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学与“冷”建——叙事学在中国的境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遇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年代以来，随着语言学理论的盛行和结构主义的兴起，叙事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小说理论。中国学术界在80年代就将新奇的目光投向叙事学，在90年代更兴起了叙事学热。如今，叙事学在中国已渐渐降温，但余绪不断。纵观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方面，大量文章和专著用力于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和应用，形成一股颇为强劲的学习西方叙事学的“热”潮。另一方面，对中国自身的叙事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相形之下，显得过于“冷”清。
一
1985年，中国出现了“方法论”热，新批评、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接受美学等西方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一齐涌入中国，作为结构主义分支的叙事学也进入中国。这一年，西马阵营的当代理论家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作了有关西方文化理论的系列演讲，并且用格雷玛斯的语义方阵理论，对《聊斋志异》中的《鸲鹆》进行了叙事学的示范分析。（注：参看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一分析在中国成为应用叙事理论分析文本的经典。时隔近十年，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在介绍结构主义叙事学时，便引用了它。1985年以后，中国学界就对叙事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可从两方面见之：一是对西方叙事理论的译介和运用；二是对西方叙事理论的研究与反思。
对西方叙事理论的译介和运用最为广泛。从翻译来看，1989年，王泰来组织编译了《叙事美学》，选译了法、德、英三国的叙事学论文，让学界对早期叙事学有个大概的了解。同年，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文版面世，该书从叙述技巧角度，探求了小说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读者之间的修辞关系，涉及叙事学的一些基本问题。1989年，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出版，收集了几乎所有法国六、七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叙事学成果。叙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巴黎《交际》杂志1966年第8期的“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专号， 法国的叙事学代表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最高成果。因而，张寅德的书对中国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反响，它成为文论研究者的必备书之一。它的广为流传也促进了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同年，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一次向国内展示了一个系统的叙事理论。九十年代，《当代叙事学》、《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结构主义诗学》、《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等陆续翻译出版。这些叙事学原著的中译本的出现，既为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又激发了学界对叙事学的兴趣，增强了研究的热情。就介绍应用看，1988年，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问世，该书以中国文学传统和晚清、五四的小说状况为根基，借鉴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注：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开大陆学者应用叙事理论以成专著之先河。1989年，孟繁华出了本介绍性的小册子《叙事的艺术》，对叙事的视角、时间、语言等均有专题介绍，并以中国的文学为例证加以分析，深入浅出。但总体看来，全书过于简单，且不涉及人称这一必不可少的叙事要素，故反响不大。此后，孟悦《历史与叙事》（1991年）、徐岱《小说叙事学》（1992年）、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 文学叙述论》（1993年）、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1994 年）、 罗钢《叙事学导论》（1994年）、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1995年）、王彬《红楼梦叙事》（1998年）等纷纷面世，它们或侧重于介绍，或侧重于运用，多方位、多角度地展开了对西方叙事理论的分析和运用，使叙事学成为中国90年代的一门“显学”。 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的《文学的维度》，作者南帆视野广阔，从文学真实、修辞、叙事话语、文类四个方面，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及其模式的递嬗进行了叙事学的技术分析。具体分析时，还在汉语言文化的大背景下，借鉴西方现代语言学成果和后现代理论，提出了话语与权力、文学与历史等溢出文学的问题，将文学的维度延伸到文化。全书的兴趣不在具体叙事文本的话语分析，而在语言的文化功能，一改过去介绍、搬用之习气。它既有对叙事理论的分析，又有对文学实践的批评；既有对文学维度的探讨，又有对文化意蕴的关注。可以认为，这本书是中国在运用西方叙事理论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1990年，《外国文学评论》有组织地发表了由赵毅衡、申丹、微周等人撰写的“叙述学研究”论文。其中，既有微周对西方叙事学的系统介绍，又有赵毅衡对叙事形式的文化意蕴的阐发，还有申丹对叙事情节的理论反思。后二人是叙事学专家，他们在1998年分别推出《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和《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前者是赵毅衡对叙述学“公理”的阐发，后者为申丹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赵毅衡在《自序》中声称，经过多年的思考，他悟出了很多西方学者一直没说清的“叙述学第一公理”，即：“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作为公理，它过于罗嗦，但它表达了叙述“自身分层自身互动”的道理。