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语历史比较的择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汉藏共同语的历史应追溯到史前时期。史前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思维方式与后来的有很大差别。词汇自史前以来有过很大的变化。汉藏语语族、语支、语言等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关系到面貌不同的词汇构成，择词问题不应忽视。
一 汉藏语的历史
汉藏语起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①a]它们的文化源头可追溯到最近一次冰期结束后距今一万至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早期的文化。新石器早期黄河流域已出现粟的农业文化，长江流域是稻的农业文化，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不同地区新石器早期和中期的文化和居民体质是各自一脉相承的。到了距今约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长江和黄河地区不同的文化互相伸展，密切接触。考古学发现的文化伸展，如仰韶文化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发展为马家窑文化，以及后来的龙山文化的扩张，应伴随着语言的分化。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人类体质的研究表明今天的汉、藏缅、苗瑶和侗台诸原始语应分别来自新石器中期已显示独立特征的文化区域。汉语来自黄河下游，藏缅语来自黄河中上游，苗瑶语来自长江中游，侗台语来自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地区。扬雄《方言》记录的古汉语方言和其它语言的情况也是说明古代语言分布的重要材料。
古汉藏语在类型上应与印欧语有较大的差别，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名词和代词的格变化，[②a]语法形态主要表现在动词的粘附成分上。根据汉语和藏缅语的研究可以推测古汉藏语以前缀和后缀分别动词和名词，动词的时（或体）、自动和使动等的区别。动词的共同词根广泛地分布于汉藏诸语。
汉藏语的同源词根和构成形态的方式相同是证明史前存在过原始汉藏语的关键。这一讨论要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恕另文再议。
徐通锵先生根据白保罗（P.K.本尼迪克特）对汉语和藏缅语同源词的统计，用语言年代学的方法测算，汉语和藏缅语分化的年代距今约40个世纪。另外他根据雅洪托夫的统计，测算分化的年代为50多个世纪前。[③b]南岛语和汉藏语的分化大约可以以台湾大坌坑的绳纹陶文化的存在为参照。“夹沙绳纹陶文化是整个华南地区新石器早中期文化在文化面貌上的共同特征”，属于该文化的桂林甑皮岩上层遗存距今约7500年。[④b]河姆渡和马家浜早期都有绳纹陶文化。我们暂将南岛语和汉藏语的分化估计为BC5500年前。去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理论方法研讨会”的论文中我曾用一个示意图表示汉藏语的发生学关系和历史分期的个人意见，现稍作修改如下：
原始藏缅语的依托文化应是承中原仰韶文化和甘青马家窑文化的客省庄类型的陕西龙山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距今有四五十个世纪的昌都卡若文化应是早期古藏缅文化的扩张，而不是源头。后来藏缅语从西北至西南形成走廊。承自新石器中期和晚期的沿海文化夏商时代是黄河下游的东夷文化和东南沿海的越文化，它们连成一片自北向南伸延。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是原始侗台语。中部孕育苗瑶语的屈家岭文化又与西北、东南邻接的文化关系密切。从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征看来，古代势力强大的语言在一个大区域内往往留下共同的大底层。相邻的语言（或方言）往往有共同的底层和互相复盖留下的表层。汉语和藏缅语，汉语和侗台语，藏缅语和苗瑶语，苗瑶语和侗台语都是这样。否则我们很难解释这些语言在语音结构、词汇或语法形态的某一两个方面很相近，另一个方面差别又很大的现象。上图仅仅表示了汉藏南岛语可能存在的发生学关系及其历史分期。汉藏南岛诸语分化后互相复盖这一类的复杂关系没有表示出来。
目前所知东亚最早的农业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华南地区可能是汉藏和南岛语的最初发生地。新石器的早期和中期原始语传播至黄河、长江流域以及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形成一些相对独立的区域语言。大约又可以用链的关系表示汉藏南岛语由于时空次序造成的关系：藏缅——汉——侗台——马来（印度尼西亚）——玻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苗瑶应是链中的分环，或在汉、侗台、藏缅之间。链的每两个相连的环节都有较多同源的证据（不是那种最近20个世纪来接触造成的相似）。大约可以认为新石器早期开始一种以前缀粘着形态为主的原始语扩散成为今天的汉藏南岛语。
上文的分化图中应在南岛和古越之间加一连线，表明汉藏和南岛在新石器晚期的连锁关系。
