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层党组织对新乡贤文化的促进
毕丛慧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610)
【摘 要】 新时代背景下，乡贤文化呈现出新的特点，但在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中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意志的执行者、人民权益的捍卫者，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通过基层党组织，对乡贤文化进行方向上的引导、组织上的构建、行为上的规范，从而充分发挥乡贤文化建设乡村、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新乡贤文化；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国家振兴、民族振兴的重要举措和关键步骤，而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要充分发挥优秀传统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乡村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在新时代背景下，传统乡贤文化呈现出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介入乡村自治、德治的特点，呈现出具有时代气息的特征，形成了“新乡贤文化”。习近平指出，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1]。如何利用好乡贤文化建设乡村，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对新乡贤文化的领导与促进作用。基层党组织是贯彻、执行我党意志的重要支点，通过基层党组织对新乡贤文化进行政治方向上的引导、组织框架上的构建、行为方式上的规范，可以充分发挥新乡贤文化建设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的积极促进作用。本文拟从新时代背景下乡贤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新乡贤文化在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中面临的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引导促进新乡贤文化发挥作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发挥新乡贤文化作用的现实路径。
一、新乡贤文化的内涵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自古就有尚贤的传统乡贤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我国千百年来乡村治理的智慧与经验，是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发展的一块基石[2]。
乡贤，旧时又称乡绅，是指在本乡本土知书达理、才能出众、办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他们多半耕读传家、上慈下孝、为人正直、热心公益，享有良好的口碑和威望。旧乡贤文化在以年老德高者为主的基础上，一般仅注重调解功能，在乡村治理上所作的贡献比较片面，没有发挥出潜在的力量。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传统乡贤文化的内涵体现出局限性、僵硬性的特点，片面的年老德高乡贤文化需要重新赋予内涵外延，焕发新的活力。
乡贤文化从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榜样文化、精英文化和先进文化，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文化资源。我们倡导新乡贤文化，绝不是要历史穿越，而是要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新乡贤应有的独特作用。符合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创新发展乡贤文化，凝聚乡贤力量，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乡村，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大有裨益。
有鉴于此，本文所称“新乡贤文化”之内涵。意在强调对传统乡贤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发扬传统乡贤品格，又凝练现代乡贤气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相契合、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文化。
二、新乡贤文化的特征
(一)参与主体的多元性
乡贤文化可追溯至部落时代对年长的、有智慧者的尊崇，在封建时代具体表现为里正、保长、亭长。在双轨政治的背景下，国家很少干预乡村社会。乡贤凭借特殊的身份和文化权威参与乡村管理，为乡村谋求福利、化解纷争，提供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等功能[3]。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乡贤文化不再仅仅囿于村中，而是拓展延伸至那些在外拼搏某事业、谋发展的离乡游子身边。村落中，年长、有智慧者往往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与服从；再延伸些，那些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内取得成功的人士也可以得到村民的认可。虽为同乡，却有不同的成长经历、不同的资源优势、不同的文化背景，世界的精彩在于其多彩多样，乡村的繁荣在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内的主体都可以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集体活动开展的领导者、策划者和组织者，乡村中的一切事务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参与。乡贤文化组织的活动开展一方面需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策划，保证其方向的正确性、活动开展的切实可行性，另一方面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协调组织作用、充分发挥村民参与乡贤文化组织活动的参与度。文化活动的开展还需要资金的支持，这也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其作用，多方牵线，积极筹措资金、物资等，大力支持乡贤文化组织优秀活动的开展。
(二)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愿性
