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与党风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风论文,机遇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2001年我国完成了加入WTO的历史任务，这标志着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将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审时度势，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考验。”为此，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着眼于更好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入WTO给21世纪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一、加入WTO给党风建设带来的机遇
（一）拓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新境界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面向21世纪，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思想作风和思想路线，是党顺应时代进步潮流、永葆先进性的根本要求。这客观地要求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必须不断地从复杂变幻的国内外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新实际、新情况出发，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科学性理论体系更加富有活力。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当今，面对中国加入WTO后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内容必须是对加入WTO后的中国政治、经济的适时反映。只有这样，党的思想文化建设才不落后于时代，我们党才能更好地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应该指出，加入WTO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同时，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历程已经行进到了攻坚时期，加入WTO必将给予我们更多的发展机遇，为党更加卓有成效地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提供了新的实践舞台。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党的思想文化和执政观念主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转型。另一方面，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历史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创新的思想史。
（二）WTO的经济拉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党风建设的外部动力
以WTO为合作框架的世界经济体系内部蕴藏着强大的经济拉动力，特别是对于我国实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生产增长方式转变，有效地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纵深改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外推力作用。以法律透明、公平竞争、自由贸易等为原则的WTO运行机制，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改变政府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改变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条块分割、地方保护、垄断和暗箱操作等不符合WTO贸易原则的旧体制。
与此相适应，渐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凭借政治资源优势分配经济资源的政治行为模式，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对此，邓小平深有感触：“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地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2]作为执政党，党的领导体制和干部体制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关键。邓小平早就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3]因此，要更好地加强党风建设，除了领导意志、政策决策和体制的因素之外，还必须有体制外的因素，即保持持续有效的改革开放的状态。
20年来，我们党正是通过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为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有效的推动力。由此，把党风建设置于WTO规制运行的大环境中，必将给党领导新时期的经济工作拓展新的制度运行空间，提供新的动力。正如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所指出的：“入世谈判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结束，而是改革开放步入一个新进程的开始。……许多事情积重难返，仅仅凭自身的力量去解决往往不行，而一个健康有效的外力则可能推动我们完成那些想做却迟迟做不到的事。……我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开放而强大的中国。”[4]
相比之下，苏联东欧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却固步自封于“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5]结果不仅人为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通衢堵死，最终丧失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历史机遇，而且束缚了党领导社会发展的实践空间，导致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命令主义盛行，国内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积重难返，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美国著名学者詹姆逊对苏联解体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苏联始终地把自己排除在世界经济之外，后来“当苏联试图把世界体系一体化时，它便‘变得’无效，并最终解体。世界体系在当时正在从现代阶段走向后现代阶段，新的经营规则所产生的生产率之高与苏联国内的生产力无可比拟。”[6]
因此，积极有效地利用加入WTO的历史契机，必将为党风建设带来新的推动力。
二、加入WTO给党风建设带来的挑战
（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冲击
在WTO框架的运行中，巨大而畅通无阻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汇聚成世界市场的统一力，信息时代的穿透力，科学技术的整合力，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经济疆界，“无国界”的经济活动使民族国家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可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又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的脉动，这样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各国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与冲突，形成了文化“寒流”和“暖流”的交汇，这在广度上和速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在经纬万端、交互激荡的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冲突下，西方大国占据着文化信息输出的霸权，将西方文化视为惟一具有世界价值的文明形态，通过全球化的信息管道肆意将西方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强行灌输给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新殖民主义话语霸权的笼罩下，异质文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蔓延、泛滥，民族（本土）文化被贬值、淡化，意识形态被恶意地渗透、改型，甚至被西方意识形态所吞噬。美国学者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不无忧虑地指出：文化已成为帝国主义物质基础中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决定性的活跃因素。与此同时，裹挟着WTO而来的还有对放弃民族国家理念的鼓噪和消解各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别有用心。如在西雅图举行的被称为“千年回合”的WTO第三届部长会议上，美国强行把自己的价值观念、经济模式、政治制度作为加入WTO制度谈判的原则和框架并强加于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和早发的综合国力，以“征服者”自居，傲视非西方世界的弱势群体，企图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丝毫未放松以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作为“国际标准”来“规范”社会主义中国，加紧通过WTO多渠道地向中国输送“文化鸦片”。
