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口结构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人口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章将从族群、性别构成、年龄结构、宗教构成和公民类型等方面来探讨新加坡的人口结构。在过去几十年里，新加坡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与诸如移民、死亡率和出生率等人口学方面的因素有关，而且也与社会及经济发展变化密切相关。这些变化因素对新加坡人口结构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讨论的国际移民问题，就对新加坡人口结构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族群和方言的构成
从1819年新加坡开埠起，就有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等邻近国家的移民进入，新加坡多种族社会开始逐渐形成。在一个如此多种多样的人口结构中，各种族的宗教、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均有很大的区别。为了研究各种族在人口增长结构、婚姻率、生育率等方面的不同，收集各族群和方言群的数据信息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已经被认识到，而且从1871年开始的人口普查问卷就必须包含与种族有关的项目。
在人口普查中，“族群”这个概念通常是指具有同一血缘或种族起源并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群落或社区。传统上，新加坡人分为四大族群，每一族群又细分为不同社区和方言群。若某人是不同族群的混血儿，则归入其父亲所属的族群。“华人”指所有具有中国血统的人，这些人又被细分为不同的方言群，如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海南人、客家人等；“马来人”是指所有具有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血统的人，可被细分为马来人、爪哇人、玻雅尼人、武吉士人等；在过去，没有“印度人”这个统一的称谓，但现在它则指所有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包括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和斯里兰卡人，同样地，它也被细分为泰米尔人、马拉雅兰人、旁遮普人、古挤拉特人等；最后，“其他族群”涵盖了所有的其他种群，如欧亚混血人、阿拉伯人、泰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及其他少数族群。
依据以上划分的四大种群，表1描述了新加坡族群构成的变化。自从1819年斯坦福·莱佛士在新加坡开埠以来，新加坡从未拥有相当数量的本土人口。华人、印度人和大部分马来人都是移民。纵观新加坡的人口统计史，这三个族群的人口总数一直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96%左右。虽然这三个种群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19世纪他们各自的人口比例发生了一些较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早期的数据证明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新加坡成为殖民地后头20年左右的时间里，马来人是当时的主要种族。在1824年，马来人有6，431人，占人口总数的60.2%，而华人有3，317人，占31.0%；在1830（原文为1930——译者注）年马来人的比例降到45.9%，但是仍然高于华人的39.4%；到1836年时，马来人人口（12，497人）被华人人口（13，749人）超过。从此以后，新加坡的人口构成就一直是以华人为主。
随着华人越来越多地涌入，马来人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便日益减少：从1836年的41.7%降至1849年的32.2%，又从1871年的27.6%降至1901年的15.8%。在20世纪，马来人的人口比例降速放缓，到1931年时降至最低，仅为11.7%。但随后又有缓慢的回升，到1970年升至15.0%。之后直到2006年，其比例一直保持在14%左右的水平。与马来人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变化趋势恰好相反，华人的比例则一直在上升：从1824年的31.0%升至1849的52.9%，又从1901年的72.1%升至1947年的77.8%。华人的比例一直稳定地保持在75%左右。表1所反映的这两个种族人口比例相反的变化趋势，主要发生在19世纪而非20世纪。
相比较而言，印度人人口在大部分时期内都维持着较为稳定的比例：其在1824年的比例是7.1%，在1849年达到11.9%的高峰，在1881年降到8.8%，从那以后，就一直在8%左右浮动。作为由各少数种族混合而成的“其他族群”，其人口比例从未超过5%。在殖民地时期，“其他族群”主要由欧亚混血人和欧洲人组成，但是现在已经是非常混杂了，主要由大规模的外国专家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组成。