愿意成为乡贤的人士本身便存在着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愿望。首先，根植在民众血液中的“乡土情结”使其无论走出多远最终都会归来建设家乡；其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总是离开家乡，家乡中总会有许许多多无法割舍的宗族、邻里关系，人际关系方面的牵连也是乡贤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原因；再次，“面子文化”也是许多返乡人士所看重的重要原因，毕竟“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最后，传统的“学优而仕”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华大地上的子孙，虽然乡贤理事会只是自发的社区组织，但是其本身可以为基层党组织提供相当的意见、建议，从而为这些乡贤提供了另外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
在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对于他们治理的配合是自愿的。参与与否、参与程度深浅，甚至何时推出等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村民在参与乡贤理事会工作是充分自由的。这样，不仅乡贤自身具有很强的自愿性与参与度，也充分调动了其他村民的自愿性与积极性。
(三)参与机制的协调性
Vc吸光度为A，试剂空白吸光度为A0，计算吸光度差ΔA=A-A0的值。以吸光度差值ΔA对Vc浓度C绘制校准曲线，见图1[12]。
三、乡贤文化建设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一)认知度有限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我国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关键点，是贯彻我党意志、坚持我党正确政治领导的核心。发掘优秀传统乡村文化、发扬乡贤文化，必须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作用。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渗透各个方面，同样，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必须贯彻在乡贤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样才能保证方向不出错误。只有方向不出错误，才能够正确发挥乡贤文化的积极推动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行之有效的助推力。
例1：K=4，L=5时，发现最短滤波器h(n)和满足长度为N=10的条件。图1说明了几种解法中存在的一个解法。注，是在图中无法区分的。函数的图表明，如果作一对Hilbert变换，ω＜0的值接近于零。
(二)参与热情欠缺
乡贤对于乡村治理的参与度不够，参与热情不高。新乡贤中有很多是从乡村走出去的成功人士，其学识水平、道德水准和成就固然令乡人敬仰，但由于他们长期远离故土，与故土的很多关系如土地关系、户籍关系早已断裂，他们回归乡村，如无特别情况，对于乡村中的事务多抱以旁观态度，也就造成了很多地方“模范型”乡贤多，而“参与型”乡贤数量有限。此外，很多乡贤由于缺乏参与乡村治理的经验，对村内事务的处理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做错事、帮倒忙，出于对明哲保身的思想也就不愿意出来做事[3]。乡贤参与乡村的治理固然需要其高尚的品格和敢于担当的勇气，但现实状况下由于风气以及相关机制的缘故，使得乡贤缺乏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也就无法激发新乡贤文化的活力，解决不了乡村治理的实际问题。
(三)组织不够规范
乡贤文化缺乏规范的组织，致使乡贤空有力而无处使。乡贤文化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教化功能，另一方面体现在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动当中。而问题是，很多乡贤虽有服务乡村的志愿，但缺乏相对规范的组织充当平台和媒介，若全靠乡贤单枪匹马去“战斗”，不仅参与治理活动的风险高，而且效率低下，其结果就是乡贤有力无处施展，积极性遭到很大的打击。虽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乡贤自发性的组织，也发挥了新乡贤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但由于缺乏更科学的、更高级别的领导，以及规范的运行机制，所以，这种自发性组织在村内事务的解决上存在与基层组织的兼容性问题。
(四)功能缺乏多元化
前文曾提到，在“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政治人才被视为“凤毛麟角”的古代中国，皇帝和他的官员们即使有想法也没有相应的条件，用足够多的政治人才去铺一条通往乡村的“治理之路”，乡贤文化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关键的补充作用。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原来的限制因素基本不复存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的各类组织运行以及各项工作展开的全面领导，传统乡贤文化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不过，也还没到“封嗓”的时候。基于新形势下乡村治理的现状，习近平提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7]。而对于当代乡贤文化介入现代乡村治理的探索，不能急于求成想着现拿现用。没有把握住核心，台上弄得再热闹，结果观众们听得头上都是问号，也就不会为其鼓掌叫好了。因此，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推进、拓展新思路，采取新举措，开创发挥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新局面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四、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新乡贤文化的相互作用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5]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在规律，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应有之义，具有明确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指向要求。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体系的末梢，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和领导核心，是党在农村社会各项工作的中心，履行农村社会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各项工作中具有决定权，能够引领方向和凝聚人心，是党密切联系农村群众的纽带。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我国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关键点，是贯彻我党意志、坚持我党正确政治领导的核心。发掘优秀传统乡村文化、发扬乡贤文化，必须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6]。
