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道德心理学研究新进展：道德判断的五基准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基准论文,新进展论文,理论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09）06－0028－04
道德心理和道德判断是人类社会普遍却又具有文化差异的现象。历史上，许多心理学家曾坚持道德判断主要是认知和理性论证的过程。如今进化心理学、灵长类动物学以及神经解剖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虽然理性认知在道德判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道德判断本身却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体现和情感直觉过程[1－4]。
在关注道德判断情绪决定因素的诸多理论中，社会直觉模型首当其冲，向传统道德理论发起挑战，指出道德判断主要是由快速的、自动的道德直觉所致[5]。通过将进化心理学的视角与早期文化人类心理学家Shwecier提出的三种道德规范概念相结合[6]，Haidt等人在2007年的一系列研究又进一步发展了社会直觉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道德五基准理论”，又称为“道德直觉规范的五种基准”，用以研究道德判断的发展过程及认知机制[7]。道德五基准理论一方面突出社会文化因素在道德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着重强调人类的道德信息加工是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与所面临的道德难题互动的结果。
一、五种道德基准及进化意义
道德五基准理论的建立综合了三种基础理论的观点。（1）先天论。认为自然选择使人类自身有准备地学习、探索并积极响应周围生存环境中存在的五种模式。（2）发展心理学的解释。儿童如何学习并掌握依据五种基准定义的、具有文化差异的美德观，从而达到道德成熟的过程。（3）文化历史观的解释。不同群体和社会在五种基准的基础上，为何形成了对美德、法律以及制度的不同看法及侧重点的差异。总而言之，道德五基准理论认为人类在社会生活中长期面临着各种适应性挑战，自然选择保留了那些抓住规律、善于应变且经受住挑战的个体[7]。
道德的五种基准，连同形成每种基准的适应性生存挑战如下：
1.伤害／关爱：保护和照顾弱小后代及亲属的动机使得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关注并试图减少受苦和伤害行为。其进化结果是人类形成了仁爱心和同情心，并憎恶残忍和侵犯。文化的区别则在于不同群体对美德及恶行的重视度相异。这种基准实际上是结合了Hamilton的“亲属利他主义”与Hoffman“同情心／怜悯心”的概念。
2.互惠／公平：在与非亲属的合作中，对合作成果被掠夺的担忧形成了惩罚欺骗者的规范，并随之产生了一系列道德情绪，如愤怒，内疚等。无论是观察或是参与互惠活动的人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些情绪的存在，因此多数社会文化都重视平等和公正。
3.内群体：与两人以上群体合作的过程中，对合作成果被掠夺的担忧使得个体对群体背叛者和欺骗者保持着高度警惕，同时也要承诺自身忠于群体[8]。一系列诸如忠诚、爱国和英雄主义等都是以内群体为基准所形成的美德观。
4.等级／权威：等级结构群体里的统治阶级享有某些特权，但同时他们也担任着保护群体内部成员的责任。因此，适应性的个体能够辨识身份和地位标记，一方面表现出向上的尊重和顺从，一方面向下提供保护并限制。例如人们经常感到对长者的景仰、敬畏和钦佩，并重视尊重、责任和服从等美德。
5.贞洁：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了避免接触致命的细菌和寄生生物，形成了对疾病和致病菌的厌恶感情绪。对患有疾病的个体及群体（如麻风病人）产生厌恶感形成了躲避“不干净”他人的动机。在某些文化里，“不干净”的人是由宗教信仰来定义的。如色欲者、暴食者、贪婪者被认为是不纯的、品质败坏的人；而那些灵魂能够主宰控制躯体的人，则是贞洁的、虔诚的，并被看作是精神上升华了的、有道德的人[9]。
道德五基准理论认为，不同文化社会背景的人类生而具备学习基于五种道德标准的各种美德的能力，并能够将其内化。但儿童对于不同美德的学习能力存在差异。某种美德可能很容易被某些儿童掌握，而另外一些儿童学习起来却非常困难。无论如何，Haidt驳斥传统道德心理学家Kohlberg认为道德的发展是由儿童自主地判断并发现自然法则（如公正、权利）的观点；相反地，Haidt认为道德发展是一种文化适应的过程，即儿童逐渐学习认识到特殊的文化模式，对模式产生直觉反应，并试图表现出被文化认可的行为[10]。
二、道德五基准理论的理论特征
1.文化角色识别。道德五基准理论指出，文化差异决定了人们对基于五种道德基准上的各种美德的建构以及重视程度。例如，“伤害／关爱”和“互惠／公平”基准认为道德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体组成的，道德规范的目的是维护个体利益。公平、公正和自由是美德，因为它们帮助实现个人的自主和自治权，并保护个人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相反地，“内群体”和“等级／权威”基准则将社会看作是各种公共机构（如家庭、部落、协会）的集合体，道德规范的目标是维持社会整合，因此人们重视责任、尊重、忠诚等品德并互相依赖。最后，“贞洁”基准出于人类躲避“不干净”他人的动机，而对“不干净的人”的定义则取决于生存环境或宗教信仰。
