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而努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两个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翻开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从横截面看，总是有快有慢，似乎有个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从发展过程看，这个发展中心又总是随着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考察单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也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没有一个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很先进，而经济上却很落后；也没有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很落后而经济上却很发达。为什么二战后日本能从战争的废墟中迅速崛起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呢？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早在一百余年前就指出：“一个国家可能很穷，但若它具有财富的生产力，它的日子就将越过越富；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可以说，战争虽然耗尽了日本的财富，但并没有过大损耗其庞大、优质的科技队伍，加之战后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经济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大规模地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使日本得以迅速地崛起。
邓小平同志讲，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在我们看来，解放生产力就是要以有限的资源、较高的效率，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回顾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都已雄辩地证明，技术创新是人类财富之源，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因此，我国改革成功与否，主要的标志就看企业是否主动地、快速地推动技术创新。
关于技术创新的论述始于本世纪初期，美藉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提及（1912年），继而又有人把创新分解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熊彼特用技术变革（即技术发展乃至技术革命）的现实，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周期，他认为决定经济周期运动的关键是技术创新。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长周期：一是18世纪80年代至1842年以纺织工业的创新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时期；二是1842年至1897年以蒸汽机和钢铁工业创新为代表的发展周期；三是1889年以后以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创新为代表的发展周期。每一个发展周期都是与当时的技术创新高潮相一致的。此外，还存在经济发展的中周期和短周期，这些中、短周期也都与技术创新的集群式发生密切相关。
熊彼特把创新定义为一种生产函数的转移，或是一种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其目的在于获取潜在的超额利润。他把创新概括为以下五种形式：（1）生产新的产品；（2）引入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工艺过程；（3）开辟新的市场；（4）开拓并利用新的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供给来源；（5）采用新的组织方法。 技术创新相当于我们通常讲的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即前述“（1）（2）（3）”项。 通俗地讲，是指科技成果变成商品并在市场上得以销售实现其价值，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的过程和行为。如果没有转化为商品，科技成果再多，对经济发展也没有丝毫的作用。
熊彼特的重大功绩之一，是把发明创造（包括通常理解的科技成果）与技术创新相区别。他认为发明创造只是一种新概念、新设想，或者至多表现为试验品，哪怕是为人类的知识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伟大发明也不例外。而技术创新则是把发明或其他科技成果引入生产体系，利用那些原理制造出市场需要的商品，从而使生产系统产生震荡效应。这种科技成果商业化和产业化的过程，才是技术创新。因此，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相联系，推动技术创新的是企业家，而不是发明家和革新者。企业家应用发明创造原理，制造出新产品或引入新工艺，可以获得比市场上已有的产品更高的利润。获得潜在的超常规的利润是企业家推动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
历史地看，技术创新一经出现，就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那些未获得潜在的超常规利润的企业，便会纷纷渴望分享其利，从而形成巨大的模仿高潮。模仿所以能实现，一是任何技术，包括复杂的技术，总是可以被学习的。模仿者可以通过反求工程，去模仿创新者的产品，也可以通过合法手段，即购买创新者的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来模仿。模仿同创新相比，具有省力气、投资少、风险小、进入快等优点。因此，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种产品不被别人模仿的；同时，也没有一个企业（包括研究开发实力极其雄厚的企业）不模仿别人的产品的。至于模仿者所以能分享创新者的利益，还在于任何一种新产品上市，其生产规模总是有限的，短期内不可能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这就为模仿者提供了市场机会。甚至好的模仿者还可能后来居上，能比创新者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例如电视机和录像机虽然是美国的企业首创的，而日本的索尼和松下公司则通过模仿，掌握了这些创新产品技术，并对原有产品进行改善，使性能和成本更优于原有创新者的产品，最后这两家公司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质量最优的电视机和录像机的供应商。这给人们一种印象：日本是一个由模仿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它具有较强的消化、吸收能力。事实正是这样，日本的企业通过自主技术与外来技术的巧妙结合，能在模仿的基础上再改进，从而在模仿和创新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因此，日本人敢于自豪地讲：一号机模仿（引进），二号机国产化，三号机出口。
