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和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8-0004-15
梳理中国30年来开辟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经验，可以用若干个核心概念来概括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这条道路的旗帜和目标；“发展”，是这条道路的内涵和本质；“科学”，是这条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续条件；“和谐”，是这条道路的结构设计和价值理念；“开放”，是这条道路的根本动力和历史条件；“合作”，是这条道路的行为准则和路径选择。
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基点
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结合来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符合历史规律、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的唯一战略选择。
1.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国建国以来，长期处于被遏制被包围的国际环境，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延滞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进程。造成这种长期恶劣国际环境的原因来自外部和内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和平不够、发展不够，是建国后30年的基本教训。吸取这两个历史教训，才有可能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体系中赢得中国的发展空间。
反思之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成为世界上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并领导着占据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苏联与外部世界始终处于战争和对抗状态之中。苏联不仅与西方阵营进行了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甚至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动辄使用武力，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还在全世界扩张军力，与美国争霸，在输出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对外战争。由此导致国力空虚、经济崩溃，最后结果是全盘解体。苏联教训对于中国极为深刻，中国绝不能重踏苏联的覆辙。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国崛起的不同道路导致完全不同的历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走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对世界各国和本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历史性灾难。战前的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彻底失败的模式，证明在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以军事结盟挑战现存国际体系、重新瓜分世界、夺取霸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当然不能仿效德国和日本在战前的扩张战略。
反思之四：美国的崛起道路虽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没有挑战当时的霸权英国，而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在英国衰落并有求于美国的时候，适时地帮助霸权国家，最终和平地实现霸权转移。美国的经验不可复制，但是其成功之处亦不可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通过欧洲一体化、日本通过美日同盟和亚洲市场实现和平复兴，分别达到世界经济第二、三位强国。这些国家崛起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可能模仿，因为外部环境和国家性质不同。但是，这至少可以证明，后起大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并不总是处于对抗状态，这是中国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鉴的。
2.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
自邓小平以来的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时代背景、世界潮流、人类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根据这种认识，30年来，中国始终在求和平、谋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方面，解决和平与寻求发展比解决其他问题更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维护和平和寻求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关系到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两大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制约并影响着世界上其他问题的解决。同时，这两大问题也体现了世界的潮流和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着解决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而是特别重视把握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的宏大命题。只有解决发展问题，才能解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以及对世界局势产生整体性影响的战略性问题。其关键是南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意义就在于推动南北问题和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
“和平与发展”从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到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逐步地从观察世界格局、判断时代潮流，转化为对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判断。邓小平提出争取20年和平时间，确保经济总量翻两番。按照这个战略思维，中国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战格局，结果我们实现了第一个发展战略目标。此后，党中央又判断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争取20年和平，以确保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第二个“20年和平”已经过去将近一半，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的条件越来越充分。在这个阶段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重要条件，就是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和世界已经完全不可分离。
3.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国家属性、国家定位的判断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来自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中国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国，又是小国”。这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考虑的。这不仅决定了中国崛起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决定了中国崛起不能选择争霸、扩张的方式，而只能是一个和平发展、逐步累积国力的过程。邓小平提出，中国需要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争取在50年到70年时间内发展起来。
中国现代化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是基本国情。其不平衡性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产业发展不平衡；每个大行政区域（省、市、自治区）内部也不平衡。
其长期性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达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二百年左右达到先进的现代化水平。这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考虑到中国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历史，100年到200年的现代化过程并非十分漫长。如果再考虑到西方文艺复兴至今已经500年，中国以1/4到1/3的时间赶上其现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长远。
