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与展望*
曹科岩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体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是个体对生活状态产生积极情绪的主观感受。文章在明晰居民主观幸福感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构与测量方式。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因素、政治制度因素、宏观经济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未来研究应继续完善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涵与结构，开发符合时代特征的测量工具，加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的探索、系统模型的构建以及跨文化研究的扩展等。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居民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影响因素；跨文化比较
幸福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体验，也是生命价值的终极追求。正如休谟所言：“人类一切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① 休谟．关文运，译．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2． 。近年来，伴随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一些研究部门或调查机构按照各自的指标体系、计量方法测算并发布幸福指数，有关幸福感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赋予民生水平新的建设目标，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可作为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便于政府把握居民的心理脉搏，创建完善有利于改革发展的制度环境，进一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与全面进步。文章在现有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涵、测量方法、影响因素等内容作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剖析现有研究不足，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1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涵
受近代科学发展的影响，早期关于幸福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和经济学领域，认为影响人们幸福的主要因素包括价值观、绝对收入、相对收入等，且多以外在的标准来定义幸福，无论是对幸福本质的定义，还是具体的量化标准都不能真实而全面地反应人们内心对幸福的真实感受。近半个世纪来，心理学研究者们对幸福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实证研究。由于研究目的或对象不同，所以研究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回溯已有研究，对主观幸福感的探讨主要有三种取向：即生活质量意义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意义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心理发展意义的主观幸福感。
生活质量意义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为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共同关注。研究者尝试建构一种能够评定特定社会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体系[2]。其着眼点在于社会群体体验，所选取的主观幸福感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生活领域满意感（包括经济、健康、家庭、社会交往、工作等方面）。
心理健康意义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主要由心理学家进行。该研究取向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一个幸福的人首先要有健康的心理，具体反映在人的情感方面。心理健康意义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感取决于个体在一段时期内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之间的权衡，也就是说，如果个体更多体验到愉快的情感而较少体验到不愉快的情感，则说明他是幸福的，反之亦然[3]。
生活质量意义和心理健康意义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多坚持快乐主义幸福观，而心理发展意义的主观幸福感则是建立在完善论幸福观基础之上，即认为幸福不仅仅是获得快乐，还包含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研究者着重强调人生价值与自我潜能的实现所伴随的心理体验[4]。
期末考试来临，K12领域校外培训机构大规模整改，学生课外怎样复习才能迅速提分？UC大数据显示，影响中国妈妈的焦虑因素中，“小孩教育”占到了第二位。基于大城市中产阶级规模的迅速扩大，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中产家长往往认为，子女教育才是最值得信赖的投资品，可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与不平衡，却成了家长们共同的心病。有人说，真心希望周末在培训机构外排队等候的家长能越来越少。
主观幸福感既受个体自身影响，又受诸多外在因素影响，它不仅是个体的感知，还是社会宏观层面的问题[2]，而且其本身是一个主体性概念，不能脱离主体特性对其进行研究。居民作为一类主体，其主观幸福感相较其他主体（学生、教师、公务员等）而言，有其特殊的含义。在现实生活中，除居民个体内部因素影响其幸福感外，所生活区域的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均与居民对幸福的体验息息相关，其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个体内部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文章认为：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指居民所生活地区满足自身需要时而带来的即时性快乐，它是文化价值观、外部条件与居民内心的契合所带来的持续性愉悦体验，它不仅是个体内部的认知、体验、调节的和谐与平衡，更是个体与其所生活地区的一种互动和谐、平衡。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部结构怎样？如何测量居民主观幸福感？在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已有研究中，代表性的测量工具有以下两类，即单项目问卷和多因素多项目量表。单项目主观幸福感问卷，即研究者通过一个项目或问题来测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示例问题如“总体而言，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觉是怎么样的？您感觉您的生活是”、“总体来说，您的生活幸福吗”，要求被访者在“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中做出选择[5, 6]。由于单项目主观幸福感问卷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容和结构，文章将重点介绍多因素多项目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
2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构与测量