众多的模仿，能使创新产品获得大面积的扩散。这种扩散犹如细菌繁殖一样，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最终足以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当然，由技术创新扩散引起的投资高潮亦会导致过度发展即投资过剩，进而出现经济停滞。而要使经济再发展，就必须开展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只有不断地推进技术创新及其后的扩散，经济才能持续不断地发展。
熊彼特正是从分析创新过程的发展，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周期过程，并认为决定这个周期过程的主要因素，便是技术创新。
归纳创新的发展，可把技术创新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产品创新，另一种是过程（工艺）创新。
按照技术变化量的大小，又可把产品创新分成重大（全新）的产品创新和渐近（改进）的产品创新。产品用途及其应用原理有显著变化者可称为重大产品创新。如美国贝尔公司发明并生产的电话，开辟了机器对讲的新时代。美国无线电公司生产的电视机，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享受。此外，贝尔公司还发明了晶体管，从而使人类进入了半导体时代。德克萨斯仪器公司首先推出了集成电路，把人类推向了微电子时代。斯佩里兰德开发的电子计算机，及一代代计算机的问世和更替，又将人类带进了信息社会。杜邦公司和法本公司首创了人造橡胶；杜邦公司还推出了尼龙；帝国化学公司生产出聚乙烯，正是这三项创新奠定了三大合成材料的基础。福特、通用和丰田汽车公司开创了人类交通运输的新时代，汽车渗透到社会的多个领域，“有路必有丰田车”即是形象的写照。波音公司的喷气式发动机创造了高速客车上天的奇迹。这些都是利用新的科学发现或原理，开发出全新产品的典型例子，这类产品创新即是重大产品创新。重大的产品创新往往与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和新技术革命相联系。另一类是渐近（改进）的产品创新，这种创新的技术原理通常没有重大变化，主要是基于市场需求的扩展和技术上的改进。如由火柴盒、包装箱发展起来的集装箱；在黑白电视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彩色电视机、高清晰度电视机；由收音机发展起来的组合音响等等。象索尼公司每年上市近千种新产品，其中大部分是产品功能的某些微小变化，或者不同功能的组合，如品种繁多的“随身听”等。但不能轻视渐近或改进式的创新，正是这类创新，不断地吸引大量的顾客，为企业产品的销售打开广阔的前景，为企业占领了主要的市场份额。
过程（工艺）的创新同样也有重大和渐近之分。如炼钢用的氧气顶吹转炉以及钢铁生产中的连铸系统，早期福特公司采用的流水作业及现代的集成制造系统等，都是重大的过程创新，这些也与采用新的技术原理相联系，同时也伴有重大的技术变化。另外，过程（工艺）创新中也有很多渐近式、非根本性的技术变化，如对产品生产工艺的某些改进、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些措施或导致生产成本降低的一些方法等。
过程（工艺）创新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提高生产效率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技术创新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技术创新的经济意义，不完全取决于是产品创新还是过程（工艺）创新，而往往决定于它的应用范围。例如，前面讲的集装箱，这一产品的创新，可以说丝毫没有一点新技术，更谈不上什么科学原理，但是它却使海洋运输效率提高了好多倍，它变散装运输为大箱集装运输，减少了船只在码头的停留时间。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集装箱挽救了海运事业，同时，没有它亦不可能有快速发展的世界贸易。再如，美国明尼苏达矿业和制造业公司（3M公司）开发生产的一种小型黄色不干胶便笺，既可贴于书页上，又可不着痕迹地把它拆下来。就这样的小黄纸片，每年可给3M公司带来3亿美元以上的销售收入。此外， 有的工厂是生产铅笔的，有的工厂是生产橡皮的，则有人不费任何力气，就开发生产出带橡皮头的铅笔。
创新的例子很多，有的不费多少力气，平淡无奇，有些则要花大量投资于研究开发。不管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关键在于“有心”。
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工艺）创新，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看看世界百强企业，正是由于它们积极推动创新，才走到了世界企业的前列。以1991年为例，全世界前100家企业共创销售额为27085.2亿美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可以讲，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这里，需要就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几个概念作些说明。
相关的概念之一是技术进步。对于“技术进步”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直观的解释，即将技术本身的发展称为技术进步，这种理解与西方学者通常讲的“技术变化”相同；另一种解释是，在定量分析计算经济增长时，将扣除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之外的部分，称之为技术进步的贡献，如我们常讲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足30%，这一数字即是技术进步的涵义，因此它是一个抽象的宏观概念。
不管如何解释，技术创新永远是技术进步的核心，是技术进步的实现过程。只有持续地推进技术创新，才会有技术进步的结果。要使今后若干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更大一些，其关键就在于下力气推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从企业的技术创新抓起，这才是抓到根本。否则，如果只笼统地强调走技术进步的道路，而不落实在技术创新上，技术进步就会停留在原有水平上。这就是我们多年来都在讲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并不大的根源所在。
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技术改造。“技术改造”是我国经济领域中一个特有的概念，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一种形式。这种投资的对象，不是针对新建项目，而是针对现有企业的改造。它的特征是：用先进的技术去改造现有企业已落后的技术，用先进的工艺和设备代替现时使用的已经落后的工艺和设备，来达到生产新产品，提高现有产品质量，使老产品升级换代，或扩大生产能力以及降低现有产品成本等目的。在工业化国家中，固定资产投资是不分投于新建项目还是投于现有企业改造的，而是统一地讲投资，哪里投资的回报率高，就投向哪里。但事实上，由于现有企业有一定的技术积累，故投入现有企业往往会获得更高的利润回报，故资金更多地是流向现有企业。像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日本钢铁工业的赶超，都没有建设几个新厂，而是通过原有企业的改造，其道理正在于此。将投资分不分为“新建”与“改造”，只是一个管理的口径问题，但技术改造作为技术创新的手段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随着市场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会导致现有企业技术积累的陈旧，故及时地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是现有企业在竞争中生存的必要条件。同时，技术改造不是进行一次两次就万事大吉了，而是应适应市场的变化不间断地进行的一个动态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技术改造是现有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的必要手段。