其艰巨性是指中国现代化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的；是13亿－15亿人口/人类的五分之一的整体现代化；土地、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条件的相对短缺；长期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先进科技相对隔绝。这些基本国情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中国的空间广大使其战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可以形成内部的梯度转移，形成产业升级的长周期；中国的人口众多，构成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西方技术和资金的相对缺乏，迫使中国发展自主技术创新和国内资本市场。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基本条件，使中国具备高度的抵御内外压力和危机的能力，走出一条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需要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根据以往30年的经验教训、中国与世界的实际差距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和战略判断。在此前的30年，中国已经为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但是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冷战环境等历史因素，中国的发展进程耽误了近二十年时间，到7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段历史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的教训。巨大的代价使我们认识到，国内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国际上持续不断的战略对抗，使中国失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历史机遇，我们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了。能否取得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与持续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两大前提条件。
“三步走”战略确定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方向与目标。邓小平所说的“一百年不变”、“七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更不可能变”，都是指向2050年及其后的发展目标。这也规定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当中国进入21世纪时，已经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中国政府又把“第三步”战略目标分解为前20年和后30年两个阶段，即2001年到2020年成为全面小康的发展阶段。几乎同时，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理念和“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这是把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与和平发展道路更紧密、更深刻、更具体地结合起来，是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宣示与承诺。换言之，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就不可能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和平。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4.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变化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中国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的同时，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表明，中国自身的稳定和发展是国际地位提升的必要前提。中国只有办好自己的事情，才能影响世界的事务。
其一，中国的国内稳定有利于亚太地区以至世界的稳定。中国在世界上特别是亚太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能否保持国内稳定，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能否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中国国内失去稳定甚至发生内乱，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中国不能乱，这既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其二，中国发展是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世界的重要一部分在发展。反之，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会给世界的整体发展带来巨大的包袱，制约着世界发展的进程。在一个贫穷落后而又人口众多的大国，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问题，这本身就有巨大的世界意义，就是为人类的发展作贡献。
其三，中国的发展决定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和贡献。中国要为国际社会作贡献，就必须将自身的发展放在首位，积累必要的物质基础。现代化建设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大小取决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中国的发展可以带动和促进世界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中国对于外部资金、技术和商品的容量和需要越来越大。假设中国市场是封闭且萎缩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将失去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巨大利益，而且可能引发发达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激烈摩擦和争夺。
其四，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必须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也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邓小平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特征，即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这两大特征成为中国发展道路既区别于其他大国发展模式、又根本不同于霸权主义的本质特征。经过30年实践，和平、科学、和谐与发展结合，成为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5.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同一性
如何实现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同一性，是对中国提出的历史性课题，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和平与发展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历史命运，当然也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命运。中国的核心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就在这个命运结合点上实现了高度的同一性。
大国战略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中国也不能例外。所不同的是，中国强调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的同一性；不赞成把一国的国家利益片面地“最大化”，更反对将本国利益强加于他国，或者把国际机制作为推行本国利益的工具。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点从意识形态转向国家利益，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和进步。邓小平强调，“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①。这里所说的“国家利益”不是狭隘的、短期的，而是长远的、战略的；不是绝对利己的，而是尊重各国的重大利益关切；不是纠缠于历史老帐，而是向前看、面向未来的。这就把中国国家利益的起点与“和平发展道路”的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了。
经过三十余年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中国对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同一性有了新的认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和平发展越来越同步化，中国与各国利益越来越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既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也推进着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事实证明，这种利益的同一性，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一，坚持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同一性，就是意味着中国与传统大国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广泛而紧密，中国与各大国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刻，中国与各国的共同利益也越来越具有持续性。中国与西方大国不仅在市场相互依存关系上具有共同利益，而且对于克服各种国际危机、恢复稳定和经济增长也发挥了共同配合、宏观协调的作用；中国与新兴大国共同争取更加平等合理的国际秩序，同时也在世界市场中取得越来越大的共同份额。
其二，坚持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同一性，就是意味着中国作为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而不断提升。在冷战后世界上，中国是在国际事务中最坚定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大国，也是身体力行地推动国际合作机制的大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保持着稳定的安全形势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体现着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在中东、非洲等冲突热点地区，中国发挥着缓冲和调停的作用，体现着中国与各有关当事方的共同利益。在防止大规模核武器扩散和打击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方面，中国的行为同样体现着国际责任与国家利益的统一。
