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科学“八#183;五”期间心理学研究的进展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展论文,我国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为了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展望“九·五”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方向，本文拟对“八·五”期间我国教育心理研究的进展进行简要的评述。本文所指的“教育心理”，是广义的教育心理，包括有关教育教学的基本心理过程、中文认知加工与发展、心理与教育测量、发展心理、心理咨询与学校心理、以及教学心理与学习心理等方面。本文所引述的研究论文，除极少数外，绝大部分都以1991～1994年《全国社会科学报刊文献索引》心理学类（B84）所列文献为主，1995 年的文献则以主要心理学刊物为主，凡1990年以前（含1990年）和1996年刊出的文章均未引人。同时，凡属外国研究动态的综述文章尽量剔除。最后，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也无法对各个领域的研究进行充分的展开，只就主要趋势予以评述。
1 基本心理过程的研究方面
基本心理过程研究是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种认知过程，尤其是中文认知加工方面。这里我们先说一般的心理过程研究，后面再专门论述中文认知研究。
八十年代中国认知心理学研究已经颇具规模，在知觉与模式识别、汉字识别、记忆、思维与问题解决、中文句子与课文理解、认知发展、认知心理学应用等方面都已有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参见彭聃龄，1992）。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已经为中国心理学家所掌握，信息加工的研究范式已经取代以往带有浓厚思辩色彩的苏联心理学传统而居于主导地位。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国际发展潮流，信息加工范式逐渐深入各个分支领域，教育作为心理学的主要应用领域，当然首先成为渗透的对象。
与教育密切相关的基本心理过程研究，热点之一是记忆研究。除了研究记忆的基本特性，如词义的记忆（缪小春等，1991）、机械材料的保持（徐正言，1992）外，大量的记忆研究是记忆的发展及其与语言学习、语言加工的关系，研究重点转向了国内未曾揭示的记忆过程或者是记忆规律的应用。杨治良、叶阁蔚等人研究了内隐学习的机制，在内隐记忆方面作了一系列研究，有了重要的发现（杨治良，1991；杨治良和叶阁蔚，1993；钟毅平和杨治良，1993；杨治良和叶阁蔚，1995；钟毅平，1992）。许淑莲、吴振高等人则研究了影响记忆的因素和记忆训练的效果问题（吴振云等，1992；吴振云等，1993；许淑莲等，1993）。然而对近年来重新成为国际心理学界研究热点的工作记忆研究，尚未见有重要成果发表。
基本心理过程的研究热点之二是时间的认知。时序信息的加工（李国军，1994；郑云和黄希庭，1993）、时间知觉（林仲贤等，1991；柳学智，1993；黄希庭和郑云，1993；黄希庭和孙承惠，1991）、学前儿童对时间的比较（方格等，1993；方格等，1994）、未来时间的认知（黄希庭，1994）都有研究，涉及面广。
除了上述两个热点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基本心理过程研究，涉及问题条件认知（朱新明、南宇钰和H.A.Simon,1994）、动作的短时记忆与动作学习（徐乐春，1994）、 选择性注意（张达人和Moscovitch,1994）、视觉中的部分线索效应（何海东和焦书兰，1994）、短时距知觉的通道效应（胡湘明等，1992）、书法负荷的大脑激活效应（郭可敬等，1993）等问题。
2 中文加工与言语语言发展方面
教育心理学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文的认知加工研究。汉字作为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英文相比具有许多独有的特点。世界上掌握使用汉语的人口比其他任何语种都多。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呈现日益诱人的前景，汉语的重要性日见显出来，国际上学习使用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语言作为获取信息的基本手段，在现代信息社会的工具性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中文认知加工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心理学家的高度重视。
“八·五”期间，主要的研究集中在字词识别问题上，包括汉字结构（喻柏林等，1992；肖少北，1994）、 字词排列方式（林仲贤等， 1994）、字距（喻柏林等，1994）、语音效应（张武田等，1993）、语义记忆与语义提取（缪小春等，1991；张积家，1991）及识别策略（李文玲等，1993）的探讨，对Stroop效应仍有进一步的探讨（王爱平和张厚粲，1994；孙时进，1994）。简单句的加工（如缪小春，1992；陈永明，1992；陈永明和崔耀，1994；王涛，1991）与语境效应（朱晓平，1991；洪昆辉等，1992）的研究有所深入。
