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RDA理论研究现状分析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对策论文,现状分析论文,国内论文,RD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663/j.cnki.lj.2014.10.003 《资源描述与检索》(Resource Description & Access,RDA)历经六年开发、一年测试及半年多的等待后，终于在2013年3月底首先在各编制国正式开始实施。RDA是专为数字环境而设计，是一个多国编制、为国际化环境下使用而设计的编目规则，它的目标是发展为一种资源描述和检索的国际标准，因此RDA的实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代表着数字时代国际编目的一种发展趋势，对RDA的研究和关注将有效地推进国内编目工作的国际化进程。 本文在知悉国外RDA实施和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着眼于国内近年来RDA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统计和分析，试图展示国内目前在RDA理论研究方面的现状，分析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实践的方向。 1 国内研究成果分析 RDA自诞生之日起就广受国际编目界的关注，在近10年的时间里。国内RDA的理论研究情况如何，笔者于2014年1月利用CNKI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进行了全面检索，分别以“RDA”、“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和“资源描述与检索”为检索词，在“主题”、“篇名”、“关键词”、“文摘”等检索字段下进行检索。对检出文献进行去重后，共检索到相关文献81篇。
1.1 文献数量与时间分析 RDA代表着编目领域的最新进展，得到国际范围的关注，通过对检出文献的分析。可以大致把握RDA在国内随时间变化的研究趋势。笔者对81篇文献进行了时间归类，发表文献主要分布在2009－2013年，近五年发表的文献占总量的83％，可以看到，RDA的理论研究随着RDA实施的时间推进呈明显上升趋势(见图1)。2016年3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全面切换成RDA数据，全球最大的联机编目中心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也将在同一时间，所有数据均遵循RDA编目原则，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对RDA的研究和关注，仍将是图书馆编目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图1 近五年发表文献数量情况 1.2 文献作者及机构分析 作者是一篇文献的核心要素，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明确某领域的核心研究人群。通过分析81篇文献，可以大致看出致力于或是涉足过RDA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约50余人，其中根据作者(以第一作者为统计依据)已发表文献数量，可以确定RDA理论研究的核心研究人群(发表2篇以上论文的作者，按数量多少先后排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胡小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高红、美国雪城大学信息学院李恺、湖南科技学院图书馆姜化林、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张秀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张期民和霍艳蓉、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图书馆朱俊卿、南京政治学院军事信息管理系王松林、国家图书馆顾犇、国家图书馆高红、国家图书馆吴晓静、北京大学图书馆林明、美国伊利诺伊州联合编目维护中心工作王忠红、上海图书馆庄蕾波、辽宁省图书馆吴丽杰、河南工业大学图书馆杨莉萍。 从作者单位来看，核心研究者较为集中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胡小菁研究馆员主持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资源描述与检索》的中文化及其应用研究”，该课题深入分析RDA与中文编目实践的异同，考察其对中文编目的适用性，发表了一系列RDA中文化的研究论文，课题主要研究者均来自该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内RDA研究推动的先行者，早在2007年，就批准实施馆级科研项目“RDA的进展及其影响研究”[1]，对RDA的产生与现状进行了初步探研。2012年8月，馆级重点科研项目“RDA在国家图书馆的实施方向及应用策略研究”[2]被批准立项。2013年5月外文采编部成立了“RDA动态追踪学习小组”，对RDA展开信息追踪，并将搜集到的信息及时与全国的编目同行共享。为了扩大国内编目界对RDA的接受度，国家图书馆与CALIS联机联合编目中心自2012年5月正式启动RDA全文的中文翻译工作。