其三，坚持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同一性，就是意味着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建设性力量而不断提升。中国不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而是维护者、建设者、改革者。现存国际体系在总体上有利于稳定国际秩序，同时也存在着历史遗留的各种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中国主张通过国际政治民主化的方式，渐进地、有重点地加以改革。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联合国体系、20国集团、金砖国家以及各种区域合作层面推动国际体系建设的事实是有目共睹的。
其四，坚持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性，就是要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空间和空前机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中国发展的动力，这意味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宗旨和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世界人民共同享受的整体利益。中国人民实现温饱和小康，就是人类的五分之一摆脱了贫困和饥饿；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是证明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状态的可能性；中国对世界供应链、资金链、生态链、文化链的供给和需求，都将成为全球增长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国际恐怖主义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危机过程中，中国始终以中国利益和人类利益结合的共同利益作为行为和决策的出发点。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和作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深化，使世界和平发展具有更加可确定的未来。
6.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底蕴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其政治、外交、人文的宝贵理念和丰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其中“和”与“合”理念，就是当代中国主张“和平、和谐、合作”理念的精神来源之一。这些概念是指导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价值理念，它们成为中国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也是顺理成章的。
“和合”理念是中华民族融合和中华文明传承的核心理念。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磨难而久盛不衰，其中关键原因在于中华文明对其他文化文明的包容性。不断吸收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才有了多民族共存共治的国家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之间的思想渊源极为丰富而深刻。其中包括“大道者，天下为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观”，可以转化为中国对当代国际体系的总体判断。“己所勿欲、勿施于人”，“百家争鸣、兼容并蓄”，“同舟共济、家国一体”的人际关系准则，可以转化为中国对世界多样性和国际合作机制的行为准则。“弘扬王道与仁政、摈弃霸道与暴政”的国家治理价值，可以成为中国对全球治理以及周边睦邻关系的框架设计。“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兼爱、非攻”“无为即有为”的战略文化，可以成为中国战略设计的最高境界。“儒、道、释”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组合，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借鉴，实现多元文化与主流价值结合的文化形态。
总之，中华文化为和平发展道路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任何别的大国崛起所不能比拟的。当代中国继承和发扬其优秀文化遗产，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和平发展道路成为整个国家的共识。
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因为这条道路为中国带来空前的历史机遇，也为世界带来空前的发展空间。中国的未来将是和平发展道路更加纵深，更加广阔的发展。
1.中国将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总体趋势判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世界大势作过数次大判断，每一次都是更加明确地指向“和平与发展”，每一次都更加坚定地走向和平发展道路。尽管某些大国依然固守其冷战思维和霸权战略，但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并未被其左右。
“革命和战争”曾经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历史的主要特征，也曾经是中国对时代特征的基本判断。无论是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还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以暴力和对抗来解决矛盾、改变国际体系的。这对于以革命战争来推翻封建主义和外来侵略者、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能不打上深深的思想烙印。而冷战时期中国面对的严峻外部环境，又不能不对中国的战略思维产生长远的影响。即使在冷战体系终结后，西方大国也没有放弃冷战思维甚至冷战时期的军事盟国体系。这是历史遗产，也是现实存在。
改变“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判断，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持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超常的战略思维。只有超越曾经主导自己路线和战略的旧框架，才能走出一条从未有过的大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时，同时作出了新的时代特征即从“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判断。邓小平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中归纳出“和平问题”，从南方发展中国家和北方发达国家的矛盾中归纳出“发展问题”。由这两大矛盾、两大问题，归纳出当代世界潮流的两大特征与时代的两大主题即“和平与发展”。这是历史性的判断改变。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作出过这样的判断。
这个判断，使中国在苏东剧变的国际大变局到来之前，解决了道路和战略的选择问题，也使中国比其他大国提前十多年走出冷战格局，完成了超越冷战的观念变革、战略转型和对外关系的深刻调整，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的国家崛起之路。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能够在10年后的时代大变局中站稳脚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并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转变，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虽然两极对抗的格局依然存在，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体系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以改革开放战略的推出为标志，中国彻底抛弃了国际体系挑战者的国际角色定位，开始以前所未有的主动精神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并逐步将自身定位为国际体系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与此相关的是一系列重大战略思维的突破，如关于国家统一的“一国两制”思想；关于领土争端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关于裁军一百万的战略决策，等等；都是在这一时代判断下作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判断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前提，也是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首次战略判断。
面对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终结的国际格局骤变，中国冷静应对，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势再度作出判断。1989年东欧剧变、1990年德国统一、1991年苏联解体，以上述重大事件为标志，对峙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最终分崩离析。西方舆论是一片“中国崩溃论”，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无前途，中国的分裂和崩溃指日可待。国内也有一种急躁情绪，以为同西方国家的矛盾空前尖锐，“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判断已经过时，甚至主张同前苏东国家展开一场“大论战”。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审视全局，再度判断“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世界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依然存在。