Haidt指出，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个体主义，人们对于“伤害／关爱”及“互惠／公平”这两种“现代”基准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加，而对于传统的“内群体”、“等级／权威”以及“贞洁”基准的重视程度则降低甚至逆转了[11]。但与此同时，道德五基准理论并不回避文化差异。大量研究结果显示，与西方社会注重“伤害／关爱”和“互惠／公平”两种“现代”道德基准相比，另一些文化群体更强调传统的三种道德基准或同时应用全部五种基准[6，12，13]。
2.情绪与认知因素的整合。“情绪革命”最初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情绪理论支持者着眼于“情绪的自发性”，认为人类解决各种问题的头脑和心理机制，包括更高级别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如道德判断），都是自发性和无意识性的[14]。道德五基准理论将情绪自发性研究与神经科学以及进化心理学相结合，指出在对与情绪相关的生理、认知和动机机制进行研究时，必须首先理解这些功能机制形成的社会环境。人类情绪的产生是为了适应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因此必须放到四个层次水平（个体内部、配对互动、群体互动及文化）上加以理解。基于个人内部层次上的功能是为了个体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其他层次上形成的功能则是为了加速社会整合与合作[15]。
道德五基准理论将道德判断的过程比喻为审美判断的过程。如同在审视艺术作品时人们会自发地产生一系列情绪反映（高兴或悲伤）一样，人们在审视与道德相关的行为时也会快速地产生赞成或反对的态度。这些直觉反映不需要经过复杂的逻辑推理，而是简单地将头脑中既存的图式（如刻板印象等）加以重新排列组合。对于道德判断的过程而言，用以加速反映的“图式”就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互惠、忠诚、贞洁等道德基准。早期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经典研究支持了快速自发情绪反应的论述。例如人们自发地应用刻板印象来评价他人[16]；维护人际关系的动机会导致推理及判断上的偏见[17]；此外，人们可以快速地为自己的行为和判断进行合理化辩解[18]，这些实验研究都证明了人类认知和判断的非理性因素。
3.多学科交叉领域的融合。人类行为是多因素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道德判断的研究自然也受到各种学科观点的影响。道德五基准理论就是多学科、交叉领域（包括哲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进化生物学及进化心理学等）相互作用的成果。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道德的五种基准在某种程度上是应用了社会学家Durkheim与Weber等人提出的“社区”、“权威”以及“神圣”概念来拓展Turiel的两种道德规范（“公正”与“伤害／关爱”）[19]。Haidt和Graham指出，社会学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便于理解人类在道德束缚下的社会及政治顾虑。“社区”、“权威”、“神圣”与“公正”、“伤害／关爱”一样，是独立的道德判断标准，并为各种文化、各个历史阶段的人们所共同关注[11]。因此，仅考虑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的“伤害／关爱”或“公正”基准难免有失偏颇。
进化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对道德五基准理论的重要影响显而易见。五种道德基准都对应着各自的生存和繁殖功能。人们通过道德判断和从事道德行为，激励他人互惠合作以达到预期目标。与Kohlberg“阶段说”不同，进化视角主张人类的道德信息加工是长期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与所面临的道德难题互动的结果。
人类学与宗教研究的成果也极大地推动了道德五基准理论的建立。例如“等级／权威”基准将权威等级看作是双向的，既包括权力责任和义务又包括对权力的限制。这与人类学将等级看作是“自由协商的顺从”概念相呼应[20]。再比如“贞洁”基准来源于文化人类学家Shweder提出的“神圣感”概念[6]。历史上，宗教及其核心概念“神圣感”常被误解。许多科学家把宗教单纯地看作是对神以及人类起源的信仰。由于多数信仰被证明是错误的，因而宗教被认为是愚蠢的甚至是邪恶的错觉[21]。然而Durkheim则认为，神是一种社会组织，是各种宗教活动的符号象征，宗教的社会功能是将散漫无束缚的个人集中到一个群体和社区里来。Haidt和Graham进一步指出，“贞洁”不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束缚，而是某些宗教文化里用以建立群体生活规范、价值和意义的基准[11]。
最后，近20年来的神经科学研究也为道德五基准理论提供了科学的验证工具。神经影像学的发展和fMRI磁共振成像仪的应用为道德心理学的发展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22，23]。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将被试安置在扫描床上，在向被试提出各种道德难题的同时，fMRI扫描仪可以通过测量人体血液中的含氧量显示大脑的激活区域。大量研究数据表明，人类大脑的内侧前额叶、两侧颞极、背外侧前额叶等部位均与道德判断相关[23－26]。其中后颞上沟区域和顶下叶区域在面对道德判断难题时尤为活跃[27]。最新的研究还显示，当异族面孔出现时，人类大脑的杏仁核区域被高度激活[28]。上述功能脑成像技术为情绪、社会认知以及其他神经信息加工处理方面提供了解剖学的解释。对这些数据结果的分析将有助于拓宽心理学研究者对人类“道德大脑”的理解和认知。
