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论文,概念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自清末起，从西方引进了许多新词。新词汇的出现，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中国引进的新词汇中，某些使用了“权”这个字，如“主权”、“国权”、“君权”、“民权”、“人权”、“女权”等等。其中“民权”被研究者认为是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源流，即集体人权的萌芽。不过对于“天赋人权”和“女权”，则几乎没有专门研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这三个概念受讨论的情况大不相同。比如说在《民报》上，“民权”出现过120次，“天赋人权”却只有8次，“人权”19次，“女权”3次。[1]
“女权”虽然是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里常被提到的概念，不过大部分研究都只是探讨为了发展“女权”应如何进行解放缠足、女子教育等具体问题。“女权”一直被当作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口号。至于“女权”概念的内涵，则几乎没人探讨。再者，就“女权”、“民权”、“人权”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作考察的研究也几乎没有。
本文首先探讨“女权”、“民权”、“人权”这三个概念是如何在近代中国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往往是透过日本来接受新概念。前述新词也是先出现在日文里，接着才在中文出现。因此笔者首先要考查这些相同词汇在中日间的不同内涵和历史衍变。
其次，笔者要就这三个概念中性别观念最明晰的“女权”概念分析其内涵的变迁。至辛亥革命为止，在有关“女权”的讨论当中，曾出现过四个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做国民之母”（金天翮），“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秋瑾），“摸索新角色”（张竹君），以及“拒绝做女国民（拒绝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女性解放）”（何震）。从这四个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所有女性主义代表性思想的萌芽。
最后，笔者将指出有关“女权”问题的议论，都是围绕在女性“天赋人权”与奉国家建设为第一要务的观点间的矛盾而出现。“天赋人权”和民族国家观念皆起源于西洋，两个概念在性别意识上本来就存在矛盾，而这矛盾同样也在中国的“女权”议论里出现。
一、“民权”、“天赋人权”和“女权”的出现：日中比较
“民权”、“天赋人权”和“女权”这三个新词都是先在日文里出现，江村荣一认为，日本的“民权”一词，是在津田真道《泰西国法论》（1868年）里首次出现[2]（P10）：“纯粹无限君主国以外的国家，其国民大多参与国事定政治方向。……这样的民权称为公权。”[3]（P101）国民参与国事，决定政治方向的权利是“民权”=“公权”。这里的“民权”，可说就是“参政权”。
至于中国的“民权”，应是初见于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中光绪四年（1879年）五月十八日的记录[4]（P32）：“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民权常重于君。去年美国火轮车工匠毁坏铁路，情形与此正同。”[5]（P576）在这里，“民”对应于“君”。这里的“民权”意思近于“人民的权力”。后来，梁启超也说：“当知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其罪最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6]又说：“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7]他认为国家积弱的原因是“民权”衰落，所以他所说的“民权”，意思也比较接近“人民的权力”而非“权利”。他的想法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很大（注：关于梁启超的权力论，请参考以下研究：佐藤慎一《梁启超と社会进化论》东北大学法学会《法学》第59卷第6号：土屋英雄《梁启超の“西洋”摄取と权利·自由论》《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书房，1999年；须藤瑞代《梁启超の民权·人权·女权-1922年“人权与女权”讲演を中心に-》，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月报》2001年5月。）。除社会进化论外，我们可以指出中国原有的“权利”二字，是指“权势和财货”。比如《荀子》说：“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劝学》）有中国古典素养的人看到“权利”二字，或许就会想起这样的古典用法。而且“权势和财货”的意思，与发展国民权力的想法并无矛盾。
