思所说，所有坚固的东西都消失了。现代革命在对个人式主体与历史进步论的迷信中确立了其意识形态话语权与领导权的地位，从而把革命、历史、时间范畴本身局限在了现代性的界面之中。质言之，革命的现代形象是与这些范畴相关的，即断裂、瞬间、进步论信仰、个人式主体、线性时间等，这些形象所蕴含的意义显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革命的原初含义的遮蔽。
90例患者均手术成功，观察组患者的餐前血糖，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情况优于对照组，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就现代社会而言，革命（revolution）一词的原初含义被其现代意义所遮蔽，其历史演变与原初内涵也逐渐被现代人忽视。因此也可以说，革命的现代形象表征了现代人的一种“源初遗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代人的拔根状态与精神迷惘，因为“原初语言乃是人的精神存在”。⑤ 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增订本），李茂增、苏仲乐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7页。 从词义渊源上来看，“革命”一词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指宇宙天体的运行。这个词14世纪时进入英文，它最接近的字源是古法文revolucion以及拉丁文revolutionem，可追溯的最早字源是拉丁文revolvere——旋转、循环。就言说方式和词源学演变而言，革命的原初意谓与“时间”和“转动”直接相关。自从15世纪以来，revolution作为转变alternation的意涵相当明显：revolucioun的要素是时间和观念以及状况的改变。之后，革命（revolution）与命运（fortune）的关联在17世纪中叶以后非常明显。① 参见雷蒙·威廉士：《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37—342页。 因此，就其词源意义而言，西方的“revolution”本身与时间、命运、旋转相关，而其最直接的意思则是对宇宙天体循环运行的指称。而这种宇宙论的指称于古人而言本身就象征着一种永恒、秩序与和谐（kosmos），对行星运转的凝视就是对秩序与永恒的凝视。柏拉图的《蒂迈欧篇》直接将宇宙天体的运行作为最高秩序，“在《蒂迈欧篇》中，记忆返身聆听宇宙，去打探真实的秩序，这将克服时代的无序”。② 沃格林：《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2》，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02页。 我们可以说，宇宙天体运行的形象就是“革命”的原初型相。
由于紫色很罕见，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皇室和贵族独享的颜色，就像在古代中国，黄颜色象征着皇权一样。
二、革命的原初本意：作为永恒与秩序的最高象征
基于此，我们认为，革命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革命的形象，历史也不是历史主义的进步论信仰所能彻底解释的，个人式主体缺失了神圣性与超越性的维度必将走向虚无与深渊。因此，必须反思现代革命或革命的现代形象，并深入对革命的原初本意的探索之中，这样才能在更高的界面中思考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意义。
如果说革命的原初型相与秩序、永恒相关联，那么由上面论述可知，革命的现代形象则仅仅分有与摹仿了变化和无序的意义，比如马克思所指认的革命的现代形象中“不断革命”与“毁灭传统”的特征。就此来说，革命的所指在古代和现代发生了一定的反转，即秩序和失序、永恒与变化，进一步即彼岸性与此岸性。在一定程度上，革命的古代意谓与现代意谓的反转根源于古代与现代时间观念的转变，现代革命在一种历史主义和进步论的“线性时间”信仰中不断走向焦灼与虚无。正如本雅明所言：“历史天使”还未来得及修补过去破碎的世界，就被“进步”的风暴吹的难以招架，“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③ 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70页。 换言之，现代革命热衷于暂时的和瞬间的东西，传统与过去一同成为现代革命需要不断卸下的重负。现代革命所体现的“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聚焦于我们眼前的东西，而忽视我们更深的起源”④ 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第7页。 。而在古代，革命的型相则象征着一种时间的循环更新与秩序运转，由于revolution就表示天体的循环运转，因此汤因比曾有言“革命就是循环”。万物周而复始，一切都是向同一种东西的永恒复归，万事万物各就其位，并行不悖，有序而又神圣，就此而言，古代天体的循环运行表示对“永恒”与“秩序”的最高象征与模仿。相比于现代人对“不断革命（变化）”的追求，古人则致力于一种永恒而完满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尤其是在天体的有序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不变的东西，较之一切渐进的和根本的变化来说，都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更深刻的意义。‘革命’原本是一种自然的、圆形的循环，而不是与历史传统的决裂”，⑤ 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页。 阿伦特说过，没有什么比现代革命所具有的观念距离革命一词的原意更远的了。⑥ 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1页。 就此而论，现代革命所据有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是对革命的原初本意的遮蔽与断章取义。