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新加坡常住居民共有3,263,209人，其中华人约有2,505,379人，占人口总数的76.7%。因此，这个群体在新加坡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影响可想而知。人数为2,505,379人的华人常住居民分为以下几个主要的方言群：排在首位的是福建人，其人数为1,028,485人，占华人常住居民的41.1%；其次是潮州人，人数为526,197人，占21.0%；再次是广东人，人数为385,630人，占15.4%；排在第四位和第五位的人数非常接近，分别是客家人和海南人，前者的人数为198,435人，占7.9%，后者人数为167,594人，占5.5%；此外，还有很多更小的群体，如福州人，兴化人(henghuas)和上海人，他们的人数从47,000人到22,000人不等。虽然不同的方言社区和每个方言群都使用统一的书写文字，但他们在特定经济活动上的稍微不同仍导致了华人分为各种不同的群体。除了不同社区之间的相互通婚外，为了把华人统一起来，政府一直在试着鼓励他们在工作场所及家里把普通话用来作为共同的语言。
相比较而言，作为一个族群的新加坡马来人有更大的同质性。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马来人常住居民为453,633人，其中马来人有309,716人，占68.3%。其他较小的群体如爪哇人有80,062人，占17.6%，玻雅尼人51,849人，占11.4%。虽然这些少数群体起源于印度尼西亚，但他们已经在新加坡居住了很多世代了，而且为了现实的目的已经被统一划分为马来人。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的读写语言可能会有些不同，但在新加坡他们通常用马来语进行交流。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伊斯兰教），并且多年来互相自由地通婚。
2000年，印度人常住居民为257,791人。作为一个族群，印度人是非常混杂的。他们按照各自的语言区和国别相互区别，具有代表性的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和斯里兰卡人。若不考虑他们的祖籍国，泰米尔人是最大的群体，有150,184人，占58.3%。较小的语言群体为：马拉雅兰人，有21,736人，占8.4%；锡克人，有13,188人，占8.8%；印度斯坦人，有5,064人，占3.4%。除了说不同的语言外，印度人人口中的不同群体也有不同的书面语言。印度人的宗教也明显地分为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等等。
第四大族群，即人口普查表中的“其他人”，若按照祖籍、语言和宗教来看，其构成肯定是相当混杂的。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有46,406个常住居民被列为“其他人”。其中，15,045人是欧亚混血人，占32.4%；7,517人是阿拉伯人，占16.2%；11,067人是高加索人，占25.8%；3,219人是菲律宾人，占3.3%。即使是那些在其他国家被称为白人的高加索人，若考虑到他们的祖籍和语言，也是非常混杂的。他们当中有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以及诸如英国人、苏格兰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等说英语的群体。鉴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其他人”为新加坡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已经成为新加坡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性别构成
在一个完全没有移民的人口性别结构中，男性的自然出生率略大于女性。但是，几乎各个年龄阶段的男性的自然死亡率都比女性高，因此总人口的性别比例最终会趋于正常，男女数量几乎相等。在男性移民成为人口增长主要因素的国家里，可想而知，其性别比例肯定会偏离人口比例的正常模式。新加坡的情况就是如此，因为正如前一章所述，过去进入新加坡的移民都以男性为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女性移民的增加，人口自然增长量的增大及移民的减少，性别比例将逐渐趋向平衡。
表2的人口性别构成是按照每1000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来衡量的。从表中可以看出，性别比例的变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24年到1849年，性别比例整体趋势是越来越不均衡，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从1,987人到最多时的3,905人。这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具有相对平衡的性别比例且定居的马来人的比例下降；另一方面，来自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以男性为主的移民使华人和印度人的比例上升。第二个阶段主要是19世纪后半叶。在这个阶段，性别的比例几乎稳定地总是维持在每千名女性对3100名男性的水平。第三个阶段涵盖整个20世纪。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这个世纪里，性别比例一直持续趋向平衡，如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从1901年的2,938人减至1921年的2,044人。这仅仅是由新移民中的女性（她们大多是那些决定在新加坡永久定居的男性移民的妻子）的增加所引起的。
