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孟 瑶
（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210095）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功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积极开展“大国外交”，更加勇于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在传统的全球治理方案愈发“失灵”的情况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谋求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 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思想。在党的十九大上，他指出：“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表达出中国人民真诚地愿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一起推动构建真正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真正维护世界和平、真正适应世界发展的国际秩序。
一、全球治理生成的时代背景
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最早于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人詹姆斯提出。他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创造性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治理”的理念，并进一步提出：“全球治理可以被认为是包括通过控制、追求目标以产生影响的各层次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系统，甚至包括被卷入相互依赖的、急剧增加的世界网络的大量规则系统。”所以说，全球治理的产生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生成的。全球治理，首要的是世界交往的联系性和发展的关联性，强调世界的整体性。早在十五、十六世纪，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通过“新航路的开辟”，让人类迈入了“大航海时代”，使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地区和国家发生了联结。欧洲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和经济掠夺的方式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推动了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这也让他们在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占得了先机。工业革命发展了欧洲的资本主义，推动了欧洲工业化的进程，为西方创造了工业文明，而当时其他的地区和国家基本上还处在农业社会之中。因此，欧洲国家代表的西方文明对于世界的控制和影响处于主导地位。而为了进一步增强对世界的控制力，西方国家凭借着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累积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大力发展交通和通信技术，促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生。这一方面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为西方国家进一步殖民扩张和瓜分世界增添了优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基本是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格局，他们是全球规则的制定者，是全球治理的领导者。他们凭借着利炮坚船控制和影响世界，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只能是被动地卷入他们主控的世界市场。
五代之际的君主多以臣子之身而居天子之位，对臣子有天生的戒心，君臣之间离心离德。李建勋的经历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据史书记载：“唐主自以专权取吴，犹忌宰相权重，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执政岁久，欲罢之……秋七月戊辰，罢建勋归私第。 ”〔3〕(卷二八二，P3523)李建勋劝其父推戴李昪建唐，立下大功，在烈祖、中祖二朝极受宠遇，但最终为君主所忌惮，落得罢归的下场。
二战结束以后，依靠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的交往与交流日益紧密，世界在发展中不断融合，经济上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使得发展愈发具有全球性的特点，而在发展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成了全球性的问题。因此，就需要世界人民共同携手拿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和方法，探求人类共同认可的全球治理方案。全球化的发展，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得大家在发展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意味着我们在面对这些全球性的问题时，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要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而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我们人类共同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这些问题是整个世界发展中都会发生、存在的问题，不单独局限于某一国家和地区，因此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这些问题也不是某一国家和地区单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表明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性，也反映出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例如，由于温室气体大量排放造成全球性变暖，引发海平面上升，已经淹没了一些低洼地区甚至是一些国家。如果人类等到这些问题发酵到无力解决时，将会给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对全球化加以治理，而是如何有效地对全球化加以治理。”
二、西方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方案
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牢牢掌握全球治理和全球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出于对自身利益考量，欧美发达国家对于全球治理方案的选择和制定也完全基于西方的视角出发。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世界上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对不属于自己阵营的国家在军事上保持高度对峙态势，政治上奉行极度遏制政策，经济上采取完全孤立主张，打压一些国家的发展。欧美国家更是以“冷战”的形式，在全球造成对抗的氛围和局面，同时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向外输出欧美国家范式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对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国家在“和平演变”之下，国内环境发生剧烈动荡，经济严重下滑，政治严重不稳，实力严重衰退。西方的全球治理，从本质上讲不外是一场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从西方几百年主导世界的方式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几种方式：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以殖民扩张和经济掠夺为主；二十世纪中叶到九十年代，以文化输出并借以宣扬“普世价值”进行文化渗透从而引发“颜色革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继续大力推行文化输出的同时，采用以跨国公司等经济形式主导世界经济发展，企图以经济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控制别国经济命脉，从而干涉他国主权。这些手段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西方在世界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而忽视他国的正当利益和合理关切。既然是全球规则，要想适用于世界各国人民，这些规则就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同，而不是简单地将一些西方国家改良过的价值观，冠以“普世价值”的口号推广到世界上去。欧美国家在国际政治上也经常奉行“双重标准”，以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对于自己的盟友和利益关联者，不论他们是怎样的违反民意、失去民心，都熟视无睹。而为了实现对一些战略地区的控制，对一些不服从、不屈服、不甘愿接受其控制和领导的国家，有时甚至不惜大打出手。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多次以“维护人权”“保护自由”“维护民主”等西式价值为由，对中东、北非开战。近些年来，更是以开展“阿拉伯之春”为方针，严重干涉他国内政、肆意践踏他国主权，引发地区局势动荡，造成国际情势紧张，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平民流离失所，成为国破家亡的难民，这些都是西方鼓吹下的“普世价值”的真实写照。