就全书看，它自成体系，也体现出“第一公理”的特点，较之西方叙事理论，不乏突破，但基本上仍沿袭西方的叙事模式，只是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接受习惯，有所改造而已。因而，该书的价值在于：它给学术界提供了一套系统的中国特色的西方叙事理论。申丹进行的是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相结合的研究，她在《后记》中指出；“本着求深、求实、创新的原则，笔者与西方学者在较深的层次上展开了交锋和对话”。从成书情况看，该书达到了这一要求：它对叙事话语、叙事情节和叙事视角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质疑；对西方理论界概念上的模糊和分类上的混乱作了清理。作者的分析颇具深度，其论断也富于独创性。对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过于艰深；对叙述学者而言，它则可以启人心智，引发深入的思考和对话。就理论色彩看，该书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叙事理论反思的最新成果；就研究对象看，国内外均未出现对叙事学与文体学理论同时展开研究的论著，因而，该书又是一本填补空白之作。
二
与学习西方叙事理论的“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建构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的“冷”。国内虽出现多本叙事学专著，但大部分或用力于“术”的层面上的应用和发挥，而缺乏“学”的层面上的挖掘和探讨；或侧重于对西方理论的译介，而缺乏必要的批判的眼光。早在1996年，钱中文先生就指出：叙事学“80年代介绍到我国后，一些青年学者趋之若骛，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多部著作……但都是综合外国学者的观点写成，最多加些中国文学的引证，处在介绍、搬运阶段。”（注：杨义《中国叙事学》第424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如今， 申丹的成果已远远超出介绍和搬运阶段，但她用力的仍是对西方叙事理论的反思，其出发点仍是西方的叙事理论而非中国的叙事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叙事学热潮中，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却倍受冷遇，几乎无人问津。
这首先表现在对海外汉学家的态度上。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叙事艺术倾注了一腔热情。法国的埃梯安伯尔认为，吴敬梓和刘鹗的小说足以说明：“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小说比欧洲落后，有必要接受西方蛮人的小说形式”。（注：转引自《苦恼的叙述者》第1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捷克的普实克在《抒情的与史诗的》一书中对晚清的小说叙事有详细的分析。韩南、浦安迪等人也致力于中国的叙事艺术。但他们的著作大都没有中译本，中国学界感兴趣的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而不是中国小说的叙事特点。在遭受冷落的汉学家著作中，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是个例外，它早在1993年就由中国和平出版社翻译出版，但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1996年，同一作者的《中国叙事学》问世，三年后，林岗先生才在《文学评论》上撰文响应。（注：林岗《叙事文结构的美学观念——明清小说评点考论》，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就这两本书而言， 《中国叙事学》不少取材于《明代小说四大奇书》，而且，就总体看，前者不如后者深刻周到。后者理应激起更大的反响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1993年前后，正值学界大张旗鼓地学习运用西方叙事学之际，对研究中国叙事的专著却无心眷顾。就《中国叙事学》而言，它问世三年，才得到热心人的响应，与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等书一出版便风行的情况相比，相形见绌。西方学者对中国叙事的热心，在中国本土，却遭到了冷遇。
其次，从中国学者对中国叙事的态度变化上，也可看出中国叙事理论不受青睐。中国有些学者对传统叙事理论也曾有所关注，却未能持久。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对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形式进行深入分析，以探讨“20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中国文化与中国小说的关系”，（注：《苦恼的叙述者》第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创获颇多。 该书“上篇”对叙事学的分析，基本上沿用西方理论框架。其主要特色在“下篇”“中国小说的文化学研究”部分。但赵先生并未将该书的特色发扬光大，反而倒退一步，将中国小说特色的探讨消融于对西方叙事理论的反思之中，这可见于他后来的著作。《苦恼》一书出版后四年，《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问世，后者删去了前者的“下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前者“上篇”的翻版。全书的兴趣集中于西方叙事理论的反思和建构，不再进行中国小说的文化学探讨。这固然有助于西方叙事理论的深化，但对中国叙事理论的建构，却不能不是个遗憾。对中国叙事的特色，从关注走向背离，反映出中国学者在西方理论的诱惑下对传统叙事的漠然态度。中国叙事理论的建构工作，焉能不“冷”？
到目前为止，大陆学者只有杨义先生一人对中国叙事理论的建构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中国叙事学》从中西思维方式和叙事手法的差异入手，认为西方从语言学领域进入叙事分析的方法不适合中国的叙事研究。全书本着探讨的精神，沿着“还原—参照—贯通—融合”的思路，力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又充分现代化的叙事学体系”，以期与“现代世界进行充实的、有深度的对话”。（注：杨义《中国叙事学》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全书立足于中国的叙事传统和文化成规，“从史学文化的角度切入叙事分析”，（注：杨义《中国叙事学》第6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极少搬用西方的术语和形式方法，隐然有自成一家之气势。书中“结构篇”从“道与技的双构性思维”来探讨叙事结构，与西方纯形式主义的结构分析形成鲜明的对比；“意象篇”和“评点家篇”更是中国叙事的特色所在，为历来西方叙事理论所无。在建构中国叙事理论的道路上，杨义先生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仅仅一本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著作，还不足以与数量庞大且影响深远的西方叙事学专著相抗衡。在中国，它也只能被众多的西方叙事学著作所淹没，偏于理论界之一隅，显得凄清、孤单。
