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本主义,做好社会主义工作”_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学习资本主义,做好社会主义工作”_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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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4)-04-0060-09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的伟大预言以来,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制度筚路 蓝缕,社会主义理想激励着一代代人为之努力奋斗。但同样无可争辩的是,资本主义并 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且仍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短期里恐怕也不会发生大的“颠 覆”。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并且要有同资本主义长期打交道的思想和行动准备,只 有大胆利用资本主义,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二战以后半个多世纪里,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幅度不断减小,经济危机的破坏力明显 下降,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有时还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和 经济发展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了全世界的3/4, 仅美国一家就占了1/4,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科技革命,促进了新 兴产业群的出现,创造了新的消费热点,同时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科技革命使社会生产力不断从外延式(粗放的)增长转向内涵式(集约的)发展,现代化 生产的劳动者已经从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体力智力劳动结合,甚至以智力劳动为主了 ,人们利用新科技的成果,实现了生产工具的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并大大扩展了 生产空间即劳动对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初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 为5%到20%,20世纪中期上升到50%左右,1980年代以后达到了80%。战后发达国家普遍 加强了对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扶持,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已在 西方发达国家兴起,进入了所谓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社会时代。“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 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新科技革命带动产业革命,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缓和社会 矛盾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为生产关系的调整提供了直接动力。生产的扩大化以及新的 生产组织形式带来了所谓“管理革命”:首先是科学管理取代了经验管理的“泰罗制” (Taylor system),再是以流水线作业、大宗生产为代表的“福特制”(Ford system); 20世纪后半叶又出现了“弹性生产方式”(flexible production),这种以“精益生产 ”、“大规模定制”作为其微观特点的生产方式比较好地适应了多元化市场发展的需要 。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管理创新,都培育了新的激励机制,给20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 带来了活力,客观上也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某种契机。资本主义为了 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在微观层面上改造了资本组织形式。1920年 代,西方企业通过大规模纵向兼并形成康采恩(Konzarn)股份公司;二战以后,又出现 了混合联合股份公司,而1980年代的并购浪潮又是对混合联合股份公司的重组调整,跨 国公司与横向兼并形成的托拉斯(Trust)相结合组建了庞大的国际托拉斯股份公司。

在美国,1952年股票持有者占全国人口的4%,1980年达到13%,现在高达60%。一个企 业的股东由原来几个几十个,变成成千上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个。股东控制公司的成 本是与股票分散程度成反比的,当股票分散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个别股东掌控公司的成 本就很高,这在经济上既不合算,也没有必要。因此,每个所有者拥有某个企业的股票 份额比例越低,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直接控制力就越小,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就越彻 底。职工持股的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 ,并加速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向社会化转化,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化。

另外,资本主义社会基金机构(如养老保险基金本身就具有社会公益性质)也很活跃, 它们把分散的社会资金筹集起来交给投资专家运作,个人也愿意委托这类机构来代理行 使所有者职权。基金机构为个人投资开辟了交易成本小、风险比较低的中介机制,被普 遍看好。美国基金机构持股占上市公司的比重现已超过了30%。

产业革命和管理革命又引起西方社会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阶级(层)结构的很大变 化。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产值逐步占了经济总量的60%—70%,甚至更高,第三 产业的迅猛发展使从事智力劳动的工作者(“知识型劳动者”)人数也扩大了。伴随着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以智力资源与知识占有、配置、生产和消费为基本要素的经 济时代,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让位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已不 足就业人口的二成,而一支新的由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组成的中间阶层构成了西方社会 最主要的社会力量,他们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这样的阶级(层)结构有利于资本主义 社会的稳定。

因此,现在已经很难用“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来概括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国家(政府)为中心建 立起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分别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运作等维度对资本主义进 行全面调节。政府行使公共权力,通过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劳动法、环境 法等法律和强制性行政行为来规范市场。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增强了他们的参政 能力,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增加了,各种民主的范围扩大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由 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紧张关系。

尽管当代资本主义调节力度在加大,调节能力在增强,调节手段在改进,但“问题本 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 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还在实现的趋势。”(注:《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 结构发生了许多变化,资产阶级政府也积累了管理国家、缓解社会矛盾的经验,但这些 变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开资本主 义基本矛盾这个“死结”。相反,资本主义在其自身矛盾运动的作用下,越来越朝着自 我否定的方向发展,越来越生长出社会主义的因素。

战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政策,社会福利不断增加,劳动 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这种提高同资本家阶级的财富增长比起来仍然是 望尘莫及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973年是4万亿美元,2000年达到了10万亿美元, 但劳动者的收入却不可能与之成比例增加,由于资本主义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两极分化的 趋势,广大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也就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 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 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并没 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西方国家大力发展‘新经济’,加速推动经济全球 化,造成了西方国家的财富不断增加,但这些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不可 避免地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这个基本矛盾的许多表现又被推向 了全世界,南北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但是,资本主义“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 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此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马克思、恩格斯 还认为,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如果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 成果”,就可以“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注:见《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我们今天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 仍然有很大潜力和空间,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远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切不可低估资本 主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适应和提高生产力的能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 个比原来预测要长得多的历史过程。

重要的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社会主义的根本 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改善和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并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发展 生产力,就必须充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出来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验,并 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

资本主义发展本身蕴涵着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因素。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 有这样一段话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 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的新社会因素。”(注:《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事实上最值 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也就是这些“新社会因素”:股份制经济、国有经济与合作经济所表 现的资本社会化;不断完善的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税收集中起 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用于社会福利开支);城 乡日益融合的一体化过程;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对市场经济实行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