国家图书馆的研究课题不仅对中文译本工作的拓展与延伸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更为RDA的深入学习、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另外，就作者的职业分布来看，90％以上的作者供职于图书馆，都来自和编目相关的机构和部门，也有信息管理学院和专业机构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 1.3 来源文献分析 对文献所属出版物的分析，可以看出：RDA理论研究的主要阵地。81篇文献共涉及19种期刊、2种报纸、2篇硕士学位论文。19种期刊中发文前五名的期刊依次为《数字图书馆论坛》(14篇)、《图书馆杂志》(9篇)、《图书馆建设》(8篇)、《图书情报工作》(6篇)、《国家图书馆学刊》(6篇)。其中《数字图书馆论坛》和《国家图书馆学刊》对RDA的研究尤为关注，《数字图书馆论坛》先后于2010年第12期、2013年第7期以RDA应用研究专题形式集中发文10余篇，《国家图书馆学刊》于2011年第2期以专题发文解读RDA，这些论文的集中式发表对国内RDA的研究和普及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从来源期刊同时可以看出，RDA作为新的编目规则，研究和关注人群主要来自图书馆及其相关机构，因此RDA的理论研究基本以图书情报类期刊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 2 国内RDA主要研究内容概述 通过仔细阅读相关文献，笔者认为，国内RDA理论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二方面，一类是围绕RDA发展历程、产生背景、内容结构，以及与AACR2进行结构和特点比较的研究，这类研究统归为基本问题研究；另一类是围绕RDA对我国文献编目工作及规则修订的影响以及RDA本地化中的若干问题研究，笔者称之为应用问题研究。 2.1 基本问题研究 2.1.1 RDA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 国内可见的最早对RDA进行主题研究的论文是2006年《图书馆建设》第2期上张秀兰的文章《从AACR1到RDA——〈英美编目条例〉的修订发展历程》[3]，该文回顾了从AACR1、AACR2到RDA的发展历史，着重探讨了RDA的编制目标和内容特点，指出RDA的编制出版不仅是“英美编目条例”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将是世界编目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这之后，围绕编目规则发展历程的关联要素、对RDA诞生的国际背景及编制过程、“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RBR)作为RDA理论基础所提供的揭示书目记录结构和关系的理念都有不同程度的阐述。 之后李蓓[4]、李恺[5]、徐静[6]、徐涌[7]16－17等多位学者都对RDA的产生和最新进展进行了跟踪研究，其中胡小菁[8]将RDA的编制开发按时间分为三个阶段，即酝酿筹备期、编制开发期和实施准备期；黄如花[9]则从宣传、培训、完善和与其他书目数据整合等角度对现阶段的RDA实施进展进行了调查与分析，虽然各文献论述的详略程度和论述的角度不同，但都认为RDA取代AACR2是大势所趋，为适应21世纪数字资源著录和信息描述的需要，RDA肩负着成为跨时代的编目规则和兼容AACR2海量数据资源的双重任务。顾犇[10]指出，RDA很有可能会成为国际性的编目标准，中国图书馆编目人员和学者应密切跟踪其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编目规则的国际化。这些跟踪研究成为RDA信息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学者的观点无疑有效促进了国内图书馆界对新的编目规则RDA的关注。 2.1.2 RDA内容结构 RDA是以联机产品RDA工具包(RDA Toolkit)形式首先发布，这是RDA与数字时代接轨的一个重要方面，工具包也必将成为利用RDA的主要途径。多篇论文[7,11][12]107－108对RDA内容结构进行介绍，帮助业界熟悉和了解RDA工具包(RDA Toolkit)。RDA工具包设计有三大版块，即RDA、工具和资源：RDA部分是RDA规则本身，是工具包的主体部分；工具部分包括RDA元素集、RDA对照表、RDA记录实例、工作流程、对照表、实体关系图、编码规范；资源部分包括AACR2、LCPCC PS和其他资源。 2.1.3 RDA编制特点 RDA的编制特点，主要基于JSC(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for Revis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修订AACR联合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战略计划，高红[13]66－67、何永进[14]、谢美萍[15]20－23、徐涌[7]17－18等学者都对RDA的特点进行过介绍和总结，基本认为RDA基于AACR2的优点，重视用户便捷地发现、标识、选择和获得他们所需资料的需要，凸显了几个方面的特点： (1)RDA是一个为数字世界设计的新的资源描述和检索的标准； (2)RDA的结构基于FRBR和FRAD概念模型，以帮助目录用户更容易地查找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3)RDA提供了更灵活的数字资源内容描述框架，并且还满足图书馆组织传统资源的需要； (4)RDA更适合新兴的数据库技术，使得机构能在数据抓取和存储检索中提高效率。 