儿童言语语言发展的研究主要在词的水平上进行，包括方位词（李向农等，1992）、数量词（李文馥等，1992）、程度副词（李文馥等，1993）和指示代词（马杰颖，1993）。 对句子的研究（如朱曼殊等， 1992；缪小春和桑标，1994）较少。言语发展和语词习得的研究也有涉及（李蔚，1992；陈萍等，1993；许政援等，1992；张敏等，1991）。而对课文的理解、语境因素的影响等方面，从发展角度进行研究尚未见到文章发表。
与八十年代的研究相比，“八·五”期间中文认知研究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整体上仍然处于字词加工水平，但汉字结构和心理词典的探讨减少，特殊词类、句子和语境的探讨增多，显示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二是发展研究呈兴盛态势。
展望今后十年的中文认知研究，预料研究的重心将由字词加工转向句段加工，复杂的大语言单位的研究以及语法、知识经验、语境因素等的作用将受到重视。同时，中文加工的能力差异（如熟练读者与非熟练读者）、个性差异（如内、外向被试中文加工的特点比较）等个别差异问题将逐渐增多，对其测量和应用也是一个发展方向。
3 心理与教育测量方面
“八·五”期间心理与教育测量的研究进展主要是心理测量理论和心理测验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具体体现在：
3.1 又有一批测验完成编制或修订。 其中有一些是完全中国化的心理测验，例如由张厚粲、周容和陈帼眉（1994）共同编制的《中国儿童发展量表》（3～6）、朱法良（1992）编制的《中国3·3·3 智能量表》（2—3岁和4—6岁）、宋维真等（1993）完成的《中国人个性测量表》、汪文均等（1992）完成的《3—7岁儿童社会适应行为评定量表》和姚树桥（1993）编制的《儿童适应行为评定量表》。此外，也有一些外国量表的修订应用，如戴忠恒（1994）修订的《一般能力倾向成套测验》（GATB）、龚耀先等人（1994）修订的《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张同延等（1993）修订的《主题统觉测验》（中国修订版、 TAT—R,C）等。
3.2 现代心理测验理论的探讨与应用。 自八十年代末引进项目反应理论（如张厚粲和丁艺兵，1988；张厚粲，1990）并开始应用探讨以来， 在项目反应理论的适用性（如张厚粲、 张敏强和陈富国， 1992；张厚粲、陈富国和宋强，1992；张敏强和张厚粲，1991；张厚粲和陈富国，1991）、项目反应理论与经典测验理论的数学关联（如陈希镇，1993）、项目反应理论误差控制的数学模型、题库建设、等值测验、以及分数转换模型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探讨。概化理论引进与应用探讨也始于此一时期（如杨志明和张厚粲，1992；胡显勇，1994）。这些研究不仅证明了项目反应理论等现代测验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而且表明中国心理与教育测量保持了国际上的前沿水平。
3.3 教育考试在“七·五”考试研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 “八·五”期间继续取得丰硕成果。首先是在应用上将不同性质的考试区分开，会考与高考分离，在考试方法、技术、组织实施、测量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各种尝试，分别摸索出了比较成熟的操作程序和管理方案，使教育考试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其次，考试研究队伍、命题及判题专家队伍基本形成。第三，大规模考试开发了借助电脑技术的阅卷机，既提高了考试的科学性，也提高了考试的效率。第四，特种考试已经出现，如汉语水平考试。
3.4 在测验的基本理论方面也有一些探讨， 如中国人的智力观（Zhang,1991；张厚粲和吴正，1994），对外国测验改用于中国文化的问题的探讨（如Zhang,1992；周林，1993；汤慈美等，1993）、心理测验应用中的问题（如余嘉元，1993）。
总起来看，“八·五”期间心理与教育测量的发展处在一个外国心理测量理论和方法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阶段，理论上把握了现代前沿水平，应用上更贴近生活实际，是一个快速发展并富有成果的时期，但心理与教育测量的发展存在以下问题：
3.4.1 发展领域不宽。选拔考试进展比较快， 修订用于分类的常模参照测验多，而诊断测验和标准参照测验的编制很少。标准参照考试的进展除了在高中会考有所尝试（如胡江浩，1995）外，在大学、初中、小学各阶段尚未推广实施。尤其是测量学特性良好的、标准参照的语文、数学等基本学科水平测验，迄今仍然是空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标准参照考试的重要性及应用价值，预让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会增多。
3.4.2 测验与教学的结合不够。从整体上看， 测验还只是部分测量专家的工具，大多数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并不理解和使用由测量专家编制的测验；同时，已有的这些测验吸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不够，对学习过程的考察少，测量结果对教学缺乏直接的帮助。