（二）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和侵蚀，使党的作风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加入WTO后，随着国人同西方交往的频率越来越高，西方的暴力、吸毒、色情、物欲横流、尔虞我诈以及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和权力、毫不节制的消费等，对一部分人具有畸形的诱惑力，并通过WTO的多种渠道侵蚀着某些党员干部，他们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在工作中官僚主义盛行，高高在上，不去密切联系群众，大搞特权，以权谋私，变“仆”为“主”，在生活上挥霍浪费，一掷千金，腐化堕落，这些行为无疑已经滑到了异化的西方价值观的泥潭中。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价值观促使“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7]
另一方面，西方价值观片面夸大了人对物质的动物式追求和对功利的非理性追求，而忽视了人对精神生活的渴求和塑造，撇开了人的本身的目的性，把人仅仅看成是增加物质消费量的实现手段。这种对人自身的异化性超越与马克思主义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不刹住这股歪风，这部分党员和干部很可能一蹶不振，局部党风不正的现象将会蔓延，必将破坏党的形象，成为我国政治发展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障碍性因素。
（三）WTO对党风建设产生的张力，若不及时加以疏导，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一方面，在WTO的框架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式必将更加有力地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WTO规则在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式规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党风廉政建设之间产生一段制度磨合期，即在微观上习惯于传统管理模式的人们，难以在WTO规制运行中迅速实现满意的经济化过程，必然在宏观上导致思想意识的波动，这样，客观上使得要求党风建设必须与时俱进的紧迫感与尽快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水平、政治意识等制度化建设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张力。对此，我们党必须及时加以疏导，重视这种制度紧张，全面提高党风建设的制度化水平，否则WTO带给我们的恐怕不是福音，而是政治灾难。
必须指出，在刚刚加入WTO的今天，某些党员干部公私界限模糊，以权谋私，偏好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沉浸于享乐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腐败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害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地位，影响了社会共同体内人民群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支持，以及以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主体的政治绩效。因此，党风建设关系到执政党能否继续执政的大问题，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8]。
三、加入WTO后，党风建设的现实对策
（一）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从世界文化瑰宝中摄取营养，不断丰富我党作风建设的思想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推动社会体制的开放，WTO使各国经济、文化、科技等交流更加密切，经济互相依赖，竞争更加激烈。中国只有通过加入WTO，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时，社会先进生产力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完全可以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种族、不同社会制度所享受。如果把符合社会主义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生产方式、经营手段和管理策略等共性文明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属品加以抵制，或者把与现代生产经营方式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加以否定，必定会封闭我们思想文化的发展空间，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推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因此，面向21世纪的党风建设必须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同时只有更好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广泛吸收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积极摄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不断丰富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二）进一步巩固党风建设的思想轴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总结建党80年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必须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轴心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文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反映。文艺复兴反映了先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反映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同时，文化对政治、经济的反作用又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先进文化形态的代表，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了现代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直至人民共和国的肇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党的作风建设同样须臾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否则，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文化被解构，那么执政党的政治信仰体系就要发生混乱，执政之基就会动摇，执政之源就会混浊不清，必然引发中国社会的动荡，导致国家的分裂。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就是前车之鉴。
因此，加入WTO后，党的作风建设比任何时期都更具有战略性。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构筑全党全社会的精神支柱，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才能有效地整合全社会的政治意志，获得最广泛的政治认同，充分树立起政治权威，巩固和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增进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加强清正廉洁的政治教育，从严治党
加强队伍教育是党风建设的实践基础之一。加入WTO后，党的教育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了，教育的范围也更宽了。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不仅必须普及WTO知识，还必须应对WTO体系裹挟而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风险和挑战，认清西方资产阶级颓废利己的价值观，牢固树立清正廉洁的从政观念，从思想上肃清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的根源，提高全党拒腐防变的能力。
（四）积极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从制度上加强和规范党风建设
与WTO规则的基本精神相比，党的制度建设和依法治国同样坚持依法办事、透明、公正和合理的原则，体现着依法治党的政治底蕴。因此，加入WTO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将有力地提高党依法治国的水平，也必将促进党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制度建设和党风建设相辅相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新时期党的制度建设提出新要求。党风教育的成果必须要靠制度建设才能得到巩固，同时，制度建设是作风建设的载体和长效剂，对作风建设起着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的保障作用。所以，只有积极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党，才能从制度上加强和规范党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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