二、技术创新是实现“两个转变”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曾明确提出经济增长要从过去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变为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要从过去的速度型增长转变为效益型增长。十多年来，已在这两个转变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较大的成绩，但是还不尽人意。难怪有外国经济学家讲，中国是世界上强调技术进步最多的国家，但是技术进步并不快；是提倡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最多的国家，但是科技成果虽多而企业的产品却很落后；又是重视提高经济效益的国家，但企业创造的利润却不高。原因在哪里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即作为宏观经济细胞的企业并没有真正地进入转变的角色，甚至“按兵不动”，没有用技术创新的实践去改变企业的面貌。
正因为如此，在最近结束的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们认为，能否实现这两个转变，关键在于我国广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是否主动地推动技术创新。这是因为：
1.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是获得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
一国的经济增长，既有数量的扩大，又有经济系统质量的改善。这种质量的改善，主要表现为产品附加价值的提高和资源耗费的降低。这样便可以用同等的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资源浪费已构成抑制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严重障碍。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是靠资金和人力的追加投入；而在工业发达国家里，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技术创新。例如，目前我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能源耗费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9倍；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钢耗日本为35吨，德国为43.7 吨， 而我国为127.8吨。我们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急需大量的资金和资源， 而另一方面又大量地浪费，即短缺与浪费共存。我国的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都是耗能高、浪费大的企业，就其设备而言，大部分是老朽的。全国工业交通企业大部分设备超过了折旧期，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下， 原材料能源耗费多。 我国的金属切削机床300多万台，是世界机床拥有量的第二大国。但是， 很多是粗制滥造的不合格品，成了工厂的包袱。从发展经济的标准看，这简直是座废铁山。显而易见，如果不积极地整顿效率低下的企业，用先进的设备更替陈旧落后的设备，提高员工的知识水平，多数企业以至整个中国经济将是没有前途的。应该明白，我国的产品，特别是资本品，其性能陈旧、技术落后是一切浪费的源头，而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靠企业不断地实施技术创新。因为企业只有通过产品创新和过程（工艺）创新，才能提供先进的设备和工艺，企业也只有用先进的设备和工艺武装自己，才能根本地改变自身固定资产的陈旧落后面貌，进而才能解决资源浪费的问题，那时的增长才会有较高的质量。
2.技术创新是改善产品结构和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使企业致富的根本途径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益始终不高，以1995年上半年为例，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8亿元，比1994年同期下降20.5 %； 亏损额325亿元，比1994年同期上升10.2%。 有人归结为宏观调控引起的市场疲软。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不低于10%，较高的增长速度与较为强劲的市场需求是相辅相成的，就世界范围而言，这样的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10%左右的增长速度怎么会产生市场疲软呢？以我国的机床产品为例，到1995年库存积压已达11个月的产量，似乎机床市场很疲软，然而，1994年在国产机床大量积压的同时，进口机床设备总价款却达20.6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机床进口国。又如机械产品进出口逆差，竟高达236.9亿美元。这些皆说明市场并不疲软， 需求仍很旺盛。如果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会明白，所谓的“疲软”事实上是由国产机床不适销对路引起的。所以，这并不是“市场疲软”，而是因国货陈旧，不适销对路，而引起的“产品疲软”。这种产品疲软可分为竞争性疲软和结构性疲软两类。所谓竞争性疲软，指产品并非处于衰退期，只是因为产品不论从技术水平上，还是质量上，乃至售后服务上均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用户为解决生产经营的燃眉之急，就只有依靠进口，这时国内企业的产品便出现销售的困难，我国相当多的产品即属这一类。前面讲的机床产品便是一类典型。另一类是结构性疲软，即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已经不适应用户的需求，其中某些产品甚至已进入淘汰期，而导致企业产品销售困难。如天津冷轧薄板厂，过去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积压近8000多吨薄板，后来在科研单位的帮助下，应用激光技术生产出优质激光毛化冷轧薄板，产品得到国内外客户的认可，产品订单蜂涌而至，预计1995年销售额可超过6亿元，疲软消除了。可见，归根结底， 产品疲软是由于企业没有按用户需求而进行产品创新的结果。
在解决疲软问题上，我们曾采用流动资金“贷款启动”，也就是组织银行给企业贷款，让企业购买原材料、发工资以维持企业的生产。但是这种做法的基本点还是立足于原有的产品，而没有引导企业根据市场上需求变化进行产品创新。其结果，产品结构、性能、质量和档次均没有多大的改观，产品仍然卖不出去，产品疲软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造成了更多的积压，这就是企业陷入困境和国有企业亏损面居高不下的源头。
应该指出，产品疲软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是缺乏用户急需的产品，则是疲软的主要根源。只要看看轻纺工业的情况，就不难理解这一问题。改革开放初期，轻工业市场即相当活跃，其原因恰恰是当时在引进国外先进适用技术的基础上，一些轻工企业推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等琳琅满目的新产品，激起了用户的购买欲望。因此，可以讲，在人口众多的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又很高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出现市场的疲软，而只会存在产品疲软的问题。这即使在经济紧缩时期，是凡产品新、性能好、质量过硬的轻重工业产品，仍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甚至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使经济活跃，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改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以适应深化改革后的市场需求。
