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音与汉语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拟音论文,汉语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构拟古音的科学方法
语音是语言的载体，要研究其他语言分支，无论是形态句法还是词汇语义，都要充分考虑语音要素的作用。语言学家措意于此由来久矣，其中从理论到实践均有突出贡献的当首推乾嘉时代的学人。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大家重视语音的作用，因古音以求古义，探赜索幽，发前人之所未发，为后世学人树立了榜样。乾嘉学者的经验弥足珍贵，今人应该继承。不过，继承应主要是科学精神，至于具体内容和做法，则应常变常新，与时俱进。
我们知道，自高本汉始，音韵研究发生了重大变革，其重要标志是古音构拟的出现。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古音构拟源于西方语言学，但同时又得益于传统音韵学的滋养，可说是强强联手的产物，一经引进，旋即广受推崇，踵事增华者蜂起。发展至今，使用材料日益丰富，研究方法后出转精，新获成果层出不穷，已经达到可以推助汉语史研究的程度。本文拟通过两个例子以具体说明古音构拟的这种作用。
当然，古音构拟相当复杂，因此要阐明它的作用，首先应对古音构拟的方式方法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现在就先来讨论这个问题。大体来说，古音构拟共使用了七种方法材料，撮要如下。
第一，分析对比《诗经》韵部与《切韵》分韵。《诗经》用韵是客观存在，仔细分析韵例，排比归纳韵字，即可见其分合；再与《切韵》比较，《诗经》韵部及其发展便有了眉目。此法为顾炎武首创，后经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太炎、黄侃、王力、董同龢等学者的不断研究，古韵分部几近完善。这构成了后人构拟上古韵母的基础。
第二，谐声材料。段玉裁以前，学人研究古韵的材料只是《诗经》押韵，自段玉裁始，由于“同谐声者必同部”规律的发现，所以研究材料又扩大到了文字谐声材料。文字谐声材料不但可以补押韵证据之不足，也为上古声母研究提供了最主要的材料。与押韵证据相比，以谐声证古音似乎不是非常有力，但是谐声造字法发生既早，至先秦时代已相当成熟，加上材料丰富，合理使用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雅洪托夫(1960)和蒲立本(1962)据谐声证二等韵的上古来源是一个流音介音已成为运用此一方法的典范。[12，19]
第三，现代读音。共时反映历时，因此利用现代读音构拟古音是一个相当有效的方法。比如钱大昕发现古代轻重唇音相通，文献丰富，证据确凿可信。然而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古无重唇还是古无轻唇。仅就古书通用例来看，两说无可无不可。钱氏以当代方言材料为证而认定古无轻唇音。他说：“今江西、湖南方音读‘无’如‘冒’。”①可见如果唇音不分轻重，那么读音应该是重唇。
第四，对音材料和借词。中外交往既久，其间发生词语转写或词语移借自然就非常普遍，这为古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第五，汉藏语同源词对比。有同源关系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汉藏语可以为古音构拟提供旁证。
第六，形态构词。语音与形态互为表里，密不可分，所以形态可以成为窥测古音的窗口。比如高本汉(Karlgren 1954)发现中古群母g-与匣母