2.1.4 RDA与相关规则/标准的比较 除了对RDA进行介绍性的阐述外，多篇论文对RDA与AACR2、RDA与ISBD、RDA与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进行了比较。 (1)RDA与AACR2、ISBD的比较 吴晓静[16]通过翻译Nathalie Schulz的论文，详细地阐述了从AACR2到RDA具体内容的主要变化；谢美萍[15]22－23对AACR2和RDA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比较，论述了RDA与AACR2在显示格式、一般资料标识(GMD)、主要款目等方面的主要区别；吴跃[17]和王忠红[18]则通过图书著录的实例探讨RDA与AACR2著录的不同；霍艳蓉[19]介绍了CONSER(美国连续出版物编目的权威指导机构)标准记录文件(CSR①)与RDA连续性资源著录部分的一些主要字段的变化和区别；胡小菁[20]比较了RDA与ISBD的内容和媒介类型，指出后组式的ISBD内容形式/内容限定优于先组式的RDA内容类型。 (2)RDA与《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比较 为促进RDA在国内的推广和应用，一些学者针对RDA与《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进行了对比和分析。王松林从内容角度对RDA结构与AACR2和《规则》进行了分析比较。霍艳蓉[21]针对连续出版物，从题名、责任说明、版本说明、载体形态项、编号标识系统、出版发行项等方面对RDA与《规则》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认为RDA与《规则》除了具体细节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外，基本原则总体上相同，就连续出版物来说，应用RDA是可行的。高红[22－23]则分别针对影像资料和地图资料与RDA的资源著录进行了比较，认为中文影像资料和地图资料应用RDA是可行的。林明[24]以RDA结构和概念为基础，与《规则》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揭示实体“属性”方面，二者差异不大，但在揭示实体“关系”方面，特别是“创作者，作品”关系，二者有着较大差异，并指出在指导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应努力实现中外文编目规则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基于RDA的统一，并非意味着中外文编目规则必须合并。 笔者认为，国内学者通过介绍、翻译、分析、比较等各种方法，对RDA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不但促进RDA被国内图书馆界广泛认知与接受，而且有助于RDA在中国的推广和R9A标准的采用。 2.2 应用问题研究 2.2.1 RDA对编目界的启示和影响 RDA对编目界的启示和影响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前景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目前国内编目专家[25]对RDA的先进性持认同态度，王绍平[26]、顾犇[27]、高红[13]67－69、杨莉萍[28]、黄国忠[12]108－109等学者认为，RDA的编制对中文编目规则的制订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将促进中国编目规则的修订。他们在思考中国的编目规则何去何从，提出若干共性问题： (1)国内编目规则统一的问题。国内主要编目中心在执行中文编目规则方面仍有分歧，同国际编目原则与国际标准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标准的不同不利于图书馆数据的交流和共享。RDA的问世给中文编目规则融入国际性编目规则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国内采用统一的编目标准是大势所趋；同时应向国际编目界与国际书目标准的制订机构反映我们的民族性特征，以期在国际原则或国际标准中体现我们的民族性，使我们的民族性最终融入国际化。 (2)中西文编目融合的问题。在我国，各语种的编目遵循不同的编目规则，因而形成了分立式的目录体系，这对实施书目数据的FRBR化制造了人为障碍。一些专家[26,29]呼吁摆脱中国传统分立目录的束缚，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合二为一，统一中西文文献编目规则。 (3)FRBR化的问题。FRBR的两项重大成果给RDA的制订者带来了“灵感”，同样，FRBR无疑也是中文编目规则应对其面临的种种挑战的有力武器。专家们[13,26,27]建议力求以FRBR用户任务为目标，强化资源描述和检索标准，为实现FRBR用户任务目标做好基础工作；王绍平则明确提出，中文编目规则的FRBR化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拿来主义”，即直接采用像RDA那样基于FRBR的国际性编目规则；二是“另起炉灶”，借鉴RDA的方法与经验，采用FRBR概念模型来改造我们的中文编目规则。 2.2.2 RDA中文化研究 RDA中文化是指采用RDA描述与检索中文资源的适应性，也是RDA与我国编目实践的兼容性。