三、理论及方法的成果与缺陷
作为一种新兴理论，道德五基准理论不过是近一两年的研究成果，但五种道德基准已经成功应用于美国政治观念的实证研究。道德的五种基准准确地描述了美国社会的两种政治倾向——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间的异同性。在美国政治社会中，自由主义者坚持观点言论自由的主张，认为政府及其他社会制度都应当最大化地保障个人利益。相反地，保守主义者坚持强大的社会制度和约束对于儿童健康社会化和保障人类福利是必要条件[29]。
理论方法上，Haidt和Graham自创了“道德基准问卷”，用以测量人们对五种道德基准的关注和重视程度。研究结果显示了“二比五”假设，即声称自己属于政治自由主义派的人，在道德判断时更关注“伤害／关爱”和“互惠／公平”基准，而认为自己属于政治保守主义派的人，在道德判断时则同时关注“伤害／关爱”、“互惠／公平”、“内群体”、“等级／权威”和“贞洁”这五种基准[7]。虽然研究结果仍有待进一步的证据检验，但不可否认道德五基准理论为政治倾向与道德判断的相关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然而，道德五基准理论及方法在实证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理论方面，道德基准的数目遭到质疑。源于Kohlberg的单一“公正”基准，发展到Turiel的“公正”、“关爱”两种基准，之后拓展为Shweder“三种道德规范”，至今形成了道德的五种基准，一些研究者批评五种基准的选择过于随意。一方面，从一到五的理论发展趋势是否证明道德基准的数目可以无限制拓展？另一方面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面临的道德难题是否能用五种基准全部概括，文化差异是否能被五种基准全部解释？上述困惑尚未得到合理解释。
同时，道德五基准理论将“内群体”、“等级／权威”和“贞洁”看作是三种传统概念，而“伤害／关爱”、“互惠／公平”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并认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三种传统基准的作用将逐渐削弱甚至逆转。但这一定论仍缺乏具体证明。一方面，西方心理学的现有研究无法证实现代化与道德基准两者关系的假设，另一方面，以传统道德标准为主导的其他文化社会中尚未表现出传统道德削弱及逆转的迹象。
此外，作为交叉领域的理论产物，研究者还关注着道德五基准理论与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领域中其他相关理论解释间的适应性问题，但这些仍依赖于进一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在方法上，对于已有的道德基准问卷，包括道德原则问卷和道德陈述问卷两个部分，研究者较为担忧陈述问卷在概念测量方面的效度问题。例如陈述问卷中测量伤害／关爱基准的一项表述为：如果我看见母亲打了她的孩子一耳光，我会非常愤怒。如何将表述中的伤害／关爱基准与母亲和子女间的“等级／权威”关系相区分还有待进一步探讨。问卷使用者也指出“两种测量工具（包括道德原则问卷和道德陈述问卷）还非常新，也没有经过反复提炼和推敲……但不幸的是，问卷是目前唯一的测量方法，还有待检验”①。
此外，道德基准量表尚未应用于其他非西方文化及社会环境，在问卷的语言转换、评估者内部信度等方面都将面临挑战，因此其跨文化研究实用性仍是未知数。
四、理论应用前景及挑战
着眼于情绪和进化对人类道德标准形成的影响，道德五基准理论试图向当代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引入一种全新的、普世的道德理论，用以解释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共同道德规范准则。这种理论拓展了传统道德理论代表人Turiel的两种道德规范（“公正”与“伤害／关爱”）以及Shweder的三种道德规范（自主道德观、集体道德观与“神圣感”），强调人类道德心理由五个重要部分所组成（“伤害／关爱”、“互惠／公平”、“内群体”、“等级／权威”和“贞洁”）。道德五基准理论力图驳斥激进主义宣扬摒弃传统道德规范的观点，极力呼吁社会接纳传统道德标准，维护群体整合和制度完整[11]。
在应用研究方面，道德五基准理论的一个重要潜在应用方向是通过与神经心理学结合，拓宽道德判断心理学研究的视角。例如尝试将道德五基准理论与脑成像数据分析结果相比较，可以获得五种道德基准的神经解剖结构信息。
另一方面，研究者预测道德五基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将成为中西方跨文化道德心理学研究的一块新阵地。但鉴于新理论尚缺乏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道德五基准理论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应用也经受着挑战。例如，对于“贞洁”基准的解释就很难适用中国社会文化现状。在道德五基准理论中，“贞洁”基准的定义包括两个部分：为适应原始环境而进化的厌恶感情绪，以及由宗教定义的“神圣感”。然而在当今中国社会，进化而来的厌恶感情绪虽然存在，但基于长期以“无神论”为主体的教育观念，多数中国人对“贞洁”基准的理解已经不受宗教“神圣感”的限制了。尽管如此，道德五基准理论对人类社会道德基础具有较强的总体解释力，因此值得我们引入并借鉴其基本理论观点。至于该理论在中、西方跨文化道德心理学比较研究方面的理论命题以及具体应用则期待于相应心理学实验的支持。
注释：
① 与加州大学Irinve分校心理与社会行为学系从事道德心理学研究的博士Koleva S P.的信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