我们不妨再看看国外名牌企业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品结构不断变化和产品附加价值不断提高，而使企业走上致富之路的。飞利浦公司有百年的历史，企业老而产品却不老，宏观看它100年的发展， 从1914年开始，即发明了内置聚光镜的投射灯；1917年，生产了世界上第一只无线电真空管；1922年，第一只X光管问世；1926年， 五极真空管诞生；1932年，生产路灯钼灯；1949年，发明了非金属磁体；1957年，生产了全新的铅光导摄像管； 1960 年， 生产全新的推基式晶体管； 1965年，全新的电脑电子记忆系统研究成功；1970年，研制LOCOS 高密度集成电路生产程序；1972年，推出光学录像激光视盘技术；1980年，核磁共振成像系统被应用于医疗诊断仪器中；1986年，推出了硅片摄录影像感应器；1990年，开发了红绿激光技术；1991年，发明了QL感应照明系统。这就是飞利浦公司技术创新的宏观年表。如细分到每一年，年年都有多种新产品上市。正是由于一系列的创新努力，使飞利浦这一老牌公司常盛不衰；也正是这些创新努力，不断改革着该公司的产品结构，提高了产品的附加价值，给该公司带来了滚滚利润。到1991年，飞利浦公司的销售额即达302.17亿美元，成为世界电子消费类产品市场上第六大生产商。
3.技术创新是消除市场成熟化、替代化和发展新产业的有效途径
任何一种产品的市场容量都是有限的，当一种产品的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饱和或供大于求的状态。改革开放初期，取消凭票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轻工产品之后，众多企业上马生产“三大件”，结果这些产品很快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其结果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目前，又出现了“新三大件”即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产品的供过于求，致使1/3甚至1/2企业的生产能力闲置。前不久宣布破产的石家庄电视机厂，前些年生产的环宇牌彩电供不应求，1987年出口英国，开创了中国电视机进入西欧市场的先例。然而，这种辉煌仅仅维持了四、五年。近年由于累计亏损8000多万元，负债总额达3亿元，前不久不得不关门倒闭。这种现象不仅中国有， 外国也是如此，例如本世纪20年代，纺织产业是日本的一个支柱产业，那时如果排一下前15名大企业，有12家是纺织企业。在1929年日本的工矿业生产总值中，纺织产业的比重高达44%，而到80年代仅占4%。 其中的道理实际上很简单，30年代时日本还很穷，如果平均每人一个季度穿一套服装，一年四套也就够了。到了80年代，日本的GNP扣除通货膨胀后，实际增长达30倍，原来需要四套服装的人，经济发展之后，虽然会多增加几套服装，但也没有必要增加30倍，纺织品行业的市场占有率从原来的44%下降到4%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造成纺织产品供大于求， 即市场饱和或成熟化的后果。
一种产品的市场，不仅会趋于饱和而达到成熟化，而且还会走向衰老与死亡，即被另一种新产品的市场所替代。而这种替代会使企业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现行技术领域的领先者未必会成为新技术领域的领先者，有的企业失败可能是局部的，也可能由局部发展到全局，最终退出市场，直至破产。这种由原来的领先者变成失败者的事例，不仅会发生在个别企业当中，甚至会发生在整个产业。例如美国戴顿国家现金出纳机公司，是美国权威的现金出纳机和会计机的生产公司，由于一段时间该公司在技术上的领先，使该公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它却没有意识到电动机械设备的过时，当美国一个小公司于1971年推出第一台电子出纳机开始拉开新老产品更替的序幕之时，该公司却用1.4 亿美元的投资去进行技术改造，以期生产新型电动机械式的出纳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新型产品上市时，已完全没有用户，致使公司的股票从45美元降至14美元，不仅被迫解雇了2万多名工人， 甚至连总经理也被解雇了。这就是产品市场替代化的“悲剧”。前面讲的我国机床行业以及老工业基地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都遇到了与美国戴顿国家现金出纳机公司相似的命运。
不管企业的产品面临的是成熟化，还是替代化，都会给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带来极大的困难，影响到它们的生存和发展。以市场成熟化为例，由于市场容量达到饱和状态，并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则竞争的对手就会增多，竞争的激烈程度会同时加剧，市场销量会相应减少，企业利润会开始下降，进而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呈现过剩的局面，一些比较弱的竞争者会被迫逐渐退出市场，最后这个行业的市场将被一些实力雄厚的竞争者所占据。在这种情况下，竞争的胜利者，只有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才能维持其当时的优势；而被迫退出市场的失败者，也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另找谋生之路。如果产品产生市场替代现象，则企业更需要努力推行技术创新，以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这就是产业更迭或部门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新老产业的企业，都必须努力实施技术创新，任何等待观望都意味着坐以待毙、放弃发展。
4.技术创新是提高企业竞争实力、实现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基本途径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资料的生产是指令性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不愁无人要，因有大量的新建厂在排队等候购买设备。重复建设越多，基本建设战线越长，这种低水平的需求也就越大。在短缺的情况下，企业的产品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产品可以几十年“一贯制”。至于消费资料的生产，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思想指导下，过去采取的是限制消费的政策，如买布要布票，对买自行车等耐用消费品不仅用工业券限制，在极度短缺时还实行定额发票等限制手段。企业是在政府的保护之下，采用成本加利润的定价办法，可以安稳地过活。因此可以说，传统计划经济实质上是“收购经济”加“政府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无技术创新的动力，外无技术创新的压力。这就是传统计划经济与技术创新无缘的根本成因。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与传统计划经济有根本的区别，其中最根本的是引进了竞争机制，产品是由用户来选择的，而不是按计划分配的。