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不仅不是问题的解决者，甚至还是一些全球问题产生的制造者。因为，他们不是致力于构建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和维护者，而是只会处处算计利益的牟利者。所以说，全球治理在一方面是针对解决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采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认可的切实方案去解决，是一种治理的规范；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也是一种“全球共识”，即整个人类都追求的价值典范。但这必须是真正基于世界人民的角度，而不是西方视角下的“普世价值”，不是由西方制定、认可和解读的人类共识。说到底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范式，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参考，不应将其视为全球治理的唯一方案，也更不能将其等同于全球治理。我们应当尊重多样的、多元的价值，在纷争和利益中达成人类的“最大公约数”。
三、中国治理方案的形成过程
重大活动保障作业业务流程分为作业指挥和作业实施两部分，启动重大活动保障服务时，市级人影部门根据服务主体的需求，在区级人影部门的指导下，根据预案成立指挥中心，并设立专家技术组、作业指挥组、飞机作业中心和地面作业中心。市级负责作业预案、方案、计划的制定，决 策服务产品的制作及联合作业的指挥等，旗县级负责地面作业的具体实施。
欧美发达国家为了巩固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制定了一套完全利己的国际秩序，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断宣扬“普世价值”，从而创设了一个虚幻的“人类共识”。这个“人类共识”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完备的军事实力，一手挥着大棒，一手拿着胡萝卜，在世界上推广他们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治理方案，从而达到他们控制和统治世界发展的目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面对严峻的全球问题，积极探求治理方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此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重要场合一再重申中国立场。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出席日内瓦的联合国会议上强调：“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愿意一道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人类未来发展的光明道路。中国全球治理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的提出在于中国在国际政治的参与中一直以来都奉行正确的义利观。国家利益是思考和解决任何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维护自身利益也要遵守相关的国际秩序和国际道义，不能抱着“零和”的思维不放，只有竞争没有和平，只有对抗没有对话，只有小利没有大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封锁，中国领导人选择“一边倒”的政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为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保有参与和发展的空间。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在五十年代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方针，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与其他国家平等往来。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原则为会议达成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体现了中国在解决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时的思路：尊重多方意见，理性看待分歧，积极寻求双方或多方在充分交流和协商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达成共识，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治理方案。这与西方长期以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军事威吓下的霸权行径来对待不同意见的方式完全不同。经过中国长期努力和广大支持和平力量的帮助下，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为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重返联合国后，积极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声，为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中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形势的背景下，做出“和平与发展”将是未来世界发展主题的战略研判。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格局，中国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以务实的外交作风参与到全球治理的事务中，积极承担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对一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方案，为地区性冲突降级和解决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同时中国也借这几十年宝贵的战略发展机遇期，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为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实力。
据国家有关部门报告显示，与没有高铁的城市相比，通高铁的城市GDP增长量高出72%，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55%。
四、结语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在发展中不断融合。全球化的发展带动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像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而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被追赶、甚至是被赶超，这些国家的发展优势在缩小，发展红利有着殆尽的趋向，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落于下风。于是，世界上“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声浪不断涌现，导致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得以盛行，打着“本国优先”“自身利益至上”旗号的政治势力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不断冲击和扰乱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甚至引发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都不利于世界的稳定和发展。
在一些国家眼里，全球治理不过是他们强化自身发展利益的途径，对于一些本该或者说必须达成的共识推三阻四，哪怕攸关人类命运发展前途。任何有一丝不利于自己的规则就完全否定，坚决抵制，放弃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愈发成为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标签”。这种本位主义、零和思维，注定是不适应未来世界发展大势的。因此，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推动国际间建立真正平等、公正的国际秩序，为的是人类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将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出发点，致力于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多赢、共赢。中国主张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治理方案，体现了中国发展的新理念：探寻合作共赢之路。用合作取代对抗，用沟通取代对立，用共赢取代零和，这是中国发展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0.
[2] Rosenau,James N.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Lynn Rienner Publishers,1995.1(1)13.
[3] 约瑟夫·奈.全球化世界的治理[M].王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39.
中图分类号： C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13X（2019）09-0004-02
收稿日期： 2019-05-20
作者简介： 孟 瑶(1994-)，男，江苏连云港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辑：金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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