高红[11,30]、胡小菁[20,31]从不同方面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 (1)RDA与中国编目实践的适应性：研究者通过选择部分文献类型从描述和检索两方面对RDA与《规则》进行对比，考察了RDA与中文编目规则的兼容性、应用于中国文献编目的适应性和融入中国编目实践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针对编目方面的中国实践特点提出了处理方式，认为RDA与《规则》基本原则总体上相同。具体细节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在RDA的框架下对其提出若干修订、制订本地化政策后，RDA可以适用中文资源。 (2)中文编目应用RDA的操作问题：①提出中文编目所用的CNMARC格式要做一系列更新；②制作CNMARC与RDA的对照表；③编制部分类型文献的中文工作流程；④提出如何在RDA工具包中文界面配置更多的中文编目参考资源的设想；⑤采用《规则》所附著录样例，分别提供两种规则以CNMARC进行编目的实例。 对于是直接采用RDA进行中文编目，还是以RDA为基础修订中文编目规则，顾犇[32]认为，短期内不会有明确答案。高红[33]认为，无论我国是否打算采用RDA，都有必要深入分析RDA与中文编目实践的异同，考察其对中文编目的适用性，为我们的决策打下理性而坚实的基础。胡小菁更深入具体地阐明了观点，RDA应该会首先用于西文编目，如果RDA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标准，而国内学者对RDA在我国的适应性也有了全面准确的认识，就需要全国信息和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及大型联合目录等专业机构从版权、费用、人员培训等角度综合考量与组织协调，决定是直接采用还是参照编制新的编目规则。但无论何种选择，未来中文编目都无法摆脱RDA的影响。 3 研究现状与对策分析 目前国内对RDA的理论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加，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RDA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的研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见解，同时针对RDA对编目界的影响以及RDA与我国编目实践的兼容性进行了比较和剖析，对RDA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和意见，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这些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笔者总结现阶段国内在RDA的理论研究上还存在的一些不足，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比较合理的推测。 3.1 理论研究的不足 3.1.1 RDA的应用问题研究有一定局限 纵观这几年的理论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大部分研究者注重RDA产生背景、发展历史、内容结构等概貌性的介绍，以及对各种著录规则的比较，然而有关我国编目实践的影响、应用的构思和对策等论述不多。虽然有部分专家学者针对RDA中文编目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也只专注于RDA本身，与RDA相关的社会经济、信息技术等方面的问题论及不多，如以关联数据为代表的语义技术等与RDA的应用研究，还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相关研究也非常少。 此外，针对RDA正式启用，我们是直接采用RDA作为国际编目规则，还是自己做一个本地版，修订《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可能出现什么困难，现在需要做怎样的准备，也少有研究成果在这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和研究。 3.1.2 RDA研究群体较单一 RDA作为一个内容标准，从其适用范围看，不仅能为图书馆所用，同时也能满足其他领域(如档案馆、博物馆或数字存储机构)用户的需求。但从检索结果看，90％以上的RDA研究者来自于图书馆，且学者[34]对RDA进行网上调查的数据结果显示，目前RDA在中国的认知度较低且主要的认知群体集中在编目员和图书情报人员，关注和研究RDA的群体机构过于单一，不利于全面推动RDA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和繁盛。 3.1.3 核心研究人群偏少 一个领域的研究人群特别是核心研究人群将直接推动该领域的发展和繁盛，同时研究人群的数量和层次也直接决定了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笔者认为，核心研究人群应该从文献产出量、文献成果影响力以及研究人群数量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通过文献检索和阅读发现，RDA理论研究与图书馆相关领域研究相比，研究的总体数量偏少，RDA的理论研究者们平均文献产出量不到1.5篇，其中发表5篇以上论文的只有六七人。 3.2 对策和思考 基于对目前研究成果的分析，笔者认为在RDA理论研究方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 3.2.1 深化RDA中文编目实践的研究 深化RDA中文编目实践的研究，有赖于编目、自动化技术、语义网等领域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推进。