3.4.3 一些重要的教育考试，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研究生招生、在职教育考试等，尚未引人或者只是很有限地引入了现代心理与教育测量理论。职业指导方面，心理与教育测量也未开展充分的研究。当前，教育领域的资格证书（如教师资格证书）考试，心理与教育测量专家尚未深入开展研究。
3.4.4 心理与教育测量的发展面临知识产权保护的严峻挑战。 众所周知，在“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间，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修订了一批重要的国际著名测验，如《标准瑞文推理测验》、《韦氏儿童智力量表》、《韦氏幼儿智力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MPI）》等。尽管这些量表局限于研究或试用，它们仍为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及教育教学实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随着测验使用由研究或试用走向推广应用，随着《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1992年在我国生效，今后修订测验必需取得正式授权，心理与教育测量研究工作者必须立足于开发自己的测验。而且，心理与教育测验的规范管理也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当前在心理与教育测量领域需要加强版权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行业人员的版权意识。
4 发展心理研究方面
发展心理是教育心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八·五”期间已发表的论文看，我国发展心理的研究重点是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研究主题包括道德判断（岑国桢，1992；莫雷，1993）、品德形成（程学超等，1992；刘守旗，1993；田守铭， 1991 ）、 亲社会行为（李幼穗等， 1992；张嘉玮等，1993；陈益，1993；周宗奎，1991）、社会交往（白乙位，1992；顾援，1993；庞丽娟，1993；李晓东，1991；方富熹等，1993；方富熹等，1994；方晓义，1994；王垒等，1994，1994）、个性与社会性发展（陈建绩等，1993）、道德情感（李正云等，1993）等方面，内容广泛，成果也不少。
儿童认知发展仍有比较多的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智力认知发展（张曼华等，1993；静进等，1992；纪桂萍等，1993；季慎英等，1993；方富熹等，1991；杨玲等，1992）、记忆与元记忆（杜晓新，1992；张长华等，1992；王岚，1993）、推理能力（王亚同，1992；杨伊生，1992；苗丹民，1991；魏华忠和余世龙，1994）、故事理解能力（王可，1992）、计算能力（刘凡等，1993；吕世度，1992；左梦兰，1994）、空间思维与图形认知（赵叶珠，1993；信岩等，1992；徐凡等，1991；吕静等，1991）、颜色认知（赵淑文等，1992）、工具行为（许景行等，1992）和分类能力（金竟明，1992；方富熹等，1991）。对能力培养（如陈英和，1992）、胎儿教育（如李虹，1992）和幼儿被拒绝社会地位的矫治（庞丽娟，1993）也有涉及。
儿童发展的跨文化研究当属“八·五”期间发展研究的热点之一。除了有中国儿童与外国儿童的对比研究（如方富熹等，1994；张宁生等，1993；张日昇，1991；刘凡等，1993）外，更大量的是我国汉族儿童与其他少数民族儿童发展的对比研究（如吕世虎，1992；刘满贵，1992；杨伊生，1992；杨玲等，1992；张锋等，1993；金华，1993；孙根寿等，1991）。少数民族的跨文化研究涉及藏、回、蒙古、保安、哈尼、傣等近十个少数民族，主题涵盖认知和个性两个方面。考虑到我国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国家，研究少数民族儿童的发展，这些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儿童青少年个性发展的研究涉及人格特点（徐广宇等，1992；陈建绩等，1993）、好奇心（王树龙，1991）、成就动机（叶仁敏，1992）和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比较（张履祥，1991；范存仁等，1994）。自我意识发展的研究涉及自控能力（李蔚霞等，1992）、左右概念（徐彩华等，1992）和性别认同（黄子杰和王志萍，1994），也有自我意识的综合性研究（李晓文，1993），以及城乡儿童能力的比较（史晓江，1993）和初中生性别心理差异的比较（施铁路，1993）。
我国已经进入老年社会，对老年心理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李德明等人对老年心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涉及符号数字作业的年老敏感性（李德明等，1993b ）老年认知作业完成量与作为速度的关系（李德明等，1994e ）、 非言语认知作业速度衰减规律（李德明等， 1994d）、认知作业年老化比较（李德明等，1994c）和老年认知速度衰减与学习改善过程（李德明等，1994a）等方面。
5 教育心理学与学习心理学方面