总之，日本的“民权”和中国的“民权”虽是相同词汇，却各有各的内涵。
那么“人权”呢？日本方面，津田真道在《泰西国法论》里也曾提到“人权”。管见所及，这应该就是日本“人权”词汇的初现：“法论的本意，是让人民保持自主自立之权。某个国家曾有剥夺人的一切人权而把活人变成跟死人差不多的刑罚，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又说：“人民相互拥有自己的权利，这叫人权。”[3]（P41）在这里，人生来就有的权利就是“人权”。《泰西国法论》里的“民权”，是所谓“国民参加政治的权利”，也就是参政权。所以“民权”和“人权”在这本书里有完全不同的用法。
中国“人权”一词究竟初现于何时，我们不能确定，不过至少康有为的《大同书》（1902年左右完成）里，曾提到“夫以人权平等之义则不当为男子苦手”[8]（P242）等。中国“人权”一词，应该在1902年前就已出现。邹容也使用“天赋人权”的说法来鼓吹革命。康有为、邹容所提到的“人权”或“天赋人权”，并无男女差别。他们都认为不论男女，生来就有人权。
日本“女权”一词的初现，我们也还不能确定。不过《自由灯》1884年5月23日报道“女权会”成立时，曾提到“大阪府下天满森町的山内サト女，以修女道确守贞操节义发展女权为目的而想要设置女权会”[9]（第1卷思想政治P73），所以很可能在这项报道以前，“女权”一词就已经出现在日本。
中国方面，《清议报》第38号（1900年3月11日）上登载的《男女交际论》其序言里就已提到“（福泽）先生喜言女权”。这是福泽谕吉1899年在日本《时事新报》上所发表文章的翻译。1900年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文章里提到“女权”这个事实，值得我们注目。在此之前，梁启超也没有使用过“女权”。
笔者曾经调查过日中两国辞典所述的“民权”、“人权”、“女权”等概念的变迁。中国的“民权”观，是随着时间流逝变成孙中山所主张的“民权主义”的，同时“人权”渐渐被看成是从西方思想挪用过来的概念。日本方面则一直视“民权”为“参政权”，“人权”为“债权”或“人生来就拥有的权利”，可以说一直沿用津田真道的定义，故两个概念的内涵变迁较少。换句话说，中日两国虽使用同一词汇，其内涵却不一样。
关于“女权”，日中两国倒是都认为乃“女性的权利或权力”，两者间几乎没有差异。而且日中两国的“女权”概念，几乎看不到随时间出现的变化。不过“女权”概念真的没变化吗？虽然辞典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变化，但从女性解放运动的观点来看，就会发现“女性的权利或权力”的内涵有所变化。以下，笔者以清末杂志等为资料分析近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内涵变迁。
二、做“国民之母”：主张与批判
从1902年起，“女权”变成女性解放论的口号。首先，斯宾赛著、马君武译的《女权篇》出现了。马君武留学过日本，他翻译时或许就用上了日本“女权”一词。这本书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刊行的有关女权的译著，影响力也非常大。[10]（P150—153）其内容是彻底反对“女性不能做跟男性一样的事情”这样的谬误。该书特别讨论夫妻的平等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和国家文明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在第四节里就提到：“如知一国人民之文明程度如何，必以其国待遇女人之情形如何为断。”
马君武1903年在《新民说》发表《弥勒约翰的学说（二）女权说》。他在这里也提到文明问题：“欧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这皆自二大革命来也。二大革命者何。曰君民间之革命。曰男女间之革命。”[11]他主张以“人权”为基础的女性解放和追求革命的热诚都有一共同目的，那就是建设文明国家。弥勒虽主张女性一定要参加政治活动，却还是很重视女性在家庭里的角色。事实上，他就是因认为女性在家庭内扮演重要角色，才应该得到参政权。他所主张女性解放乃革命一环的看法，以后被革命派女性解放论者继承。