(一)政治领导作用
新乡贤文化在部分乡村地区缺乏认识基础，德化功能有限。一方面，尽管传统乡贤文化对历史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地区，由于其经济、地域、历史等存在客观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乡贤文化氛围各不相同。所以，在乡贤文化氛围不高的地区，新乡贤文化往往缺乏发展的源动力，也就难以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即使忽略文化基础的差别，各地基层组织对于新乡贤文化同样缺乏深刻的时代理解，很多地方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种口号去宣传，而没有将其蕴含的教化作用发扬光大。因此，无论是对于村落自身，还是基层组织而言，新乡贤文化在乡村内部都存在着认识的缺失，从而导致新乡贤文化的传播力度受限，无法在村内形成崇德尚贤的风气。尽管各地的宣传标语上或多或少都有“乡贤”一词存在，但实际上新乡贤文化一直是种“隐身”的状态。
(二)组织建设作用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乡贤文化组织如乡贤理事会等的组建必须要在党的带领、协调下，一方面是贯彻党的意志、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复杂的乡村境况所要求的。通过基层党组织组织村民、乡贤等协商讨论，制定乡贤组织框架、订立组织组建与活动开展准则，构建出兼顾大局、切实有效、协调各方的拥护党的领导的乡贤文化组织。乡贤文化组织的成员必须得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还需要反映各方合理关切，所以必须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贤文化组织成员遴选中的重要作用。
(三)策划协调作用
乡贤虽只是少数人可以担任的称谓，但其本身构成的多元化则为普通村民打开了一个宽阔的路径，提供了一种参与乡村共同治理的渠道。首先，乡贤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上的称谓，这本身便使其与民众拉近了距离，增强了亲和感，调动了参与度；其次，乡贤主体多元且广泛，乡贤本身便是村民的一份子，乡村社会是血缘熟人社会，乡贤个体本身便可以团结、凝聚相当一部分人的力量。
高校多媒体管理工作涉及的部门较多,关系较为复杂,分工不明确,为避免出现互相推卸责任、扯皮的现象,各高校应根据自身的特点,以服务师生为出发点,建立精简有效的管理组织体系。各部门应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协同工作,同时也应进一步理顺关系,明确各自责任和义务。理顺多媒体管理体制,就需要实行“一体化”的管理模式,由某一部门来主管多媒体教学设备等,以达到高效率管理多媒体教学设备的目的。比如可以考虑由学校教务处主管多媒体,统一协调与批准多媒体的使用。
(四)监督管理作用
一些农村地区，例如，坐落在皖北蒙城的王集乡，就在乡委乡政府的组织下建立了乡贤文化设施，如乡贤馆、好人馆、文化大院等，村民可在闲暇时进行参观游览，感受新时代乡贤风采；文化大院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定期举办戏曲表演、才艺展示等风俗活动，吸引村民前来参与，在其乐融融的活动中体会文明乡风，同时加深了对乡贤文化的理解。此外，与之相关的还有好人好事评选活动，藉此涌现出许多品行高尚、感人肺腑的人物，逐渐在乡村形成良好的崇德尚贤的风气，这也是对新乡贤文化的一种充实。基层党组织发挥自身特点，能够通过多种形式让新乡贤文化更加地鲜活与饱满，也就能为乡村这块土地更好更快的理解和接受。
乡贤文化氛围下，德高望重的乡贤们组成如乡贤理事会等组织形式，助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调解村民矛盾与人民群众之忧。乡贤组织成为政府和群众联系的纽带，在乡村治理参与、监督中起到积极作用。乡贤理事会是在基层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这便在方向上保证了政治正确性、道路正确性、参与方式的正确性。基层党组织对乡贤理事会进行监督、指导，乡贤理事会秉承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原则，全方面、多层次、多领域调动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和参与程度，为基层党组织的“治村”提供新的方式，着重打开乡村“自治”领域，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切实可靠的实现路径。
五、基层党组织对新乡贤文化的促进
在建立起乡贤组织的地区，乡贤只有单一的调解功能，没能充分发挥其功效。当前，部分地区已经尝试将新乡贤文化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建立了相对规范的乡贤组织，不过这些组织更多是在凭借乡贤在村内的名望来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以及维护和谐乡村等方面发挥作用。不可否认，新乡贤文化所蕴含的要素确实对于乡村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事实上，这些与几千年来的传统乡贤所做的没有太大区别。我们应当注意到，新时代的乡贤有着更加丰富的人员构成，他们其中很多是具有商业经验的企业家和技术过硬退休工人等，其中蕴含着很多的潜在价值，而这些价值由于传统认知的局限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所以，新乡贤文化迫切地需要一种“催化剂”，来让其于乡村治理体系的“反应”更加剧烈。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要求学生完全根据想象中的练习进行实践，这样才能达到提升练琴效率的目的，并且能够在更少的练习情况下能更高校的巩固加深对音乐片段的学习。同时，在想象练习时已一定要具体，具体到每一个音怎么谈，且不能有错，这样才能保证在实践时精准无误的演奏。实践时一旦发现有误，一定要及时更正相应的想象，务必从意识上更正错误，否则对于错误的想象大脑在加深印象后也会更难修正。在钢琴演奏中，教师会发现很多学生会在同一个地方不停的犯错，这就是因为学生对错误的演奏没有从大脑意识里及时更改并加深对正确演奏的想象。
(一)给新乡贤“松松土”——宣传作用
文化的价值要通过传播才能实现，乡贤文化也不例外。如果把乡贤文化看作庄稼，它之前曾生长的土地由于某些原因荒置许久，所以要通过更深层次的宣传来“松松土”，以便其更好的生长。而基层党组织有着“关键c位”意识，发挥着“桥头堡”作用，能在充分理解新乡贤文化内涵后，结合乡村实际情况，以具体的、生动的形式，而不仅仅是通过标语向村民宣传，这也是靠着乡贤文化自身或是其他宣传主体难以做到的。
