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晴[1]2002年在《四川地区工业企业创新行为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一世纪初是我国企业发展的关键阶段，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世界经济与国内经济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动荡，使我们的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环境，因此只有增强企业竞争力，才能保持企业长久的生命力。而技术创新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法宝，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第二章着重介绍了关于企业创新相关理论，以及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因素，为本文奠定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第叁、四章运用调查研究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四川地区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及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得出描述性结论和专项统计分析结果；第五章在对分析结果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结合理论及实际对四川地区企业创新行为作了进一步的原因分析；第六章从如何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提出了措施建议。 本论文重点研究了企业创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四川地区制造业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并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反映出四川地区企业创新主体化程度不高，R&D投入偏低，对工艺创新重视不够等问题；其次，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影响企业创新实施成功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成功关键因素是组织及人的因素；同时，通过我们设计的技术创新有关指标体系，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企业创新产出的预测进行了一次探索性的研究。本论文通过对企业创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四川地区工业企业实施创新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
李巍[2]2012年在《国际营销动态能力的结构维度与关键驱动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在顾客需求、竞争对手、技术与社会管制等方面的不连续环境变化越来越频繁，企业维持其市场竞争优势的平均周期一直在减少。在全球化时代，产业环境和市场环境更是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国际化企业无时不刻地处在高度动荡的市场环境之中；企业若不能对持续的环境冲击进行有效地回应，那么将很难获得或维持市场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如何在动荡的国际市场环境中获取和维持其竞争优势成为当前国际营销管理理论界和实践界所关注的热点议题。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的动态能力观旨在回答企业如何应对动荡外部环境并获取持续竞争优势。虽然动态能力观起源于战略管理领域，但其相关研究已经远远超越战略管理的一般范畴，被应用到企业管理其他具体研究领域。然而，仍有研究者批评动态能力观就像一个“大帐篷”，缺乏针对性。对此，有研究者提出，动态能力研究应该从当前的概念与关系扩散阶段进入一个选择性与保留性导向的阶段。因此，将动态能力观与国际营销能力研究相结合，以探讨国际化企业有效应对国际市场环境变化、获取市场竞争优势为焦点，研究企业国际营销管理中的特定能力开发便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方向。为此，本研究将动态能力观与国际营销研究相结合，在充分借鉴现有诸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国际营销动态能力构念，推导和检验其内涵与结构维度；并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的视角，发掘与验证国际营销动态能力的关键驱动因素，以探讨国际化企业形成和发展快速适应、有效应对国际市场变化的特定能力议题。本研究旨在以“国际营销动态能力”构念为理论关注点，以“国际营销动态能力的结构维度与关键驱动因素”为研究着力点，力图对回答“国际化企业如何有效应对动荡国际市场环境，并获取和维持国际市场竞争优势”这一重要议题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为了有效地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的研究设计，即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相结合（量化为主，质化为辅）的研究方法，使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以及案例分析等技术工具，对国际营销动态能力的结构维度与关键驱动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国际营销动态能力是指企业在国际范围内整合、建立和重置市场相关资源（资产、知识和技能），以创造和传递顾客价值的跨部门业务流程或惯例；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证实，国际营销动态能力的结构维度包括国际供应链管理、国际产品开发管理和跨文化客户关系管理叁大跨部门核心业务流程；案例研究结论显示，在企业不同的国际化阶段，叁大业务流程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差异性。（2）在企业资产、组织知识和组织能力叁大基本构面中，实证分析结论显示，营销资产、研发资产、国际市场知识、高管团队国际化经验、市场聚焦型战略柔性和网络能力六类资源因素对国际营销动态能力具有驱动作用；在不同国际环境动荡性和国际市场进入战略条件下，上述驱动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案例分析还发现，在不同的企业国际化阶段，驱动国际营销动态能力的关键资源因素不同。（3）在管制系统、规范系统和文化认知系统叁大基础系统中，实证研究证实，适应性组织结构、组织学习、开放心智、市场导向四类制度因素对国际营销动态能力具有驱动作用；在不同国际环境动荡性和国际市场进入战略条件下，上述四类驱动因素与市场基础型奖励机制、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具有差异化的驱动作用。案例分析也发现，在企业国际化的不同阶段，驱动国际营销动态能力的关键制度因素具有显着差异性。本研究的价值与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本研究将动态能力观引入国际营销研究领域，提出“国际营销动态能力”构念，并对其内涵和结构维度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证检验，这不仅拓展和深化了动态能力观的分析边界，更是将国际营销能力的研究视角从以往聚焦于静态资源禀赋，转向了关注和考察建立、整合和重构国际化企业资源基础的内部组织流程或惯例。其次，通过借鉴动态能力、营销能力和营销动态能力的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从组织流程的角度对国际营销动态能力结构维度进行探讨，将其解构为国际供应链管理、国际产品开发管理和跨文化客户关系管理叁大核心组织流程，并得到实证支持。这一研究结论深化了对国际营销动态能力内涵的认识，特别是为研究国际营销动态能力形成和发展提供重要线索。再次，本研究从资源和制度双重视角全面地考察国际营销动态能力的关键驱动因素，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国际营销动态能力形成和发展过程和机制的理解，更丰富了对企业动态能力和国际营销能力前置影响因素探索的分析框架。最后，本研究拓展了制度理论与企业行为关系研究的分析视野。在现有国际营销或国际商务的研究中，大多数都是关注宏观制度因素，例如政府管制、法律规范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企业市场行为的影响作用。本研究则从企业内部制度情景入手，分析和探讨企业内部制度因素对国际化企业战略行为的驱动作用，以此拓展了制度理论与企业行为关系的研究视域。
杨景海[3]2016年在《能源消耗、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经济持续了 30多年的快速增长,以高能耗、高投资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增长取得了明显的宏观收益。但是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片面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同时也带来高昂的能源消耗成本,以及由于能源过度消耗而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环境污染成本、高投资形成的坏账成本等宏观成本的积累,导致宏观收益质量的下降以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这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亦即前期宏观调控政策产生的后遗症。所以,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求向经济增长质量转型,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本文认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核心问题是降低经济增长中的宏观成本。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保证宏观调控的科学有效,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重点应加强宏观成本管理。在我国,虽然高能源消耗、高投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但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没有考虑或忽视了宏观成本存在的增长模式。