比如说，1903年金天翮在《女界钟》里就提出“国民之母”概念，以及“民权”、“女权”间有延续性的看法。金天翮认为，家庭就是“国之雏形”[12]（P10），“爱国与救世乃女子的本分也”[12]（P11）。不过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终究是“国民之母”：“汝（女性）之身天赋人权完全高尚神圣不可侵犯之身也。汝之价值千金之价值也。汝之地位国民之母之地位也。”[12]（P84）他虽然根据天赋人权而希望所有中国女性做国民之母，却只主张把女性的家政角色，改造成救亡中国的角色，还不能摆脱性别意识的束缚。
他还主张民权与女权密不可分：“十八十九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12]（P46）金天翮在这里指出“民权”和“女权”的延续性。虽说中国有点落后，不过仍有同时做到民权革命和女权革命的可能。我们在此又可以看到，他的目的就是革命，女性也要担负国家富强的责任，所以强化女性，是革命不可或缺的条件。金天翮所主张的“国民之母”概念以及“民权”、“女权”间有延续性的看法，往后还有论者继续主张，比如说《女子世界》杂志（1904—1907）里可以看到类似金天翮的主张。
总之，以上论者的共同点是：（一）他们所说的“女权”有两个目的，一是女性应回复其“天赋人权”，另外则是要女性贡献国家。（二）他们主张“女权”，一方面否定旧式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则摸索新女性的形象。
对于这些论者，陈撷芬很不以为然。她在《独立篇》（1902年）里指出中国“女权不振、女学不讲”的状态。
（女性）徒以生命肢体委之男子。即有以兴女学、复女权为志者，亦必以提倡望之于男子。无论彼男子之无暇专此也，就其暇焉，恐仍为便于男子之女学而已，仍为便于男子之女权而已，未必其为女子设身也，……呜呼，吾再思之，吾三思之，殆非独立不可！[13]（P245）
上述金天翮等的女性解放论，也不能避免陈撷芬所谓“便于男子之女学”、“便于男子之女权”的性质。她还指出，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慢慢变成各国的公用奴隶：“我辈数千年为彼奴隶，岂至今日时尚昏然不知，再欲随男子之后，而作异族奴隶之奴隶耶。”[14]（P417）为了对抗民族之敌，女性也绝对不可以变成“奴隶的奴隶”，所以她主张男女平等。
林宗素也在《女界钟》的序里主张过类似想法。她首先表达了对金天翮的感谢，说“金君诚我中国女界之卢骚也”，她基本上同意金天翮的“国民之母”论，不过认为“虽然权也者乃夺得也，非让与也”[12]（P2）。所以林宗素也跟陈撷芬一样，重视女性本身获得权利。陈撷芬和林宗素眼中的“女权”包括了女性对男性要求权利运动、作为中国人对清朝要求权利运动、以及作为“中国”对列强要求权利运动。
总之，金天翮等所主张的“女权”，是把回复“天赋人权”和贡献国家的角色联系在一起，希望女性能够当“国民之母”。陈撷芬与林宗素虽然同样把回复“天赋人权”和贡献国家的角色联系在一起，不过他们的最终目标，却是男女平等。在这里，围绕“女权”的议论开始出现分歧。陈撷芬等人的主张，接着向三个不同方向发展开来。
三、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
首先，秋瑾以女性也该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为目标。她说中国的男性已渐渐进入文明新世界，可是“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15]。因为女性除“一生只晓得依旁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外，没有其它生活之道，所以要裹小脚、梳头发、穿漂亮衣服、打扮献媚。这样的女性，就是“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至于比较富裕的女性，也同样从属丈夫。她认为，不管有没有钱，所有中国女性的生活，都是“奴隶”生活。陈撷芬曾说女性是“奴隶的奴隶”，不过秋瑾所说的“奴隶”，只是指男性的“奴隶”。然后她接着说：“啊呀！诸位姊妹，天下这奴隶的名儿，是全球万国没有一个人肯受的，为什么我姊妹却受得恬不为辱呢？”所以她强调只有“我姊妹”是“奴隶”。