国有企业在内部监督体系的建设上也存在问题。例如：在内部审计制度设计上审计设计流程缺乏科学性，对审计的管理缺乏规范性，审计人员的安排上缺乏合理性。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主要是由政府部门委派，这就形成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人员、内部审计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并不高，特别是在内部审计工作中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审计人员对审计中出现的问题得不到企业管理层的重视。长此下去，必将打击审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还很容易滋生各种腐败现象。
而现代人所拒斥的“革命就是循环”只是据有“线性矢量时间观”的“现代人”的一种解释。现代人所认为的循环时间充满了无聊与乏味，因为“当时间不再是一种对原始状况的重新合一的手段时，因此它也就不再是恢复诸神神秘存在的手段。也即是说，在时间被去圣化以后，它的周而复始便变得让人恐惧。它被视为一种反复转向自己的圆圈，不停地自我重复以至于无穷”。⑦ 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用阿伦特的话来说，这种“同质性地重复”是现代人的“苦难”的新形式。与之相对，革命的原初型相则充满着神圣性与崇高性，革命的原初本意作为对永恒与秩序的符号化表达，象征着古人对实在与永恒的不间歇的追求。因为对于古代社会而言，“对范式行为的永恒重复、对相同元始神话时间的永恒恢复……决不是暗示着一个悲观的人生观。恰恰相反，正是凭借这种对神圣之源和实在的永恒复归，人类的存在才似乎从虚无和死亡中被拯救出来”。① 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第57页。 因此，在古代社会，人不会将自己作为一种个人式的主体性存在，这倒不是在现代科学回溯的意义上而言的，而是古人始终存有对于真理与实在的谦卑与敬畏之心，将自身作为追寻者而非主宰者。如柏拉图所言，人是作为一种“间际性”（metaxy）存在，“柏拉图使用并完善了metaxy的符号，也就是间性的符号，他所依据的现实既含有时间的特点也含有永恒的特点”。② 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秩序与历史（四）》，叶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279页。 因而，于古人而言，人仅仅是一种张力性与有限性存在。与之相比，现代人则缺失了永恒性与超越的维度，革命的现代形象将个人式主体置于历史进步论的主宰之下，仅在线性的历史进步论时间的维度之内追寻自由，从而陷入了一种一元性的封闭之中，缺少了沃格林意义上的永恒与时间、神性与人性的互参。
方干一生经历了科场失意、社会动荡、贫病交迫等诸种苦难，虽然外在形式上是一名隐居镜湖的隐士，然而隐逸的生活并不能让方干摆脱生存的困境，只有寻求心灵的解脱和安宁，才能使方干得到片刻的慰藉。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方干在诗歌创作中将佛道出尘的心态和江南古刹清幽秀丽的风景相结合，从而形成“清丽”的诗风。佛道思想中超脱世俗的心境和镜湖秀美山水得以在方干的诗歌中相遇，原本枯燥的教义变得生动，而镜湖上的风景更变得旷达空灵。在方干多数诗歌中，并非直接进行禅理的阐发，而是将情怀融入于山水林泉之中。同时也使笔下的山水显得清丽生动，就如齐已诗中说方干“云门几回去，偏题好林泉”。
2.3.1 一般护理 患者一般采用全麻或硬膜外麻醉，回病房后取去枕平卧位6 h;如腰麻则需去枕平卧12～24 h，头偏向一侧，保持呼吸道通畅，以免呕吐物、分泌物呛入气管，引起吸入性肺炎。6 h后取半卧位，利于腹腔引流，同时减轻腹部张力，促进切口愈合。协助患者每2 h床上翻身1次，大多数患者常因担心活动会牵拉伤口引起疼痛、渗血、切口裂开而不敢翻身活动，护士应耐心讲解早期活动的重要性，促使患者主动配合。
依上文论述，现代人对革命的理解往往止步于以资产阶级革命为典范的现代革命的限度。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在历史中也有其范例，但用阿尔都塞的术语来说，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探索和思考也总是囿于资产阶级革命所设置的“总问题”中，比如对革命的“个人式主体”与“经验主体”的寻求等。可以说，近代意识哲学对“主体性”的论证和近代政治哲学对“个人”的发明为革命主体的实体化和经验化做了充足的准备，而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观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面临着理论与现实的挑战与困境。
革命与纯粹的断裂相等同是现代革命的典型形象，拔根、反传统成为现代革命的典型特征。可以说，现代革命部分改写了革命的原初概念，使革命彻底从“天上”降到“地下”，从纯粹的符号性能指降为质料性所指。这既是现代革命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是现代革命的局限。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还是俄国革命，触发革命的最初精神均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被“经济人”的欲望逐渐耗尽了。在革命原初本意所象征的永恒与秩序消失后，作为有死的人进入了线性运动，革命的任务就是不断革命，其实不断革命不过是表征着现代革命与现代人的深层焦虑与绝望：传统的引线一旦断掉，现代人便只能选择不断前进，没有传统的指引，现代革命注定走向“深渊”与“虚无”，那是比原始的混沌更黑暗的虚无的力量。因此当代革命或革命的未来形象决不是一种纯粹的断裂性指向，其必定将会是如最初的时间之神——克罗诺斯（chronos）化chaos为kosmos的显形。“起源即目标”，革命的原初性旨向同时也是革命要到达的地方。