在市场经济中，争夺顾客是竞争的焦点，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这种竞争又具有国际性，它是围绕争夺世界市场而进行的，参加竞争的并非是国家，而是企业。因此，可以说，竞争是企业之间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上，围绕争夺顾客而进行的努力。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客观上技术创新必然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层次上展开，从而给企业以更大压力。竞争与“保护”是相对立的，任何形成的保护，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固然会使企业暂时避开竞争的风浪，但保护的结果，会使企业满足现状、不思创新，最终还是会被市场淘汰。没有竞争，便没有进步。没有竞争的市场，不是市场经济的市场。因此，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必须把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推到竞争的风浪之中，促其生存和发展。
美国《幸福》杂志刊登的世界500强企业排序中， 常有这样的情况，如1960年时排列在前15位的公司，到1980年却只有8家仍保持着前15位的名次，其余7家不见了。其实这是市场经济中司空见惯的事情。 例如美国无线电公司是最早开发和生产电视机的厂家，可谓电子领域的先锋和开拓者，仅电视机方面技术的专利就给公司带来巨额财富。在1965年以前，无线电公司的电视机在电视机市场上一直处于绝对优势，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及时开拓新事业，创新停滞，20年后，在1985年12月即被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所兼并。王安电脑公司创始人的科技成果曾名震世界，王安公司亦普鼎盛一时，王安本人亦名列美国第五大富豪。在80年代初以前，公司营业额及纯利润增长了20倍。但进入80年代以后，电脑市场竞争激烈，由于该公司满足于自己产品在设计和技术水平上的优势和声誉，未及时跟上电脑转型创新的步伐，没有及时推出新型电脑，终于败给了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苹果公司。西方评论家讲，王安公司“脱离了用户，忘记了创新”，深为这一杰出的企业家而感到婉惜。市场经济中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由此可以看出，在世界范围内，任何企业，包括那些年创销售额上百亿美元的大企业，并非总会处于繁花似锦的繁荣阶段，它们的命运总是与技术创新相联系的，“创新则兴，不创新则亡”，这是市场经济的一条铁律。
适度竞争导致最佳的结果，导致经济的有效增长。要实现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就需要鼓励竞争，不保护和迁就落后的企业，要把国有企业推向竞争的海洋中去，让它们以用户为“上帝”，在创新中求发展，其结果会比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更好。当然，在转变过程中，也会有一些企业因无力创新而翻了船。对翻了船的企业，人打捞上来就可以，不牺牲一部分，就强壮不了一大片，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不会同时进入成功的理想境界。不作点牺牲，不去作创新的努力，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只是一句空话。
竞争的实质是通过“制造差别化”来战胜竞争对手。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研究开发的优势，制造同竞争对手在产品品种性能、质量等方面的差别化；也可以利用大规模生产、先进工艺设备的优势，降低产品成本，创造同质低价格的竞争优势；还可以利用支配流通领域的能力、优质的售后服务，创造服务方面的差别化。总之，不管哪一种差别化，都可能获得竞争优势，同时任何一种差别化都离不开技术创新。日本的索尼、松下和三洋三大电器公司，就是根据自己的优势，选择不同的差别化战略，使自己的产品自始至终居于领先地位。索尼年开发新产品千余种，在品种上独领风骚；松下以优质的服务创造服务的差别化让天下的顾客“十分依赖和放心地使用着松下产品”；三洋则以顾客“是否买得起”为原则，低成本地开发自己的产品，制造竞争中的价格差别化。不同的竞争战略，都可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这三家公司在1991 年世界500家最大公司中销售额排序分别为40、13和107位。它们的成功， 不能不说是来自于靠差别化的创新赢得了竞争优势。
三、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几点设想
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是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企业，要适应两个转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改革成功的基本标志，也就是看企业是否主动地追求技术创新。要推动和促进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应做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最重要的可以归纳为：首先应解决创新积极性的问题，即动力问题；其次，企业要有创新的带头人，即解决谁来领队的问题；第三，真正干时要有个适当的战略，使企业有个努力的方向；最后，就是如何实现问题。下面依次谈点设想。
1.由过去的政府为创新主体转变为企业为创新主体
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的主体毫无疑问地是政府，即政府去制定计划，企业来实施。正因为是这样一种机制，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其技术创新优于市场经济国家。正是基于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中央才提出要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显然，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技术创新的主体才会由政府转为企业。这一转变是全面推进技术创新的制度条件。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投资的主体；二是企业要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三是企业要成为创新利益分配的主体。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意味着企业可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宏观指导下，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市场竞争格局，自主去选择适合本企业发展目标的创新项目，并进行筹资、投资，并承担相应风险，任何管理部门不得干预。创新是涉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大事，企业有了这个权，才能做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和自负盈亏。只有成为投资主体，才能实施诸如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教育培训等创新管理。