秋瑾主张女性要摆脱男性的压迫而自立。她重视“天赋人权”甚于“女权”。金天翮等曾主张将女性回复“天赋人权”与为中国富强效力的“国民之母”这两个目的结合，以发展“女权”。但陈撷芬早已敏感地指出，这样的“女权”存在很大矛盾：这是将没有性别差异的“天赋人权”与拥有性别角色的“国民之母”勉强结合。秋瑾不使用这样的“女权”，只以回复“天赋人权”为最后目的。（注：秋瑾很少使用“女权”这个词。她只在《勉女权歌》与《精卫石》里多少提到“男女平权”、“人权天赋”等词，可是这样的说法指“人生来就有的权利”而已，不是“女权”。）她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中说：“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还在《敬告姊妹们》中说“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生，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她的主张背后，其实有“天赋人权”观念。这样的尝试，旨在克服“女权”概念的矛盾。她所说的女性自立就是：摆脱传统女性的性别角色和像“国民之母”这类的新性别角色。
可是，在否定了“国民之母”后，秋瑾所主张的理想女性形象，只能是“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的女性。她跟陈撷芬等几位女性一起组织共爱会，制造炸弹，并计划创设女子军。否定性别角色，就意味着女性也该担任男性的角色。简单地说，她否定传统性别角色，也否定“国民之母”，结果只好以男性角色为理想。秋瑾爱穿男装，就象征着这样的心理。如此看来，我们可以说秋瑾也是根据男女二元对立的结构，来讨论女性解放问题。金天翮等人的“国民之母”与秋瑾“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的主张，差别只在于是否肯定女性的性别角色而已。他们所根据的二元对立框架基本上是一样的。
四、摸索新角色
与秋瑾不一样，女医师张竹君开始摸索女性的新角色。张竹君指出女性的缠足和化妆等是多么伤害女性的身体。她虽很清楚女性除非这样裹小脚、打扮来讨好男性，才能活下去，却还是主张“故予窃欲吾侪女子汲汲讲求卫生，久久从事工业，以求自强，以求自养，而去其昔日之依赖”[16]。张竹君所说的女性自立，就是打破“倚赖之根性”。所谓“倚赖之根性”，是中国女性长久以来从社会培养出来的一种心理状态。她只批判女性“倚赖之根性”，却没否定性别角色。她虽然认为“夫女子为人群之母”[17]，不过做“母亲”不是“女权”的目的，而是女性可以获得“女权”的理由。她认为女性拥有可以做“人群之母”的特性，所以不应该依赖男性，一定要做一个自立的“人”。她不只重视母性，还重视女性个人的存在价值。换句话说，她拒绝不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性别角色，而摸索不分性别、只重视个人特色的社会角色。
张竹君一直使用“女权”这个词，比如她在《卫生讲习会演说》中说：
吾见荒荒大陆，有吾女子树一帜、张一军于其上，他日羡世界女权者，将不羡欧美，而羡中国。盖中国男子之相去不过五十步之于百步，男子之无政治思想，且略等于女子，则今日吾辈急起直追，不难于实际上与男子获同等之权利也。
可是“天赋人权”作为主张女性自立的根据，还是深植在她的思想里。她认为打破“倚赖之根性”，就可以回复“天赋人权”。秋瑾不使用“女权”概念而试图回复“天赋人权”，可是张竹君却认为，回复“天赋人权”后，可以摸索不根据性别的新社会角色，通过这样的摸索，获得真正“女权”。曾经结合“天赋人权”与“国民之母”的“女权”，在这里遂变成结合“天赋人权”与女性新社会角色的纽带。张竹君试图超越性别束缚。
可是这样的尝试，对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目标却很危险。当时许多西方国家的男性担任生产劳动，女性则负责家庭内的人口再生产劳动。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是欧美国家建立“主妇”观念的时期。[18]（P64，93）对资本主义体制来说，能够很稳定地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制度，当然最理想。家庭被认为是培养人（孩子）的地方，妻子则负责培养孩子。总之，为了维持国家经济基础，女性从属家庭是必要的。
金天翮等主张以做“国民之母”为目的的“女权”，是因为他们以西方民族国家为理想的国家体制。可是，张竹君以做“母亲”的女性特色作为获取“女权”的前提，并不认为“国民之母”是“女权”的目的。她不是没有关心到国家危难和革命的必要性，事实上，她非常担心国家的未来。比如说，她在辛亥革命时成立红十字会来看护伤病者。作为医生的张竹君，一直追求根据个人特色的社会角色。这样的愿望，其实也关系到男性也该摸索新角色的问题。这样看来，张竹君的“女权”概念，不无摇撼民族国家基础的危险。
五、拒绝做女国民：拒绝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女性解放