呈互补分布，g-、又皆为舌根音，因此在上古可能是同一个来源；又由于g-比常见，所以这个共同来源很可能就是*g-。但问题是呈互补分布的不一定全都同出一源。如何处置，颇费踌躇。幸好形态学可以提供证据。高本汉注意到，不少有意义联系的一对儿词是以声母的清浊而形成对立的，比如分(*p-)与份(*b-)、增(*ts-)与层(*dz-)、长(*tr-)与长(*dr-)。这表明声母清变浊是一种形态构词手段。见(jiàn)与见（“现”xiàn）与此同类。两个词的不同意义“看见”和“显示”恰与中古清塞音声母(k-)与中古浊擦音声母()的不同相平行。比照声母清变浊的形态构词过程，可知将“见(xiàn)”拟为*g-比拟为*要合理，因为*k-变成*g-只是清变浊，其他方面不变（如皆为塞音），这与分(*p-)与份(*b-)等完全相同。如果将“见(xiàn)”拟为*，这一形态构词过程就成了*k-变*。*k-变*当然也是清变浊，但是发音方法的改变（*k-为塞音，*为擦音）得不到解释。由此可见，“见(xiàn)”的声母应该是全浊塞音*g-。“见(xiàn)”是匣母，所以匣母字的上古音应该是*g-。[17]这一构拟既符合语音变化的一般性规则，又与形态构词上的音变类型相平行，所以相当可靠。
第七，语言理论的指导。语言理论是对语言现象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其科学性使得我们可以据已知预测未知，因此可以对古音构拟起到指导作用。比如，江永将顾炎武的第四部分为元部与真部，将第五部分为宵部与幽部，将第十部分为谈部与侵部，[5]后起学者将高本汉的十几个上古元音减少为二至六个，都是在语言理论指导下完成的。
以上是对古音研究中七种方法材料的概述。从中可以看到，经过古今中外众多学者数百年的努力，古音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从使用材料上看，它既使用文献材料，又使用活语言的材料；既使用汉语自身的证据，又利用其他语言材料以为旁证。从采纳的方法上看，它遵从历史语言学的普遍规则，强调语音演变的规律性；无论是逆向追溯还是顺向纵观都非常重视演变轨迹及其演变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总是尽量周全地与一般语音规则相对照；此外在比较方法的运用上也是不断改进完善的：最初是中古与上古比较，后来扩展到与方言、与外语比较，此外还有词语转写这类语文学上的比较，还有在广阔视野上的类型学的比较。总之，由于材料丰富、方法科学、手段多样，所以，尽管从总体上说目前还没有达到拟音即古人实际发音的程度，比如，我们还不能说“古”的上古发音一定是*kagx（李方桂拟音），②但是就拟音的多个侧面而言是相当确定的，比如，这个音节的声母是舌根塞音，韵腹是一个低元音，都是没有疑义的。事实上，古音重建包含着大量的这类相当确定的结论，我们对古音的了解已大大超越前人。因此，在进行汉语史研究时，理应充分利用这些拟音，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观察探究古代语言的方方面面，这样才能切实推动我们的研究工作，这才是对清儒因声求义科学精神的最好继承。
本文旨在揭示拟音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价值。我们将通过具体实例，以说明当务之急应是尽可能地将现代学者所构拟的音值代入研究材料，通过*p、*t、*n、*
、*a、*
、*
、*am、*ak这些构拟音值，而不仅仅是韵、摄、等、呼、纽、声、唇、齿、舌、牙、喉等术语，去标识、去观察分析语法成分以及相关的单字。这是将汉语史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二 实例一：拟音使虚词比较研究走向深入
古汉语虚词相当繁复，③其中多有音义相关的实例。为了明辨它们的功能、用法，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进行比较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如果单凭文献材料，或者再加上传统音韵学的考量，比较工作仍然会因为语音信息不足而受到限制，甚至无法进行，所幸古音构拟可以在文献材料之外提供语音信息，从而使比较工作得以有效展开。
古汉语“安”与“焉”是一对常用虚词，杨伯峻(1981)解释说：“‘安’字古音和‘焉’字同属影纽寒部，所以‘安’字的语法作用，‘焉’字都有；但‘焉’字一部分用法，‘安’字却没有。”[13]杨先生从用法的广狭上区别“安”“焉”的异同，总体上看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如果拓宽调查范围，还可以发现相类的实例。现在先来看两组例子。