在1921到1947年这段时期，由于较多女性移民的进入和人口自然增长，性别比例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到目前为止，改善性别比例最主要的动力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官方政策，即“依靠印度人移民委员会和《1933年外侨条例》，尽一切努力改善移民的性别比例，直到1938年女性移民都不受移民配额的限制。”①到1947年，性别比例进一步改善，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达到了1,217人。此后，由于人口自然增长成了人口数量增加的主要因素，性别比例进一步改善。例如，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从1957年的1,117人降至1970年的1,049人。198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性别比例几乎没有改善，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仅为1,042人。但是，此后为了缓解劳动力紧缺而允许更多外国女性劳工进入，1990年的性别比例又有较大程度的改善，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达到了1,023人。由于表2中2000年和2006年的数据统计的仅仅是常住居民人数而不包括男性多于女性的非常住居民，因此这两年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分别降至996人和982人。
在研究华人性别比例的变化状况时，我们应该想起华人移民的一个主要特征：在19世纪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男性华人移民没有把妻子一起带来。这主要有以下原因：由于仅仅是暂时移民新加坡，华人移民宁愿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中国；大多数华人没有能力把家人一起带来；为了严格控制海外华人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侨汇，中国当局虽然不严禁男性向外移民，但是对女性移民海外却严加防范。②因此可以确信，早期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华人妇女并不是直接来自中国而是来自马六甲的峇峇。我们可以参考1837年巴克利所写的一段话：“像报纸说的，直到现在，还没有来自中国的华人女性来到新加坡，事实上，只有两个真正的华人妇女，或者说不知道什么时间曾来到这里，她们是几年前在英国见过的那两个小脚妇女。”③因此，那段时间华人性别比例最不正常就不足为奇了，大约每千名女性就有15,000名男性。
随着对中国女性的移民禁令的解除，以及华人在新加坡定居下来，有更多的华人女性来到了新加坡，因而性别比例也逐渐正常化，例如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从1836年的14,642人降到1931年的1,656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人口的大量自然增长和殖民政府通过《1933年外侨条例》这项使女性移民不受移民配额限制从而鼓励女性移民的政策，华人性别比例正常化的速度便加快了。在1941年12月二战爆发后和战后初期，移民停止进入新加坡，但是战后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使华人性别比例继续正常发展。到1947年，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达到1,132人，而且在战后性别比例继续正常化，在1980年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甚至达到1,015人。在1990年的华人常住居民中，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达到1,012人，2000年达到990人，2006年达到972人，女性人数第一次超过了男性。
起初，印度人的性别比例也不平衡。1824年为每千名女性对5，878名男性，1830年升至10,387人，1881年又降到3943人。以男性劳工为主和已婚的印度男性移民将妻儿留在其祖籍国印度，都可能导致性别比例的失衡。和华人的性别比例逐渐改善的趋势不同，印度人的性别比例失衡状况在1881年后又不断恶化。在1931年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达到5,189人，仅仅在此之后，性别比例才持续改善。尽管如此，相比较而言，印度人性别比例的失衡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战后数年）。这主要是由于很少印度人倾向于在新加坡永久定居。甚至到2006年，印度人中的常住居民的性别比例仍然不平衡，即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1,063:1000。
马来人的性别比例在两方面不同于华人和印度人。第一个方面，尽管马来人也包含了一些移民因素，但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定居社区并在早期就呈现出一个接近平衡的性别比例。甚至在1824年，马来人的性别比例也处在非常正常的水平，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仅为1,058名。第二个特征是，马来人性别比例的变化没有确定的趋势，而是随着相对较少的移民人数的波动而上下波动，波动范围在1,030人至1,420人之间。但是在最近的几年里，马来人常住居民的性别比例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从1990年的1,041人降到2000年的1,031人，到2006年达到996人，性别比例更加平衡。