无政府主义者的何震，拥有比张竹君更激进的思想，她根本否定建设民族国家的目的。何震说道：“数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阶级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为男子专有之世界。今欲矫其弊，必尽废人治，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为男女共有之世界。欲达此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19]她在这里批判的有三点：第一是固定女性隶属制度的儒教；第二是欧美男女平等论的伪善；第三是从中国男性自私自利角度出发的女性解放论。
她这样的主张，是与上述秋瑾、陈撷芬等人一致的，即以女性本身来解放女性为目的。可是，何震并不认为这个目的与贡献国家的目的有很密切的关系。她要追求的始终是社会革命。她指出，现在很多反女权论者，也以女性不能当兵这点为理由。换句话说，男尊女卑的观念，也是因能否当兵的标准而出现的。可是，男性当兵已经过几千年的漫长时间，女性若要担负这责任，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所以，何震主张非军备主义：
如实行非军备主义，使男子解服兵之役，退与女子平，既不能执保国之空名以傲女界，复不能逞其强力而女子以复，从此实男女平等之权舆，亦女子脱男子羁绊之初桄也。故为女子者，不欲言男女平等则已，如欲实行男女平等，则舍非兵主义外，决无运动之方法。此固不易之理也。
如此一来，何震遂否定了作为男女国民区别标准的当兵制度。她想要做到的，是不在国家控制下的女性解放。何震认为，我们不可能在国家框架内，彻底实现“天赋人权”。她的主张，是对其他女权论者的强烈冲击。可是，对许多革命派知识分子来说，何震的主张是毫无意义的。他们都认为，如果不能富强中国，那列强显然必将进一步侵略中国。
辛亥革命爆发后，许多女性也为了国家自愿参加革命活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她们就开始要求女子参政权。可是，女子参政权问题却在《民立报》、《妇女时报》等报纸上引发争论。有些知识分子非常反对女性得到参政权，认为参政权不合女性的本分，对国家也很不利。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19日在南京参议院审议女子参政权问题时，有些女性为要求参政权，不惜砸破玻璃、踢打警官，但结果国民党还是没采取“男女平等”的纲领。虽然广东省在1911年底制定的广东临时省会简章曾制定不分性别的参政权，但随着中央的决定，后来也取消了。他们都重视国家，遂使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女子参政权无法实现。在这里，何震所指出的“天赋人权”与“女权”的矛盾就表面化了。
六、结论
如上所述，到辛亥革命为止，在有关“女权”的讨论当中，曾出现过四个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做国民之母”（金天翮），“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秋瑾），“摸索新角色”（张竹君），以及“拒绝做女国民（拒绝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女性解放）”（何震）。从这四个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所有女性主义代表性思想的萌芽。有关“女权”问题的议论，都是围绕在女性“天赋人权”与奉国家建设为第一要务的观点间的矛盾而出现的。四个女性形象当中，前二者的差别，是性别角色的肯定与否。两者理想中的女性角色是相反的，却都拥有固定性别意识的前提：金天翮认为，女性尽其做女性的角色，就可以贡献国家；秋瑾则认为，女性也该尽与男子一样的角色才可以贡献国家。对于这两个主张，后二者都否定它们二元对立的性别框架。他们想要摸索的是不分性别的、作为一个人的平等。
我们从以上围绕中国近代“女权”概念的变迁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人权思想与国家的对立问题。在近代中国，西方“文明”国家体制与西方起源的人权思想及女权主义都被视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的理由。所以，近代中国女权论者都试图整合这两个思想，结果孕生了上述四个女性形象。可是，作为男女共同目标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为了建设中华民国，女性参政权竟不能实现了。知识分子都要优先建设“文明”的国家体制。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说，从西方过来的“文明”国家体制与同样从西方传来的人权思想之间，本来就存在矛盾，其矛盾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女权”论争当中，就已经表面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