在此战略判断之下，中国更加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是更加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加快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二是更加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性突破；三是更加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在对外关系中更加弱化意识形态因素，扩大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发展共同利益；五是在国际事务中更加注重合作、减少对抗，提出并实践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这些重大战略选择都表明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只是一种口号和理论，更是不折不挠的行动和步骤，特别是在国际局势剧变时仍然保持清醒，坚定不移。可谓“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中国共产党时代观、国际观的历史性转变，对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冷战终结后，冷战思维还存在于某些大国的全球战略之中，国际格局中仍存在着局部对抗和各种威胁，各种危机和剧变仍然会发生，但是中国将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总体判断，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这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取得战略主动权的根本原因。
2.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由其内部动力的推动而产生，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形成、发展和成熟。中国发展的动力、目标、任务、特点和理念，可以证明这条道路不是空洞的，不是虚假的，也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由13亿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决定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
从温饱、小康到中等发达国家是中国发展的三大阶段目标。每一个阶段上的中国发展，都对世界带来和平与发展的新因素。中国人解决温饱问题，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人类的安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有利于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均衡发展；中国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有利于世界和平的长治久安和国际体系的公正合理。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必然会转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可持续条件，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还在于中国发展模式是立足于、产生于、成熟于中国本土，而不是照搬某个外国模式，更不会对外输出制度和价值观。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摆脱物质财富匮乏、人民生活水准极端低下为起点，逐步扩大到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各个领域，使现代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中国现代化进程在空间上是从不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与世界市场接轨、实现较快速度的发展，到广大中部和西部地区接受梯度转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以国内空间为主的财富转移和流动，改变了西方大国通过海外殖民进行财富积累的传统方式，也超越了部分发展中国家过分依附于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分配结构正在经历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的转变过程，这既有利于中国民营经济的较快增长和适当集中，又能防止贫富过于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激化。相对而言，中国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方向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加均衡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在几亿中国农民走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城市贫民窟和巨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出现世界范围的流动人口失控，更没有出现通过战争和扩张来转移国内社会矛盾。通过国内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转型来实现中国内部稳定和社会公平，避免出现内乱和外患，从而确保中国周边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和平与发展，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的又一证明。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体现为中国现代化的渐进性、本土性和普适性。所谓渐进性，就是通过长期的、逐步积累的、由局部到整体的改革和转型，实现不同阶段上的中国现代化。所谓本土性，就是中国现代化是以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不是照搬照抄外国模式。过去我们不照搬苏联模式，今后也不会照抄西方模式。所谓普适性，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是封闭的，我们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同时中国发展模式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那些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持怀疑态度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责任论”，都是在根本上不了解中国道路的内生性。这种内生性决定了中国将长期集中精力解决其内部的发展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责任体现。同时，这种内生性又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生命力所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力量所在。
总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就在于这条道路的根本目的是提高13亿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这种发展的根本特征在于阶段性、跳跃性和不平衡性；中国的发展有赖于制度创新和观念更新，其变化的渐进性保证了中国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随着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成功展开，其本土性中也显示出普适性。
3.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将坚持国内外资源、市场、体制的互动性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国内与国际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种体制互动与融合的过程。就两个市场而言，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逐步从外部市场转向内部市场。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一段时间内，外部市场对增长的拉动力大于国内市场需求。劳动密集、来料加工、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以往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市场低迷和中国国内需求的显著上升，使国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迅速超越外部市场，以致出现中国的进口增长率明显超过出口增长率。到2011年初，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已经出现明显入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它一方面表明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旺盛购买力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从出口大国到进口大国的转变。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中国与外部市场的重心也将从主要依赖发达经济市场转向发达与发展中市场并重的格局。总之，两个市场并重和转换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经济基础，而中国市场本身正在成为确保和平发展道路不断深化的战略资源。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需要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的开放战略，以此实现中国与外部的两种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深度的结构互补和良性竞争。在中国开放初期，中国具有竞争力的生产要素是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而稀缺的是资本和技术。二者结合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迅猛发展的有利环境，为中国实现超大规模的城市化、就业和资金积累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随之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外汇储备的超大积累，中国的资金短缺开始转变为流动性过剩；中国的巨大投资规模和国际制造业转移，也使中国对外部资源能源的依赖度显著提升。于是，相对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和相对充分的资本供应成为中国小康阶段的要素优势，而对外部资源的依赖重点从一般的资本和市场转向丰富的能源和具有高技术内涵的资本。在这个结合点上，中国开始在装备制造业、服务业和对外投资等领域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随着中国内部人力资本、低碳经济和自主创新能力的迅速发展，新的要素和资源优势正在形成。不断优化两种资源的互补结构，不断形成更高层次的要素优势，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正在为各国共赢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本身也是国内制度和国际体系的互动过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反映在中国制度建设的各个领域，并与国际体系的渐变改革互为条件。