“八·五”期间，教育心理与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是重点支持的领域。“八·五”计划国家教委成立的重点课题与青年专项课题中，就有学习与全面发展、自学能力培养、学习过程研究、学科教学心理学实验、创造能力培养、学与教的心理学原理、数学思维能力和课堂教学12项课题，占全部23项课题的一半还多，有些研究在实践应用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如结构一一定向教学（冯忠良，1992）等，也有些研究在理论上有重要的发展，如内隐学习（杨治良，1991／1994／1995）。由于时间关系，尚不能见到全部的研究成果，无法给以细致的描述。
从整体上看，教学心理学和学习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多，教学方法、教学措施、能力培养方法、培养效果以及影响培养效果的因素的研究论文比较少。这可能显示能力培养和教学改进本身的复杂性。
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教学心理学和学习心理学的研究较多属于自然实验和经验总结，设计周密、假设明确、无关因素控制良好的研究不多，这恐怕是这个领域的研究论文难以发表的另一个原因（参见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1995）。
鉴于教学和能力培养乃是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全部价值所在，因此，今后这个领域的研究必须加大力度，俾使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发挥最大的效用。
6 心理咨询与学校心理学方面
如果说五年前“心理咨询”还是心理学家力图向社会大众推销的专有名词的话，那么今天，它已完全成为平民百姓口中的普通词汇。心理咨询的普及除了心理学家的推动，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因为：
6.1
随着改革开放及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方面旧有的行为规则和价值观念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则尚未建立，加上转轨时期存在一些诸如贪污腐败、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竞争，人们生活、工作的节奏不断加快，所以，人们有很多心理上的烦恼与困惑，需要得到疏导。
6.2 国门开放， 外来的思想文化对人们旧有的价值观念形成强有力冲击，个人价值意识和自主意识膨胀，新旧观念冲突不断，一些社会问题突出起来，个人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再难保持沉静悠然的旧貌。
6.3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健康成为有条件讲究的问题。当人们发现饮食的改善和身体的滋补并不足以保障身体的健康时，当人们认识到心理的健康同样十分重要时，全面的健康意识——健康既包括身体的健康，也包括心理的健康——就开始形成。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学校也并非世外桃源，种种社会问题及思想文化观念也在学校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来。要保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就必须重视他们的身心健康和道德教育，重视他们的全面发展。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家长望子成龙的强烈期望，儿童的健康成长问题最容易受到学校、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视，学校也首先成为心理咨询普及推广的领域（如郑日昌，1993；郭德俊，1993；梁新儒，1993；路文举，1993；王宝祥，1993；董建江，1993；等等）。这构成学校心理学的重要内容。
学校心理学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学生学业与认知发展问题的诊断与辅导。这实际上是教育测验、儿童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及教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在解决学校问题儿童方面的应用。
“八·五”期间，心理咨询和学校心理学研究是教育心理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仅在国家教委批准立项的23项重点课题和青年专项课题中就达6项之多，占课题总数四分之一强， 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郑日昌主持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研究”课题、梅仲荪主持的“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心理学问题研究”课题。这些研究适应了当前的社会需要，为心理学的普及和应用作出了贡献。
