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东霸权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霸权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3月20日，美英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开始。据专家分析，美国的图谋主要包括：首先，小布什政府企图通过反恐扩大化，继续抬升国内不断高涨的爱国情绪，增强自身“弱势总统”“合法性”；同时通过打击伊拉克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其次，“‘9·11’事件使布什政府强烈而深切地感到像伊拉克这样可能帮助恐怖分子对美国实施灾难性袭击的‘无赖国家’掌握此类武器是何等危险”。因此，“改变伊拉克的政权是消除美国面临的一个巨大威胁的惟一肯定的办法。”再次，美国意在通过对伊拉克的改造对中东进行全面的整合：一是把解决伊拉克问题作为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突破口，借此巩固或重建中东霸权；二是美国力图通过改变萨达姆政权，重新整合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以根除滋生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
不管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战略图谋实现的程度如何，真正考验美国霸主能力的都不是战争，而是战后对中东的战略与制度安排以及对相关问题的重塑，而这些挑战不仅会在中东地区层面，而且会在全球战略格局的层面影响未来的世界政治。
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势力：蛰伏还是反弹？
美国此次兵临海湾的直接缘由是伊拉克对国际恐怖势力的支持袒护及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恐怖主义手中扩散所带来的威胁。尽管目前尚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伊拉克与拉登恐怖势力之间的实质联系，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美国惩治伊拉克最有力的合法性依据。
美国此次惩治伊拉克将不可避免地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势力对美国行为的反应，因为“9·11”事件本身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势力在海湾战争后针对美国的一系列恐怖活动的巅峰。
1997年3月，拉登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之所以成为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打击的对象，就在于美国政府是“不公正、可耻和残暴的”政府，因此穆斯林必须用“圣战”来清算美国的罪行。本·拉登认为美国的“罪行”主要有三：一是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威胁到伊斯兰教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安全，而且美国经常利用设在伊斯兰国家的军事基地来干涉中东事务，粗暴地压迫阿拉伯人民；二是美国在海湾战争后继续凭借武力对伊拉克实行制裁和野蛮的轰炸，造成人道主义灾难；三是美国在阿以冲突中一贯支持、偏袒以色列，而完全无视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和民族尊严。
因此，在拉登看来，美国所伤害的是伊斯兰教和全体穆斯林，因此也只能以伊斯兰“圣战”的方式来报复美国，包括报复支持美国政策的美国纳税人，即所有的美国人。而9·11事件的发生正是拉登以上理论的实践。
抛开拉登恐怖主义行径的罪恶不谈，他对美国的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此次美国再次挥师中东，是否造成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势力的反弹，其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姑且不谈拉登仍然生死不明对美国的潜在威胁，但伊斯兰激进势力乃至穆斯林民众对美国的愤恨和仇视情绪伴随美国出兵伊拉克而不断累积和高涨，则是可以肯定的。
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来看，中东地区的频繁战事尤其是美国因素的作用，已经使得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活动和频繁的战乱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向的比例关系。因此，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势力的反弹都是美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或许在短期内美国的高压可以抑制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势力，但从长远和未来的角度看，美国可能要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势力更巨大的压力与更严峻的挑战。
西方式的民主化：真实还是虚幻？
美国推进中东民主化进程的构想，起码在理念和现实两个方面都面临着挑战。
在理念上，美国面对的是西方民主政治传统与阿拉伯伊斯兰政治传统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很难甚至是根本无法靠可操作性的手段或方案加以解决。
第一，中东的政治与社会文化传统使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缺乏深厚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土壤。伊斯兰教政治性的表现之一即穆斯林对真主及其代理人即世俗统治者的无条件服从。绝对的权力和无条件的服从否定了对权力进行分割、限制和制衡的可能性。以政党制、议会制以及普选制为内容的西方民主在中东一直缺乏本土文化的支持，而受殖民统治以及战后效仿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挫的影响，都激活了传统的伊斯兰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
第二，美国要以西方的民主理念为蓝本对中东进行改造，但伊斯兰文化中对民主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理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目标之一是建立伊斯兰民主。从这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反对的并不是民主化，而是西方模式的民主化。