第一组，“乃”与“而”。这两个字都可用作连词。“而”字高频常用，比如在仅有三万五千字的《孟子》中就出现了769次。“而”作为连词用途最广，最无标记性，根据上下文可说既表顺接，也表逆接。“乃”字的出现频率远不及“而”字，比如在《孟子》中仅出现33次。“乃”作为连词其适用范围要狭窄些，其用法主要是表示更进一步的连接或者转折。④
第二组，“特”与“直”。这两个字皆可用为副词，大体意思是“不过、仅仅”。从出现范围看，“直”用得更普遍些。
以上举出了三组虚词：安与焉、乃与而、特与直。这三组虚词有很多共性。首先，各组两个形式的意思非常接近，都是同义词。此外，各组两个形式的对立似乎可用一条规则概括，即，前者表示的意思特殊些，而后者表示的意思则比较一般。这种一致性特别值得关注。我们知道，从词性上看，三组虚词并不相同：“安”与“焉”是疑问代词，“乃”与“而”是连词，“特”与“直”是副词。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词性不同的虚词为什么会以平行的语法特点相互对立呢？其中有无一般性的规则？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探索。事实表明，要进行这种综合性的探索，语音形式方面的信息是十分必要的，而运用古音重建的成果，将拟音代入这些形式，正可以极大地推动这种探索。下面就由此入手。不过，为了对比，我们先来看一看传统音韵学在这一问题上有何助益及局限。请看下表。
上表展示了6个虚词的音韵信息。这些信息对于理解虚词的语法特点很有帮助。比如，了解到“安”“焉”韵部相同，那么可以联想到同出一源的可能性，二者用法相似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前面杨先生辨析用法而旁涉音韵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音韵信息还可以使我们在更高层面上观察语言现象。前面提到，三组虚词的意义对立颇为一致，大体说来就是前者特别后者一般。仅仅基于文字，这种一致性很难理解，可是一经引入音韵信息，情况便会发生改观。从上表可以看到，三组虚词的语法对立与音韵对立完全平行，即意义较为特别的皆为一等，意义较为一般的皆为三等。这种对应很有启发性，它启发我们此中可能有某种语言机制在发挥作用，古汉语中可能存在某种形态音位，即一种意义变化以一种有规则的音韵变化作为载体。
讨论至此，我们初步看到传统音韵对语法研究的助益。但问题远未解决。我们知道，“等”是韵字在韵图中的不同排列次第，其语音学真值并不十分明确，以“等”统摄的字究竟共享什么样的语音特质仍然不得其详。就这三组虚词而言，我们固然可以假设一等表示一种意义，三等表示另一种意义，但是，由于没有具体音值，我们对研究对象总有雾里看花的感觉，很难透视其本质。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具体语音形式无从落实，我们会因此失去与现代活语言进行比较的可能，无法用“等”的观念来与现实语言作比，无法藉此从现代活语言中找到对当形式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成对儿虚词在古汉语中的对立。总之，尽管可以在传统音韵学的基础上作出这样的假设，但囿于等韵的隔膜，探究很难深入。值得庆幸的是，古音构拟可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走出困境。请看下表的古音构拟形式。
表2 三组虚词的古音形式
对比各组的两个形式，从中古音韵的眼光来看是一等和三等的对立。上古情况又如何呢？由于各家对一等和三等的上古来源颇有分歧，所以先来讨论这个问题。
高本汉是第一个系统地对中古音和上古音提出构拟的学者。在他的系统中，三等韵有-j-介音，非三等（一、二、四等）则无。由于这一构拟成功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音节，在说明汉语音韵系统的发展上有其便利之处，所以遵从者甚多。不过也应看到，过去几十年的不少研究已经证明高本汉的这一构拟并不一定可取。基于借词中用三等字对译的外语词往往没有-j-介音，蒲立本(Pulleyblank 1962)很早就开始对高本汉的这一构拟产生怀疑，他先是以元音的长（三等韵）短（一、二、四等）来取代-j-介音的有无，[19]后来(1977-1978)又以上升的尖锐调(acute)以及下降的钝调(grave)这类韵律特征加以区分。[20]受到蒲立本研究的启发，郑张尚芳(2003)更从汉语内部发掘出的证据出发以否定高本汉的-j-介音，提出一、二、四等有长元音、三等有短元音的看法。[14]罗杰瑞(Norman 1994)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通过运用有标记／无标记的分析方法，罗先生提出上古音中的一、二、四等有咽音化或者卷舌化的特征，三等则无。[18]笔者（孙景涛2005）的解决方案是三等有一个紧元音，一、二、四等有一个松元音，证据来自古今汉语以及亲属语言中的形态构词现象。[11]
