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民风险倾向的影响因素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罗振男，孙 凤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 ：风险倾向是人们生产生活决策中的重要动因之一，了解农牧民风险倾向及其影响因素是防范和化解农牧民风险的基础和根本。通过对民族地区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羊群效应为中介变量，重点分析广告效应、政策效应对农牧民风险倾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认为农牧民的风险倾向存在羊群效应；广告效应进一步增强农牧民的风险倾向，但对羊群效应有弱化作用；政策效应对农牧民风险倾向的抑制作用不足；广告效应对农牧民风险倾向的影响力大于政策效应。提出了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加强农牧区信息化建设，提高政策供给质量，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防控措施。
关键词 ：农牧民;风险倾向;羊群效应;防控措施
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创立了风险社会理论。与传统社会风险来自于外部不同，风险社会的风险则是内生的、建构性的，源于“人们的重大决策”[1]。随着信息化发展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影响风险社会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呈现全球化趋势[2]。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跨越的重要关口。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经济等八个方面对当前我国所面临的风险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阐述，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我国是农业大国，目前仍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到2030年城镇化率达70%时，农村还将有4亿多人。农牧民日常生活、生产经营存在着各类风险隐患。从日常生活看，农牧民群体受“乡土文化”影响较深，攀比现象严重，存在超前消费和非理性支出倾向；从生产经营看，理念落后与追求高收益并存，加之政策性贷款门槛高、手续繁，民间高利贷盛行，导致农牧民风险倾向与其实际抗风险能力不相匹配。这使得农牧民的决策本身存在着潜在风险。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背景下，需要针对农牧民风险倾向的具体表现，探索其影响因素，为引导农牧民有效决策、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及理论依据
(一)文献综述。
农业、牧业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特征明显的产业, 其特性既具有一般风险所有的特性, 又具有其自然、突发和不对称的属性[3]。受内、外部环境双重不确定性的影响，农牧民主要面临自然灾害、牲畜疾病、市场价格、医疗教育等系列风险[4]。现有研究将农牧民风险主要来源分为主观意识行为，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两种结合的潜在风险三个方面[5]。由于农牧民信息来源不同，风险判断识别能力各异，对风险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存在偏差，反应出农牧民不同的风险意识和倾向。韦伯指出，农民持有一种典型的“传统主义”生活态度，即不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求代价最小化[6]。斯科特认为，农民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并以此最大化地回避各种生产风险[7]。丁士军、陈新建等认为，农户的风险管理策略是理性的，在各个风险领域农户均存在较强的风险规避特征[8]，风险偏好也存在明显的异质性[9]。与此相反，庹国柱、张跃华等人则认为，农民不仅缺乏风险规避意识和行为，反而是风险爱好者,对风险持欢迎态度[10]。一些学者也从风险意识对生产和决策行为的作用方面展开了实证研究，姜岩等指出，农户风险意识是农户经济决策的先行指标[11]；陈振、李景刚等认为，风险认知是影响其土地转出意愿的决定性因素，农户风险意识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2-13]。
语气语调的不同呈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情感都会有所不同。比方说电视剧《蜗居》里讲述了这样一个片段：“孩子的奶粉要进口的，用的尿布也要进口的，吃喝都要花钱，在任何地方都要用钱比中国移动还狠”这是剧中的主人公对刚出来的小孩说出的话，这样的情景和生活实际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都说电视是现实生活中的翻版这种语言与很多的人们达成了共识。