研究性别构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五个年龄组的变化，如表3所示。最小年龄段群体（0-4岁）的性别比例一直最正常，而且变化最小。这个年龄组的性别比例受到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男女的自然出生比例和死亡比例。通常是男孩出生比例高于女孩，但是这种情况往往被此后男孩相对较高的死亡率所平衡。然而正如表3所示，这个年龄段的男孩人数最终还是略大于女孩。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年龄组的性别比例也可能由于相对较多的女孩没有被统计进入而受到影响。下一个年龄组（5-14岁）的性别比例仍然受到移民的较小影响，因此男孩人数仍然略大于女孩。
另外两个年龄组（15-59岁）的性别比例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不正常的。这反映了以男性劳工为主的移民对人口结构的严重影响。在1947年之前，15-29岁这个年龄段群体中的男性人数都是女性的三倍。此后，性别比例明显正常化。年龄相对较大的工作年龄组（30-59岁）的性别比例曾经很不正常，如1881年的男性人数几乎是女性的5倍，但是此后便迅速正常化。随着男性劳工年龄的增大和在新加坡居住时间的延长，他们更倾向于把他们的家庭带到新加坡永久定居。较多女佣的移入导致了15-29岁这个年龄组的性别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相当地正常化。
2000年和2006年这两年的数据相类似，但是所统计的仅仅是关于常住居民而不是总人口。由于没有把男性工作群体中占很大比例的非常住居民统计在内，因此这两年的数据显示了男性人数少于女性。2006年，15-29岁这个年龄组的性别比例是，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为989人，而后两个较长年龄组（30-59岁和60岁以上）每千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却迅速降到分别为984人和849人。这可能是由常住居民中的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死亡率所造成的，而受移民因素的影响不大。
年龄结构
新加坡人口普查的内容历来包含年龄这一项，因为年龄不论在人口统计的分析还是社会和经济计划的制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认识到年龄的重要性，新加坡（在人口普查问卷中）提出了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并采取了特别的预防措施来确保获得确实可靠的人口年龄报告。主要的目标就是获得每个人的真实年龄或按照西方的阳历来计算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日。实际上，还可以根据其他的历法来计算年龄。在新加坡，华人按照中国农历来计算年龄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口普查采用了一种方法来采集华人的年龄，并把他们按传统方法计算出来的年龄换算成人口普查所要求的年龄。④人口普查所采用的这种精心设计的年龄采集法可以避免统计中经常犯的错误，如数字偏差和年龄夸大，因此产生了非常好的统计效果。
年龄分布对现有劳动力、适婚伴侣人数、出生与死亡绝对人数和“抚（赡）养负担”的程度与类型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时，一定要考察该国的年龄分布。在一个不受国际移民影响的封闭人口环境中，年龄结构主要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水平。在这样的人口中，所有的年龄数据可以绘制成一个金字塔形的图表，底部最大，随着年龄的增大往上逐渐变小。最近的人口出生率越高，年龄金字塔的底部就越宽。但是，正常金字塔的形状可能会受到特定因素的影响而变形，这些因素有：战争时期士兵异常高的死亡率、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特定年龄组的大规模移民等。这里描述的基本概念将有利于我们理解表4和图3.1（略）。
研究新加坡年龄结构的一个有用方法是将其人口分为五个年龄组来进行分析（见表4）。5岁以下的学龄前年龄组增长得非常快，在1901年有12,500人，占人口总数的5.8%，到1957年达到顶峰，为264,700人，占18.3%，然后开始不断下降，到1990年有228,600人，占7.6%。这是由人口出生人数的不断减少造成的，而后者又归因于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即低于1975年（使人口总数保持原有水平）的更替水平，而且此后人的口出生率一直维持着这样的一个低水平。5-14岁的学龄组也从1901年的25,600人增长到1970年569,400人的顶峰。在此后的20年时间内，该年龄组人数由于受到不断萎缩的出生率的影响而不断下降，到1990年降至418,800人。这造成了入学人数的减少和新劳动力供应的萎缩。
15-29岁的年轻工作年龄组的人数从1981年的98,500人持续上升到1990年的907,600人，增加了9倍多。30-59岁的较年长工作年龄组的人数也持续增长，从1901年的75,900人增加到1990年的1,207,500人，增加了近1.6倍。需要指出的是，1990年关于这两大工作年龄组的统计数据包含了因雇佣关系或工作允许而在新加坡各个经济部门工作的外国工人。6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人数在1901年至1990年这90年间增加了大约70倍，即从3,700人增至258,900人。这种老人急剧增加的趋势也预示了目前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过程。
我们再来看一下表4中关于“受抚（赡）养者”的年龄数据。如果我们把“年轻受抚养者”定义为15岁以下的人口，就可以看出这个年龄组在1901年占人口总数的17.6%，此后逐年增加，到1957年达到高峰时占人口总数的42.8%。此后又逐渐减少，起初减速较慢，但最近几年减速变快，到1990年占人口总数的21.5%。另一方面，那些定义为60岁以上老人的“年老受赡养者”，在新加坡的人数相对较少，但是近30年来却日益增多。在1957年，这个年龄组仅占人口总数的3.8%，但是到1990年却达到8.4%，翻了两倍多。