再如对学业不良学生特点的研究（吴增强等，1994），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辅导（吴增强和钱在森，1994），弱智儿童课内外表现的研究（茅予燕，1994）、学生异常行为与防范（如刘影，1994； 黄继成， 1994）、优差生组织策略的比较（徐芒迪，1994）、小学生志向的调查研究（俞瑞康，1994）、考试心理（如孙华源等，1994）、大学生群体特征（如沈蕾，1994；刘亚明，1994）、职中与普中学生适应性比较（王泽欢，1994）以及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陈云英和孙绍部，1994）。学校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也有显著成效，取得许多经验，并初具体系（参见樊富珉；赵瀛洲和张欣泉，1995；宋宁，1995；孙健胜等，1995；等等）。
但是，心理咨询与学校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八·五”期间总体上停留在移植与普及的水平，针对中国民族特点和人文特点的实验研究、比较研究和理论模式的探讨未真正展开。另外，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以及缺乏管理引导的现实也可能为今后的发展埋下隐患。学校心理学作为一个综合应用学科，其学科理论体系，在学校工作中的作用、地位、工作思路、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九·五”期间加强这些问题的研究。
7 学术交流方面
“八·五”期间，教育心理与国际及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和人员往来进一步扩大，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在继续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心理学理论方法方面，由一般性的理论内容转向特定领域的技术性应用内容。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我国心理学处恢复发展阶段，学习引进外国心理学理论与方法成为当务之急。当这一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如何应用这些泊来的理论与方法以解决我国教育心理的实践问题就提上议事日程。由于中国文化和民族心理的特殊性，简单照搬外国的心理学理论原理是行不通的，方法技术知识显然至为重要。
第二个特点是学术交流由单向走向双向。如果说“八·五”时期之前学术交流主要还是学习掌握外国心理学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八·五”期间开始，中国心理学家自己的研究就迅速增多起来，并成为国际心理学学术交流的重要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中文认知加工的研究。
第三个特点是交流形式的转变。过去更多的是我们派人去学或别人来华举行讲座，而现在更多的是讨论切磋，是相互学习。如心理语言学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在历次国际语文认知交流研讨会中都占据主导地位。
在学术交流方面“八·五”期间曾有几次重大的学术活动， 比如1994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儿童行为发展会议”、1995年8 月在广州举办的“亚太地区国际心理学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海峡两岸心理与教育测量学术研讨会”以及199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汉字认知高级研讨班等等。
8 结束语
前面我们从基本心理过程、中文认知加工与言语语言发展、心理与教育测量、发展心理、教育心理与学习心理、心理咨询与学校心理学以及学术交流方面，对“八·五”期间的教育心理研究作了简略的回顾。回顾这一时期的研究，我们亦喜亦忧。喜的是整个“八·五”期间的教育心理研究呈加速发展的态势。体现在研究的深度上，教育测量学的应用研究开展和本土测验的开发，以及中文认知加工研究向儿童言语语言发展领域的延伸；体现在论文数量上，仅《全国社会科学报刊文献索引》所列的心理学类文章，就呈直线增长的势头。
忧的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发展中的问题。首先是研究质量的整体水平不高，表现在咨询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的研究，存在比较多的经验总结或理论演绎内容，缺乏周密设计的实验研究，低水平重复研究仍很普遍。其次是研究滞后于实践需求，表现在心理与教育测量方面，许多心理与教育测量的领域及重要类型的考试仍有比较多的空白，心理与教育测量为教育教学服务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为教育决策服务没有引起教育行政部门和专家学者的重视。再次，研究投入太少，以臻研究的方法手段比较落后，限制了研究质量的提高和研究水平的提升。最后，研究规划在注重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前提下，没有能够有效地组织有限的研究力量进行攻关研究，以解决某些重大的教育教学实践问题。所有上述问题都应是“九·五”教育心理研究应该改进的方面。
①与此文有关的交流请与陈海平（100875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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