在宏观成本约束、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自主创新能力要求的背景下,如果继续保持过去粗放式生产方式以追求快速经济增长速度,则不仅违背了经济增长规律,还会加剧现有的矛盾,造成进一步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应有内涵、绿色发展新思维以及转型时期宏观成本管理观念的提出,其基本理论依据之一便是宏观成本,即今后的经济增长是在低宏观成本约束下的绿色增长,其核心理念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依据宏观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及宏观成本边界理论,要求约束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宏观成本和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等方面协调起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源消耗是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宏观成本。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许多国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消耗问题,难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如何从成本管理角度来协调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界定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扩大绿色节能和低碳产品应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不断迸发的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经济大局稳定,就成为我国在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上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以辽宁省为例,运用Granger实证研究方法,以辽宁省1978—2012年能源消耗的序列时间数据为样本,对辽宁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辽宁省的能源消耗和GDP之间存在长期变化的趋势。同时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辽宁省2000-2012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兼与上海市比较),测度结果显示辽宁低效率、高能耗的能源使用方式对资源透支严重,国民经济综合素质、民生改善与成果共享及经济增长效率等维度指数增长缓慢,说明辽宁依靠要素效率的增长模式没有形成,国民经济综合素质不高,民生的福利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些都显着影响着辽宁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国内关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和策略的归纳、总结及介绍上,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是对经济增长优劣程度的价值判断。但本文认为目前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宏观成本这一基本问题。基于宏观成本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之间的互动机制、宏观成本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应有内涵以及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等基本观念上,学术界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却极为有限,很少有学者能运用宏观成本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实际来深入研究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本文立足于此,从会计学成本管理角度出发,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主要文献进行梳理,以相关理论为基础,采用案例研究、实证研究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了会计学、成本管理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结合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对能源消耗、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同时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的宏观成本管理研究理念进行了阐释;并从宏观成本政策层面、微观企业行为层面提出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建议,实现宏、微观的衔接,以期引起会计学界、经济学界的关注与思考。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提出了成本管理研究的新框架、拓展了会计学成本管理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理论研究角度的创新等。分析并论证了"宏观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宏观成本边界"、"宏观成本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应有内涵"等创新观念。同时,本文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的宏观成本管理提出了"成本管理重心转移"、"拓宽成本管理领域"、"拓展成本会计核算范围"等研究观念;并基于宏观成本内涵及可持续发展要求,提出了构建企业成本核算的新模式。由于受实践经验和研究能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本文对能源消耗、宏观成本、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等问题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仍需在以后继续做深入的研究。
汪娟[4]2013年在《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城市作为国家或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构建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对于促进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建设创新性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城市都在积极进行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探索。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湖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沙市一直重视创新发展，近年来更是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重大战略决策。技术创新体系是城市创新体系的主要构成，在长沙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战略中处于核心和基础的地位。那么，如何来定位长沙市的技术创新体系，从哪些方面来构建城市技术创新体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如何有效运作和管理城市技术创新体系？这些问题是长沙市在推进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亟待解决根本性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将为长沙市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将充实、拓展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本文在对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进行理论分析和现状考察的基础上，从推进动力、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叁个层次，深入地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揭示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特质、构成及其运行规律，解决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由什么构成、如何去推进、怎样去运作、如何有效治理等重要问题。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是城市技术创新相关主体、要素、条件及其运行机制的综合系统，主要由技术创新的主体系统和功能系统构成，主体系统由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构成；功能系统包括科技知识创新系统、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扩散系统，科技价值实现系统等。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是长沙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实现长沙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提升长沙城市竞争力，发挥长沙区域经济增长极作用的重要保障。构建和完善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和可行的，长沙市已经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政策环境、文化观念等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为长沙市推进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目前，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长沙市技术创新活动取得了重要成绩，也存在着明显问题。如科技人员、科技经费投入冗余，科技创新效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善，技术创新过程不连续，重大和原始科技创新稀少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长沙市科技创新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依靠一定的动力机制来推进的。