如果说传统和现代的区别在于神圣与世俗的分野，那么正如阿伦特所言，世俗化本身便构成了现代革命的起源。革命概念原有的理念性与超越性意义被世俗时代中现代革命的纯粹实践性指向消弭了，“绝对自由与恐怖”的辩证法某种程度上显现了现代革命与现代人性的限度，从而忽略了革命本身作为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性表达。阿伦特认为，现代革命忽视了革命原初意义与精神中对秩序性与持久性的关注，“‘革命’经久不息……它并不建立新的世俗秩序，反倒持续不断地动摇着一切尘世建制的基础”。③ 阿伦特：《论革命》，第15页。 通过现代革命，本应是奠基的热情被革命的浪漫想象所替代，现代革命用“不断革命”代替“奠基”。古代社会追求的是永恒与不朽，“借助历史，人们几乎可以成为自然的平等伙伴，而只有那些他们自己提升到可以与永恒的自然宇宙相抗衡的事件、作为或言辞，才是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④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44页。 古代贤者通过记载伟大的作为与事件、保留伟大的言辞以抵抗易朽的世界，从而与诸神和自然的世界相匹配，永恒与不朽在古代人类世界唯有伟大与崇高才能与之匹配；而到了现代社会，不朽的生物学意义渐渐凸显了出来，在现代世俗化的时代，神性的失落势不可挡，现代人仅凭借人性去追求不朽，然而人的有死性如何面对不朽？于是人类开始垂涎生命永生的秘密，这是人工智能时代与科技时代人性隐秘的欲望。人类本应通过历史与时间的原貌与永恒毗邻而居，然而历史与时间在现代人这里却以“历史主义进步论”的方式失落了。现代人开始追求不死的生命。以科技革命与经济革命为代表的不断革命成为现代革命的迷信和信仰。只想拥有“现在”的现代人无意返回“古人”对实在与永恒的态度，如波德莱尔所说，迷恋于转瞬即逝才是现代性的本质，不同于古人“永恒”原型的真实，在现代人心中，只有经验性的“现在”是确定与真实的，现代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现代人失去了对更高真实的关注。
三、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未来革命对革命原初本意的回归
最终，现代革命将个人置于一种双重的失落中，一方面现代人误以为自己生活在线性矢量时间中，同质性与重复性是现代性时间的典型特征，时间的灵魂被抽取了。另一方面，现代人所经历的时间的循环往复性也不同于古代，古代的循环时间永远受永恒的心灵之眼的凝视，仿佛月之盈亏，每一次亏损都伴随着下一次的充盈，每一次充盈都是与神圣性与永恒性的汇合；而现代人在打掉神圣性与永恒之后，就只剩下了单调而无尽的重复。为此，现代人寄托于不断革命，但所谓进步论的线性时间却只不过是现代人的幻觉。现代人的生活陷入了一种表面的终结之中，在某种程度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只不过宣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失败，因为这意味着资本的社会从此陷入了“非时间性”的灾难。现代人生活在一种流动的静止之中。但作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dasein的人的使命是接受“时间性”的礼赞，注定忍受不了同质性重复的束缚，革命的未来形象必定要“降临”。
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作为经验主体的无产者沦为消费者、大众、劳动者的结果充满悲观，资本的“同质化”力量更使得马克思主义者陷入了“革命何以可能”的困境，这归根结底是对“革命的经验主体”何以可能的发问。质言之，革命的主体如果只能是一种经验性主体，那么他不是个人就是阶级。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与构建旨在于此，但这仍是现代革命“总问题”中的典型思路。而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概念作为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超越性存在，是超越所指的能指，是集建构性和直接性于一体的存在，马克思为现代人提供的思考革命的当代形态的理论贡献就在于：无产阶级是理论思维的对象。它“作为反思性的存在，在非反思的意义上即是不存在；无产阶级在知识界面上具有最高的优先性……代表着马克思对人之为人的彻底理解”。① 张盾：《超越审美现代性：从文艺美学到政治美学》，第240页。 因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并不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彰显的经验性与实体性主体，而是一种超越性的对人的原初存在的理解，就此而言，无产阶级革命本身象征着对最好政制（共产主义社会）与最美人性（无产阶级）的永恒追求，是超越现代革命所指而对革命的原初本意的象征性回归。很显然，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作为理论范畴的这种建构性与现实经验的直接性之间有着明显的落差，然而，这却正是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张力性与生命力所在。在理论上，它作为一个对历史中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反思而得到的最高的政治理念而存在，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扬弃的理论思维的产物；在实践上，它又包括一系列的政治策略理论。继马克思之后，列宁和毛泽东均对此继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正是基于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高度的建构性与直接性之间的张力。因此，若忽略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性建构意义而直接以经验现实性对其进行解构，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将“不堪一击”。事实上，马克思的重要贡献恰恰在于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思完全超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性经验现实，而用一种建构性、中介性的理论规定为它建立起一种“历史结构形式”。② 参见张盾：《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必须看到，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这种理念性与建构性特征，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它是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政治后果进行理论探索的必然产物。