乡贤文化组织的行为、乡贤文化活动的开展必须要在合理的监督之下，而这个监督主体除却民众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基层党组织。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监督管理作用，可以保证乡贤文化组织的构建、成员的遴选、活动的开展都符合合理的程序和法律的规定。只有合法有效的组织与活动才能真正推动乡村的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二)给新乡贤“施施肥”——精神激励机制
对于回乡的乡贤而言，他们内心追求的是故乡的认同感，由此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他们有着充分的意愿参与乡村治理活动，而其所担心的也不过是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反馈。这种反馈当然不是物质上的馈赠，而是精神上的慰藉。而这种精神激励机制的需求，目前尚不被社会上的公益机构关注，所谓“远水难解近渴”，这种激励机制目前最优的实施主体便是基层党组织。一方面，对于新乡贤的工作和贡献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表彰，增强乡贤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另一方面，可以将其中符合条件的优秀的乡贤人才及时吸纳到党员队伍中来，加强党组织领导作用，也可以设置“挂职村官”“村长助理”等名誉职位，激励更多乡贤更加主动地参与乡村治理活动。
除此，可以在社会范围内开展“最美乡贤”颁奖活动。一方面，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能加强整个社会对乡贤的认同感和乡贤自我的获得感。要在社会上形成“尊贤、敬贤、争为贤”的风气，乡贤的队伍也会越来越壮大，直至形成规模。
(3)零部件清洗、吹干、测量(含各种仪器的检测如称重、平衡试验、扭矩、扭曲、弯曲、间隙、平面度、平行度、漏光度、弹性、密封实验、探伤等)。
(三)给新乡贤“浇浇水”——组织建设
一个科学、规范的乡贤组织是践行乡贤文化，提升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效率的关键所在。乡贤组织虽存在于基层，但作为一个以人民为服务对象的组织，其建立和运行以及相关责任等方方面面必须基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监督，才能切实保障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党组织注重引领发挥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在塑造新乡贤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共同搭建乡贤理事会、乡贤调解委员会等多种共建家乡平台。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防止资金浪费现象发生，这是PPP投资型项目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调查显示，部分企业在参与PPP投资型项目时，忽视严格审核施工预算方案，未能对资金使用作出科学合理安排，制约项目效益提升。为转变这种情况，有必要健全PPP投资型项目管理制度，对资金使用作出科学合理安排，提高预算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防止资金浪费，让PPP投资型项目资金得到合理使用。
用于评估被试参加团辅的主观感受，共包括4个开放式题目，分别是参加团辅后情绪变化、对团辅内容的评价、对自我的认识、对本次团辅的建议.在团辅结束时进行集体施测，当场回收.
引导乡贤参与纠纷调解，发挥其在人缘、威望等方面的优势，协调处理乡村邻里纠纷，促进社会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和公序良俗的有效形成；鼓励其参与文化发掘展示，通过歌舞表演、民俗活动、节日特色等形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乡风文明得以弘扬；引导其参与美丽乡村建设，通过政策吸引有经营头脑、社会声望高的企业家们回乡投资建设，带动经济发展。同时，鼓励有经验学识的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为美丽乡村的建设添砖加瓦。
结 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并提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这一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基层党组织建设关系党的执政基础，意义重大。新时代，发展乡贤文化，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要以基层党建为“钥匙”，以组织建设为“脊梁”，撑起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彰显，实现党建强、发展快。乡贤成员里面不乏党员，他们处处以身作则，带头服务群众，党员身份“亮”了出来，党员作用“强”了起来，党员形象“树”了起来，与群众的距离也更近了。使得党的引领组织作用进一步渗透乡贤文化之中，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另外，加强乡村党支部建设，以党支部+经营主体、党支部+干部队伍、党支部+能人大户、党支部+乡贤理事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作用，树立党的标杆作用，内外协调，借助党建O2O微信群和各级微信平台等自媒体持续“亮晒”，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党的先锋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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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14/c64094-25827156.html.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326( 2019) 02-0019-05
DOI: 10.13600/j.cnki.jpsslof.issn.1009-4326.2019.02.005
【收稿日期】 2019-02-16
【基金项目】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新体系”(20181035746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毕丛慧(1998-)，女，山东烟台人，安徽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专业2016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责任编辑 韩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