本文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动力机制，认为市场需求和竞争的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拉动力，科技发展内在需求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推动力，城市发展和竞争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促进力，企业发展与竞争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自动力，政府政策导向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提供掌控力。目前，国内外推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模式主要有市场主导、政府主导和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叁种基本模式，基于对叁种模式特点和适应性的分析，依据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条件和环境分析，为了体现出长沙市的特点，我们认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推进模式应该选择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模式，这一推进模式可以具体应该表述为：市场主导、政府扶引、企业主体、协同推进。长沙市技术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是靠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间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来推进的，本文分别对这些主体的行为和其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首先，利用博弈论分析了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在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中的行为选择，揭示了在什么条件下政府相关部门会选择积极推进城市技术活动的策略，并从政绩考核机制、晋升激励机制、物质和精神激励以及监督约束机制和反向激励等四方面，提出了激励政府相关部门推进技术创新行为的对策建议。其次，分析了企业投入技术创新活动的博弈策略，提出了加大企业创新投入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再次，分析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行为选择，提出了有效激励科研组织和人员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安排。构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需要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一方面，文章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组织模式，基于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面临的任务、条件和环境的分析，提出适合长沙市技术创新系统构建的组织模式是“官产学研金”合作方式，并深入阐明了五者之间的具体合作方式和机制。另一方面，全面分析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运作和实现机制。不仅探讨了科技知识的投入产出机制，提出了提高长沙市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的对策建议；而且分析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机制，阐明了有效促进科技成果价值实现的途径和条件；同时也考察了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机制，提出了扩大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的方式和措施。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分析，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技术创新体系内部结构入手，研究了在创新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动态反馈系统，并对其进行系统仿真模拟研究，深刻揭示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运行特征和规律。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需要健全相应的支撑系统。文章主要从人才支撑、平台建设、市场机制、政府支持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人才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最重要的资源和支撑因素，文章在研究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等基础上，提出了健全长沙市科技人才体系的政策建议。平台作为科技创新和集群创新的基地，在现代科技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在对长沙市现有科技园区、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创新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平台功能，促进技术创新的对策建议。市场是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文章分析了长沙市的科技市场发展状况及其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健全长沙市科技市场体系的思路和措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是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制约因素，本文从政府的引导机制、扶持机制、服务机制、管理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健全长沙市政府支撑体系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对长沙市这一特定对象的技术创新体系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对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分散内容进行了综合集成，并且对研究较缺乏的领域进行了拓展性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具有创新性的见解和政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对先进研究方法进行了综合性、创新性应用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本文对于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研究主要从长沙市创新系统的现实状态、推进机制、运行机制以及支撑体系四个层面来进行，在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过程中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有待研究，如可以对城市化、产业集聚中的竞争对城市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而且本文主要是利用长沙市的数据资料进行相应的分析，没有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其他区域进行对比分析，以后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做进一步研究。
张波[5]2016年在《中国信息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叁次会议上,向全国人民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务必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通过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在新一轮政府改革的理念中,政府负责做好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平台,企业的事情由市场解决。那么,在信息化促进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过程中,政府负责投资资源,提高整个社会信息化水平。企业利用信息平台,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效率。信息化是提高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有效方法,使中国经济从模仿走向创新,是由资源消耗型经济走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必然路径。本文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信息化促进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传导机制是什么,信息化如何驱动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第二,互联网的发展是否促进了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第叁,信息化中的哪些因素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有怎样的影响。本文从信息化促进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角度,分析信息化对传统工业产业改造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机制。在新的技术经济视角下,结合信息社会构建和产业融合理论系统,研究信息化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传导机制及影响因素。理论上,本文在系统研究信息化理论与测算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互联网发展水平和统计数据丰富程度,构建新的信息化评价指标,侧重区域信息基础设施投入和信息化应用程度,衡量地区信息化水平。