随着新课改的逐步推进，很多幼儿教师的教学观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有效革新，其逐步意识到了语言教学活动游戏化对于教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教师并没有将这种观念和认知落实到教学行为之中，即便有些教师已经尝试这种教学方法，但是很少有人将教学游戏化作为教学的重要方法，这样就降低了语言教学活动游戏化的应用质量和效果水平[2]。
如 100 JD 36×6中，100为适用于最小井径100 mm，JD为深井多级泵，36 为流量（m3/h），6 为叶轮级数；
2.1 幸福指数量表（WI）
《幸福指数量表》（Well-being Index，WI）由澳大利亚迪金大学Cummins（2000）开发，包括个人幸福指数（Personal Well-being Index，PWI）和国家幸福指数（National Well-being Index，NWI）两个分量表。个人幸福指数分量表包含7个项目，要求个体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自己未来保障等方面的满意程度进行评价；国家幸福指数分量表包含6个项目，要求人们对当前国家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等六个方面进行评价[7]。黄立清和邢占军（2005）将《幸福指数量表》首次应用于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测量，并对该量表的跨文化适用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量表信度和效度良好[8]。
2.2 中国人主观幸福感量表（CHI）
20世纪90年代，台湾研究者陆洛（2000）在牛津主观幸福感量表（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OHI）基础上，对台湾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较早编订了有关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本土化测量工具，即《中国人主观幸福感量表》（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CHI）。该量表通过梳理中国人主观幸福感的来源，包括自尊心满足、和谐人际关系、物质满足、事业成功、乐知天命、比他人优越、自我控制与理想实现、短暂的快乐、对健康的需求等，形成由48个项目组成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具体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缺乏、生活满意度以及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因素等四个维度[9]。
2.3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SWBS-CC）
幸福是一个涉及心理、社会、经济、政治等多个学科的复杂概念。不同学科从不同视角对居民幸福感进行建构分析，如界定为“来自内心的积极和愉悦情感”“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更高层次生活的美好体验”“强调个体对幸福的理性认知，从内心预设幸福标准与真实生活状况的比较来判断幸福感”，等等。现有研究中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理解，多直接借鉴主观幸福感的内涵。总体而言，缺少描述具体、操作性好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概念，因此难以更好地开展后续研究，研究结果也无法比较。操作性的定义应立足于具体的研究情景，尤其是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体特殊性。此外，研究者构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结构内容也还没有明确统一，只有探明其结构才能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及量化研究奠定基础。
正常健康的宝宝没有必要接种，对于反复细菌性呼吸道感染的宝宝，兰菌净是有好处的。反复感染的宝宝，应该排除是不是过敏原因引起的。
为进一步检验该量表的心理测量学特性，邢占军（2008）又在全国省会城市取样对量表进行修订和完善，在原有10个维度基础之上探索出身心健康体验（包括人际适应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目标价值体验、心态平衡体验、身体健康体验5个一阶因素）和享有发展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知足充裕体验、自我接受体验5个一阶因素）两个二阶维度，最终形成由40个项目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修订版）》，并将常模样组扩展到全国，取得修订版量表的全国参考常模[11]。
2.4 居民幸福感问卷（CWBQ）
幸福感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它还受到居民生活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如住房、社会保障、社区环境、价值观、文化消费、宗教信仰等。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赋予住房对于居民幸福感独特的意义，研究发现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居住环境越好或者拥有房屋产权，均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而居住空间分配越不公平，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低[28]。张再生（2015）将城市建设满意度引入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验证了住房条件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社区设施满意度和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29]。作为主要民生问题之一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同样影响着居民主观幸福感，但医疗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养老保险[30]。社区环境是居民的主要生活空间，研究表明景观优美、邻里关系良好、经常参与社区活动、购物方便和车辆停放合理5个指标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社区环境因素[31]。价值观对居民幸福感亦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价值观主要是物质观和生活观，即重视金钱、追求物质享受的人群幸福感水平低于其他人群，而重视生活情趣、追求精神享受的人群幸福感更强[6]。文化消费的类型、层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较大，其中阅读、旅游等发展型文化消费对幸福的影响显著，而看电视、玩棋牌等休闲型文化消费对幸福的影响不显著[32]。信仰与幸福的关系密切，它在人受到磨难、挫折、贫穷时，给人以心理的慰籍。一项基于全国24个省份的截面数据模型检验发现，宗教信仰有利于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且宗教信仰弱化了经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33]。
3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3.1 个体特征