企业作为研究开发主体，意味着研究开发工作主要在企业进行，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研究开发多数在企业外的专业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进行。在传统体制影响下，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虽设有研究开发机构，但不论人力资源，还是物资资源均相当薄弱。据统计，企业研究开发机所拥有的资金仅占全社会研究开发资金的23%。而发达国家研究开发经费的80%均集中于企业中。正由于经费和人才主要不在企业，才存在科技成果与企业生产经营相脱节的问题，才存在科研成果多，但新产品少，获奖科研成果先进，但企业产品落后的问题。以致外国学者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强调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因为在工业发达国家，不存在没有商业目的的研究工作。科研活动没有明确的商业目的，正是我国无效科研成果多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大规模地推动技术创新，就必须把研究开发主要放在企业。正如日本的一位企业家所言：企业的R＆D投资占销售额的1%，企业难以生存，占2%可能勉强维持，占5%才有竞争力。翻开世界百强企业的经费预算，不难看出， 它们的R＆D投入竟高达10%，甚至15%以上，从而才真正做到了生产一代，开发一代和研究一代。没有这种技术储备，企业未来的竞争实力来自何方。在我国，正因为企业没有成为研究开发主体，结果不仅企业新产品少，缺乏竞争力，同时也造成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不力，年复一年重复引进的恶性循环。
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一方面增强企业的研究开发实力，另一方面，采取果断措施，改革现有的科研体制。在提倡产学研结合的同时，把一些科研院所逐步归入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主体。
企业作为利益分配主体，意味着在照章纳税之后，企业有权对其创新收入（按理讲，不仅是创新收入，而应包括全部收入）进行自主的分配，这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技术创新不仅包括资金投入，还要有全体员工，特别是研究开发人员的智力投入和他们为创新献身的精神投入。没有这种投入，若按现行工资制度和常规办事，技术创新是不可能出现的，更谈不上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此外，由于技术创新具有非独占性，其利益具有很强的外溢性，任何企业都可以模仿，特别是我国现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尚不完善的条件下，政府更应对企业的创新投入给予足够的补偿，以资对创新有贡献的企业和个人给予鼓励。
企业富是国家富之根本，而不可能是相反，所以必须“放水养鱼”，通过税收与资本收益分配的调整，让企业富起来。企业有多少钱，就收走多少，那么企业永远不会有钱，没钱也就无法创新。翻开世界企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任何企业都是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几乎没有一个企业，一开始就达到今日的规模。例如，松下公司1917年起步时资本才200美元，现在发展成为年销售额近50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索尼公司始建于1946年，其起步资本1500美元， 如今发展成为年销售额近270亿美元的跨国电器公司。可见，任何企业都有一个资本积累和成长壮大的过程。世界上的企业看起来也只有中国企业起步资金大，但后来的发展都不快，甚至实际积累是萎缩的。因此，从企业成长的角度看，把利润留给企业，让企业自主地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去再投资，这比国家把企业的盈余都收走，而由国家去投资更好，更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当然，企业的再投资不一定都是来自本企业的自有资本，也可以有银行贷款，发行股票或债券等多种筹资渠道，但企业纳税后的利润毕竟是企业积累财富和创造财富的基础。
企业作为创新利益分配主体，除了可以将部分利润用于企业发展之外，还必须留有足够的部分，奖励创新有功人员。若这种奖励不到位，激励制度不完善，必然扼杀企业员工的创新欲望。过份强调兼顾“左邻右舍”，仍是“大锅饭”的残余，就不会有人热心于企业的创新努力。我们认为，在企业内部，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包括给以一定的股份（当然，人离厂时股份自然收回），这正如允许一部分企业先改革一样。没有少数人的先富，大多数人也不可能富起来，这如同不允许少数企业先富、先脱贫，而大多数企业也不可能富裕起来一样。必须指出，对创新的激励必须讲求公正。按创新贡献的质和量，给以公正的回报，这是激励的基础。因此，必须克服一切败德行为，使企业的创新激励政策走上正确的轨道。
2.让企业家在创新中担任主角
企业家是企业的经营者，但并不是任何现在的厂长和经理都是企业家。企业家既不是职称，也不是职务，而是社会对具有优秀经营素质的企业经营者的认可。企业家的职能是创新，通过对事业的追求，推动技术创新实践，来使企业获得潜在的利润。韩国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哲讲过：“企业家兴办企业，是轻工业，还是重工业，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办成亏损的企业。企业家如果未能把企业经营好，虽未触犯刑律，却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因为企业出现亏损，都会对人、对物等社会资源造成浪费”，又讲“即使你经营非常重要的重化工企业，如果所生产的产品比国际市场价格昂贵，那么这个企业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以上简短的话，是对企业家的一个忠告。真正的企业家应具备以下几种意识：
一是创新意识。企业家之所以不同于普通经营者，就在于能够预见到普通经营者所不能预见到的新的投资机会或新的盈利机会，或者普通经营者虽已预见，但缺乏推动创新的胆略。因此，企业家必须是创新活动的倡导者和实干家。要使创新成功，墨守陈规是不行的，企业家应具有丰富的专业技能和市场知识，善于制定正确的市场战略，这乃是企业的创新产品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重要保证。创新意识的关键是要树立灵活的经营思想，不是一切等待上级安排。在生产经营上要比普通经营者看得远、行得快，要善于捕捉最早出现的信息，而先人一步去占领市场。例如日本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倡导生产晶体管收音机便是一例。晶体管的发明者不是索尼公司，而是美国的贝尔实验室，虽在1947年时人们就意识到了晶体管的应用前景，但美国的一些制造商却认为那是十几年后的事情，当时还不具备条件。可是盛田昭夫从报上看到有关晶体管的信息后，当机下决心去美国，并买下了晶体管的生产许可证。两年之后，他便推出第一批晶体管收音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五年之后便占据了世界收音机市场。
二是事业心。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得到应有的利益份额，即得到一定的经济回报。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又是极为初级的。企业家的事业心往往大于对金钱的攫取。事业心才真正使企业家有献身精神，为取得创新的成功，不惧怕困难、挫折和失败，敬业精神趋使他作一番大的事业，而获得社会的承认，受到人们的敬重。例如小林宏治是日本电气公司的总裁，该公司从1923年就生产真空管，并有较大的规模和相当的收入。但当他了解到有关半导体技术时，他就率先向这一新领域进军，而敢于舍弃已有丰厚利润的旧事业。并于1958年在日本建立了第一家专门制造半导体器件的全封闭的净化工厂。接着，当他知道两名美国工程师曾想把电阻、电容和晶体管装在一块硅片上时，小林宏治在第二年就主持公司研制集成电路，1967年又首家建立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产厂家，在他的领导下，其集成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又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时至今日，日本电气公司集成电路产品的销售额已居日本第一位，并在世界十大半导体公司中名列榜首。1991年在世界500 家大企业中，排名39位，其当年销售额达262.3亿美元。70年代末， 小林宏治回忆自己的创业历史时，曾感触到，“作为一个私人企业的负责人，自己选择的道路，后来竟成为国家产业部门的总方针，代表着世界技术进步的总趋势”。这才是企业家的成就感。虽然每一个企业都有经理，但不见得经理都是企业家，更不见得是位领袖式的企业家，而小林宏治确实称得上是一位领袖式的企业家。正是他的成就意识，使他及时、准确、快速和无误地向自己构想的目标前进，因而取得巨大的成功和成就。