实践上,本文选取省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数据包络法(DEA),实际测算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同时,采用Tobit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实证测算信息化程度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大小,及相关因素。为政府部门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为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提供依据。本文的论证结构是:首先,阐述本论文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义,对信息化、技术创新效率等概念进行说明界定,确定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找出论文的创新点,画出技术路线图。其次,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综述,分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分别对信息化和技术创新效率的研究进行归纳梳理,并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找出信息化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信息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理论研究,从理论上进行详细的论证,分析信息基础设施对于提高企业效率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信息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和传导机制。再次,对我国信息化的发展阶段进行详细的介绍,总结我国信息化水平测度文献中各种信息化测量方法的优点和不足,结合当前互联网发展程度,构建本文的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我国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信息化程度,并且对东、中、西部地区信息化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我国各地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且测量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采用2009年到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tobit模型,将信息化作为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值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企业就业人数、资产总计、市场化程度、国际化竞争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市场化程度用私营企业资产总计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度量,国际化竞争程度用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资产总计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度量,进行计量回归的实证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查看各个系数显着性,系数大小及影响程度,根据实证计量结果作出分析结论。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提出利用信息化促进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政策建议。在理论方面,本文主要利用信息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分析信息化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中,有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规范与实证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是密不可分、统一互补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前提,定量分析则能够更精准的反应定性分析的结论。为了更精准的反应信息化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数量关系,本文采用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避免盲目的定量、伪回归等现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中的相关测算模型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9-2013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定量测算,找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化规律,利用面板数据将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值与事先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的各地区信息化程度值进行回归分析,重点分析地区信息化程度对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比较研究法,运用dea模型测算出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然后进行东中西部的分析比较,找出区域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的具体研究目的是探究我国信息化对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信息化对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情况,显着性,以及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情况,为未来更好的推进信息化促进企业创新提供政策指导和经验借鉴。从研究逻辑上来看,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首先对信息化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最新评价指标,构建信息化评级体系,评估各地区信息化程度。其次,本文收集工业企业有关数据,包括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及销售收入、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选取2009年-2013年段的数据,利用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再次,本文利用动态面板tobit模型,以实证方法验证信息化程度对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最后,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归纳总结信息化对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问题,并提出一些能够提高我国信息化程度来促进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具体政策建议。本文在构建信息化度量指标时,结合目前互联网发展迅速的事实,调整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指标,加入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长途光缆长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叁个指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可以反映计算机使用数量及应用计算机上网数量,同时,在工业企业中,自动化设备的应用也是提高工业技术效率的一个反映,自动化设备的操作控制一般有相应的电脑程序控制,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的增多说明更多的自动化设备通过端口连接入网,说明信息化程度提高。长途光缆长度的增加,说明网络进入各个地区,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心城市,村镇的入网说明整个区域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应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说明在基础设施硬件水平上,各地信息化的程度,可以反映政府投资引导倾向,以及地方主动提升信息化程度的意愿。在构建信息化度量指标时,除了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指标,本文还考虑了信息设施应用的指标,因为即使信息基础设施完善,但是,这些设备要有人用,信息设备的有效利用才能发挥信息资源的作用,才能说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高,人类才算进入信息社会。本文认为,移动电话和计算机的人均数量只能反映人均拥有信息化设备,不能反映这些人应用信息化设备,享受信息资源。另外,移动电话只能部分反映电话应用程度,而且数量增多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话时长,通话时长才是反映应用电话的程度。同时,不能简单的用固定电话通话时长,因为移动电话的出现是固定电话的替代,即使固定电话通话时长减少,不能说明信息化程度低,有可能这部分人群用移动电话通话,因此,本文将固定电话通话时长与移动电话通话时长加总,以电话通话时长作为指标。同时,本文还加入互联网上网人数作为网络使用情况的指标,反映人们利用网络获取信息资源,提高工作效率的能力。在研究工业企业效率时,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单独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年份较短,有些学者使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这样容易忽略时间的变化,随着外部其他因素的变化,企业自身的效率也会变化,缺少动态分析。本文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取2009年-2013年段的数据,利用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比较地区间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差异,分析信息化程度对不同效率的影响情况。