中国吸收国际体系的先进成分，同时又参与改革其不合理的落后部分，在某些领域开始领先体系建设的潮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世界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各国市场经济体制中行之有效的成分，又以世界贸易体系作为重要参照系，同时也为世界市场体系提供制度创新的来源。中国特色的环保生态是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屏障，中国为世界气候变化治理作出独特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中国也正在通过气候变化和生态治理的国际机制推动自己的发展转型。中国特色的新安全观是国际安全机制的重要创新和建构，中国承担国际共同安全的责任越大，提供国际安全的公共品越多，则对本国国家安全的保障能力的提升也就越高。总之，中国和平发展是国内制度创新和国际体系建设的高度结合。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需要制度保证，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有人类的共同性。西方国家对中国制度的怀疑集中在政治领域和安全领域，中国需要在这两个领域充分阐明中国制度与人类价值的共同性。随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不断深入，国内制度与国际体系的相互兼容成为必然趋势。
4.中国将坚持与世界各国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历史机遇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具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这些条件的总合就构成了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世纪之交出现的各种新的力量组合和危机挑战，都被中国化解为新的机遇。而这些机遇不只是为中国所独享的，而是各国共享的历史机遇。
经济全球化不仅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外部市场机遇，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提供着巨大的中国市场机遇。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大，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几乎都从中国市场中获得了新的增长源。
新科技革命使世界分工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动，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获得国际产业转移的空前机遇，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升级。同时，发达国家获得了产业链延伸和低成本的产业替代，发展中国家则获得了来自中国的产业梯度转移。
冷战体系终结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全球范围长期和平的难得机遇，特别是与大国之间实现战略合作的重要机遇，同时各国也可因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为制止战争和大规模冲突发挥作用而得以太平。
亚洲地区合作机制的形成和深入发展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地缘环境，这种从地缘经济合作到地缘政治合作的历史性转型也为亚洲国家提供了以往所没有的和平机遇。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和蔓延对人类是多重的深刻的生存危机。但是，它们的存在促使中国与其他大国、与周边国家、与所有国家和国际行为体形成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种由“共同利害”转变而来的“共同利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共同的历史机遇。
当代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型。以往历次国际体系转型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而这次转型则是以和平渐进方式实现的。这个转型的长期性、渐进性、过渡性，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同步发生，是中国国际角色转变和国际地位提升的重大机遇。同时，联合国体系、20国集团、金砖国家的并存，为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参与体系转型提供了共同机遇。而全球治理的一系列重大议题又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机遇。这种新老大国之间、穷富国家之间的大范围合作，正是“和平与发展”的最初本意所在。
总之，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机遇和危机总是相伴而行。抓住机遇、转危为机，一直是中国发展战略选择的基本方法。中国抛弃了以往大国崛起的传统思维定势，把共享战略机遇作为国际合作的出发点，并且把中国的发展作为各国的共同机遇。
5.中国将坚持与各国寻求利益汇合点，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厚基石是与各国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取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中国与西方传统大国、新兴大国、发展中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各种类型的共同利益，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形成双赢和多赢的各种战略伙伴关系。
“共同利益”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的产物。它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盟国共同利益”和“革命共同利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共同利益在于超越制度差异的人类共同发展。基于这种共同利益的国际体系变革，可能避免全球范围的对抗和战争。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人类最广泛的共同利益，它是所有国家都不可回避的目标选择。为了实现这两大利益目标，各国不能不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才能获得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同时，共同利益成为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基本动力，决定了当代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随着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的议题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共同利益也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尽管全球治理机制的推进还有种种障碍，地区合作机制的加速发展弥补了全球层面的不足，这表明地区内的共同利益更为紧密，更具有可持续性。
在此基础上，各种利益汇合点成为塑造各种类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利益共同体的基础。“利益共同体”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可以是地区的，也可以是全球的；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非经济的；可以是机制化的，也可以是功能性的。关键在于“利益共同体”构成的国际力量、权力和行为体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致力于构建各种战略伙伴关系，就是把和平发展道路的路径与合作平台具体化。
中国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在于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战略合作、避免战略对抗，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中美两国巨大的市场互补和宏观经济协调，成为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稳定平衡力量；中美两国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为不同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之间实现“和而不同”搭建纽带和桥梁。
欧盟和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两大发源地。欧盟作为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的首倡者和推行者，中国作为新型工业化的最大经济体和新能源的最大潜在市场，双方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治理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中欧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和目标选择上，也有广泛而稳定的共识。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转型经济国家，在国内改革和国际格局中具有稳定的战略共同利益。俄罗斯作为能源出口大国，中国作为能源进口大国，双方的能源战略合作至关重要。中俄双方支持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对国际安全事务展开持久的战略协作。中俄对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体系的增量部分具有共同支撑的核心作用。
中国和日本互为最重要的经济相互依存伙伴，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经济繁荣对日本经济景气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日本对中国的巨额投资也是中国经济参与世界分工体系的重要动力。中日合作对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至关重要，无论是东亚自由贸易区还是东亚货币基金，都需要中日两国的紧密合作才能有效运作。