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1957年大约有占53.4%的人口在养活占人口总数46.6%的年轻与年老的“受抚（赡）养者”，到1990年“受抚（赡）养者”的人数减少了，占70.2%左右的人口养活占人口总数29.9%的“受抚（赡）养者”。但是，这里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即养活的对象从“年轻受抚养者”转变为“年老受赡养者”。由于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仍然低于或接近于（使人口总数保持原有水平的）“更替水平”，因此这种现象将来肯定将会持续下去。
另一种研究人口结构的方法是，借助于图3.1（略）所描绘的年龄金字塔。1931年的年龄金字塔是一个年龄结构不正常的典型例子。由于当时新加坡有大量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劳工移民，因此图中的工作年龄组部分明显突起。此外，由于劳工移民以男性为主，因此年龄金字塔中男性工作年龄组比女性更为明显。由于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移民减少，因此1947年年龄金字塔里工作年龄组的凸起部分缩小。十年之后即1957年，凸起部分完全消失了，而且由于战后出生率的快速提高，正常的下宽上窄的年龄金字塔便形成了。
在年龄结构演变的下一个阶段中，首先是1957年出现人口出生率的首次持续下降。因此，1970年的年龄金字塔底部萎缩，而且工作年龄组的突起部分也已完全消失。20世纪70年代人口出生人数的持续下降导致了1980年年龄金字塔底部的不断萎缩，因此，向上凸显了十几岁年龄组的扩展，向下凸显了0-4岁最小年龄组的日益萎缩。
除了底部的萎缩略微上移之外，1990年年龄金字塔的大体形状几乎没有改变。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在出生率迅速提高和迅速下降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一个新的凸起，而且是男性和女性部分均凸起。简而言之，新加坡的人口年龄金字塔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有工作年龄组凸起的不正常金字塔到有广阔底部的正常金字塔，然后再到底部不断萎缩和十几岁年龄组新凸起的独特金字塔。图3.2（略）描绘了主要族群的年龄金字塔。
宗教构成
尽管宗教不如影响到新加坡人口统计各个方面的种族那样重要，但是考虑到宗教在结婚率、出生率和人口控制项目中的潜在影响，还是应该给予宗教些许关注。在新加坡，宗教差异日益强化了人们的种族和文化认同，也阻碍了种族之间的有效融合。而且，最近几年宗教狂热的复苏促使宗教成为决定国家内部种族与政治和谐的关键因素。⑤但是，人口宗教构成的研究受到宗教资料收集的阻碍，因为它关系着人们的信仰和态度等广泛性问题。即使资料可以收集，但相对于人口普查中其他方面的资料来说，它也不够严谨和准确。
不像收集种族、性别和年龄信息那样，并非每次人口普查都收集宗教信息。在1911年、1921年和1931年的人口普查问卷中都包含宗教这一项，但是在战后1947年、1957年和1970年的人口普查中却省略了宗教这一项，此后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又将这一项加进去。宗教信息仅从10岁及以上的人开始收集，被调查者回答的任何宗教信仰都被接受。自称是自由思想者、无神论者及不回答者都被列为“无宗教信仰”。声称遵循中国圣人（诸如孔子、孟子、老子等）教诲者、实行祭祖者和其他教派都被列为“道教”。表5列举了常住居民的宗教信仰。
在新加坡，几个主要的宗教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常住居民中的宗教信仰在过去许多年里也没有发生变化。这从1980年、1990年和2000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来。但是，佛教和道教信仰者的人数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常住居民中信仰佛教的人数比例从1980年的26.7%升至1990年的31.1%再到2000年的42.5%，而在这段时间内，信仰道教的比例却从30.0%降至22.4%再到8.5%。但是，在华人中，这两种宗教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尤其对于老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⑥如果把这两大宗教的信仰者比例加起来，那么在1980-2000年期间，信仰者比例发生的变化就不那么显著，从56.7%降至53.5%然后再到2000年的51.0%。同期，伊斯兰教的信仰者比例也略有下降，从1980年的16.2%降至1990年的15.4%然后再到2000年的14.9%，印度教的信仰者比例稍有增长，从3.6%到3.7%然后到2000年的4.0%。到目前为止基督教信仰者的比例增长最快，几乎以3.5%的增幅从9.9%到12，5%再到14.6%。
现在我们来讨论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宗教派别模式。佛教信仰者人数最多，达1,060,662人，占42.5%；其次是伊斯兰教，信仰者有371,660人，占14.9%。第三位的是基督教，信仰者有364,087人，占14.6%，第四位的是道教，有212,344人，占8.5%。第五位的是印度教，人数较少，仅有99,904人，占4.0%。当然，这种宗教派别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述的人口种族结构。