与汉藏语系比较，印欧语系相对来说是较年轻的。印度最早的吠陀梵文文献《梨俱吠陀》赞美诗估计是不晚于公元前1200年的作品。大约在公元前二千世纪中叶（相当于我国的商代）雅利安部落把他们的语言带入印度。[①c]吠陀梵文代表的语言认为是“共同印欧语”特性保存得最好的。[②c]从原始印欧语到印度—伊朗语族经历的年代不应太久远。而我们的藏缅语族从“汉藏共同语”的分化至少是夏代以前，有可能是在马家窑文化时期，距今有5千多年了。藏缅语进一步分化为几个不同的语团大约在商代。
二 史前语言词汇面貌的假设
与汉藏语同源研究相关的是对史前语言面貌的设想。黄河和长江流域史前居民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与后来的应有很大的差别，许多差别往往为今天的学者始料不及而对史前和有史以来语言词汇的创新和保留不能作出正确的估计。
旧石器时期原始汉藏语先民的生产方式是渔猎和采集，新石器早期开始至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在一些地区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在种植条件并不十分优越的地区，畜牧业是先与粗放农业并存，稍晚才占了主导地位。[①d]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期仍处于母系社会阶段，[②d]直至龙山文化时期才出现父系社会。原始社会的解体在中原应是龙山文化时期。铜石并用自龙山文化时期延续至春秋。陨铁在商代偶见使用，而铁的冶炼始于春秋，战国时铁器才广泛使用。中原以外的许多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则落后于中原。汉藏语开始分化的时期，社会的形态和生产方式都还是相当落后的。
出乎意料的是原始社会的语言，词汇很丰富，往往是有关具体的词很多，有关抽象的很少。这是人类学家对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中的语言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
新西兰的毛利人（操毛利语，属南岛语系玻利尼西亚语族），“能够分出树的性别，某些树的雄性和雌性有不同的名称”，“鸟、动物、鱼的尾有多种名称”。巴西的柯罗亚多人的语言，“只适于表现直接围绕着他们的那些东西”，“以极大的准确性来区分身体内外的部位，各种动物和植物”，“但是要在他们那里寻找用于植物、动物、颜色、声音、性别、种等等的抽象概念的词，则是徒劳的”。“概念的这种概括只表现在动词不定式走、吃、喝、跳、看见、听见等等的常常使用上。”[③d]列维—布留尔的这些描述应是原始社会时期语言的特征。
如《说文》中“洒”和“涤”是一般意义的洗。“沫，洒面也。”“浴，洒身也。”“澡，洒手也。”“洗，洒足也。”“沐，濯发也。”“浣，濯衣垢也。”“濯，浣也。”有关“洗”的这种仔细的分别应承自具有原始语特征的早期汉语。
侗台语固有词中没有“庄稼”这样的抽象词可以概括栽培的作物，而对于“烧”，在“烧山”、“烧茶”、“烧火做饭”中分别用不同的词表示。
而兰坪普米语马嘶、牛叫、羊叫、狗吠、虎啸、狼嚎、猫叫、公鸡和母鸡的鸣叫都用不同的词来分别。
在采集和渔猎时代，人们对草木虫鱼和鸟兽的熟悉和分别应远胜于现代。旧石器晚期（距今一万年以上）东亚的居民已使用骨针，有装饰品，钻孔的石坠、贝壳等。已使用弓箭（石制的箭头在陕西沙苑、黑龙江松山、广西西樵等不同地点的旧石器晚期遗址上都有发现）。有的装饰品还用赤铁矿染成红色（山顶洞）。
新石器时期的居民定居于半地穴式的房屋中（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也出现了干阑式的房子（河姆渡）。不同的地区开始出现家畜的饲养，如猪和狗。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中有不同的生产工具。如距今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河南）遗址中的石器有斧、铲（扁平椭圆形的有人认为是耕地的“耜”），石纺轮、锯齿镰、石杵、矛等。裴李岗男性墓多随葬石铲、石斧、石镰和镞，女性随葬石磨盘、石磨棒，可见男女已有劳动的分工。出土的陶器中有罐、壶、鼎、勺等。
汉藏语比较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数词的问题。
“在非常多的原始民族中间（例如在澳大利亚、南美等地），用于数的单独的名称只有一和二，间或也有三。超过这几个数时，土人们就说：‘许多、很多、太多’。要不然他们就说三是二、一；四是二、二；五是二、二、一。”一些部落中人们借用身体部位计数，就像今天的小孩那样板手指帮助计数。巴布亚落后的村落中“他们从右手小指开始数起，数完右手手指，继续数右边的腕、肘、肩、耳和眼，然后数左边的眼、肩并往下数左臂和手，直到小指。”[①e]
在史前的黄河流域完善，后来扩散到其它地区的汉藏语中去。与侗台语可能有发生学关系的仡佬语团的语言和黎语保存有南岛语十进位的数词，[②e]这是本尼迪克特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新联盟的一个证据。