本文研究信息化程度对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为我国合理规划信息基础设施,通过提高地区信息化程度来提高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供一定的实践经验借鉴。在研究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对工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文献中,以往的研究往往偏向于行业或企业内部研究,比如所有制结构,人力资本,产权形式等因素分析,本文试图加入几个外生影响因素如市场化程度,国际化竞争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市场化程度用私营企业资产总计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度量,国际化竞争程度用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资产总计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度量,控制这些因素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情况,找出他们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是否显着及影响程度。本文运用省际的面板数据,应用基于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定量的测算了2009年-2013年中国各省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状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应用topit计量分析工具研究了信息化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个地区的年度技术效率水平总体上与信息化水平、经济发展到程度相对应。一般来说,信息化水平越高、经济水平越发达,技术效率水平越高。从时间上来看,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技术效率都是逐年提高的。差距的缩小表明东部地区的一些先进的经营方式逐渐被中、西部地区所接受,产业转移在进行,市场化经营逐渐扩大至全国。纯技术效率表明了工业总体的技术水平,是一个地区整体工业技术效率的有效体现。我国各个地区的年度纯技术效率水平总体上与信息化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相对应。一般来说,信息化水平越高、经济水平越发达,纯技术效率水平越高。从时间上来看,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纯技术效率都是逐年提高的。东部地区的一些先进的技术逐渐被中、西部地区所采纳,逐步提高的技术加工能力使其纯技术效率有了显着的提高。我国各个地区技术创新规模效率没有一直为1的省市,说明我国各地区工业技术创新效率有提升的空间,各个地区的平均规模效率基本接近于1,规模越来越倾向于有效。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政策的实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正在承接东部地区饱和的、比较优势相对不明显的产业,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也在加快发展工业,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紧跟东部地区。全国各地的工业发展逐渐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化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各影响因素对效率的影响程度也不近相同。在研究工业的影响因素中,我们加入了市场化水平和外商投资水平的两个外部影响因素,通过与效率值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以下结论:第一,信息化对工业企业创新的技术效率有正向的影响,即提高信息化水平可以促进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当信息化水平提高1%时,技术效率提高0.101%。第二,信息化对工业企业创新的纯技术效率有正向的影响,即提高信息化水平可以促进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纯技术效率。当信息化水平提高1%时,纯技术效率提高0.118%。第叁,信息化对工业企业创新的规模效率有负向的影响,提高信息化水平不一定能够促进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规模效率,也许还有负面影响。当不加入控制变量时,信息化前的系数显着性是在5%的显着性水平,当信息化水平提高1%时,规模效率降低0.015%;当加入市场化水平控制变量后,信息化前的系数显着性是在1%的显着性水平,信息化水平提高1%时,规模效率降低0.017%。但是,当加入资本投入控制变量、劳动力投入控制变量和外商投资水平控制变量后,信息化前的系数显着性是不显着,说明信息化对规模效率的影响不明确,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本文主要研究信息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研究了信息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机理,分析了信息基础设施对工业化的基础性作用,分析了信息化改造传统工业的生产方式的重要作用,从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探讨了信息化推动智能工业的作用机制,这些分析为实证研究信息化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打下了理论基础,然后,运用中国的统计数据测算了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同时,本文还通过比较分析,详细解释了德国的“工业4.0”战略和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借鉴发展经验,展现了信息化对工业的巨大变革,通过以上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提出了几点可行性建议。全球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己经证明,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工业体系还比较低端,中国不能重走西方国家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必须利用信息技术,通过信息化提高工业企业技术能力,实现工业体系的跨越式发展。发展信息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向,通过信息产业的技术优势,工业企业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基于这样的时代机遇,本文汲取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等思想,结合我国目前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和世界工业发展方向,提出信息化发展建议,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潘李鹏[6]2016年在《知识产权能力及其演化与企业成长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知识经济和一体化浪潮席卷全球,新兴技术不断涌现,中国企业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知识密集的高技术企业,急需转换发展模式,强化创新对企业成长的驱动作用,以对抗发达国家企业依靠自身固有先发技术优势对创新资源的进一步垄断,扭转全球竞争的不利局面。在这一背景下,知识产权等企业无形资源逐渐取代传统有形资源成为促进企业成长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从企业能力相关理论出发不难发现,资源本身不能直接促进企业成长,而与其相关的能力才是企业成长的根本动因,所以知识产权作为资源本身也不能直接促进企业成长发展,其必须通过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管理等相关能力才能最终将知识产权转化为企业绩效。因此,企业对知识产权开发和相应能力的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度,对企业知识产权能力的研究也成为了急需探讨的理论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在当前研究中,实践层次的现状分析、经验总结、概念辨析、政策设计较多,而站在微观角度从知识产权能力自身特性出发分析其演化及其对企业成长影响机制的较少,能够通过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相关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本文综合运用企业成长、动态能力、战略导向等相关理论,围绕企业知识产权能力演化及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这两个核心问题,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以下部分展开逐步深入的研究:(1)文献述评与理论发展。通过对知识产权、企业能力、战略导向、企业成长等相关理论的梳理回顾,找出现有研究的不足,确定合适的研究切入点,并通过相似概念的对比辨析知识产权能力的概念及内涵,形成本文论证的基础。(2)概念模型的构建。通过进一步的文献展开,从企业战略导向视角出发,分析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对知识产权能力各个维度演化的关联机制,构建相应的概念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知识产权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并考虑产业和政策环境的调节效应,然后提出相应的概念模型。(3)实证研究。结合我国计算机应用企业上市数据,运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模型中所包含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最终确认了基于战略导向的企业知识产权能力演化模型以及知识产权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通过以上研究论证工作,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1)战略导向是影响企业知识产权能力演化的关键因素。依据企业资源投入倾向的差异,可以将战略导向分为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而战略导向的这两个方面会影响知识产权能力演化。