就马克思所身处其中的时代条件而言，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且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化，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① 参见张盾：《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马克思基于对这一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理论概念，以此回应当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政治理论的迫切需求。这一阶级斗争经过法国工人阶级的巴黎公社，最后，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中达到高潮。另一方面，就当代社会而言，资本的权力结构与本质依然未变，资本对人的压迫由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呈现出一种更为严重的异化结构。这一事实再次印证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现实基础。这意味着，只要资本的压迫性逻辑继续存在，马克思的批判与建构、理念与现实相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就始终保留着它的巨大解释力。这也是当代激进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反思和重构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概念的内在依据。
另一方面，以所论述革命的原初本意去反思现代革命的局限性，会发现历史中现代“革命派的努力，其锋芒所指的乃是一切的彼岸性或超验性”。②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6页。 而这种彼岸性与超越性并非仅是现代人所鄙视的近代以来启示宗教的残余，“在某种很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它就包含在政治哲学作为对于自然的或者是最好的政治秩序的寻求这一原初的含意中”。③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16页。 但现代革命主体的实体化倾向却封闭了革命原初的超越的维度，以现实中的“次好政制”的满足直接代替了对“最好政制”与“最美人性”的追求。此外，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无产阶级特征的另一个论述意味深长，显现出了极强的理论想象力与张力，即他认为无产阶级是不属于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是超越于第二大社会形态之外的存在，或是现代社会与现代性时间之外的存在。因此，作为超越现代性的存在，无产阶级是“总体”之外的“无限”与“他者”，是超越现实感性世界与经验世界的理论性存在，而绝非仅仅是现实的经验主体与个人，正因此，它对现实性本身又构成了批判的张力与建构的可能。所谓“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其意义远不是现代性的经验性与实体性思维所能把握的。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显现的这一最大的现实，现代人必须站在马克思的理论高度上才能直观到资本社会自身的局限性与真相，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为现代政治哲学树立了理论思维的典范，他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概念不是仅仅为了描述直接存在的经验现实，而是为了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使我们重新获得关于人与政制的完美存在的知识。④ 参见张盾：《超越审美现代性：从文艺美学到政治美学》，第240页。 在此，无产阶级革命作为马克思理论思维反思的产物又由现代革命意义上的所指转化为了纯粹符号性能指，这表明以经验现实性作为起点进而反思到理念性存在是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因此，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作为超越现代革命的一种可能性形式，为我们提供了返回到对原初问题追问的契机：对最美政制与最美人性的反思与追求。在此，如果说柏拉图创造了“言辞中的完美城邦”，那么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则创造了“言辞中的完美革命”。站在革命的原初问题的界面之上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反思，也就是在永恒与秩序的凝视中对革命本身的思考，这首先破除的便是现代革命所倡导的不断革命的思路。
更值得反思的是，作为超越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现代人不能仅仅局限于现代革命的“问题式”中去求解，而需要站在更高的界面中反思革命“是什么”的问题。在现代社会的界面中，对革命的提问经常采取追问“革命何以可能”的形式，这是典型的现代人的问法，这种提问方式直接就预设了革命的现代话语权。“革命何以可能”的问题是纯学者所难以回答的问题，需要政治家来回答。就此而论，列宁和毛泽东就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身是成功的，他们直接以革命策略与革命实践消解了这个问题，比如列宁对此的回答便表现在他对“政党以及阶级联盟”的探索中。而作为理论问题的正当提问应该是采取追问“革命是什么”的形式，因为“‘是什么’的问题所指向的是一物之eidos（理念），一物之形状、形式、特性或‘理念（idea）’。eidos（理念）一词原本指的是无须特殊的努力就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或者说是人们可以称之为事物之‘表面’的东西”。①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124—125页。 在此我们可以直接指认，革命的古典形象或革命的原初型相就是人们可见的、表面的型相：行星的永恒而有秩序地运转。用沃格林的术语来说的话，革命的原初意义作为纯粹能指与纯粹符号性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永恒与秩序的象征性与符号化表达。
