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高等教育社会捐赠的传承与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论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6-0092-05
以“共福利的创造”为特征的高等教育社会捐赠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富裕人士的人数和财富总额越来越大。与之相比，高等教育捐赠事业却严重滞后。从文化价值和制度创新上加以探讨，秉承和发扬我国社会捐赠的良好传统，借鉴教育捐赠蔚然成风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验，让企业和个人在拥有财富之后，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捐赠教育，对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一直有着社会捐赠高等教育的传统，从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到社会有识之士的慷慨捐赠，无不反映出社会捐赠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利他主义的文化价值观。
（一）近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社会捐赠的历史
自清末高等教育发端以来，社会延续的仍然是私学传统，设立的高校大多为私立高校（其中有一些教会学校）。民国初期，我国的私立高校进一步发展，1917年至1927年10年间，政府核准立案的私立高校就达30所，到1936年，私立高校已发展到了53所。这些私立高校的兴办与发展都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捐助和支持。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不发达，社会力量的资本和财富有限，社会中尚未形成可以支撑庞大的高等教育开支的力量，这些都直接限制了我国近代以来高等教育捐赠事业的发展。但是，社会力量办学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对于公立大学都是重要的支持与补充。可以说，社会力量捐助高等教育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高等教育社会捐赠这一慈善事业史上，有着一批值得称道的仁人志士，他们不仅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也让我们从中获得了颇多的启示。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之初，无经费、无场地，幸得地方督抚的支持和部分绅士的捐款，学校才得以继续。[1] 131南开大学可能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在争取社会捐赠方面最为成功的高校，所获捐赠的比例在其自筹经费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1931年至1934年南开大学的总收入来看，社会捐助占29.8％。在高等教育社会捐赠事业中，商人始终是重要力量。传统“四民”社会里，商人的地位最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状况逐渐改观，大批绅商和买办商人，不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且思想活跃开明，成为创办或资助近现代教育的热心人，比如洋务后期的代表人物盛宣怀、著名实业家张謇、经元善、荣德生、卢木斋、宁波商人叶澄衷、上海富商杨斯盛、叶鸿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兄弟、船运大王卢作孚，等等。近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商界名人都曾为教育事业慷慨解囊。政界的官僚中也不乏乐善好施者，比如徐世昌、黎元洪、梁士诒、张学良、阎锡山、靳云鹏、周自齐等都曾为南开大学捐款，江苏都督李纯竟以 1/4遗产捐助南开大学。这些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加以反思。[2]
改革开放以来，爱国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捐资行为也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李嘉诚先生为慈善事业捐资超过100亿元，并宣布将自己股份出售得到的78亿港元收入全部捐作公益事业；邵逸夫先生 10多年来为内地教育事业捐款达24亿港元，仅在内地大学捐建的逸夫楼就有3000多座；台湾王永庆先生表示要出资200亿新台币（近50亿人民币）在祖国大陆落后乡村兴建10000所小学[3]；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1984年一次捐资5000万元人民币，创办宁波大学，在他的带动下，60多位海内外宁波籍人士先后向宁波大学捐资近4亿元人民币。
（二）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影响
近代以来对教育界的种种慈善行为，有着内在的价值与文化推动力，这种慈善事业本身所蕴含的深层价值观是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古代诸子百家思想中，墨家思想最具慈善主义的人文内涵。墨子主张通过培养“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兼士”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从而建立一个“兼爱”的社会。这种思想含有浓厚的利他主义的成分，是一种类似西方基督教的博爱思想。由于墨家思想未能得到统治阶级的强化与推广，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思想的儒家伦理道德才真正为近代的教育捐赠事业提供了丰厚的价值资源。
第一，儒家思想为高等教育捐赠提供了内在动因。在对于人性本然的认识上，儒家思想基本持性善论的观点。儒家思想十分重视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并将其放在人生价值的首要地位，所谓“修、齐、治、平”，“修身”是首位，并且这种修身有着经世致用的取向，体现为一种社会价值，指向社会的整体价值的实现。而且这种价值的达成需要与“善”并举，要发展存在于个体内的善端，这种善端，包括了与人为善，回报社会的含义。
第二，儒家思想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或者说它更加注重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不主张为谋私利而损害群体。这样，个体在社会中的义务与责任大于其权利，当两者相互冲突时，更需要舍弃小我而成就大我。从这个角度上说，对于人际关系的认识与对于人自身的认识一样，具有一定的利他倾向，这种“义利之辨”努力实现的是人、社会与自然三者的和谐统一。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近代诸多实业家都乐意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热心教育慈善事业的近代船运大王卢作孚曾言：“我们应努力于共福利的创造，不应留心于个人福利的享受。”[4] 60