中国与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共同崛起，逐步参与全球治理，不仅在金砖国家范围内取得全球治理共识，而且在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体系中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进程。中国与新兴大国的整体崛起，在市场容量和国际话语权上互为支持，将逐步改变南北国际力量对比和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的旧国际秩序。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共同命运、共同价值、共同目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体系改革进程中，与中国相互支持，是可以信赖的“全天候伙伴”。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越来越大的经济援助、基础设施投资和市场空间，并将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和提供更多人道主义公共物品。
总之，“共同利益”和“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形式。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发展成果，是中国提倡“和谐世界”的具体平台。承担相应国际责任、提供必要公共物品，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具体义务体现。
概言之，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坚持与全球化相联系又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理念；坚持互利共赢、成果共享的发展空间；坚持构建持久稳定、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坚持全面、均衡、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坚持推进公正公平的国际体系建设；坚持承担与能力、义务、发展相一致的国际责任；坚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结合、国家安全与共同安全、人类安全相结合的“新安全观”；坚持文明多样性和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共同繁荣。
尽管未来中国与世界仍将发生极大变化，但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方向不会变。有了这条道路，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点将越来越多，成为真正的“地球村”；中国与亚洲将和衷共济，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将拆除所有障碍，成为真正的“中华大家园”。世界还会发生各种危机和冲突，不同人群之间还会产生误解和分歧。但是，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更加全面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了；中国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提供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加充分了。
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超越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既有“中国特色”（本土性）又有“世界意义”（普适性）。其世界意义在于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大国的整体和平崛起，可以超越传统大国的崛起模式，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超越传统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差异，并为世界带来更大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将越来越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1.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将超越传统大国的崛起模式
中国不会重复20世纪大国崛起所产生的历史悲剧。中国是否会重复以往大国崛起所造成的历史悲剧，这是国际舆论中经常出现的疑问。这些疑问出现的根源在于，不了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时代背景不同，不了解中国与传统大国的国情和制度性质不同，不了解中国与其他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依存性。对中国未来走向的误解误判，可能导致这些大国丧失战略机遇。
其一，中国不会重复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发动世界大战的老路。欧洲学术界往往把德国统一后的“俾斯麦时代”和“中国崛起”加以类比，认为中国有可能走俾斯麦以后、威廉二世改变睦邻政策而走上疯狂扩张的老路。这种观点的致命危险在于混淆了中国和平发展与德国军事扩张的根本性质和时代背景。德国与欧洲老牌大国对市场、资源和势力范围的拼死争夺，德国君主专制制度和容克贵族—军人政治集团的权和利高度集中，德国学术界和舆论界弥漫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和扩张主义思潮，是德国走上扩张争霸道路的根本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残酷的国际环境，又加剧了德国社会的民族复仇主义，使之成为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开放性、持久性，是俾斯麦时代及其后的德国所不具备的；而“共同利益”和“经济全球化”更是德国扩张时期所不具备的历史条件。只有明确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德国扩张争霸道路的根本不同，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所具有的正当性、正义性和正确性。
其二，中国不会重复20世纪前半叶日本疯狂侵略并吞邻国的老路。亚洲邻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往往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相提并论，认为日本在排斥欧美殖民主义势力的借口之下组合“大东亚共荣圈”，中国也有可能在推动亚洲地区合作、排斥美国霸权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担心同样忽视了中国与日本在国情和道路选择等方面的根本区别。中国拥有的广大空间和市场增长潜力，是日本空间和市场的局促有限所不能比拟的。中国本身曾经受外来侵略掠夺的历史悲剧而与霸权行径划清界限，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决心效法西方殖民侵略的路径选择全然不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保留的天皇至上体制和武士道精神，为军国主义提供了政治和精神支柱；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官员和学术界提倡的全球化视野与和谐世界构想，从根本上摈弃了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中国把周边邻国与本国的关系视为“鱼水关系”、“唇齿关系”，把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整体紧密结合起来，与日本占领和并吞亚洲国家的“共荣圈”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所有这些足以证明，中国对地区合作、共享机遇、和谐亚洲的提倡和实践，是真诚的、有效的、可持续的。
其三，中国不会重复20世纪后半叶苏联输出革命、争夺霸权的老路。西方国家对苏联争霸的过程记忆犹新，近来也以苏联的扩张教训与中国崛起加以类比，似乎任何共产党国家的快速上升都必然导致新的霸权和国际体系挑战者产生。这种观点在若干重大问题和重大史实上存在着模糊和混乱。首先，苏联崛起的时代背景是“革命与战争”，这就为苏联的对外关系确定了基调。或者是准备战争、或者是支援革命，而支援他国革命也成为前苏联取得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其次，苏联的国际安全环境极其恶劣，早期的十四国联合干涉，后期的冷战军事对峙，使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都军事化了。这又加剧了苏联经济和文化的孤立状态，使苏联以及华约集团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走向全面对抗。其三，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和雅尔塔体制的基础上，同美国达成了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划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成。在此基础上，美苏共治和苏美争霸越来越成为战后苏联外交的主要特征。其四，苏联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是由第三国际内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转变而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转化为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的内部事务干涉。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取得广泛胜利，这种关系也渗透到部分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于是，输出革命和干涉内政结合，又和势力范围、争夺霸权结合，使苏联的全球战略越来越具有霸权主义的性质和特征。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所不具备的历史环境和决心吸取的历史教训。况且中国本身就是第三国际错误路线和前苏联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更不可能重蹈其历史覆辙。