在此，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不断革命，是时间、历史与传统之断，那么无产阶级革命便是面对“残垣断壁”之后的修复，是对时间和历史的断中之连，是如赫尔墨斯般对历史与时间之网的重新织补，从而是时间与秩序的真正复归。正如本雅明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是对世俗历史的真正救赎，而能拯救世俗历史的便是对神圣性与超越性的重建与奠基。在马克思对真正的人类历史的表述中，异化得到彻底扬弃。这便意味着人们又恢复了“回忆”的能力，可以直观真理的荣美，一切都复归原位，坚固的东西重新显形。因此，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超越性解读是当代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超越现代革命的可能性诉求，理应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地基上重塑革命的原初型相与本意，从而寻回阿伦特意义上的现代革命失落的“珍宝”。作为高于现实性的可能性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理应重新唤起人们对起源与开端的原初感知。“起源即目标”，我们理应在革命的原初型相（即永恒、秩序与时间）之中去显现革命的超越性与彼岸性维度，从而展现人之为人的完美存在。在此，无产阶级革命唯有以当代性去对抗现代性的遮蔽，当代性意味着“一个倒行逆施、时序错乱的时机，一个超越有限的在场经验的时机”。② 赵汀阳：《时间的分叉——作为存在论问题的当代性》，《哲学研究》2014年第6期。 因此，当代性是化chaos（无序）为kosmos（秩序）的绝好时机。当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革命代之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这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当代性的革命，它意味着重返革命的原初型相，以便重新出发，从而回到革命的原初所指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关涉到“存在论问题的当代性”。
Revolutionas AnIdea: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oncept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ZHANG Dun,MA Peng-lian
Abstract: The modern revolution takes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as a model and shapes the modern image of the revolu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category of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This image los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revolution.As the highest symbol of eternity and order,the original form of revolution represents the ancient people’s pursuit of“the best political system”and“the most beautiful human nature”,which is a purely conceptual existence.As a possibility of transcending the modern revolution,Marx’s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s based not only o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ty with solid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historical basis,but also returns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revolution in a higher theoretical interface and a more fundamental problem domain,so as to understand the integrity of reality and concept,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revolution problem.
Key words: revolution,modern revolution,proletarian revolution
作者简介： 张盾，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长春 130012）；马鹏莲，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史渊源研究”（15JJD72000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5ZDB002）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19.03.004
[责任编辑 付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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