一方面,创业导向能够通过鼓励企业突破新创新行为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提升,通过鼓励企业应用性创新行为促进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另一方面,市场导向通过鼓励企业渐进性创新进而促进知识产权运用能力的提升。企业在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的差异造就了企业不同的知识产权能力构成,影响了其演化过程。(2)企业知识产权能力伴随着战略导向的发展而产生演化。依据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的高低,企业战略导向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强战略导向型企业、创业导向主导型企业、市场导向主导型企业和战略导向模糊型企业。而通过本文分析发现,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力构成与其战略导向类型存在相互匹配关系,不同战略导向的演化最终形成了相应的知识产权能力构成。(3)知识产权能力与企业成长具有显着的相关性。知识产权能力作为源于无形资源的重要企业能力,其与企业的成长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能力通过创造、运用和管理叁个维度促进企业成长。而企业由于其发展重心和运营战略,造成其在资源配置上存在不同的倾向性,这造就了企业形成各自不同的知识产权能力构成结构。不同知识产权能力构成企业的成长性存在差异,就目前而言,我国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能力共同主导的企业成长性最好。(4)区域环境因素对知识产权能力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有重要影响。知识产权能力在影响企业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式,验证了作为区域产业环境因素的产业集聚度以及作为区域政策环境因素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知识产权能力的调节作用。最后发现,在中国情境下,对知识产权能力的调节作用主要源自区域政政策因素而非产业因素。然而,由于笔者时间、经历、研究水平所限,本文研究仍存在部分不足之处,对此本文最后一章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指出了后续深入研究的主要方向。
熊艳[7]2012年在《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中指出随着Laffont等人对规制与发展关系问题进行研究以来,有关规制与发展的文献不断涌现,特别是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近年研究成果中占有一定比例。笔者认为形成这种研究热潮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昭示着学者们将研究重点转移到环境规制上来,同时环境品质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都十分重视环境质量,相继出台多项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政策,力争发展绿色经济和促进绿色增长。尽管如此,中国环境污染事件仍有发生,突发性环境事件与生产事故相伴而生,群体性环境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环境污染关系着社会稳定、人民生存质量,与经济持续增长息息相关。同时,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纠正制度失灵的重要手段,已经被很多学者和环境相关部门所认同并付诸于实践。任何制度的安排和运用最后都服务于国家的增长问题上,环境规制这一非传统因素或者手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能否合理解释经济增长?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寻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最适环境规制强度,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环境保障。鉴于此,本文首先从环境成本、技术创新、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以及国际贸易五个角度探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其次,全面分析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的横纵向差异,把握中国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的现状；再次,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综合考虑衡量环境规制的投入与产出的各项指标及其数据的可得性因素后,构建并计算出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同时运用1996-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重点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性质,以及这种影响程度。最后,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研究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环境规制机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的归为“遵循成本说”或者“创新补偿说”理论。综合而言,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只有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才能就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作出正确解释。第二,从人均GDP角度,运用中国工业省际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知：其一,在中国,从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两个维度来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呈U型关系,而非线性关系；其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显着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并且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呈U型关系前提下,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着,而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效应。并且通过对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十分显着；其叁,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影响,尤其是,从区域分布来看,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加强环境规制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能够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叁,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运用中国工业省际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知：其一,在中国,从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两个维度来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呈U型关系,而非线性关系,并且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都十分显着；其二,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结论出发,目前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而言,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适度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其叁,结合人均GDP曲线和全要素生产率曲线将整个环境规制强度分为叁个区间,即I区间、II区间和III区间,其中,青海、海南两省处于区间I,因此降低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人均GDP的提高,同是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河北、河南、浙江、辽宁、山西、广东、江苏和山东处于区间III,对于上述8省,可以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来促进人均GDP的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处于区间II,因此不同地区应根据政府目标是人均GDP,还是全要素生产率来考虑是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还是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其四,根据实证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对人均GDP的影响程度大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此,综合来看,除青海、海南外,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加强应该把握适度原则,因为经济增长对环境规制也具有反作用,应该综合考虑其反作用来确定环境规制强度。第四,只有避免污染企业的寻租问题,才能建立起促进经济增长的环境规制机制。笔者通过研究企业寻租与地方环保局之间的动态博弈机制,发现排污企业的寻租行为取决于国家环保部对地方环保局的规制概率(α)及地方环保局对排污企业的规制概率(θ)。当θ、α都较小时,排污企业进行寻租且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则反。简言之,无论从避免寻租问题发生,还是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都应该适当提高环境规制标准与强度。第五,建立促进经济增长的环境规制机制,核心问题是健全运行机制。笔者认为构建完善的环境规制评价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迫在眉睫,而完善的环境政策工具选择机制和环境规制信息化机制应综合考虑产业异质性、时变性与空间差异性等因素。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涉及到的具体问题,本文给出如下几点政策含义：第一提高环境执法效率；第二,发挥环境规制工具的双效性；第叁,实行弹性环境规制强度；第四,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第五,在政绩考核中贯彻全要素生产率意识和环境友好原则。