在深入研究国外RDA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讨RDA在中文编目中的各种实践和应用，思考在中国的编目环境中有必要重新考虑的内容，提出改进的建议。 (1)开展RDA实施的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社会经济问题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费用，二是人员培训。“费用问题不单在我国存在，在RDA的开发国也存在”[31]，我国实施RDA应采用哪种形式更有助于推广RDA的应用，编目从业人员的重新培训等问题的研究，都应结合我国国情来开展。由于RDA开放、民主的编辑方式，研究者可通过网站、博客、出版物等各种渠道获取RDA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学习，探索研究我国实施RDA可能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 (2)加强RDA在自动化技术领域的研究：RDA承诺或暗示的前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图书馆资源的揭示与发布效果，对图书馆界来说，这些都有赖于所用自动化系统的更新。此外，中西文编目规则的修订也有赖于软件的支持，需要考虑图书馆自动化环境。因此RDA的实施，需要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和研究，有赖于图书馆集成系统厂商对系统进行改善和支持。全国图书馆权威专业机构可通过课题立项、委托研究、专题研讨等多种方式推动RDA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 (3)加强RDA与关联数据等语义技术的研究：RDA是传统图书馆书目控制理论与方法向语义网时代过渡的一个里程碑，因此，开展RDA的语义化和网络化研究，将极大地促进语义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图书馆应联合自动化技术、语义技术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应用研究，为改善多语种、多资源类型、多应用系统的数据互操作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将RDA的潜力发挥到极致。 (4)编制或翻译RDA记录实例大全：制定中文RDA应用政策，除了要对RDA规则作出选择，制定本地化细则和应用政策，最直观的应用指南就是编制CNMARC记录样例。建议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国家图书馆及大型联合目录(如CALIS)等国内的权威专业机构编制或翻译RDA记录样例，以帮助编目员更好地掌握RDA的使用，促进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 (5)借鉴RDA的编制经验，推进中文编目规则的变革：RDA的问世，为中文编目规则的制订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RDA研究一直是非常开放的过程，合作的形式和草案的审阅均是前所未有的”[35]，国内专家学者通过研究RDA开放性的编辑方式、完善的组织管理机制、详细而周密的测试和培训计划等，吸取各方面的智慧，避免制订的规则与编目工作的实践相脱节，使中文编目规则更具延续性和生命力。 3.2.2 拓展跨领域RDA研究和交流 RDA的设计者充分考虑到其他元数据社群和它们的资源描述标准，例如档案馆、博物馆和出版商，将其打造成一个内容标准，这些领域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共同开展研究实践，才能真正推进RDA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 (1)拓展跨领域交流、合作和研究：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积极开展跨领域的、以RDA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培训推广、征文活动、专题研讨等，扩大RDA及其理念的社会认知度，从而吸引更多优秀的研究者投身RDA的研究，逐步形成稳定的研究人群。 (2)提升成果数量和影响力：研究者们应该在研究之余，积极深入实践第一线，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和经验总结，逐步提升实证研究成果数量比例和影响力。 4 结语 RDA已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乃至更广泛的地区实施推行，代表了21世纪资源描述和服务的发展方向，面对影响面如此之广、未来可能发展演变成为国际标准的编目规则，国内同仁应密切追踪RDA的发展动态，拓展跨领域的交流和研究，结合这些研究提出我们的深入思考和应对措施。同时要构建稳定的核心研究人群，积极参与国内外图书馆界的RDA研讨和相关学术活动，推进我国编目工作和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注释： ①CSR是我国西文连续出版物编目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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