这种向善的思想，随着文化的潜移默化，已经深深植根于民族性格之中，成为人们帮助他人回报社会的心理推动。作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商人就不能“为富不仁”；所谓“富者好聚，仁者好施”，富者想得到社会尊重，必须成为仁者，而好施、散财是其表现。传统和近代中国商人中存在的“行善积德”、“散财”等与慈善相关的意识和心理即由此而来。
（三）国际高等教育社会捐赠事业发展的动因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高等教育捐赠历史较为悠久，成绩也十分卓著。美国许多著名大学成立之初，多是教会牧师或私人的捐赠，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康乃尔大学等等。美国在高等教育捐赠事业发展上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近代以来教育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对这种现象与经验进行深入分析，对推进我国教育捐赠事业的发展也会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从美国社会环境来看，其高等教育捐赠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以下这几方面的因素：
1.基督教的利他主义文化。基督教的利他主义文化的熏染，是最为直接的内在推动因素。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尤其是富人天生就是“罪恶之人”，并以下地狱和“上帝”的震怒作为对罪恶之人的威慑。富人要想进入天堂，唯一的途径就只能是将自己的全部财富都捐赠给穷人。美国有89％的人信仰宗教，其中以基督教的各种派别为主。[2] 宗教在美国人的精神生活里占统治地位，美国人的利他主义精神因此尤其发达，并成为推动美国慈善事业包括高等教育捐赠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2.政府优惠税收政策。内因只是为事物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如果想走向现实还需要一定的外因支持。政府所颁布的一些政策便是一种较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尤其是税务方面的政策优惠，使得捐赠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得相应的优惠与回报，这无疑增强了他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社会基金组织的贡献。与税收优惠直接相关的是美国的社会基金组织。美国的高等教育捐赠中，除了个人捐助之外，各种慈善基金会的捐款也是一个重要来源。据美国基金会中心的资料统计，到 2002年止，全美国已有大小基金会65000个，资产 435.19亿美元，发放项目资金337.7亿美元，其中教育捐赠占捐赠总数的26％，而高校又占其中的 86％。美国法律鼓励公民对教育事业或其它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或成立各种非营利的基金会，规定对这部分资金实行减免税政策。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或是捐助善款，既可以合理避税，还可以回报社会，富豪们当然乐意为之。
据《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裕人士的财富总额已达1.59万亿美元，人数已达32万，位居亚太地区第二位，仅次于日本。迅速生成的富豪群体，使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户。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办学经费仍然是捉襟见肘。
（一）我国当前高校社会捐赠的现状
近年来，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得高校自身逐渐认识到，主动筹集资金是必须的。在我国的1000多所高校中，有140多所成立了董事会，一部分高校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大部分高校都成立了教育基金会或校友会。成立于1995年的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主要工作就是接受和管理社会各界捐赠的资金，用于北大的建设和发展。教育基金会每年在学校设立的各类奖教金、奖学金、助学金以及研究基金总数达100多项，受益师生人数达3000余人次。截止 2003年底，清华大学通过基金会收入8.07亿元。到2005年，南京大学两届董事会300多位校董为学校建设和发展累计捐赠超过1.3亿元。
虽然高等教育的社会捐赠在我国已有较长历史，并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日益稳步发展，社会富裕阶层不断扩大，已经给社会捐赠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相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资金总量来说，其所占比重还相对偏小。英国广播公司曾报道说：中国工商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不足1％。近年来，中华慈善总会收到捐赠的70％来自港澳台和境外，中国内地富人的捐赠不超过15％。
（二）影响高等教育社会捐助的因素与比较分析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公平的障碍，也是各国政府调控的对象，但它又是社会捐赠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财富分配不均对慈善捐赠事业有利。[5] 综前所述，虽然我国经济发展使富裕人群逐渐增多，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社会捐赠事业仍步伐缓慢。究其原因，对改善和促进高教捐赠事业有着重要作用。
1.捐赠意识是内在因素。社会捐赠意识是指社会公众在实践中形成的对高校捐赠行为的认识、判断以及带来的参与意识。人们的捐赠意识从根本上影响了捐赠行为。首先是社会历史上形成的文化思想及传统，如利他意识、辅助公共事业发展的责任感、对高等教育地位作用的认同等。著名爱国实业家李嘉诚先生捐巨资办学，他说：“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西洋捐资兴学已蔚为风气，是以办集美、厦大两校，实聊尽国民之天职而已。”[3] 可见，国人基于时代特征形成的特定的教育价值观是驱动近代高等教育捐赠的重要因素。其次是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对捐赠意识的影响。在美国，高校获得的大量捐赠与美国发达的经济和完善的制度有关，但并不能成为根本原因。美国人努力赚钱，却十分节俭，厌恶浪费，对教育捐赠毫不吝啬。这源自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公共事业的责任感和志愿精神。学生从母校获得知识和能力，接受了社会的学业帮助，理应回报母校和社会。应届毕业生在离校时要象征性地向母校捐赠几美元，当事业有一定基础后，再向母校回报，捐赠成为一种传统。[6]