其四，中国也不会重复英国式殖民体系或美国式世界霸权。西方舆论特别在曾经是老牌殖民主义的欧洲国家舆论，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贸易称为“新殖民主义”，甚至担心中国将掠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自然资源。欧洲舆论还担心中国成为另一个“美国式霸权”，担心美国的衰落会加快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霸权”。从历史的长时段来比较18－19世纪的英国、19－20世纪的美国和20－21世纪的中国，这些担心和疑虑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英国建立“日不落”殖民体系是由新大陆发现和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时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都还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甚至还处于原始部落社会的后期，英国用几条炮舰、几百杆枪就可以抢占大片土地、统治几十万、几百万人口。同时，当时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掌握着最廉价的商品和最有攻击力的武器，欧洲其他国家不是处于战乱状态，就是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竞争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纷纷败于同英国的争霸战争。其次，英国殖民体系的建立和扩张还得力于残酷而肮脏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其中包括黑奴贸易、鸦片贸易和“炮舰政策”，以此换得北美的巨大棉花供应、中国的巨大白银流入和印度的香料等原料，为英国工业奠定了资本、原料和市场基础。英国殖民统治的这些历史条件即使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失去，导致“日不落”帝国的急剧衰落。再者，美国霸权的历史条件也是不可复制的。美国拥有东西两洋与欧亚大陆隔绝的地理位置，从而避免卷入旧大陆国际政治的漩涡，获得了长期稳定、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外部环境。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在军事实力上雄踞世界首位，并依靠北约控制着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而且拥有几乎一半的世界总产值和黄金储备，使美元得以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储备货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首倡者和主导者的地位，为其霸权增添了合法性和行动的自由度。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和文化传承，使美国在继承英国霸权体系的过程中极少遇到阻力，却获得了和平转移权力的便利。美国作为新大陆的移民国家，在吸收各国移民的过程中，融合了不同文化，吸收了先进科技和优秀人才，这些也为美国霸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软实力条件。这些历史、地理和文化条件构成了美国霸权形成的国情和世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定了中国既不可能再建一个英国式的“殖民体系”，当代世界的历史条件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仿制一个美国式的“霸权体系”。
其五，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既不是挑战现存霸权，也不是恢复“朝贡体系”。中国不谋求霸权，当然也不是挑战霸权。这与中国一贯坚持的反对霸权政策是一致的。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针对一切在国际事务中滥用武力、干涉内政、凌驾于国际法准则之上的行为；不只是针对别国的霸权主义，而且也警惕本国可能导致霸权行为的大国主义倾向。“永远不称霸”，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的重要遗训，也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国际社会某些人士对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一贯立场不了解甚至加以曲解，才会得出中国将成为另一个美国式霸权国家的预测。另一些所谓“中国通”虽然不用“霸权”的概念，但是却把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加以改头换面，称之为中国企图在亚洲建立霸权体系的代名词。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是中原汉族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番邦相互承认的一种交往方式，某些朝代也延伸到更加遥远的亚洲国家，成为古代中外贸易和文化交通的官方形式。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这种官方往来同“和亲联姻”一样，可以弥补民间交往的不足，也可以避免因为文化误解而发生战事。而当代中国与亚洲国家已经形成政治上相互信赖、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相互尊重、安全上相互支持的全面伙伴关系，所谓恢复“朝贡体系”就如同在中国恢复封建帝制一样，既没有必要、也不具备可能性，只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猜测。与此相似的是，有些美国学者常常把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描述为“中国版门罗主义”，以美国自己在历史上的行为来揣测中国的战略意图，这种说法违反正常思维和历史常识，实在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毫不相干。
简言之，德国、日本、苏联（俄罗斯）崛起的历史教训极为深刻，中国对其反复研究、牢牢铭记。英国殖民体系和美国霸权体系的历史条件不会重复出现，并且不符合中国人民的价值判断。中国既不想在亚洲建立“中国版门罗主义”的势力范围，也没有回到历史上“朝贡体系”的意愿和企图。
2.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既然是以往大国崛起所没有出现过的历史进程，当然也就不能以西方大国的传统战略思维和国际关系理论来判断其科学性。这些传统思维和理论的实践基础是大国势力和势力范围、是军事对抗和集团结盟、是弱肉强食和霸权稳定、是制度输出和西方价值。经过冷战时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重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更加渗透到这些理论的各个流派各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经济迅猛发展，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产生深刻冲击，但是对于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仍然难以在理论上予以支持。中国学术界、战略界不得不探索新的理论构架，使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能够超越和扬弃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得到新的理论抽象和逻辑证明。
首先，从主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流派来看，“权力”或“实力”（power）是其核心概念，围绕着“权力”展开了“大国”、“势力范围”、“霸权体系”、“冲突”、“均势”、“地缘政治”等一系列重要概念，所有这些概念几乎都与“战争”相关。虽然现实主义流派久经不衰，但是它在国际政治中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世界的非和平因素都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支撑。作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首先要超越的就是现实主义理论，在自己的实践中创造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减少对抗、消除战争的国际关系概念。如“共同利益”就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合作”、“和谐”、“新安全观”等都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重要概念。“共同利益”从个别领域到普遍领域、从短暂时期到长远阶段、从局部区域到人类全球，将从根本上改变以狭隘的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体系。因此，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寻求、巩固和发展与各国的共同利益，进而为和平发展道路开辟广阔的前景。
其次，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流派比现实主义流派年轻一些，其主要观点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某些新变化。“相互依存”是其核心概念，由此派生出“国际机制”、“一体化”、“全球化”等新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冷战后西方理论的主流。但是，这个流派的框架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论”上的，其所谓“相互依存”、“国际机制”往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为核心框架。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只能按照西方设定的轨道纳入或融入其国际体系，否则就是“另类国家”，甚至转向制造动乱甚至军事干预的方式迫使别国接受其“制度安排”。这个流派主张削弱“国家主权”，提倡“人权高于主权”，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也常常扮演动乱的幕后推手角色。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在理论上也接受“相互依存”以及相关概念，然而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却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规定的“制度安排”。事实证明，西方的“制度安排”对于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混乱和破坏多于建设和发展，超越这种“制度安排”恰恰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之一。因此，中国需要扬弃和有选择地吸收“相互依存”等国际关系理论概念，通过“多极化”、“多样性”、“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概念，塑造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国际体系转型二者互为促进的有利环境。