就风险意识的影响因素而言，陈传波等指出，农户对各类市场的可接近性、信息的掌握程度、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等决定了农户的选择行为和结果。特别强调，政府的一些意愿良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脆弱农户的承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负面影响[14]。宝希吉日等认为，户主的年龄、草地面积和与亲戚朋友来往的频率等对牧民的风险管理态度有显著的影响[5]。现有针对农户风险意识的研究更多强调的是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形成的风险意识，对牧户风险意识研究较少，且对社会文化因素，如大众传媒和社会群体等影响风险意识研究不多，对政策效应自身对农牧民风险意识的影响更少。
(二)理论依据。
风险倾向是指特定风险领域里决策者接受或避免风险的一种态度倾向[15]。风险倾向直接影响着农牧民面对风险时的决策和选择。风险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研究认为,风险倾向受风险偏好的影响,且与风险偏好保持着一致性[16]。风险倾向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接受风险，其风险意识越弱。认知和理解风险，都是建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和行为基础之上的[17]。风险倾向同样受到公共政策，社会群体、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文化素养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文关注羊群效应、大众传媒和公共政策的影响。
文章反击耐雷性能计算采用ATP-EMTP仿真建模法[10-11]，绕击耐雷性能计算采用修正的电气几何模型[12]。
现有文献主要集中讨论传统农耕作业为主的农业风险，对牧民的专题研究较少，特别是从社会群体、大众传媒、公共政策等多角度分析影响农牧民风险倾向的因素更少。本文关注社会群体中的羊群效应、大众传媒中的广告效应和公共政策的政策效应对农牧民风险倾向的影响,以内蒙古自治区的5个基层旗县为研究对象采取结构方程模型，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影响农牧民风险倾向的因素分析，揭示其影响强度及影响路径，为提升农牧民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化解农村牧区基层风险提供借鉴参考。
我国农牧区是一个以亲缘与地缘为中心的“熟人社会”[20]，农牧民受个人信息获得、理解认知程度及分析判断能力等诸多因素影响，对社会事件的认知具有片面性，往往以获取他人信息作为自身的决策依据，极易受其影响，一般不能理性地选择，而是基于惯习做出选择，通过群策行为降低风险评估成本，即为羊群效应。农牧民的羊群效应，不仅可以有效规避因个人能力限制、信息不完备带来的风险，同时也能通过其他农牧民抵御风险行为所产生的溢出效应降低行为成本、规避风险，增强其获利信心。既有研究发现，羊群效应存在于农户的意愿中，即自身特征并非是影响农户意愿的唯一决定因素，其他农户也会对其产生一定影响，且在影响因素中其他农户的影响力较大[21]。因此，农牧民群体的风险倾向会受到他人意愿的影响，降低风险和成本，做出风险决策行为，导致群体意愿出现趋同性，这实际上就是羊群效应作用下的羊群行为。
根据模型修正指数，对模型2、模型3进行修正，得到现有模型，NFI,CFI,GFI等模型的主要评价拟合指标结果均通过(见表3)，CMIN/DF,RMSEA指标略高。
1.羊群效应。“羊群效应”最早是生物学动物群聚特征的概念， 后被引用到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Banerjee(1992)认为是一种忽视自身所掌握信息而依靠模仿他人的行为和现象[18]。行为主体在已有信息约束下，有意识地模仿他人决策，改变自己的预期，从而采取同他人相似行动[19]。
研究假设H1：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H5: 政策效应通过影响羊群效应间接对风险倾向产生负影响。
3.政策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模型3(见图4)中引入政策效应构建嵌套模型，研究假设政策效应将有效抑制农牧民的风险倾向。结果表明，政策效应对风险倾向的路径系数0.084，P值为0.124，政策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不显著且其路径系数为正数，政策在抑制风险倾向、调控风险方面存在不足，研究假设H3不成立。政策效应对羊群效应有较大影响,路径系数0.165***, P值<0.001；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030，P值0.820，政策效应在抑制农牧民的“跟风”现象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使得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减小，研究假设H5部分成立。广告效应对羊群效应和风险倾向的影响程度没有变化，广告效应对羊群效应的路径系数降低了0.022，而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影响的路径系数增加了0.148，说明政策效应反而促进了大众传媒对于农牧民风险倾向的提升作用(见表2)。
1.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农牧民的风险倾向是受群体(羊群效应)影响的。由于“羊群效应”和“风险倾向”两个变量无法直接观测，因此运用Amos21.0软件构建因果关系模型对研究假设H1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324***，P值<0.001,羊群效应会增加农牧民的风险倾向，研究假设H1成立(见图2)。
研究假设H2：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有正向影响。