种族界限与宗教派别之间关系的最好例子就是马来人与伊斯兰教。这些马来人有占高达99.6%的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大多数是信仰沙斐仪学派思想的逊尼派穆斯林，属于伊斯兰莎菲教派。事实上，从官方或法定的角度来看，伊斯兰教是确定一个人能否被划分为马来人的主要标准之一。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伊斯兰教对其追随者的影响是永久性的。伊斯兰法律不允许穆斯林改信其他宗教或者退教。在这种情况下，马来人将会一直信仰伊斯兰教，而其中的一小部分非穆斯林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华人大多信奉一种主要的宗教，即佛教，大约占53.6%；其次，大约16.5%的华人信仰基督教；再次，10.8%的华人信仰道教。相对而言，华人中的自由思想者和无神论者人数最多，无宗教信仰者也占到了18.3%。
印度人主要信仰印度教，大约占55.4%；其次，大约占25.6%的人（即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信仰伊斯兰教；再次，15.1%的印度人信仰基督教。其他种族，主要指外国工人及其家属，主要信仰基督教(53.3%)。他们中大多数是白人和欧亚混血的新加坡人。
研究宗教模式的另一有效途径就是考察某一特定宗教的种族构成。最明显的特征是，几乎所有的道教信仰者都是华人。同样地，尽管有一些印度人和泰国人也表明信仰佛教，但佛教的信仰者绝大多数都是华人(99.5%)。伊斯兰教的信仰者也是以马来人为主(84.4%)，其他较重要的伊斯兰教信徒是印度人(12.4%)。唯有基督教脱离这种宗教与种族的紧密联系，它的信仰者主要有华人、印度人、欧亚混血人和来自各国的白种人。有意思的是，1947年的人口普查报告将种族和宗教的太多交叠作为不收集宗教资料的原因，[7]显然，1957年和1970年的人口普查也因同样的理由没有收集宗教资料。
文化水平模式
在新加坡进行的人口普查中，文化水平常被定义为运用一种特定语言阅读并理解报纸的能力。在实地调查中，为了操作的方便，调查者仅仅根据被调查对象的口头回答记录下他（她）的文化水平，而没有进一步的提问和测试。而且，文化水平资料的收集对象仅为10岁及以上的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多种族社会，信息的收集是分别以在新加坡所使用的不同语言来进行的。同时，这也使我们有机会去研究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模式的变化，这些变化当然是由过去关于教学语言媒介的教育制度所导致的。
测量特定人口群体文化程度的一种便利方法是测量其总识字率，即10岁及以上年龄组中每千人的识字人数。表6中列举了过去四次人口普查按照种族和性别分别统计出的总识字率。1990年和2000年的数据仅仅关于常住居民。正如预期，几年来总识字率有所提高，10岁及以上年龄组中每千人的识字人数从1957年的523人上升到1970年的722人，然后到1980年的840人。在这段时期，华人的识字率提高最快，每千人的识字人数增长了364人；相比.较而言，印度人识字人数增加较少，仅仅增加了146人；马来人识字率的提高处于中等状态，大约增长了243人。虽然不同种族的识字率都有所提高，但是在1980年，华人的识字率仍然是最低的（每千人仅有826人识字），而印度人的识字率最高（每千人有898人识字），马来人居中（每千人有865人识字）。在1990年和2000年调查的常住居民识字率数据中，这三个种族的总识字率的高低排名情况与1980年相同。
表6中关于男女两性的总识字率数据表明，在过去大约30年的时间里，女性的识字率提高速度快于男性。从1957年到1980年，每千人中男性的总识字率从686人增长到915人，而女性总识字率的提高较为显著，从336人增长到762人。1990年和2000年的常住居民数据表明，女性的识字率也经历了像80年代一样比较大的增长。这个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这三个主要种族的女性识字率都有了比较大的提高。新加坡在教育和就业方面都发生了有利于女性的较大变化。因此，女性和男性之间总识字率的差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大缩小，但是男性的识字率仍然较高。
最近几年，新加坡对使用双语的进步和出现的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尤其是在学校和工作场合。由于认识到双语的重要性，人口普查局对被调查者文化水平的调查不仅以一种特定语言进行，还同时使用了两种或更多种语言。由于受到编辑和制表的限制，必须限制次级分类的数量，因此关于多种官方语言的详细分类在表格中仅仅列举了英语和其他官方语言的总和。这也很好地证明了掌握两种或多种非英语的官方语言的人数是可以忽略的。顺便说一下，除了英语外，其他的官方语言是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
表7把10岁及以上的识字人数按语言进行了分类。在1970年，识字人数共有1,125,524人，有904,422人仅掌握四种官方语言中的一种，即80.3%的人使用单一语言。这种情况到1980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使用单一语言的人占62.0%；1990年常住居民中使用单一语言的人数降到53.5%；2000年降到43.9%。相反，掌握多种语言的人数却在上升，从1970年的19.1%上升到1980年的37.5%，再升至1990年的46.0%和2000年的56.0%，不过后两者是指常住居民。人口普查报告里的增补数据显示，新加坡所有的主要族群都普遍“使用多种语言”。毫无疑问，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对双语在全部人口中的传播起着明显的作用。