张涛[8]2017年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我国工业规模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并未得到有效转变,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排放现象突出,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此,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生态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逐步提高了环境规制的力度。环境规制是政府纠正环境问题市场失灵的手段,也是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措施。工业转型升级不仅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生产技术进步,亦能提高清洁生产设备投资与促进清洁产业的发展,降低高污染与高能耗行业的比重,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的产生与排放。然而我国工业的发展无论是规模还是工业行业结构,区域间还存在着较大差异,而异质性行业要素投入结构差异会直接影响不同行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应对措施的选择,因此充分考虑我国工业发展的区域与行业特征,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能够为我国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导致产业向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地区转移,因而地区间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将会对不同地区产业集聚的类型与集聚的程度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各地区产业集聚的变化又会如何影响工业行业转型升级?根据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工业行业转型升级主要体现为生产技术进步与工业行业内部结构升级。其中,生产技术进步是实现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因,可以反映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动态过程;而工业行业内部结构升级反映的是工业行业整体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可以体现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结果。本文主要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在工业行业转型升级中的中介作用。关于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现有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对环境规制政策在异质性工业行业中的作用机理研究不足。异质性工业行业要素投入结构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环境规制对异质性工业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同。基于此,本文从异质性行业要素投入结构差异视角,首先从理论上揭示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集聚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数理关系与影响机制;然后使用我国2003-2014年35个工业行业省级面板数据,在对工业行业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首先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使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关系的影响;其次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规制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关系的影响,最后考察了产业集聚在环境规制影响工业行业转型升级中的中介传递效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方面。环境规制对某一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是一个动态不断调整的过程,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不仅与本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有关,还会受到区域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低污染行业与高污染行业集聚的影响均呈U型特征;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低污染行业与高污染行业集聚的影响均呈倒U型特征;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集聚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对低污染行业集聚的影响不显着。另外,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两类行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着显着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会促进产业集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第二,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方面。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不同阶段遵循成本、投资扭曲所导致的挤出效应与技术激励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的相对强弱。生产技术进步是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环境规制政策是否能够促进工业行业结构升级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和低污染两类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由于两类行业要素投入结构的差异,使得环境规制对两类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同,外在表现为两类行业经济产出的相对变化。(1)环境规制对低污染行业与高污染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均呈U型特征,表明在环境规制强度处于较低水平时,环境规制政策会抑制生产技术进步;而在环境规制强度超过U型曲线的拐点以后,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在分地区和行业的考察中,研究发现全国及各地区的低污染行业U型曲线拐点处对应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低于高污染行业,这主要是由两类行业要素投入结构差异导致的;东部地区两类行业U型曲线拐点处对应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进一步解释了环境规制对生产技术进步影响的区域差异,环境规制对两类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越过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环境规制才能促进生产技术进步。(2)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U型特征,这是由于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短期内高污染行业环境规制的投资扭曲效应强于技术激励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遵循成本效应对高污染行业经济产出的影响,环境规制抑制了工业行业结构升级;而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对低污染行业的技术激励效应更强,低污染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率更高,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工业行业结构升级。在分地区考察中,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U型曲线拐点处对应的环境规制强度依次上升,说明工业行业结构升级受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另外,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过了特定阶段以后,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工业行业结构升级。第叁,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方面。产业集聚对生产技术进步中介效应的发挥存在着一定的行业和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无论低污染行业还是高污染行业,产业集聚均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不存在中介效应,但中部地区低污染行业集聚能够对行业生产技术进步起到正向促进作用。造成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高污染行业集聚是由区域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所引发的产业向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转移导致的,难以产生应有的技术外溢效应。产业集聚在工业行业结构升级中的中介效应同样也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在环境规制促进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是负面作用。