上举4种构拟互不相同，但共同之处是用发音特征来区分三等与一、二、四等，包括调子的尖锐与重钝、元音的长短、咽音化的有无、元音的松紧。在现阶段，学界还没有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这些构拟各有根据，都是实际语言中的韵律或发声态的对立，都是真实的语音现象，自有可取之处。
这些构拟与我们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由于引入三等非三等（包括一等）的拟音形式，我们不必再说一等表示一种语法意义，三等表示另一种语法意义。取代就形式对立所做的这种令人不得要领的描述，我们可以说虚词的语法差异可能是通过这样的语音形式的交替来实现的，即或者是尖锐上升调与重钝下降调，或者是长元音与短元音，或者是咽音化与没有咽音化，或者是元音的松和紧。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定的语音交替与一定的语法交替互为表里，这是在从真正语言学的角度观察古代虚词的对立，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无疑是缩短了。
尤有进者，由于拟音形式的代入，我们因此有可能与现代语言进行比较，从而使历史语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活”的语言的研究。比如，前面有一种构拟是长短元音的对立，套用到这里，一等是长元音，三等是短元音，这样就可以与现代语言进行直接比较，从而对三组对立虚词的判别提供旁证。请看下面的语言材料。
表3 独龙语元音短变长以表示强调（参看马学良等1991）[9]409-414
从上面3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动词的一般形式是短元音，强调形式则可以是长元音，就是说，元音由短变长可以是一种形态构词手段，目的是为了表示强调。
回过头来再看古汉语中的三组虚词，即，安与焉、乃与而、特与直。它们在语音上表现为一等与三等的对立，按照郑张尚芳、Starostin等人的构拟，安、乃、特是长元音，焉、而、直是短元音。从意义上看，短元音的焉、而、直表示的意思比较一般，长元音的安、乃、特则比较特别。这种情况正好与独龙语中所见平行，我们因此想到古汉语中或许存在相似的情形，元音由短变长，意义由一般变为特别。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并不是要说汉语的这种对立与独龙语有什么语源上的联系。我们只是想说明长短元音的交替在活语言中可以作为构词方式，那么，通过音义两个方面的比较，古汉语存在类似的构词机制就不失为一种假设，而不是一种臆想。还有，三等与非三等以元音长短区分也并不是定论。但是无论如何，由于代入构拟形式，我们可以将表面不同的安与焉、乃与而、特与直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而且还可以同活语言对比，我们的探索自然就会更加深入。如果没有拟音，我们就不可能想到这些，不可能在探索的路上走到这一步。
三 实例二：拟音有助于构词类型的确立
根据笔者的研究（孙景涛2008），古汉语重叠系统中存在顺向重叠，⑤主要用来指小，亦可用来摹态状物。从语音形式上看，这类重叠的特点是两个音节韵母相同，第二音节则一律是流音声母。[10]
(1)顺向重叠例（取蒲立本拟音，后附李方桂拟音）
在例(1)a-c中，第二字的声母皆为来母，中古是边流音l-，上古则拟为流音*r-。在例(1)d-f中，第二字的声母中古是喻四，拟音是j-。至于上古音，早先高本汉(Karlgren 1923)和董同龢(1944)拟为*d-，用它与