图 1农牧民风险倾向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3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的“内蒙古农村牧区金融需求及金融服务现状”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选择了内蒙古自治区东、中、西部的5个旗县，由内蒙古农调队协助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1000份，其中有效问卷992份，问卷有效率为99.2%。调查根据内蒙古的农、牧民分布情况，旗县选择兼顾了农区、牧区的代表性和农村牧区金融及民间借贷的典型性。本文选用问卷第七部分的Likert五级自我评价量表，对农牧民生产经营方面的投入、效益、保险，生活方面的贷款超前消费，资金来源的借贷等观念、行为倾向进行了分析。选项和对应赋值(括号内数字为赋值)分别为：同意(5)、比较同意(4)、一般(3)、比较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1)。样本的分布情况为：新巴尔虎左旗160个，占16.1%；东乌珠穆沁旗198个，占19.9%；科尔沁右翼前旗215个，占21.7%；科尔沁左翼后旗219个，占22.1%；杭锦后旗200个，占20.2%。
(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风险倾向有两种定义，一些学者认为，风险倾向是个体相对稳定且可以识别的人格特质[26],这种特质会对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另一种定义认为，风险倾向是基于过去积累而形成的一种“趋向”，而非个体特质[15]。随着个体知识积累、信息获得和经验增加，风险倾向将有所改变，且其量化值会随着风险情景的不同而变化[27]。本文将采用风险倾向的第二种定义方式，研究影响农牧民风险倾向的因素。选取风险倾向作为(潜在)因变量，广告效应和政策效应作为(潜在)自变量，羊群效应作为中介变量，从问卷中选择可测指标对变量进行测量，并对所涉及的10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具体测度项如表1所示。
表 1研究涉及的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三、结构方程模型构建、检验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使用SPSS22.0软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数据总体Cronbach’s α数值为0.721，样本充分性KMO测试系数为0.753，均大于0.7，数据信度和效度较好。
(二)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研究假设H4：广告效应通过影响羊群效应间接对风险倾向产生正影响。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包括多个环节，预算编制工作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推动预算工作合理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加强对预算编制工作的重视，通过使用分级编制、上下结合等多种方式，结合零基础预算、固定预算和滚动预算在预算编制过程中的优点，合理开展预算编制工作，推动分权和集权工作相协调。同时，为了减少企业在应对市场变化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在预算编制工作开展过程中应当设置一定的弹性标准，结合市场环境变化进行调整，保障其与市场供求关系相适应，减少不必要的问题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开展带来的影响。
图 2模型 1：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
2.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引入广告效应作为外生变量，研究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及通过羊群效应间接对风险倾向的影响。模型2(见图3)中，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的路径系数为0.317，P值0.013(<0.05)，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有直接正影响，研究假设H2成立。广告效应对羊群效应路径系数1.013***，P值<0.001,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路径系数0.147，P值为0.133。广告效应对羊群效应有较大影响，广告效应的加入使得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程度减弱，H4部分成立。
图 3模型 2：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
研究假设H3：政策效应对风险倾向有负向影响。
（1）热处理硬化层分析 图2是小吨位铸造引导轮体的热处理要求及剖切块腐蚀形貌，剖切后硬化层深检测结果如下：
图 4模型 3：广告效应、政策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
表 2模型路径系数及显著性结果表
注：*** 为 1% 的显著水平。
(三)模型的修正。