三
中国对西方叙事学热情很高，对自身叙事理论的建构却兴趣不大。这一切，都有其内在原因。
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主体是结构主义叙事学，它随着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而得以盛行。1979年，袁可嘉在《世界文学》第2 期上发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为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了先河。此后，结构主义便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在中国蔓延、深入，叙事学便是结构主义的主要分支。结构主义的产生有其理论背景。就20世纪的理论背景看，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它开启了20世纪哲学、美学的新方向。40年代中后期，列维—斯特劳斯通过雅各布森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结构观点，并加以发展，创立了结构人类学。此后，结构主义便应时而生，反映了历史的趋势。中国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接受和传播，便迎合了这种趋势。同时，中国的国门敞开不久，对外来理论满怀新奇。出于猎奇心理，理论界对叙事学投去关注的目光，也可以理解。
西方叙事学的广为流行，主要还得力于它的成就。它在叙事人称、叙事时间、叙事视角等方面细致入微的分析，对理解作品、提高审美鉴赏力都不无帮助。它对文本的形式分析，比中国以前盛行的社会历史研究法更能抓住文本的特点，更让人信服。因此，它一出现，就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些青年学者更是“趋之若骛”，这样，学习西方叙事学的热潮便不难形成。
由于将精力过多地投入西方叙事学之中，建构中国的叙事理论便相应地受到忽视。不过，中国叙事理论遭受“冷”遇主要还由于叙事学自身的特点。
叙事学之所以形成，有其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俄国形式主义滋生了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重视事件的次序和叙事的文本形式便是结构主义的要求。外因是社会因素，结构主义骨子里是对社会现存的结构表示疑虑和不满，力图寻找出其完善的结构，叙事学便是一种隐蔽的表现形式。而这一切，在中国都缺乏必要的土壤。就外因看，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和六、七十年代的法国不同，没有重视叙事结构的自觉要求。从内因看，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尚象”思维重感悟，表现在叙事文学的研究中，评点成为中国叙事学的独特存在，“评点家的文字重在直觉”，（注：杨义《中国叙事学》第342页，人民出版社1997 年）而非西方那种周密细致的逻辑分析。这使西方现行的叙事学方法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显得陌生，难以融入。另一方面，中国的文论界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西方上百年的文论发展匆遽地重演了一次，出现了流派纷呈的局面。但这只能是一种没有思想质量的演变史，较之西方文论，既无必要的理论准备，又无系统的理论建构，相形之下，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失之简单。同时，流派纷呈也导致人们理论趣味的转移，中国学界在接受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的同时，也接受了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在逻辑上已颠覆了结构主义“中心结构”的神话，这使得中国学界在探索传统叙事的结构理论时，不能不有所考虑，从而失却了叙事学当年在法国的尖锐性、先锋性。文学传统和理论现状决定了中国叙事学的命运。
叙事理论的建构依赖于对语言的运用和把握。但中西语言在根本上就存在差异，因而有些问题在西方可以深入探讨，在中国则不行。比如对“自由间接引语”，西方利用拼音文字的形态变化，可以很精微地探讨叙述者的声音和转述内容的关系。但由于汉语不具备拼音文字的形态变化，在中国，“自由间接引语”的研究便难以充分展开，它所涉及的有时只能是对语言进行的风格分析，这遭到申丹教授的指责，但申教授本人在分析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中文无时态变化，造成了“直接式与间接式的模棱两可”。 （注：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3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这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在中国进行“自由间接引语”分析的艰难性。而这种分析又是叙事建构所依赖的基础之一。中国叙事学的建构受到汉语自身特性的制约。
要摆脱这一制约，走出中国叙事学困境，首先就要求冲破语言的牢笼，不再像西方那样，从现代语言学切入叙事分析，而应另寻蹊径。这样，杨义先生的工作便富于开创性。但杨先生的工作并不能使中国叙事学摆脱目前的处境。他从史学文化角度切入叙事分析，就需要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进行爬梳整理、钩玄提要，这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般人连这一基础工作也难以完成。即使完成了这一工作，也不等于就能建构中国叙事理论。建构理论还需要在基础工作上进行总结、概括，以发现不同于西方叙事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这又需要相当高的理论素养。杨义先生穷十数年之功，心无旁骛，在完成一卷《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和三卷《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基础上，佐之以牛津、剑桥的文化氛围，经过苦思冥想，才使《中国叙事学》得以锱铢而成。而普通学人，一般不具备此等功力，也缺乏类似机遇，更谈不上建构中国的叙事理论体系。因此，中国叙事的“冷”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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