（定母）相对。[16，2]后经李荣(1956)等学者的研究，始知全浊声母送气是有问题的，连带动摇了高本汉对喻四的构拟。[8]蒲立本(1962)起初将喻四拟为
，后来改拟为*l-。[19]李方桂(1971)根据谐声和对音材料拟为*r-，王力对此表示了赞同（见李方桂等1984）。[6]白一平(Baxter 1992)、沙加尔(Sagart 1999)、郑张尚芳(2003)、龚煌城(2004)拟为*l-。[15,21,14,3]
将喻四拟为l-有很多证据，这里仅举一例。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ria，前356－前323）侵略东方，攻城略地之后常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城邦，达二十余处，其中一处《汉书》记作“乌弋山离”。⑥将汉字与源词对照，可以看到音节lex是由弋字对译的。弋是喻四字，可知喻四字在汉代以前应是l-一类的读音。
喻四的这一拟音对于确认顺向重叠至关重要。在前面给出的6个例子中，前3例(1)a-c第二字是来母，后3例(1)d-f第二字是喻四。根据传统音韵学，我们知道来母与喻四代表不同的声母，但具体声母是什么？两个声母何以区别？传统音韵学无法回答。所幸的是拟音可以提供答案。透过拟音，我们知道来母与喻四分别是r-和l-。⑦r-和l-发音部位相同，皆为流音，响度相同，音值是非常接近的，事实上二者不过是同一流音的两个变体而已。[10]87-92有了这样的音值基础，我们便可以找出例(1)中诸例的共性，比如，第二音节皆为流音声母，据此便可以将这些例子合理地整合在一起，进而全部归入第二音节表现为流音声母的顺向重叠。
古汉语顺向重叠还有更加复杂的情况。同样是因为拟音的介入，我们才得以弄清其中的原委，形成对古汉语顺向重叠较为全面的认识。请看下面的例子。
(2)重叠形式第二字为定母例（EMC指早期中古音，即《切韵》音）
首先，从意义上看，这些双音形式或者摹态状物，如例(2)a-f，或者指小，如例(2)g，与顺向重叠完全相同。其次，从语音形式上看，两个音节韵母相同，符合顺向重叠的特点。但是，第二音节皆为中古定母，拟音为d-，顺向重叠所要求的流音声母从中古音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出现。那么，从上古音的角度来看又是如何呢？这需要在古音重建上下一番功夫。
基于谐声、异文、通假，可知喻四与定母关系密切。举“殜”例(2)f为例。“殜”属于定母，从谐声看，与喻四关系密切，比如与“殜”字相谐的“枽、葉、
”就都属于喻四。为了在拟音上适当反映这种谐声关系，高本汉用送气与否的方式来区分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声母，即喻四是*d-，定母是。如此构拟会面临很多困难，其中之一是浊塞音一般没有送气与否的分别。蒲立本(1962)在解决喻四与定母关系问题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114-117蒲立本发现，谐声中有两个系列，用他后来的话说，有“t-”和“l-”两个类型，“t-”和“l-”是就上古音值而言的，各自统领的声母则是中古拟音（蒲立本的早期中古音）：
(3)谐声中的两个类型（这是蒲立本的看法；例子为笔者汇集）
这个表格勾画出了谐声系列中的大致分野，即，同一谐声系列的宇或者兼跨端、透、定、章、昌、禅诸声母，或者兼跨定、喻四、透、书诸声母，但是两个组别之间基本上泾渭分明，互不相涉，比如上面举出“单”和“余”两组例子。此中有一个现象尤其值得关注，那就是t-和
在谐声系列中的分别。如图所示，t-和可以出现在同一谐声系列当中，但是，一旦在某一谐声系列中出现了和j-，那么就基本上找不到t-（端母）的踪迹了。这一分别极富启发性。如果像高本汉那样将喻四的古音拟为*d-，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承认送气的*比不送气的*t更加接近不送气的浊塞音*d-——然而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也许有人会用颠倒
与*d-的指派（喻四是，定母是*d-）来帮助高本汉免除这一批评——这样做同样于事无补，因为t-、
互谐很正常，这从上表“t-”类谐声栏中看得很清楚；李方桂(1971，1980)在总结谐声原则时也提到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谐，送气与否的差别并不影响谐声中的互用。[7]也就是说，t-、
