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亟需走出困顿——从60年前的“京派”“海派”之争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派论文,海派论文,困顿论文,之争论文,开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60年前，中国文坛曾经有过一场京派和海派之争。始作俑者沈从文早在1931年就发觉讲“趣味”的老京派与商人气的新海派，都持一种“白相文学态度”。（《窄而霉斋闲话》）两年多后，沈从文又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再次批评对文学持“玩票白相”态度的文人，完全从“趣味”出发，或以放荡不羁为洒脱，或以终日闲谈为高雅，或将文学当赌博，“下注投机取巧”，或将文学作补药，“单靠宣传从事渔利”，等等。这类文人，“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针对此弊，他强调作家要“诚实”，其心目中的诚实作家，即指当时活跃于京津文坛的卞之琳、芦焚、萧乾等一批有生气有实力的少壮。（参见《从现实学习》）此论一出，上海立即有了反应，说这是北方同行将居留上海的文人“恶意”的称为“海派”，它的含意，“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并力辩上海文人迫于生活不得不多产找钱，云云。（苏汶《文人在上海》）于是沈从文又写《论“海派”》，具体指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如“投机取巧”，“见风使舵”，或“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或“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侔利”，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凡此种种，是谓“海派”。为防别人误解，他特意申明两点，一是与上述弊病相反的茅盾叶绍钧鲁迅及大多数作家编辑不会成为海派，二是海派风气已蔓延北方，所以扫荡海派乃南北作家共同责任。尽管如此，文词之间，仍然时时流露扬“京”抑“海”的意向。
1934年春，上海报刊很快围绕海派问题展开讨论。徐懋庸将“名士才情”归为京派特征，“商业竞卖”归为海派特征。曹聚仁则以为沈从文所说海派弊端，京海皆“无以异也”，“天下乌鸦一般黑，固无间乎‘京派’与‘海派’也。”（《京派与海派》《续谈“海派”》）鲁迅的名言是：“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使官得名，近商者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总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
如此看来，双方争论的分歧不在抑“海”，因为沈从文所列海派之弊有目共睹，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对上海文坛邪恶风气亦有这样的概括：“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播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分歧在于扬“京”。沈从文褒扬的京派作家，大多重视艺术，不像左翼文学那样与政治紧密相连；他在肯定京派对艺术“诚实”的同时，也包含着对他们在内容上不趋时的赞赏，而左翼文学早期那种只重“主义”的标语口号倾向，自然遭他的轻视和奚若，被视为海派一大弊端。在左翼作家眼中，京派多指那些完全脱离时代，只爱钻在“象牙之塔”中的老京派文人。因此“京海”之争的实质还是一个文学究竟要不要密切联系时代、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老话题。一般的反对文学与商业与官方政治结缘，并不会与左翼作家冲突，但沈从文除此之处，还不满于文学与左翼政治牵连，这就必然受到左翼文坛的抨击。总之，沈从文扬“京”抑“海”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将文学既从官方政治又从左翼政治还从商业竞卖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坚持走一条自由主义之路，难怪次年鲁迅在《“京派”和“海派”》一文中悟出“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报纸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从而端出一盘“京海杂烩”。根据即在沈从文和被鲁迅抑为海派的施蛰存、半京半海的林语堂等人对政治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厌弃。
以士取仕的传统，使得中国文人向有以天下为已任的政治家式的雄心壮志，即使“身在江海”，也还“心居魏阙”，从来重视文章的济世教化作用。在现代，就是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促使文学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同现实同政治紧密相连。这一来自然与文学的自由主义发生龃龆，出现了文学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矛盾现象。自由主义作家的困惑在于，想躲开政治，但实际上又躲不开。沈从文不仅在描绘湘西清灵山水和淳朴人性的同时，寄寓其对民族命运的沈忧隐痛，而且撰写了一批暴露嘲讽绅士阶级虚伪、旧式军队腐败以及指斥当局政策愚蠢的愤慨文章。施蛰存虽然热心于文学形式的创新，但还是在显尼志勒影响下，成功地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创作了揶揄讥刺禁欲主义的《摩罗计》，表现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性心理流程的《春阳》等心理分析佳作。林语堂办《论语》，提倡幽默小品，虽遭鲁迅批评，但老朋友的鲁迅仍能看出他的“愤愤不平”。在那个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出来”。（《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所以，林语堂的提倡幽默，也还是为了吐那“半口闷气”。上述诸公作品中不同程度的忧患意识，其实多少都与现实与政治有着联系，只是不符合左翼关于文学必须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一翼的要求，因而，他们怎么写也得挨批。于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自由主义作家，总感到处处受政治掣肘，不自由。
