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抑郁研究理论及研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抑郁论文,青少年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抑郁作为一种负性情绪已成为21世纪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1]。抑郁研究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中西方心理学家的重视。抑郁的个体差异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归因、自我认知、应对方式、应激等多种心理和行为[2](p.265)[3][4]。此外，抑郁还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心理健康及健全人格的形成与发展[5]。成人期不良的认知方式、情绪反应及调节方式等行为特征往往可以溯源到童年或青少年期。对抑郁理论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了解，能积极有效地预防抑郁的发生以及其它由抑郁引发的问题，为抑郁情绪的终身预防及调节提供依据；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开展广泛的与负性情绪相关的干预工作。
1 青少年抑郁研究的主要理论观点
1.1 人格理论观点
几十年来，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了与抑郁有关的不同特征的人格理论，最有代表性的是布莱特(Blatt)和贝克(Beek)等人(1974)提出的理论：依赖型人格和自我批评型人格特征理论[6]，相对应情感依附型(anaclitic)抑郁和摄取型(introjective)抑郁，以及社会奖赏型(sociotropy)，人格和自主型(autonomous)人格理论[2](p.265)。该观点指出：依赖型人格与社会奖赏型人格都注重自己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当人际关系失败或被他人拒绝时，都可能导致抑郁；而自我批评型人格与自主型人格都注重成就及个人的独立性，当无法控制自身所处的环境或失败时就更可能导致抑郁[2](pp.265～290)。
1.2 归因理论观点
亚伯拉姆森(Abramson)等人(1988)提出抑郁的绝望理论（the hopelessness theory of depression)。在这一理论中，内部－外部归因维度没有包括在内，归因风格只表现在稳定－不稳定、整体－局部两个维度上，它和消极生活事件一起，被看作是抑郁的诱发原因。当个体把消极事件的发生归因于稳定（即持续下去）和整体（即可能影响个体生活的许多方面）时，先导致绝望，进而导致抑郁[7](p.5)。稳定、整体的归因风格称之为抑郁性归因(depressiongenic attribution style)，由此产生的抑郁称之为绝望型抑郁。亚伯拉姆森1989年进一步认为归因中的内部一外部维度与某个特定症状是否存在、自尊的是否丧失有关，与抑郁之间是间接关系[8](pp.33～65)。
1.3 自我认知理论观点
早期学者艾尔肯(Elkind)的自我认知理论认为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我意识的提高可能导致抑郁的增加[9](p.129)。英格拉姆(Ingram,1990)提出过分的自我关注与抑郁有关[9]。贝克(Beck,1983)提出的自我图式理论(self-schema theory)表明，在自我图式中预存有的抑郁因子的个体，引起对知觉的歪曲的表征，并以负的方式整合个体的经验，对当前的信息产生解释上的偏差，从而导致思维错误；使个体对自我、现实环境及未来的认知都处于一种不正常的负性状态，会导致抑郁的出现[2]。希金斯(Higgins,1987)的自我差异理论强调个体自我评价的类型及评价所发生的情绪情境，在实际—理想自我差异中，个体因其愿望、理想未能实现而处于肯定性结果缺失的状态，易产生抑郁类型的情绪[10]。休伊特和弗莱特(Hewitt & Flett,1991)提出抑郁自我完美的抑郁理论[11]，即：一个人追求尽善尽美，为自己和他人制订过高的理想化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实现，所以导致抑郁。
1.4 心理应激理论观点
科伊尼(J.C.Coyne,1991)指出：应激包括应激源、中介变量和心理生理反应三部分。应激源主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各种生活事件、突然的创伤性体验、慢性紧张（工作应激、家庭关系紧张）等；中介变量主要包括认知评价、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控制感等；心理生理反应主要是情绪反应及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最常见的是抑郁、焦虑[12]。
1.5 抑郁素质—应激理论(diathesis-stress)观点