其三，国际关系理论的其它流派也有其创新之处和不成熟之处，我们只能有分析有批判地借鉴。例如建构主义流派强调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这对于理解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确实非常重要，但是过分强调文化因素而忽略政治经济因素，可能会导致对国际体系主体的顶层设计偏差；而且以欧洲国家的“后现代发展模式”来比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抹煞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性质和特点差异，也会引起诸多理论和实践的混乱。又如发端于拉美国家的“依附论”流派，在吸取拉美国家“现代化陷阱”的教训同时，把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归结为“剥削与被剥削的依存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摆脱与西方经济的联系，才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要回到封闭状态下实现发展和现代化，实践证明这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同样不能作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可见，我们需要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依附论”的某些合理成分，但是不能将这些思维方式用于指导和平发展道路的方向。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将十分重视文化因素，但是更重视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在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基础上，将强化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性，使中国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实力得到平衡发展。中国也十分注意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但是更重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是和平发展道路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国发展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将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探索和创新既符合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又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而那些固守传统理论来观察中国未来的观点，往往走向“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威胁论”的极端化方向，进而导致观念误解和战略误判。正是这些误解误判的存在，需要我们以更加系统、更加深刻、更加符合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来加以解释和说明，使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和道义高度。
3.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将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而实现新兴国家的整体崛起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最终障碍来自于西方大国某些政治势力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敌视，也来自于国际社会中带有偏见的舆论对中国发展的不理解、不了解和不宽容。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应当有长期的思想准备，不能指望中国稍有发展就可以让所有的疑团云消雾散。而且真正能够证明这条道路正确性的是中国的行为本身，是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效果，是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利益。因此，中国能否超越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国际社会大多数对我们道路和模式的认同和接受，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真正意义所在。
首先，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新兴大国整体崛起的一部分。中国崛起是否和平，并非由中国的主观愿望决定，而是由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所决定。当今世界一大批非西方国家的整体和平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崛起和新兴大国的整体崛起不可分离，它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21世纪的必然产物；也是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国际分工体系深刻变化的必然产物；又是人类文明发展到“共享和保护同一个地球”时代的必然产物。因此，这是任何力量无法阻挡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只是在这个大趋势中比较明确地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核心概念提出来，并在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推进，从而比较快地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目标。“金砖国家”的形成，表明新兴大国越来越走向整体崛起，越来越对国际体系的改革方向具有共同选择，越来越愿意与西方传统大国一起协商、共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这就将超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利益鸿沟，为世界消除贫困和冲突创造最重要的条件。
其次，中国道路和模式不可能复制也不可能对外输出。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舆论界担心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一旦取得成功，就会推动中国向外输出制度模式，或者引起其他国家的仿效和复制，进而对西方制度特别是“美国模式”带来威胁。这种思维既是非理性的，又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历来反对输出制度模式，历来主张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来决定。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劝告非洲国家领导人不要照搬“中国模式”，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发自肺腑的经验之谈，也是中国对自己的行为约束。西方国家在干预他国内政、输出制度模式方面已形成思维定式，以此来判断中国也必然会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应当负责任地告诉国际社会，中国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进行“制度输出”，也不希望任何国家复制“中国模式”。当国际社会还不理解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时，我们不得不用比较多的力气来进行解释和宣传；当中国发展成就越来越显著、国际社会越来越赞扬“中国模式”时，我们就应当更多地进行反省，更深刻地认识这条道路、这个模式走向完善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更自觉地学习和借鉴别国在制度建设方面的长处和经验。各国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对于中国都是极为宝贵的。“学习各国，才能改变中国”，“改变中国，才能改变世界”，这也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所总结的清醒认识。
再次，中国将长期需要并支撑和平友好的全球发展环境。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不仅要避免各种，非和平的崛起方式，而且要减轻以至消除中国上升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失衡现象。在世界大战不具备爆发可能性的背景下，“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和平与战争”范畴内，中国将更深刻地认识全球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和平与发展”的本质内涵。当然，西方作为早期工业化的主要受益者，理应对当代世界各种环境破坏承担主要责任和义务。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最为迅速的新兴大国，同样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责任和义务。以气候变暖问题为例，“节能减排”和降低“单位能耗”作为走向“低碳经济”的关键步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规划的主要指标；将大幅度提高可再生的、清洁的新能源在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结构中的比重；中国所生产的太阳能和风能装备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供应者；中国正在成为新能源的最大市场，由此将大幅降低全球市场的新能源成本。所有这些，在未来10年将发生显著效应，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其他类领域如国际金融治理、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以及安全领域，都可以看到中国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责任和作用。由此而来，防止和减轻各种影响和破坏人类和平发展的负面因素，正在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概言之，新兴大国的整体崛起、各种制度模式的相互借鉴、全球发展环境的可持续支撑，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超越社会制度差异的三大特点。只要确信，这条道路是中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结合体，它就能超越各种偏见和局限，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和接受。
收稿日期：2011-05-24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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