强调学习英语和母语自然会提高掌握英语和其他三种官方语言之一的人口比例。从1970年到1980年，掌握英语和汉语的人所占的比例从8.9%升至22.5%；掌握英语和马来语的人从占7.2%升至11.3%；掌握英语和泰米尔语的人从占1.6%上升至2.1%。这些变化意味着老一辈掌握单一语言的人（如众所周知的受英语教育者、受汉语教育者、受马来语教育者和受泰米尔语教育者）让位于掌握多种语言的人。在1990年，常住居民中仅有19.0%的人只会说英语，而45.1%的人不但会说英语而且会说其他三种官方语言中的一种。到2000年，这种情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即15.3%的人只会说英语，而53.4%的人既会说英语又会说其他三种官方语言中的一种。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华人儿童只选择学习英语和汉语，一些人可能选择学习英语和马来语或另外一种外语；另一方面，一小部分马来人和印度人儿童会选择学习英语和汉语而不是马来语或泰米尔语。这些就是掌握两种以上语言的人。
公民身份类型
1970年进行的后殖民时代首次人口普查问卷，把公民身份列为调查内容之一。由于从这一项目中得到了很多有用信息，因此在此后的两次人口普查中保留了这一项目。公民身份项目证明是有助于提供关于不同公民身份的人口分布的重要信息，以及关于公民与非公民在其他人口统计与经济变量方面的特征的各种不同数据。对这种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可以大大帮助我们对新加坡国家建设的进程和进步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人口普查中，公民身份的定义是指通过出生、注册或入籍的方式获得合法国籍的人。若某人被认为拥有双重国籍，则按其自主选择确定其公民身份。若某人尚未取得任何国家的国籍或者自愿声称无国籍以及不能确定他的国籍，则被划为“无国籍”。在人口普查表格中，这被列在“不确定”的标题之下。
根据以上原则，新加坡人口被划分为三个类别——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非居民。永久居民是指在现有移民条例下被赋予在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以及那些因为在新加坡长久居住而拥有永久居民身份的人。新加坡公民身份的证件包括新加坡公民身份证、新加坡护照、新加坡出生证和新加坡红色身份证。永久居民是指持有外国护照并带有新加坡移民局签发的入境和回境签证的外国人以及拥有新加坡蓝色身份证者。非居民包括在新加坡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持有社交访问签证的暂时访问者、持有工作证和就业证的人及其家属。
依据以上三个类别，新加坡的人口分布如表8所示。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新加坡公民的人数为2,973,091人，与1990年的2,595,243人相比增加了377,848人，即增长14.6%。但是这个增幅仍低于1980-90的18.3%和1970-80的17.0%。公民人数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人一出生便成了公民，以及在很小程度上也是由于永久居民转变为公民。同样，在1990-2000年期间，公民人数的增长速度减缓也是由于出生人数减少和永久居民转变为公民的比例下降。但是在1970-2000年这30年期间，严格的公民身份法律基本未变。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永久居民人数波动较大：从1970年的138,785人下降到1980年的87,845人，即减少了50,940人，减幅达36.7%；但是到1990年又升至109,872人，增加22,027人，增幅为25.1%；然后到2000年再次升至290,118人，增加180,246人，增幅达164.1%。
另一个鲜明的对比是，非居民或外国公民的人数激增：从1970年的60,944人增至1980年的131,820人，增幅达116.3%；在1980-1990年和1990-2000年期间，增幅又分别为136.1%和142.4%。因此，非居民的人数从1970年的60,944人激增到2000年的754,524人。鉴于新加坡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由过去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所导致的当地劳动力日益紧缺，外国公民人数的膨胀就不足为奇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严重缺乏劳动力，有更多外国工人流入了新加坡。很多非技术熟练工人仅仅持短期工作签证在新加坡暂时逗留，没有资格成为永久居民。当然，很多工人的主要目的是获得高工资回国养家，因此他们对获得永久居民身份并不感兴趣。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对外国工人的依赖越来越严重，这导致了非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大：从1970年的2.9%升至1980年的5.5%，再到1990年的10.3%，最后达到2000年的18.8%。
表8也显示了男性和女性的许多不同。在1970-1980年期间，新加坡女性公民的增幅(18.0%)高于男性公民(16.2%)。在1980-1990年和1990-200年期间，男性公民的增幅同样也较慢。但是，男性永久居民的人数变化较大：在1970-1980年期间，男性永久居民的人数减少了40.2%，高于女性的33.3%。但是，在1980-1990年期间，男性永久居民人数的增长(39.0%)又远远高于女性(13.1%)。在1990-2000年期间，这种情况又发生了改变，男性永久居民人数的增长慢于女性。非居民人数随着对外国工人的需求和控制这些工人进入的法律的改变而波动，但是波动相对不明显。在1970-1980年期间，男性非居民人数增长了132.2%，而女性外国公民人数增长了99.4%。恰恰相反，在1980-1990年期间，女性非居民的增长(176.9%)大大超过了男性(103.1%)。这主要是由于允许更多的菲律宾女性到新加坡做女佣。2000年的人口普查还没有得到按性别进行统计的非居民人数。