三是紧迫感。成功的企业家非常重视寻找和利用外部的技术机会和市场机会。先人一步想到，先人一步行动，从而赢得时间，获得竞争优势。例如，半导体材料问世以后，钟表商们都知道使用这些材料将会使钟表比任何传统的机械表走得更准，性能更可靠，价格更便宜。而手表之乡的瑞士由于在机械表上已有相当的基础，若丢掉那些老底，会使原有投资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投资生产电子表步伐缓慢。但是，日本精工表的企业家，却看准了这种发展机会，很快开发了精工牌石英电子表，一刹那之间，精工表不仅占据了日本国内市场，而且进而成为世界手表市场的宠儿，把传统瑞士表挤得无容身之地。等瑞士钟表公司醒悟并决定生产电子表时，已失去了机会。因此企业家的机会意识，是他们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世界上华人企业家不少，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也涌现了一批企业家，他们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为推进技术创新，做了巨大的贡献，并树立了榜样。但毕竟是时势造英雄，企业家要真正成长起来，需要市场经济的“温床”。我们向市场经济过渡，正是要为企业家创造了良好的成长与繁衍条件。
总之，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推动者，是企业的灵魂，是市场经济中的英雄。只有他们有能力创造一流的企业，勇于创新，利用一切最新的科技成果，推出用户需要的新产品。正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产品结构的日新月异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我国改革的成功，既要靠政策，也要靠成千上万的企业家，靠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造就一支高质量的企业家，是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需要。
3.要有一个正确的创新战略
企业创新要有适当的战略，这可以分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等三种基本战略思路。从国情出发，现阶段，我国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应以模仿创新为主，逐步增加自主创新的比重，同时，适当采取合作创新的战略。
所谓自主创新，是指企业以自身的研究开发为基础，实现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并以市场的承认为标志。自主创新具有率先性。从法律上讲，率先者只有一家，而熊彼特讲的技术创新就是指这一种，而其他企业则是通过扩散的渠道而成为创新的跟随者，即模仿者。“北大方正”研究开发并商品化推出电子出版系统，便是自主创新的一例。自主创新要求企业有实力雄厚的研究开发机构和成果积累，有强大而领先的技术作为后盾，没有这些实力，是做不到率先创新的。所以，不宜方方面面都过份强调要企业自主创新，这与我国企业的实力，甚至和国力都不大吻合。
所谓模仿创新，是指在率先创新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或采用的新工艺的示范和利益诱导之下，企业通过合法手段，如购买专有技术或专利许可，并在率先者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善的一种创新形式。严格地说，模仿创新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原样仿造，而是有所发展、有所改善。由于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及长期的闭关自守，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创新能力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有很大差距。在这种条件下，能效仿国外先进产品或工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能成批大量地仿造出来，这并非轻而易举，何况要求高于率先创新者，并有一定的改善。日本的一位专家曾在我国纺织机械实力最强的山西经纬纺机厂直言：“即使把全套图纸和技术要求给你们，恐怕你们也做不出来”。这话虽然逆耳，但并非不是事实。我国的重复引进屡禁不止，固然有很多其它原因，诸如引进企业由于直接购买外国技术和设备，一些人可以获得私人利益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设备制造企业仿制不出外国的好设备。所以，明智的选择是：第一步，应首先做到高质量地仿制；第二步，在模仿中再创新。因此，我们认为，模仿创新是我国企业实施技术创新时更为现实的战略。我国的啤酒装配线曾先后引进一百多条，与此同时，广东轻工机械厂开始模仿国外的产品，经过多年的努力，生产出了啤酒装配线，并在本企业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初步做到了模仿之后又有所创新。如果我国的企业需要先进设备时，都能做到第一台引进，第二台仿制，第三台改进，则必然会逐步缩小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迎头赶上。
模仿创新并不降低一国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更不是“丢人现眼”的事情，而是相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致力于模仿创新，才能加速一国的经济发展，进而逐步提高该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日本经济上很强大，但它是靠模仿创新起家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并且在很多领域已由模仿创新跨进了率先创新的行列。韩国企业的快速模仿，使一个基础差、底子薄的小国，一跃进入“四小龙”中的强者。从很多国家发展的实践来看，模仿创新是工业后进国家快速创新、缩小同发达国家差距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捷径。如果能正确地实施这一创新战略，同样是富国之路。做得好，甚至能赶上发达国家，并使自己的国家很快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
模仿创新也是过渡到自主创新的必然阶段。一个企业要做到自主创新，必须有好的模仿基础，在模仿中有所创新，并在模仿创新中增加自主创新的比重。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基础雄厚的研究开发基地，培育一支善于创新的人才队伍，不断增强自己的研究开发实力，才能最终过渡到自主创新上来。一个发展中国家过早地提出以自主创新为主是不现实的，是难以做到的。
所谓合作创新，是指以企业为主体，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研究院所或高等院校合作推动创新的创新组织形式。合作的成员之间，既可以是供需关系，也可以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这种合作形式之所以有意义，其原因是：一些创新任何一个单位都难以独立推动，只有多家合作起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行技术和资源的互补，从而达到缩短创新周期、降低创新风险、实现成果共享、共同发展的目标。借助合作创新，亦能把有激烈竞争关系和利益冲突的企业联合起来，使各方都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对于我国国有企业而言，按理说这种合作难度并不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在国有经济中有一种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的障碍，导致无法实施合作创新，如过多地看重领导人自己的权力大小。如果企业的领导人变成了真正的企业家，则这些障碍就会大大降低。