2.捐赠制度与环境因素。高教捐赠事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完善的捐赠制度。经济发展，个人财产的增多，并不能够直接带来社会捐赠的增加，相关的政策制度至关重要。政府对于税收政策的调整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于捐赠者的间接补偿，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我国对个人和企业捐赠者的税收优惠限额分别为30％和3％，均低于美国的50％和10％。税收优惠幅度较小，这可能是影响我国高校募捐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美国的遗产税对教育捐赠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我国目前尚未开征遗产税。虽然我国政府出台了一些鼓励社会捐赠的税收政策，但由于对捐赠对象和要求有较严格的界限，有些受到财务制度的限制，捐赠人捐赠后并不能带来经济和名誉上的双回报。捐赠者怕“露富”的心理也缘于缺乏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政策保障。
3.捐赠组织机构和管理因素。由于我国高校捐赠事业的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多数高校没有专门的组织和机构，捐赠活动的形式和制度不健全。西方大学成立专门的机构发展部和学校基金会来统一策划、实施和运营捐赠工作，这也是影响社会公众对高校社会捐赠的效率和公信力不可忽略的因素。在我国“君子不言利”的思想使得一些大学领导在筹款时羞于启齿，往往等待别人主动捐赠；有的缺乏方法和活动能力。此外，加强捐赠资产的使用与管理也十分重要。一些研究表明，在对公共事业捐赠活动中，相当一部分人由于担心捐赠的财产会被挪作他用而对捐赠迟疑不决，还有一些人则对相关组织的繁琐程序和所捐财产不能到位、甚至被占用而产生失望。
从社会学角度看，成熟社会的标志是人们超越了对物质的追求而去发掘生命中另一些抽象的价值。慈善事业不仅展现了人们对社会的爱心善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标志着人的文明程度。当代中国应加强慈善事业建设，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提升社会的文明度和成熟度。
（一）传承传统价值文化，培养社会公众的捐赠意识
无论是近代以来的中国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它们教育捐赠的历史和现实的分析都表明，价值文化是推动高教捐赠的重要因素。首先需结合我国的实际，从传统文化的精华入手，充分吸取和利用传统文化中蕴涵的价值资源，比如利他主义、仁爱思想、行善积德等传统思想精华。其次把宗族文化、爱家乡的情意与教育文化捐赠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捐赠的动力。再次，以振兴中华、爱国强国理念塑造国人的捐赠价值观。同时，通过媒体的宣传和引导，营造一种有益于教育捐赠的良好氛围，培育起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提高国人内在的人格和品质，从而将捐赠转化成人们的自觉自愿的行动。
（二）借鉴西方国家经验，促进捐赠制度创新
高校社会捐赠不仅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还需要相应的政策制度来支持，政府的税收政策对捐赠行为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首先，我们需要制定有利于社会捐赠的法律法规。相关的税收政策会直接影响到富裕阶层的捐赠行为。美国充分发挥税收杠杆作用以促进捐赠行为，如对非盈利组织的捐赠不征税，且将捐赠额从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扣除。这一政策使得纳税人在捐赠和纳税之间进行权衡，选择效用最大化行为，最终增加捐赠决策。一些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奇夫（Chiff）（1985）和斯坦伯格（Steinberg）（1983）就所得税对私人捐赠的“挤出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的一致结论是：政府放弃部分税收会促进私人捐赠。这一点也可以从美国政府实行的减税措施对私人捐赠的促进作用中得到证实。20世纪80年代美国两次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推动慈善捐款从1981年的550亿美元增长到1989年的1070亿美元。
我国政府新出台的《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向教育进行捐赠的人可以获得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的全额扣除，这是政策上的一大突破，也表明我国政府积极鼓励教育捐赠、发展教育事业的态度。然而这仅是政策性规定，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此外，捐赠者必须通过有关机构向教育事业捐赠，而不能直接捐赠给学校，这一限制性规定如若不能突破，可能还会给教育捐赠事业带来阻碍。
（三）加强机构组织建设，建立规范的社会捐赠机制
社会捐赠作为高校的特殊工作，筹集资金和产生的社会影响对学校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必须建立规范的组织机构来管理。我国部分高校虽然建立了基金会，但因重视不够，基金会多为学校的附设机构，缺乏明晰、运行有效的组织结构，且人员多为非专业人士，更没有基金运作的制度建设。从机构设置来看，应该由一名副校长（基金会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下设办公室、财务部、国内部、海外部和基金管理、投资部等，具体人员配备数量以筹资比例进行安排。从制度建设方面来看，除了机构正常运行的管理制度以外，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捐赠人报告制度，这是影响捐赠人是否捐赠以及捐赠多少的重要因素。高校还需要树立一种服务观念，特别是与捐赠者和校友建立良好的互惠关系，利用自身的智力优势给捐赠者一定的业务服务，帮助解决一些技术难题等，从而建立良好的联结机制。
作为社会捐赠的直接受益者，高校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争取更多的捐助。校友历来是高校社会捐赠的主力军，他们当中不乏事业有成者，而且他们也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也愿意对母校进行回报，因此高校要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并利用校庆等重大庆祝活动扩大学校的影响，激发校友对母校的热爱。
高等教育社会捐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良好的计划和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更需要我们整个社会的关爱，只有这样，高等教育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