上述变化已导致了新加坡的人口模式随着公民身份的转变而转变。在1970年，新加坡的公民占人口总数的90.4%，永久性居民占3.6%，非居民占2.9%。在30年之后，这种人口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2000年，这三个数据分别变为74.0%、4.7%和18.8%。公民人数的下降反应了新加坡对外国工人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以及在1987年实施了某些鼓励生育政策之后，新加坡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新加坡永久定居。
根据表9，在1970-1980年期间，新加坡公民中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增幅较为相似，分别为17.8%、15.8%和14.5%。这三个种族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的永久居民的减幅也较为相近，分别为35.9%、32.6%和48.8%。另外，这三个种族的非居民都有所增加，尽管各自增加比例极为不同。华人非居民的增幅最大，达140.7%；而印度人非居民的增幅则最小，仅为13.8%；马来人非居民居中，为70.4%。
20世纪80年代公民身份类型的变化更为多样化。在1980-1990年期间，新加坡公民中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增幅非常不同，分别为16.2%、21.6%和36.2%。关于永久居民，华人永久居民的增幅较大，达70.0%，而印度人永久居民的增幅仅为5.5%。相反，马来人永久居民下降了53.9%。印度人非居民增长最快，增幅为243.7%；紧接着是“其他人”，增幅为231.7%；华人非居民的增幅相比前两者较慢，为119.1%；而马来人非居民的增幅极低，仅为11.2%。
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公民的三大种族人数均以不同的幅度增长。增幅最小的依然是华人，仅为12.9%，这主要是由华人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所引起的；增幅最大的是印度人，达22.2%。马来人的增幅居中，为18.7%。永久居民中的这三大种族也展示了不同的增长幅度。增幅最大的是华人，达370.2%；其次是印度人，增幅为183.4%；马来人永久居民的人数一直在萎缩，在1990-2000年期间增幅仅为13.4%。不像华人和印度人那样欢迎来自中国、印度次大陆甚至西方的新移民，马来人只愿意接受较少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新移民。
在1990年，新加坡共有公民2,595,243人，其中的321,116人（占12.4%）并非出生在新加坡，而是在满足前面提到的严格条件后才获得公民身份的。少数在国外出生的公民可能是在海外就出生于新加坡公民的家庭，而且一出生就成了新加坡公民；而一些在新加坡出生的公民则出生于永久居民的家庭，他们是通过登记才成为新加坡公民的。在1990年，新加坡有永久居民109，872人，其中有18，513人（占16.8%）在新加坡出生，而且出生时他们的父母是永久居民。这些人比较年轻，其中有13,509人（占73.0%）在21岁以下，而21岁以下的永久居民中仅有11.3%出生于海外。
（原载《新加坡人口》（第二版）第三章，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苏瑞福(Saw Swee-Hock)教授著，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出版社出版，2007年）
注释：
①M.V.Del Tufo,Malaya,A Report of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1957 (London:Crown Agents,1949).
②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305.
③C.B.Buckley,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Fraser and Neave Ltd.,1902),p.320.
④Saw Swee-Hock,"Errors in Chinese Age Statistics",Demography 4,no.2(1967).
⑤Eddie C.Y.Kuo and Jon S.T.Quah,Religion in Singapore:Report of a National Survey (Singapore: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1998).
⑥Eddie C.Y.Kuo and Long Chee Kiong,Relig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Department of Statistics,1995).
⑦Leow Bee Geok，《2000年人口普查报告》，载于《人口统计特征》，《统计快讯1》，新加坡：统计局，2001年。
Leow Bee Geok,2000 Census of Population,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Statistical Release No.1 (Singapore:Department of Statistic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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