二
文学所面临的困顿，反映的乃是文学（家）和政治（家）的矛盾。鲁迅说得好，“文艺与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对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如果文学家虽不敢造反，但也不愿为在朝政治家歌功颂德，有时还要发点牢骚，便会遭官方冷遇乃至压制，惹得左翼讽笑他“忠而获咎”，像贾府焦大，到头来被被塞了一嘴马粪。如果文学家对现实尽管不缀愤慨，但又不像左翼那样鼓吹阶级斗争，则又会招来要求文学立竿见影宣传革命的在野政治家（革命家）以及革命文学家的批评。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以往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左右夹攻的两难困境。
革命胜利了，革命家成了在朝的政治家，地位变了，但关于文学应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不变。当政治家的路线政策符合历史规律和人民利益，政通人和，反映现实的文学家歌功颂德乃势所必然。一旦政治家的路线政策有误，虽主观动机很好，但客观效果很差，原本具有忧患意识的文学家又要想，又要开口。然而，文学怎敌得过强大的政治呢？于是，文学重又陷入困顿。建国后的历次文艺批判大抵如斯。夏衍老人最近曾经说，左联时代他们是“左”，解放以后他又不断地检讨右。这不奇怪，因为后来政治家对文学家的要求，比左联时代更“左”；“文革”则是“左”的极致。在这环境中，夏衍等老一辈艺术家自然要被目为右倾来批判了。
由于过去狭隘地急功近利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此拨乱反正之后，以“二为”代替了为政治服务，但这并不等于说文学可以脱离政治而自由。其实，即使十几年前当文学家们热烈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时候，也还是托政治家的福，是首倡改革开放的政治家创造了一个可以敞开议论这类话题的宽松环境。而今提倡要用优秀作品鼓舞人，不也是要求文学勿脱离政治吗？
再从文学家一方面看，新的时代，虽然革故鼎新，但又有新的矛盾，忧患意识有了新的内容。新潮批评家不屑反映现实的再现论，力主表现论，学习西方现代派成了时尚。殊不知，注重表现自我和严肃的西方现代派作家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的作品同样反映了现实的某种感受，只不过采取的是间接的、曲折的甚至变形的手法罢了。比如表现主义大师卡夫卡作品的梦魇色彩，就是荒诞现实的深刻反映。现实中有“惩罚寻求罪错”的荒唐事，才有《城堡》、《审判》中那种面临恐惧、挣扎无从以至最后跌入深渊的梦魇般感受。正是对荒诞现实充满忧患，卡夫卡才建构如此杰作。说实话，梦魇的感受在我们当代人身上也不难寻觅。只要稍稍留意一下身边发生的事，诸如“穿小鞋”、“踢皮球”、“关系网”之类，谁遇上了，都会有陷入梦魇之感。既然生活中有荒诞存在，文学家的忧患意识自会产生，他们的作品也不能不触及到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这不又和政治挂上了钩？
三
近些年文坛又常见“海派”一词，围绕“海派文化”、“海派艺术”，高见迭出，甚至还有人以为京派如今比海派更“海派”。这里的“京”“海”，与60年前“京”“海”之争的内容不尽相同，姑且勿论。然而，60年来文学所面临的困顿却一直存在，只不过以前多为“政治”在唱独角戏，虽然沈从文当年也曾反对文学与商业的结合，但后来人们一般只算政治帐，如今，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经济”出台，地位空前上升，“没海者近商”，当初的海派之风已吹遍全国。独角戏已演变为二人转，政治帐之外，人们更多在筹划经济帐，亦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须兼顾。难堪的是，实际上往往顾了一头便顾不了另一头。于是，文学在政治与经济的夹击下，更形困顿，如何走出困顿，成了当今最受文坛各界关注的一件事。
窃以为，对于一个有良知的文学家来说，走出困顿之道，首先，要有忧患意识。盖“忧患”者，忧党忧国忧民也。即使改革开放，一派兴旺发达景象，但仍然存在大量令我们深以为忧的人和事。文学家的苦闷不会消失，有时甚至更为深广。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这个五四时代就已为鲁迅郭沫若等文学大师所服膺的真理，至今亦未过时。文学的自由应与文学家苦闷的升华一致。古人云，文穷而后工，这个为历代文人屡试不爽的原则，我不相信今天会失灵。不管“气候”有多少变化或“微调”，文学家所忧之内容不能改变，“敢为人民鼓与呼”的操守不能动摇。当你的忧愤郁闷一旦宣泄出来，一定会引起广大读者共鸣。真正有出息的文学家，应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成为时代苦闷的高度升华。
其次，要有“死抱住文学不放”的执着精神，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胸中之块垒，可以采用传统的、现代的各种各样手法和技巧，给以尽情地宣泄和排遣。精益求精的艺术万川，尾闾泄之，必将是争奇斗妍的文坛新气象。
最后，要有“安贫乐道”的豁达气度。“贫”者，非指的时代文人的穷困潦倒，卖文糊口，乃毋羡今日“大款”之谓也。我们的制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温饱有余，对文学家来说，恐怕已不成问题。面对某些分配不公的社会现象，文学家愤懑，理所当然，但这只应是创作的素材，切不可变为“下海”的动力。只要文学家的心静下来，就可“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所谓“纯文学”、“高雅艺术”中之佳作，无不出自这样的创作心态。也许一时曲高和寡，但随着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这样的佳作最终会得到读者观众的理解和历史的认可。
总之，只要坚守上述三“要”，在政治和经济夹击下的文学，便可能走出困顿，取得主动和自由。当然，这过程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