“舒拉”即协商原则源于早期伊斯兰教，即伊斯兰教要求对重大问题的解决，都要征求公众的意见。图拉比认为，“舒拉”制是伊斯兰民主制的集中体现，但它与西方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即西方民主体现的是最终主权，而“舒拉”体现的是真主主权。他认为西方民主被西方历史和实践证明是虚幻的空想。只有通过“舒拉”制的普及，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在现实的层面，美国同样面临着棘手的问题。美国志在推行民主化，但民主化又会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合法染指政权提供机会，而这种结局绝不是美国想看到的。中东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带来的不是政治稳定，相反却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及其政治冲突。
此外，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诸如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其民主化程度的低下恐怕在中东也能名列前茅，对其如何进行安排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难题。保留和承认这些国家君主专制体制的现状，不仅会使其“中东民主改革计划”名不副实，同时也会给人留下“双重标准”的口实。而如果全面加以彻底改造，则显然又会伤及在“9·11"事件后已经非常脆弱敏感的盟友关系。
“文明冲突”的阴影：淡化还是加重？
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势必对“9·11”事件后本已非常敏感和脆弱的西方与伊斯兰文明间的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此问题上，美国同样面临着挑战：一方面，美国要通过伊拉克战争将根除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势力的斗争推向深入；另一方面美国又必须面对“9·11”事件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日益迫近的“文明冲突”的阴影。
在西方看来，“9·11”事件的发生似乎验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再度畅销美国，无疑就是这种心态的一种反映。伴随“文明冲突”阴影的日趋浓重，美国在强调要根除伊斯兰恐怖势力的同时，多次强调美国所要打击的是少数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而无意与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教为敌。
伊斯兰极端势力乃至原教旨主义反西方的现实根源之一就在于伊斯兰民众对西方强权政治、文化侵蚀强烈不满的愤怒心理。因此，无论美国如何规避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文明冲突”，但这种阴影的日益浓重和蔓延将难以避免，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妖魔”形象将变得更加清晰和令人愤恨，而这恰恰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反美立场和行动的现实和心理根源。
塑造中东新秩序：梦想还是现实？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单边主义”色彩日趋浓厚。
解决伊拉克问题无疑是布什以“单边主义”重塑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赌注，美国要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同样在地区、全球的国际关系层面存在着诸多需要处理和协调的问题。在美国与主要中东国家的关系上，美国要处理的关系主要有阿拉伯国家、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伊朗）、以色列三个主要层次。
从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来看，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第一，此次惩治伊拉克的背景与1990年的海湾危机截然不同，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缺乏足够的合法性依据，绕开联合国而发动伊拉克战争已经使其陷入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之中。第二，美国此次行动是在“9·11"事件后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日趋恶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包括美国与盟友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都日趋紧张。第三，阿拉伯国家或担心成为美国下一个打击的对象，或担心经济受损。第四，阿拉伯国家对战争的后果充满忧虑，或者担心伊斯兰势力借机重新崛起，或者担心库尔德人和什叶派问题引发地区动荡。
对于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伊朗和土耳其来说，伊朗由于已经被美国列入与伊拉克并列的“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尽管和伊拉克矛盾重重，但对美国发动对伊战争也持反对立场。对于传统盟友以色列来说，美国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美国在战后处理巴以问题时一方面要考虑以色列的利益，同时也必须考虑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加之巴以冲突本身的复杂性，以色列沙龙政府顽固的右翼立场，美国若想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有大的作为，可谓困难重重。
因此，美国实现塑造中东新秩序的战略构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于中东国家中的盟友与半盟友关系的国家，如何避免伊拉克战争造成的消极影响；对于所谓“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美国是否有勇气、决心和能力义无反顾地依次进行整治等诸多相关问题。如果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东与海湾战争后的中东相比，并没有显著的进步，甚至出现某种倒退，那么美国的战略就注定是失败的，或者说美国尚没有足够的能力与意志将其战略构想化为现实，那么这样的世界也就很难说是一个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甚至会把沃勒斯坦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老鹰坠地”的预言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