4个声母可以互谐。根据这些事实，蒲立本指出喻四一定不是舌尖浊塞音*d-，喻四声母以及与之谐声的定d-、透、书
诸声母必定与通常的舌尖塞音t-、、d-有着十分显著的分别。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找出喻四的声母。蒲立本发现，喻四字经常用来转写古代其他语言中的l-；与喻四谐声的透母字（如“脱”）与藏语、泰语中的清边音1h有同源关系。有鉴于此，蒲立本将喻四的上古音拟为*δ-（，与边音相近），后来又经众多学者不断努力，如今一般都同意喻四应该是*l-或*r-一类的音。有了对喻四声母的这种认识，与之谐声的定母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就“殜”字而言，它与喻四谐声，可知它们同出一源，都是边流音，后来“殜”字变成定母d-。这是认定“殜”字声母为*l-的一个重要理由。
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其他的定母字，如果与喻四谐声，那么，其上古声母就应该是边流音或者与边流音近似的音。现在依据这一构拟意见列出上举例(2)中7个例子的古音形式。
(4)7个例子（见(2)）的古音形式（蒲立本拟音，后附郑张尚芳拟音）
有了上古拟音，现在便可以重新审度这些双音形式了。从意义上看，这些例子或摹态状物或指小；从语音形式上看，两个音节的韵母相同（参蒲立本拟音），第二音节则皆为流音一类的声母。这7个例子在音义两方面与顺向重叠完全相合，自然就可以确认为同属一个类型。
以上讨论了古音构拟在确认顺向重叠中的作用。我们看到，这一类型的确立（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实乃拟音的功劳。如果没有拟音，就这些双音形式第二音节的声母而言，虽然传统音韵学可以告诉我们有的是来母，有的是喻四，有的是定母，但是在不涉及音值的情况下，我们怎能将它们整合在一起进而发现顺向重叠这一类型呢？我们大概只能重复前人的认识，认为它们是连绵字，无法拆开，结果是依旧停留在已有的认识之上。
四 结语
通过两个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到拟音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总起来看，最主要的作用是使历史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活”起来。众所周知，汉字纪录汉语没有问题，但在反映读音上不能不承认有些曲折，这给后人研究古代语言带来很大的困难。代入构拟的古音，使可以“看”的古语变成可以“听”可以“说”的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弭我们与古代语言之间的隔膜，我们对古代语言的观察认识自然就可以深入一步。因此，在古音构拟已有长足进步的今天，从事汉语史研究就应该充分利用拟音成果，透过语言载体——语音去近距离观察古代语法、语义、词汇现象，以期认清实质，将我们的研究引向深入。
注释：
①见《十驾斋养心录》卷五。“无”是微母字，轻唇音；“冒”是明母字，重唇音。
②比如，这个音节的韵尾什么？与中古上声相对应的成分是一个音段还是一个韵律成分？迄今仍无定论。
③比如，何乐士等(1985)共收虚词549个。
④何乐士等(1985)指出，“乃”字“往往用于后一分句之首，连接前后分句，表示衔接或转折。可译为‘就是’、‘然后’、‘而’、‘于是’等”。
⑤所谓顺向重叠，是指基式在前、重叠部分在后的重叠类型。举例来说，在广西藤县话（属粤语）中，“皱”
字重叠之后变成
。（邓玉荣1995）除去末尾的固定音节，头两个音节
恰为顺向重叠之例——前一音节保持不变，是基式，后一音节声母发生了变化，是重叠部分。
⑥《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笔者按：“王”字后面似脱一“治”字。
⑦李方桂等先生的方案与此相反，来母的上古来源是*l-，喻四的上古来源是*r-。这种构拟分歧并不影响我们这里的讨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