近些年来，抑郁理论开始借用20世纪60年代精神分裂症理论中提出的抑郁素质—应激相互作用(diathesis-stress interaction)的模型来解释抑郁的发生，即应激激发抑郁素质，把患病的潜在倾向转化为现实。门罗和西蒙(Monroe & Simons,1991)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素质应激三模式理论[13]，即：在抑郁产生过程中，应激和抑郁素质之间可能存在三种关系。一是抑郁素质和应激共同构成抑郁产生的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第二种观点认为抑郁素质是抑郁产生的唯一必要条件。应激是影响较小的因素，是抑郁素质的一个结果，或者是抑郁产生的一个结果；第三种观点认为抑郁产生的唯一必要条件是应激。特定的应激是引发抑郁的基本要素。此观点为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和思路，指出了抑郁产生的多种可能的机制及多元化的影响因素，使得抑郁研究趋于全面化。
2 关于青少年抑郁的主要研究取向
近三十年来，对青少年抑郁的研究为众多致力于抑郁研究和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者所瞩目，心理学领域中有关青少年抑郁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多为针对某一方面的研究，其主要研究取向有：
2.1 抑郁特点的研究取向
彼得森(Petersen,1993)对青少年抑郁的年龄特点研究发现：在青少年期抑郁现象有显著增长；艾肯巴哈(Achenbach,1991b)研究了抑郁心境的发生率，女生比男生报告出更多的抑郁；拉道夫和彼德森(Radloff,1991;Petersen,1993)研究报告了青少年抑郁的不同发展范式，发现在13-15岁期间青少年抑郁心境急剧增加，约在17-18岁达到高峰，随后下降到成人水平。拉斯维斯卓姆(Lars Wichstrom)调查发现初中二年级以前抑郁情绪不存在性别差异，初二之后女生的抑郁状态显著高于男生，初二女生的抑郁情绪状态显著高于同龄男生的抑郁状态，这一性别差异一直保留至高三[9]。我国的最新研究（阳德华，2004）表明，大学生抑郁发展的特点表现为大一学生的抑郁状态分别与大二、大三、大四学生有显著差异；另外抑郁水平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男生。
2.2 抑郁机制的心理学研究取向
有关抑郁发生机制的心理学研究多集中在心理应激的分子反应机制、遗传、内分泌，心理原因及社会因素等几个方面[14]。弗罗伊德(Freud)认为抑郁是由于丧失性应激造成的自责、愤怒转向自我。行为学派认为抑郁是在应激下一种错误的学习，是习得性无助的结果。认知学派则认为是在对应激错误观念支配下，错误评价的结果。格林沃尔德(Green Wald)等认为，抑郁障碍患者发病与其儿童期的潜意识学习（内隐学习）形成的潜意识观念（内隐认知）有重要关系。内隐学习形成的内隐认知会影响其成年后的兴趣、态度、认知加工过程和情绪。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角度寻求解释抑郁的机制。一是早期学者布鲁勒(Bleuler,1963)认为个人的素质(diathesis)不同，有着抑郁易罹性(vulnerability)素质的个体容易产生抑郁；二是认为应激事件是抑郁发生的重要因素[15]。然而有研究者发现，即使发生最严重的事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产生抑郁，于是就提出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正如门罗和西蒙(Monroe & Simons)提出的素质应激三模式理论，即：在抑郁产生过程中，应激和素质之间可能存在三种关系：素质和应激共同构成抑郁产生的必要条件；素质是抑郁产生的唯一必要条件；抑郁产生的唯一必要条件是应激。
2.3 抑郁研究工具的研究取向
对心境的自我描述是抑郁心境测量的主要手段，测量工具早期有贝克(1967)抑郁量表(BDI)、彼得森自我想象问卷中的情感分量表、凯恩德尔(Kandel)抑郁量表、库维斯(Kovacs)的儿童抑郁核查表(CDI)、雷诺兹(Reynolds)青少年抑郁量表(RADS)。鲁宾(Lubin)在1994年运用抑郁形容词核对表(DACL)对青少年短期抑郁情绪进行测量工具的研究，抑郁特质形容词核对表(DACL)一套的信度和效度用于判断7年级到9年级的青少年，二套的信度和效度用于判断8年级到12年级的青少年。其内部一致性、分半信度、重测信度、复本信度和区分效度及会聚效度一样高。我国常用的有流调中心(1977)用抑郁量表(CES-D)及王极盛1997年编制的中学生抑郁量表等都有较好的信、效度。抑郁性综合征的测量[20]主要是父母、老师和自己对行为核查表进行评定。父母用的工具有奎伊一彼得森(Quay-pe-terson)修订的行为问题核查表、柯纳斯(Conners)父母问卷和儿童行为核查表等；教师用的行为核查表有柯纳斯教师问卷、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行为核查表；青少年自我测查的工具还较少，主要有威廉(Wiliian W.K.Zung,1965)编制的自评抑郁量表和抑郁状态问卷(SDS)艾肯巴哈的青年自我报告，(YSR)和MMPI。
2.4 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取向
现有的研究表明[5][9][16][17][18]抑郁的因素有诸如：人格、归因方式、自我、应对方式等，可以称为抑郁素质或认知素质，另外还有生物素质，包括家庭遗传以及一些与抑郁有关的生理学指标。有关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2.4.1 归因方式的研究取向