今天的南岛语，数词多为十进位的，有的语言如赛德语、邵语、莫图语仍保存着非十进位的数词。它们的“六”和“八”分别是两倍的“三”和“四”。如赛德语“三”teru，“四”sepat，“六”muteru，“八”mumusepat。试比较马绍尔语（Marshallese，太平洋中部的南岛语）“一”juon，“六”jiljino，“七”jiljimjuon，“八”ruwalitók，“九”ruwatimjuon，它的“七”是6加1，“九”是8加1。南岛语和汉藏语的数词有很强的地区性。南岛语数词“一”“二”如台湾泰耶尔语群和邹语群的与排湾语群的不同，排湾语群的与马来的有同源关系。南岛的数词“三”至“八”有属于十进制的和非十进制的两种，而“九”和“十”除了可与坦波尔夫构拟的[]tiva、[]puluh对应的，余下的另有其源。“九”如印尼语sembilan，巽他语salapan，耶眉语siam。莫图语“九”taurahanita，由“八”taurahani和“一”ta构成，“八”中的hani来自“四”，所以它的“九”是二个四加一。汉藏诸语完全一致的十进位数词应是后来才有的。史前的汉藏语可能没有语系内部一致的十进制数词系统。另外可以假定的是当汉藏语从黄河和长江流域向南扩张时，一些语言的数词成为底层成分。
台语和侗水语的“三”至“十”是汉借词，“一”和“二”借词和固有词并存。黎语的“一”和“二”应与南岛语的没有关系。大约黎最初的数词跟它的基本词一样是侗台的，当黎迁入海南岛后与马来语关系密切，使用了更为方便的南岛语十进位数词。[③e]对汉藏语这样古老的语言来说，十进位数词是年轻了一点。
人称代词“我”，汉语和藏缅语一般认为是同源的。甲骨文第一人称代词有“朕”、“我”是第一人称的复数，多为殷商自称。[①f]考虑到商本来自山东，甲骨文和卜辞表现出的风俗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及史书的记载，应认为商的原有主体民族（实际上是一些部族）来自东
由于古今居民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语言的词汇有稳定的，也有不稳定的。古汉藏语的动词有缀音，如果动词的形态情况不清楚，动词的比较仍有较大的困难。
三 不同层次比较的择词
语族、语支和语言（方言）是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中的不同层次。无论哪一个层次上的比较，都不能把分化后才进入语言的词作为同源的证据和构拟共同语古音的依据。
上文假定了汉藏共同语存在的年代和不同语族从共同语中分化的时间。估计汉藏共同语存在于史前（夏代以前），史前原始社会时代的原始语与后世的比较，词汇上应有很大的差别，语音和形态也是这样。即使对汉藏语的分化年代有不同的看法，对它应包括的语族有不同的意见，但在讨论它的不同语族同源关系时择词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语“嫁”与“卖”同音是私有社会的语言现象。[①g]
“价，物直也。”（《说文》附）“价”、“值”两字其义来源不同。“价”（價）其音义与“贾”有关。《说文》：贾，市也。“直”（值）与交换有关，其义为两物相当。就商品经济发展而言，先有生产者拿多余的产品去交换，后有行商。“价”这个词反映的应是较晚的概念。
当然文字中的概念一定晚于口语。口语中有的文字中不一定有，也不一定后世都见到。但某些概念不应超越社会形态的发展提前出现。
铁的大量采用是在战国时代，金文中没有见到“铁”字。《说文》古文铁写作“銕”。所以“铁”这个词不能作为汉藏语不同语族同源的证明，它的出现甚至晚于一些语族的分化。
藏缅语从原始汉藏语的分化至藏缅共同语中的分化这段时间是原始藏缅语时代。如果仡央语团是侗台语族先分出来的一个语支，以后先后从共同语中分化出来的是黎语、侗水和台语。苗瑶语的分化可能不晚于晋代。
汉藏语历史比较和古音构拟有语系、语族、语支、语言4个层次，在年代上大致是史前、上古、中古和中古以后这样4个时期。也就是说汉藏语语族间的比较和原始汉藏语古音的构拟涉及的词应是史前的，诸语族不同语支之间的同源比较和语族共同古音的构拟应是上古的，语支内部的语言包括方言间的比较研究亦应另外设定它们的参考分化年代，避免择词的盲目性。
“帽”、“裤”、“鞋”这三个字在汉语中原本是专名，汉之后它们成了通名。这几个字在成为通名之前原始侗台语已分化为不同语支了。
五谷稷（粟）、黍、麦、菽、麻，没包括稻。其实稻的栽培可能比稷早。麦的栽培晚于稻和粟，但也不应晚于夏商，甲骨文中就有“麦”字。“菽”汉以后才叫“豆”。“茄子”出自岭南，在中原的种植不晚于隋唐，但“茄”本为莲茎之名。白居易：“日暮飞鸦散，满庭荞麦花。”（《村夜》）但不知“荞麦”是何时开始种植的。亦不知汉语和其它民族语中孰早孰晚。
“鸭”是后起的字，战国时代叫做“鹜”，方言中先有“鸭”这个说法，后有“鸭”字。“茶”南北朝渐盛。上古未见饮茶的记载。[①h]
古人席地而坐，有“几”而无“桌”。“锅”、“碗”的叫法也是后起的。古代烹饪用“鼎”、“鬲”、“釜”、“甑”，盛饭菜的叫做“簋”。饮酒器的通名为“爵”。“筷子”原称为“箸”，周代叫做“
”。“箭”来自汉以前的关西话，本为竹名。农具“锄”、“犁”、“杷”都不是早期汉语已有的。
王辅世、毛宗武先生《苗瑶语古音构拟》的[]dz-应是中古以后的音值。这一声类下的词“荞麦”、“茄子”、“桥”、“骑”中古声母当为[]g-，它们可能是中古前后的汉借词，试比较：
如果承认语言历史年代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没有文字资料或较晚才有文字资料的语言，利用语言历史年代学的拟测方法假定语言分化的大致年代，这对历史比较带来很大的方便。这样就不涉及数以千计的词汇，而只是重点考虑数百个核心词。事实上用数千个词的“同源”百分比作为参考来论述语言间的亲疏关系这种方法是未经严格论证的。从汉藏语的语言史看，塞擦音往往是后起的。两种语言分化后才有的塞擦音，它们的对应除非是先证明有相同的演变历史，否则没有历史比较的意义。语法上的形态当然也是这样，共时上的相近不代表历史上的相同。
历史年代学对于分化不那么久远的语言，拟测其分化的大致年代是较有成效的，但对于两种分化已久的语言由于确定同源词的困难（包括对借词和同源词区分上的难度），拟测的可靠性也较差，只好借重于历史或考古等其它研究成果予以修正。