2.风险的社会扩大理论。风险的社会扩大理论是分析风险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它将风险感知与影响风险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观念结合起来。Kasperson 等研究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的研究框架，认为风险或风险事件会通过放大站的加工进一步影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策制定。放大站包括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如科学家或科学机构)、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团体、公共机构[22]。风险的社会扩大理论突出了媒体在大众风险感知中的重要作用，海量的媒体报道影响了公众对于事件严重性的认知以及社会团体和机构的政治议程[23],与媒体(如电视、报刊、网络等)接触越频繁的人，风险感知越强[24]。HSE(health & safety executive)认为，媒体对外行公众的风险感知有重要影响，大众媒体影响着人们对危险的理解，尤其是当人们对这些危险缺乏直接经验和相关知识的时候，媒体的作用更明显[25]。“扩大”包括放大和衰减两层含义，但是在偏远落后、人口分散的农村牧区，危机管理不完善、不及时的情况下，媒体的广告作用主要表现为放大。保险广告会夸大风险、保健品广告会夸大健康的风险，一些地位性消费品却夸大商品的符号意义，有意隐瞒可能存在的风险，如贷款买车、贷款买房等。贝克提出：无论是冒险取向还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有风险的措施被“制度化”成为政策，转变成制度化了的“风险”。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标在于引导农牧民正确认识风险，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风险的社会扩大理论认为，负有风险管理职责的公共服务部门是探讨风险放大概念的潜在实际效能的理想实验台[22]。
表 3模型修正后拟合指数
四、研究发现及阐释
(一)研究发现。
1．农牧民的风险倾向存在羊群效应。羊群效应是发生在个体间的，邻里之间“一传十、十传百”无组织性的信息传递。这种传递方式主要依靠口口相传，传播力较弱，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相似性情况下，具有很强的心理暗示作用，影响力和感染力极强，对投机心理产生刺激，农牧民更容易接受风险。这种倾向于信任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的现象在农村牧区十分普遍。
2．广告效应会进一步增强农牧民的风险倾向，影响羊群效应弱化“跟风”现象。广告是群体间商业性有组织的信息传播，通过电视、报纸、新媒体等方式传播，与“口口相传”的羊群效应相比，广告的传播性更大，影响力更强。在广告的强大传播力下羊群效应的影响力度减弱，广告效应取而代之。模型修正中将误差项e1和e7链接，说明在农牧民购买保险等情况中，广告效应与羊群效应有很大的相关性。
今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发布通报，江苏省扬州市国资委原党委书记、主任黄道龙（正处级，已退休）涉嫌受贿罪、贪污罪一案，由扬州市监察委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扬州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贪污罪对犯罪嫌疑人黄道龙决定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政策效应抑制农牧民风险倾向的作用发挥不足。政策的传播是政府有组织性的群体间信息传播。政策的受众群体是全社会成员，其制定的初衷是改善民生、惠及百姓、化解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环境。政策效应只是减弱了其直接和间接对风险倾向的正向影响程度，并没有产生负影响而进一步抑制风险倾向。
4．广告效应的影响力大于政策效应。在对风险倾向的直接影响中，广告效应大于政策效应，且政策效应增加了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广告的传播力度和被接受程度更高。
(二)原因阐释。
1.地缘文化浸润。内蒙古自治区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很多乡镇(苏木)、村(嘎查)之间距离较远，这种天然的地理区位使社会环境相对闭塞，更容易出现“乡土文化”“熟人社会”“邻里攀比效仿”的现象；在从众心理驱使下的决策多为非理性感性决策，盲目跟从、不计后果的从事高风险行为。加之信息传播速度大大降低，信息的不完全，更为羊群效应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2.认同整合受限。广告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其攻势性宣介放大产品的功能，高度掩盖了潜在风险。大多数农牧民在商业广告效应刺激下，更多是增加风险倾向、接受风险、做出冒险决策，而政策的认同和整合受到了限制。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语言文字差异，对农牧民政策解读不够，政策效应传递不畅通，政策普及度不高，部分群众知之甚少。
3.政策有效供给不足。农牧民生产生活遇到资金困难，难以及时得到政策性贷款支持，为解决燃眉之急选择高利贷。医疗报销比例、危房改造补贴、贫困救助等社会保障政策标准与实际保障能力不相匹配。牧业生产周期长，一些银行贷款与生产周期错配，增加了金融负担和风险。“涉农涉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不精准，政府偏好色彩鲜明，过分强制性供给等都造成了制度化风险。可见，政策效应抑制农牧民风险倾向的作用发挥不足，政策制定、执行僵化、简单化，适用性不强，产生了政策性风险。