归因风格与抑郁之间关系的一个研究方向是考察归因风格与抑郁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个方面的前瞻性研究结果认为归因方式可以部分地预测抑郁的发生[7](p.5)。我国学者张雨新等(1989)还从好、坏事件的角度验证了亚伯拉姆森(1988)的抑郁绝望理论。此外，韩仁生(2004)将亚伯拉姆森归因方式与抑郁理论运用于青少年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2.4.2 自我因素的研究取向
以往文献中大量考察了自我评价、自我期望、自我意识、自尊、自信等与自我有关的因素和抑郁的关系。早期学者希金斯等人的一系列研究支持了自我差异理论的假说(Higgins,Klein & Straumon,1985;Strauman & Higgins,1987,etc)。安德鲁斯和布朗(Andrews & Brown,1993)研究认为青少年的自尊可以有效地预测抑郁的发展，低自信的个体抑郁水平较高[19]。纳蒂新近的研究(Nadia Garnefski,2003)显示青少年的自我认知与抑郁有相关，自责和受别人责备后的自我认知方式与抑郁之间有显著相关，同时发现，青少年抑郁和认知、自责、反思、积极的重评等有高度的相关关系[20]。
2.4.3 人格因素的研究取向
心理病理学家很早就对人格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在心理动力学理论中，人格因素占重要地位。早期的观点(Michel,1968)认为个体差异即人格特征在预测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上作用甚微。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研究(Epstein,1979;Funder,1983;Kendreck,1988)反对米切尔(Michel)的观点，强调个体差异或人格变量的影响。这一特质取向侧重研究个体是否存在个性倾向性的、相对稳定的和习惯化了的应对方式(Coping Styles)。其重要的理论假设是：存在可测量的人格差异和人格维度，借此可预测人们的后继应对方式。爱泼斯坦(Epstia,1979)的研究显示，一定的人格特质包括对自身的赞许、对环境的积极的态度、正确的自我观念和内部控制等，在应激事件中起积极作用[7]。高价人格（情绪不稳定、易怒、焦虑、易激动、易边、冲动、乐观等特质）和低价人格（依赖、自责、强迫、完美主义）等人格因素与抑郁有高相关[5]。杨德华(2004)的研究表明人格的独立性、社交性对抑郁有重要的预测作用。
2.4.4 应对因素的研究取向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关于青少年如何应对生活事件的研究很多[3][12][18]。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学生抑郁情绪的发生可能与学生受各种生活事件的影响、以及对这些精神刺激的应对方式有密切的关系(Tarrier,2003)；抑郁是个体自身特征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0][21]。总的来着，应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注问题的应对，指试图解决具体问题的认知和行为，另一类是关注情感的应对，指用内心活动，如否定应激、转移注意力或改变态度来缓解内心的紧张[3]。霍拉翰和莫斯(Holahan & Moos,1991)认为应对是资源（家庭支持、自信等）与抑郁之间的媒介。欧克文(Okwn,1988)指出在高应激条件下，资源通过应对与抑郁发生间接关系，而在低应激条件下，资源直接与抑郁发生关系，与应对无关。汉斯斯坦(Hans Steiner)等人(2002)研究表明，逃避型应对比接近型应对的效应更明显，导致更多的危险行为[18]。当个体遇到的问题是可控的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解决时，那么关注问题的应对就是最有效的应对[3]。一些研究发现，个体若采取积极的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那么在应激事件后和相当一段时间后，都表现出较低水平的抑郁和焦虑（Mitchell等，1983；陈树林2002）。
2.4.5 环境因素的研究取向
长期以来，环境因素是众多学者研究青少年抑郁问题时的重中之重。对青少年来说，来自家庭中的家庭环境气氛、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等以及学校中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学业成绩等都可能构成威胁青少年的生活应激事件，从而导致青少年的抑郁。研究表明，家庭对抑郁障碍的影响很大，与控制组相比，抑郁者的家庭显示出明显的家庭功能不良（Keitner等，1990）。一些研究发现自我批评型人格与认为缺乏父母的抚爱、支持有关（Blatt等，1979），而其他研究则认为自我批评型人格与父母重视成就和严格控制有关（Whiffen和sasseville,1991）。在对青少年人群的研究中，抑郁主要和学业能力与社会能力两个领域相关。在学业领域中，教师、父母、同伴对学业能力的评价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7]。泰斯尼(Tesiny)等人(1980)报告在教师评定的学业成就和同伴评定的抑郁之间的相关为-0.26。