最后,本文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加大环境规制的力度、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形式以及改善投融资环境、激发技术激励效应等促进我国不同地区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王晓珍[9]2012年在《科技经费配置对市场创新绩效影响测度及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的加快，科技经费配置总量也将大规模提升，如何使用和配置这些经费保证我国科技创新绩效的最大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以此为切入点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具体如下：（1）在对现有相关文献梳理后发现：“科技经费配置结构与市场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为此文章在第叁章运用扎根理论、数学建模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该问题，认为不仅科技经费配置总量影响创新绩效，科技经费配置结构对市场创新绩效影响可能更大；（2）运用格兰杰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分析了科技经费配置各指标对市场创新绩效产出各指标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灰关联分析法测定其对市场创新绩效影响的重要程度，结合现有文献确定了文章的评价指标体系；（3）运用交叉谱研究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经费投入产出的时滞周期，认为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对市场创新绩效影响普遍分为短、中、长叁个周期阶段；从影响程度看，我国高科技产业科技经费配置对市场创新产出的时滞影响周期出现很强的一致性，5大高技术产业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影响滞后期为5年，对“专利产出”影响周期基本都在10年后。（4）在考虑时滞周期的基础上，引入并改进NWR-DEA方法对“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以及“医药制造业”两大产业现行科技经费配置结构下的市场创新绩效进行测度分析，结果发现：“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市场创新绩效具有明显优势的省份有：北京、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广西和陕西省；其余省份相对而言在医药制造业方面更具优势。（5）进一步分析可知，中国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产业投入要素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表现为“技术改进经费>R&D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数量>新产品开发经费”；医药制造业的投入要素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表现为“技术改进经费>新产品开发经费>R&D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数量”。（6）运用改进NWR-DEA方法对“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产业”和“医药制造产业”的综合市场绩效网络参考分析发现：绩效最好、最具推广价值的省份不是经济最发达、科技投入最高的江苏、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省份，而是云南、河北、黑龙江等经济不发达省份，表明：科技投入总量多，但市场创新绩效不一定高；在市场创新绩效提升方面，科技经费配置结构优化远比科技经费投入总量重要的多。（7）综合以上分析，文章在改进宋氏优化法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经费配置结构优化模型，并依次给出了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两产业之间、两产业内部不同省域间以及各省内部叁种科技经费之间的优化配置方案，FRIEDMAN-ANOVA检验和利用MAXDEA6.4软件进行的优化前后各省域市场创新绩效测度结果都表明该论文所提优化方案效果良好。该论文有图63幅，表109个，参考文献242篇。
刘炬[10]2010年在《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形成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在不同国家环境下的形成机理,以期通过比较不同的国家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影响和作用,归纳出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在环境条件作用下的形成原因和形成规律。本研究采用结合定量测量技术的嵌入性跨案例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理论基础与分析工具,分别在瑞士苏黎世和中国四川地区运用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法则,筛选了共6家技术创新绩效优良的中高技术制造业龙头企业,在深入这些企业及其所在地进行深度访谈、直接观察、问卷调查和档案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在国家环境作用下的形成机理进行了跨案例比较研究。通过对中国案例组叁家企业和瑞士案例组叁家企业的单案例研究以及跨案例比较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实证发现：中国案例组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呈现出封闭形态和开放形态并存的局面,这是我国转型经济中国家创新系统尚未形成,国家整体大环境尚未完善,但部分小环境开始局部性改善的反映。瑞士案例组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呈现出相似的开放式形态,则是瑞士国家创新系统发育较为完善、国家环境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形成开放格局的反映。中国案例组企业技术创新网络中政府的角色主要是为优质企业提供优惠性、扶持性政策和特殊的行政服务,以创造良好的小气候,帮助优质企业形成技术创新网络、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瑞士案例组中政府的角色是在网络中为各方沟通信息,为所有企业提供通用性政策,以形成良好的有利于创新的国家大环境。鉴于以上实证发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微观演化过程受国家环境中宏观因素动态发展的影响,换言之,受国家创新系统发展特征的影响。在国家教育系统发达、科技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足、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的条件下,外部合作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企业选择建立较多的外部联系,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呈开放式形态。在国家教育系统不发达、科技劳动力市场供给不充足、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外部合作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企业难以建立较多的外部联系,因此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呈封闭形态,但当上述环境条件得到局部改善时,外部合作的交易成本有所下降,企业开始选择建立更多的外部联系,使其技术创新网络向开放式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宏观层面上的国家创新系统特征影响了微观层面上的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演化受国家创新系统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在跨国案例比较中得到的实证数据丰富了关于经济转型阶段和学习过程中国家创新系统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本研究将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通过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企业的创新活动,有效地理解了国家层面宏观因素的动态变化对企业微观行为演化过程的影响,在实证上证实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关于创新过程是一个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的论点,并为国家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四川地区工业企业创新行为实证研究[D]. 黄晴. 四川大学. 2002
[2]. 国际营销动态能力的结构维度与关键驱动因素研究[D]. 李巍. 南开大学. 2012
[3]. 能源消耗、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D]. 杨景海.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4].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 汪娟. 湖南大学. 2013
[5]. 中国信息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D]. 张波. 中央财经大学. 2016
[6]. 知识产权能力及其演化与企业成长研究[D]. 潘李鹏. 浙江工业大学. 2016
[7].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 熊艳.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8].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D]. 张涛. 中国矿业大学. 2017
[9]. 科技经费配置对市场创新绩效影响测度及结构优化研究[D]. 王晓珍. 中国矿业大学. 2012
[10]. 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形成机理研究[D]. 刘炬. 电子科技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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