4.公共服务效率不高。农村牧区便民服务网点少，布局不合理。以呼伦贝尔市为例，金融机构密度为492.3平方公里/个，而下辖的新左旗只有9个金融机构网点，密度仅为2444.44平方公里/个。偏远牧区金融供给严重不足，以农村信用社为主要借贷渠道的占80.5%。“一站式服务”“马上办”“一次办”机制不健全，贷款审批事项较多，许多无效、重复证明降低了审批效率，贷款难问题依然突出，加重了农牧民群众办事负担。再加上新官不理旧账，政策连续性不足，个人偏好影响决策行为，前后任政策切割，农牧民无法得到稳定的长效风险预期。金融机构真正在农村牧区实现无抵押、无担保形式发放惠农惠牧贷款还存在诸多障碍。风险防控机制更多地用于抵御政府自身风险，却把风险留给企业与群众。基层政府以优惠政策支持或默许“户贷企用”的金融扶贫模式，表面上兼顾了企业融资与贫困户收益，实质上将经营风险和债务负担转移到贫困户身上，政策无法发挥其有效抑制农牧民风险的作用。文化主义理论认为，风险文化是形成社会风险的关键，文化具有突出的认知功能，共享文化价值观对风险防控具有积极意义。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制度本身由于运转失灵会产生风险，随着有风险的措施上升成为政策，“风险”便被制度化。
综合型实验 此类实验需学生在掌握相关专业基础实验操作能力的基础上，使用多种实验技术来完成最终实验[9]。正是因为需要用到多种实验技术，综合型实验对于仪器的开放性及实验室的开放性要求更高。与基础验证型实验相比，综合型实验更能锻炼学生的协调能力，在专业实验课中应当占有一定比例。
餐饮企业是重要的民生企业，国家在制定政策标准时，应该考虑餐饮企业发展问题。餐饮企业的发展能拉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起到重要作用。现有的证监会文件对于融资法律的内容进行了高标准的规范，而对于中小型餐饮企业而言，高标准之下的监管制度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融资发展空间[2]。我国金融市场有一定的法则，银行货款也有一定的要求，这些政策的限制使得餐饮企业融资比较困难。
五、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一)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增强风险防范抵御能力。
壮大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与农牧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关系，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构建种养加基地、流通配送、线上线下完整的农畜产品电子商务体系，发挥有组织的市场竞争合力作用。鼓励建立嘎查村应急周转资金，形成互惠互助、良性互动的群体应对风险机制。
(二)加强农村牧区信息化建设，发挥政策与广告的正向影响。
建立生产经营、法律法规等宣传培训长效机制，优化农牧业综合信息社会化服务，发挥乌兰牧骑等群众亲和力强的文化载体作用，弘扬正能量，抵制庸俗化，形成正“羊群效应”。增强商业广告的公益性，发挥大众传媒正向引导和对风险倾向的衰减作用，使农牧民理智预判，防范风险。
(三)提高政策供给质量，优化风险管控环境。
加大对涉农涉牧金融机构贴息力度，推广预期农畜产品、设施农牧业、土地三权等新型抵(质)押融资方式，适应牧业生产周期创新专属产品，完善贫困人群融资征信政策，开展政策性种养殖业保险试点，健全天气指数保险等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完善农村牧区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惠及百姓、抑制风险、维护稳定的本源作用。
(四)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效率。
合理规划布局金融网点，消除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苏木)。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扩大村镇银行县域覆盖面，约束中介公司、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经营行为，回归设立初衷和市场定位。下放贷款审批权限，降低涉农涉牧贷款利率，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全方位确保政策执行顺畅，避免产生政策性风险。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重任，哈电电机加快创新驱动步伐，将信息化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探索更有质量、更有效益、更有效率的发展，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智能制造转型不断加速。
正如前文所述，注杜成为明清鼎革之时一股不谋而合的文学潮流。 虽然儒家伦理道德评价下的杜甫“君子-圣人”形象已经完全定型并深入人心，不少文人士子都以之为楷模，但是，面临朝代改易，注杜文人所作出的人生抉择各不相同，在他们不同身份的映射下，笺注杜诗的心态也各有分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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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 2019) 06- 0091- 07
收稿日期 ：2019-06-09
作者简介： 罗振男，女，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孙凤，女，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 哈正利)
标签：农牧民论文; 风险倾向论文; 羊群效应论文; 防控措施论文;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