有了设定的参考年代，只要是共同语分化以前已有的词，都应作为同源词，都可以参加共同语语音的构拟。以印欧语为模式挑选的核心词，如斯瓦迪什核心词表的局限性在于对于汉藏共同语来说有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或者它们并不是汉藏语的演变中最稳定的那一部分，对于不同层次的比较，也许应提出几个更为合适的核心词表。
以语言的分化年代为参考，可以把分化前和分化后的借词处理为同源词和非同源词。但许多词进入或产生的年代是很难追溯的，判断它们是否为同源词还可以有其它的方法，主要应是通过对词的语音、语义和形态的研究和与其它语言的比较来考虑。
注释：
①a 参见邢公畹《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民族语文》1996年第4期。吴安其《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与汉藏语的渊源》，《民族研究》1996年第6期。
②a 孙宏开先生认为，“早期藏缅语的格形式是粘附性的，数量也比较少”，“作格系统（ergative）应该是比较原始的”。参见孙宏开《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研究》，《民族语文》1995年第2期。
①b 参见拙作《与亲属语相近的上古汉语的使动形态》，《民族语文》1996年第6期。
②b 参见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年。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b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52页。
④b 张之恒《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特征》，《中国考古学年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①c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译，商务印书馆，第71页。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19页。
②c A.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0页。
①d 张忠培：“我国考古学已经否定了某些学者提出的从狩猎捷径地发展到畜牧经济的观点……。”参见《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27页。
②d 苏秉琦：“它（仰韶文化）的后期还是母系氏族制，但是在它的胞胎内孕育着新的萌芽，而更大的变化则是它的后期结束以后的文化阶段。”参见《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80页。
③d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64、165页。
①e 《原始思维》，第182页。
②e P.K.本尼迪克特《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的联盟》，罗美珍译，《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印，1980年。
③e 原始马来人大约在B.C.1500年从中国云南迁至泰国、印支、马来半岛后至印尼。见孔远志《印度尼西亚语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页。凌纯声认为印尼人源于中国中部，见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发生学关系问题》，《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另见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论文《南洋土著与中国古代百越民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①f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948、72、1380页。甲骨卜辞中“朕”兼领格。
②f 李方桂先生认为余母字“颐”、“诱”、“药”等来自[]grj-，“聿”来自[]brj-，见《上古音研究》，第92、94页。
③f 菲律宾语北部方言的人称代词情况请参见Curtis D.McFarland,Northern Philippine Linguistic Geography,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Tokyo，1977。南岛语与上古汉语词语音的对应请参见拙作《从汉印尼几组词的对应看汉南岛的关系》，《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
④f 参见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所编《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
①g 史金波《西夏语的“买”“卖”和“嫁”“娶”》，《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
②g 《马汉麟语言文字论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
①h 《尔雅·释木》：“檟，苦茶。”茶、荼本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