可见，在学业领域和抑郁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拉斯克(Lasko,1996)使用一套用于测量青少年抑郁、父母幸福度、亲密关系、社会支持和冒险行为的自我报告等级，给455个青少年施测确定他们抑郁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有抑郁情绪的青少年较少双亲亲密度、社会支持，并比他们的同伴表现出较低的自尊。感受到父亲或母亲不愉快情绪的青少年也报告了低亲密度和低社会支持[22]。研究表明，知觉到的社会支持、客观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与满意度、社会网络的大小、婚姻家庭状态、社会接触的频率、亲友的情绪支持等与应激以及身心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23]。密斯若(Misra)等人(2003)建立了一个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生活应激(life stress)、理论上的应激(academic stress)、知觉到的社会支持和应激反应的关系，研究表明，低水平的社会支持和高生活应激可以预测高理论上的应激，而高理论上的应激可以预测高应激反应和抑郁[18]。
3 青少年抑郁研究存在的问题及研究趋向
综上所述，几十年来心理学研究者们对青少年抑郁问题作了许多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为今后研究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理论研究的同时编制出了许多测量工具，为研究的客观化、可操作性及可验证性提供了有力手段。但该领域研究上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研究解决。
3.1 青少年抑郁研究存在的问题
3.1.1 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西方心理学家们对青少年抑郁的研究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具体，但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大的突破，大量的研究者仍依赖量表法，其余方法如实验法、投射法、个案法等很少使用。另外在研究设计方法上多采用相关、回归等方法，缺乏新的突破。
3.1.2 系统研究比较薄弱
现有研究中大多是分别探讨了归因风格、人格、应对方式、应激和自我与抑郁的关系，比较零散，而综合起来考察它们与抑郁的关系的研究还不多见。从逻辑分析上来看，个体的归因风格、人格、应对方式、自我既有各自的独立性，也有一定的相互联系，因此有必要进行综合分析并探讨它们的内部关系。
3.1.3 研究工具良莠不齐
在抑郁的测量方面，研究者们根据各自的理解编制了各种量表，从方法学的角度而言，都是研究抑郁中切实可行的测量方法，但就其研究工具实施中涉及的样本设计、样本数量、调查对象、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及统计分析上的差异，孰优孰劣并无定论，有的研究工具缺乏内部一致性和客观效标，使研究信效度受到影响。
3.1.4 研究结果缺乏一致性
从以往的研究文献中不难看出，不同的研究者用相同的量表研究同一问题，很难得出相同结论；虽然有些研究得出了较一致的结论，但有的研究结果随着时代的进步尚待进一步探讨、验证，比如，不同时代背景下影响青少年抑郁因素的研究结果的变化。另外，绝大多数研究倾向于抑郁对青少年的负性影响，有学者奈斯内希(Nesse,2000)、保罗(Paul.J.Watson,2002)从社会化的角度提出了抑郁在认知及情绪痛苦中的社会问题解决功能及社会动机功能等另类的研究结果。
3.2 青少年抑郁研究的趋向
从以往文献来看，关于抑郁研究的理论发展表现出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趋势，由单因素理论向多因素理论发展，从生理的特殊性到多元心理素质的科学分析。随着人们关于抑郁知识的积累，逐步明确抑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在抑郁理论的建立上也出现把这些共同作用的因素整合到同一个模型中来的趋势。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对青少年抑郁进行实证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不断在更深更广的领域里拓展，进行有关的实证研究，今后，还应该朝着更实用、更科学、更全面的方向发展，具体有以下几个趋向：
3.2.1 以科学的理论研究为背景，以具体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建立、健全适合本土研究的青少年抑郁素质测量评估标准及其测量工具。
3.2.2 系统地加强对青少年抑郁情绪过程的阶段、抑郁素质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
3.2.3 在对青少年抑郁因素的进一步探讨及全面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加强青少年抑郁的性别差异研究及相应的情绪调节及干预性研究，以便青少年教育工作者有针对性地实施身心健康教育工作。
3.2.4 拓宽青少年抑郁实践意义上的研究，将理论研究科学有效地运用于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中，建立更广泛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