马克思曾经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为:“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 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 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1页。)资本主义在其自身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不断 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向着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过渡;对 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当然更没有理由不学习,不 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

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中国应该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货币 ,要认识到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我国的企业管理要突破苏联集权管理模式,创 造出一套能够调动干部和工人两个积极性的企业管理形式;提倡自力更生为主,又尽可 能多地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毛也希望在经济体制上有所创新。邓小平说:“社会 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 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39页。)邓讲这个话时(1985年)苏联还没有垮台,但他已认为苏联并没有搞清楚什 么是社会主义。后来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 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 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的改革,从有意识地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到确认我国必须搞公有制 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到初步建立 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迈向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也可以 搞市场经济,突破了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基本 特点的传统观念,突破了社会主义要搞只能搞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

今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经济制度,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固基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五大支柱”不断加强:以公司制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大力推行,国有企业改 革不断深化;市场体系基本形成,生产要素市场初具规模;间接调控为主的、比较健全 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开始发挥主要作用;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逐步深入;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稳步推进。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注: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3年10 月22日。)是新一届党中央出台的一个重要纲领。《决定》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 断发展的趋势,“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无 疑将加快国有企业多元化的速度,使更多的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于国有股份公司, 通过股份制使之都变成社会资本。这是对传统公有制概念的重大突破。关于产权制度, 关于公司治理,特别是关于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决定》提出的措施都 借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

当然,对资本主义吸收借鉴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当代资本主义应付危机的能力之所以 加强了,还在于它们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法治制度,包括切实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比较完备的民主程序和监督机制,日益扩大的政党政治基础和社会力量参与的“公共领 域”等等。这些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慎重对待。十届人大二次会 议高票通过的宪法修正案(2004)写入“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 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就是一个重要标志。但要落实这些条文,必须使宪法真正成为国家 的根本大法,贯穿和渗透到公民一切活动中。没有宪法的权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依法 治国;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追究。

就客观条件而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是在经济 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主观原因来说,主要的就是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 本质,没有很好地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包括那些“新社会因素”) 。列宁晚年就明确反对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说法,“我们不能设想 ,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 的什么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199 2年,邓小平针对有些人的责难语重心长地说,我这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就是学资本 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注:见吴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中国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从现实情况看,社会主义必须同资本主义打交道 ,两种制度也将长期并存。“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 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 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建设成功。但是,在过去长时期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 ,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 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只看到前一面,而看不到后一面,就陷入了 认识上的片面性。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利于社会主 义经济文化的进步。”(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05页。)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国家“和平 共处”的可能性。二次大战爆发后,苏联与美、英等共同反抗法西斯的合作也使斯大林 把和平共处抬到战略意义的高度。即使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也一直谋求与资本主 义国家的妥协与合作,认为两种社会制度可以进行“和平竞赛”。1950年代中期,中国 就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并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毛泽东明确指出“五项原则是一 个长期的方针”,“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半个世纪以来,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已得到国际社 会的普遍赞同。邓小平在1988年几次谈话中都指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就是要结 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最经得起考验,“非常明确,干净利 落,清清楚楚”。(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也在曲折地走向多极化,中国共产党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正确处理国际事务,包括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原则和策略。“我 们要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 定;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 繁荣的方向发展。”(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 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 起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定亲疏,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做到有理、有 利、有节。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社会主义中国韬光养晦,又有所作为。韬光养晦,就是立足于我 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胸怀大志,珍惜机遇,埋头苦 干,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注:《邓 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即使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 力范围。有所作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必须做而又可能做的事就要尽力去做,而 不是无所不为。我们不能超越我们的现实可能去办事情。”(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30页。)这一方针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符合中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要求,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 ,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 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并把这个工作放在我国外交事务“六个继续”的首位。这也 是社会主义中国负责任地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充满自信的表现。

我们充分尊重各国人民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而且由于发展阶 段和资源禀赋的差异,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又有很强的互补性,完全可以 通过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在一些领域实现“共赢”。其实,今天 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双方都有相互借鉴和利用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相互依存 的。尽管为了各自的“前途”,谁都没有放弃与对方的斗争,有的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 主义中国和平崛起,它们散布“中国威胁论”,甚至采取各种手法“西化”、“分化” 中国,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警惕,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 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包 括反贫困、人权保障、防止核扩散、环境保护又是整个国际社会必须严阵以待的全球性 问题,需要有解决问题的全球性行动,而这些行动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至今还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形势也显现出许多新的 特点: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利因素在增加,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 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奉行多边主义、加强协调 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共识。然而,天下并不太平, 传统安全问题还没有解决,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又突显了出来,特别是恐怖主义、跨国犯 罪、传染性疾病日益成为世界人民的“公害”,对各国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既为国 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也使国际关系的发展面临新的考验。

中国愿意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一起,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安全 、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所谓“互信”,就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 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所谓“互利”,就是指顺应全球化趋 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各国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所谓 “平等”,就是指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应相互尊重,互不干 涉内政,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所谓“协作”,就是指各国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通 过合作消除战争隐患,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

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与日俱增,国家之间既有许多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也存 在一些分歧和矛盾,但都应该“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扩大积极面,减少消极面,通 过对话增强信任,通过交流推动合作,避免磨擦和对抗,中国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 处、竞争合作的过程中,坚持自己的制度,保护自己的安全,争取更大的利益,实现中 华民族的振兴,那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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