以上三种创新战略的划分，是相对的。我们认为，对企业而言，不管采用哪一种创新战略，都应注重企业的技术积累，这种积累表现为企业整体的技术知识和工业技艺的增长。缺少这种能力，企业的技术创新就难以实现。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企业能快速地仿制国外的先进产品，且保证稳定的质量；而有些企业即使引进了国外的图纸和技术，甚至样机，而多年还仿制不出来，或者即使做出来，质量却不过关，其原因就在于缺少技术积累形成的技术能力。因此，技术积累以至技术能力是企业极为重要的资源，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必须千方百计地加快本企业的技术积累。
4.把技术改造作为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
从国内外技术创新的实践来看，大多数的技术创新，包括一些重大的、根本性创新都还是在现有企业中实现的，尽管建新厂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特别是加速新产品的扩散速度，但是建设新厂毕竟要投入巨额资金。应当指出，任何新企业，并不永远是新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发展，而陈旧起来。我们的政策，不能喜新厌旧，而一味追求上新企业。所以，企业的陈旧是绝对的，而新却是相对的、暂时的。既然如此，就有一个如何利用广大的现有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问题。现有企业的陈旧，表现在：一方面，生产过程（工艺）的陈旧，使产品成本的降低受阻，甚至使产品成本增加，会产生“成本差别化”的竞争劣势；另一方面产品陈旧，产生“产品差别化”的竞争劣势，企业最终会被用户所遗弃。事实上，正是这两种形式的陈旧，才造成了今日广大国有企业的困境，把相当多的国有企业推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青岛晶华玻璃厂便是一例，该厂生产啤酒瓶及其他玻璃容器，历史悠久，曾经有过设备先进、工艺领先、技术力量雄厚的辉煌年代，是我国包装容器行业的国有大型企业。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主要为青岛啤酒厂提供啤酒瓶，由于青岛啤酒的品牌优良，驰名中外，畅销美日等30多个国家，那时晶华玻璃厂的日子过得满好。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啤酒业大发展，对啤酒瓶的需求更大了，这本应对该厂是件好事，但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啤酒瓶厂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也包括乡镇企业的堀起，竞争越演越烈，同时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使企业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下降。在这种竞争的形势下，晶华厂的产品开始出现积压，进而出现亏损，这就是“晶华现象”。而这种现象，对改革开放后的国有企业来讲，极有代表性，特别是在亏损产生的原因上企业面临的困境等都极为相似。
那么，晶华厂是如何摆脱这种困境的呢？他们从技术创新入手，改造啤酒瓶的生产工艺，开发新的产品。该厂采用的手段，便是技术改造。他们用1000多万元投资，改造了两个生产炉窑并淘汰了5条旧的生产线， 这种工艺创新使啤酒瓶生产质量提高了，单位产品的消耗也降低了。在工艺创新的同时，他们又开发了轻量啤酒瓶，这种新产品可使330 毫升装的啤酒瓶重量从330克降到161克，即过去生产一个瓶子的原料，创新后则可生产两个啤酒瓶，同时啤酒瓶的强度又有了很大提高。新产品受到北京五星啤酒厂等许多国内用户和美国等国外用户的欢迎，现在该厂轻量瓶产量已达到生产7000万只。1994年实现销售收入8312万元，利税1280万元，预计1995年还会有更大的提高。
晶华厂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了现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全国现有国有企业，类似晶华厂前期处境的还有很多。晶华厂能做到，其他厂理应也可以做到。应该说晶华厂为现有企业走出困境提供了一种思路。
技术改造的功能很多，其中之一是优化产品结构和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结构不能主要依靠建设少数新企业来实现，恰恰相反，已有不合理的格局完全应该是可以通过技术改造来改变。例如，在国际上，当机械表向电子表转化时，多数是由原机械表厂改造为电子表厂的，而不是靠关旧厂建新厂来实现产品结构的转变。同样，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如此。日本70年代初期，造船工业不景气，他们并不是采取关闭造船厂的方针，而是提出“造船工业登陆”的战略思路，削减造船厂的水上作业，通过技术改造生产畅销的铁路机车、建筑机械和排烟装置等设备，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国际上，所有这些优化和调整工作，均是利用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通过技术改造来实现创新，进而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的。技术改造的功能之二，是以投资少、见效快和效益高的投资优势来实现技术创新。就现有企业而言，技术改造的投资，相对企业已有的资产，仅是一个增量，使用增量投资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获得这部分投资的平均回报率，而是利用这一增量投资，去调动企业原有资产的作用，使之在二者结合的条件下，实现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创造出更大的效益。增量投资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技术发展是非平衡的，一个企业的落后，并不是其所有技术积累都落后了，往往仅是某些关键环节上落后，只要用少量投资对关键环节进行改造，就可以使企业获得新生，即使改造的部分较多，一般也比建新厂节省投资。因此，技术改造是一种节约投资的技术创新方式。
综上所述，利用技术改造，实现技术创新，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须这样做的。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成功，并不会同时到位，谁善于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条件，以市场为导向，运用技术改造的手段，来加速推进技术创新，谁就会较早地摆脱困境，扭亏为盈，甚至成为竞争中的强者。国外历史悠久的老企业，包括许多老字号，也都是坚持一代一代地更新改造，不断地推出新产品和采用新工艺，才维持了其久盛不衰的局面。因此，对现有企业而言，决不像某些企业领导者讲的那样：“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历史必将证明，通过技术改造实现技术创新，必将给现有企业带来新的希望。而其关键是改造中要创新。
今年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从新的一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我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企业，都花力气大搞技术创新，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技术创新的浪潮，不仅能使企业走出困境，而且会使我国经济根本性地好转，为实现中央提出的两个转变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