民主是幸福的前提，它有助于增强公民对政府主导的公共生活的信任，提高公民的政治生活满意度。一项来自江苏1863个样本的实证调查显示，基层民主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呈正向关系，表明基层民主化程度越高，居民知觉“幸福”的体验越强烈[20]。在腐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联上，陈刚等（2013）较早定量评估了腐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消极影响，通过处理腐败变量的内生性（被访者所在城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是否异地交流任职），发现腐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效应明显增强，远超过经济增长对居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21]。至于腐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传导机制方面，研究者发现民生性支出（教育和医疗支出）是腐败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传导途径之一，即腐败通过降低民生性支出比例，进而降低居民幸福感[22]。地方政府提供服务、政策制定和保持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居民的福利和幸福指数。有研究显示提高地方政府质量（规模质量、能力质量、民主法治质量、公信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并且地方政府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远高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促增效应[23]。
尽管研究者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与相关变量的关系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研究，并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但在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涵与结构、测量工具、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未来研究应继续沿着这些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3.2 政治制度
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个人特质。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龄、教育、健康、婚姻、职业等。年龄一直是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中较受关注的一个变量，研究者发现年轻居民幸福感水平较低，年长居民幸福感水平较高，这是由于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过大，而随着年龄增加，其经济收入、事业发展渐趋稳定，同时期望值降低，正所谓“知足常乐”[6,12]。但年龄与幸福的关系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健康。良好的健康状况（锻炼时间、睡眠质量、饮食状况等）使人精神愉悦，工作效率更高，还可免除为治病而付出的金钱成本，越健康者其幸福体验越深刻[13]。教育程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亦有一定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其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与社会适应性一般较好，其主观幸福感也更高[14]。婚姻被认为是幸福人生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婚姻状况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影响，而婚姻质量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显著，高质量的婚姻生活对应着较高的幸福体验[15]。职业不同，其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工作压力、社会期望值不同，各种正面和负面的情绪也不同，不同职业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存在较大差异[12]，离退休人员因为休闲时间较多，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无工作方面的烦扰，比在职人员的幸福感体验更加深刻[16]。
3.3 宏观经济
收入和幸福在主流经济学中被设定为正向相关，但这一结论受到许多实证研究的质疑。针对北京、上海和广东2375户家庭的调查发现，绝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而相对收入地位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居民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24]。冯贺霞等（2016）重点分析了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收入再分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差距侵蚀了经济增长对幸福的正效应，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性显著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25]。周雅玲（2017）探讨了通货膨胀、自有住房与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通货膨胀能够显著降低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对“无房”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强烈[26]。此外，物价上涨也会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如蔬菜肉类粮油、服装、居住（房价或租房）、日常生活用品、家庭设备和医疗保健等不同类型的物价价格上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7]。
3.4 社会环境
南京师范大学研究者郭永玉（2009）以武汉市居民为研究对象，从婚姻家庭、经济状况、工作事业、人际关系、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自我接纳、社会环境8个维度构建了武汉市居民幸福感的测量指标体系，并参考国内外幸福感量表拟定问卷初始题项，经专家审定和修改后形成由70个项目组成的《居民幸福感问卷》（Citizens Well-being Questionnaire，CWBQ）[12]。该问卷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幸福感程度越高，问卷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1，8个维度的信度系数介于0.60～0.90之间，但该问卷项目较多，被调查者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完成，且囿于篇幅所限，未报告项目因素负荷情况。
4 小结与展望
心理因素，即个体主观内在因素，如人格、信任、人际关系、情感智力等。人格是预测主观幸福感最稳定的心理因素之一，它影响着个体处世的行为和态度，研究显示大五人格因素（外倾性、宜人性、尽责性、神经质、开放性）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能够有效预测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17]。徐映梅等（2014）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了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变化，结果表明除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外，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18]。于斌等（2018）在城市居民情感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发现，城市居民情感智力的3个维度：对情绪的感知、移情、自我激励，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且情感智力对主观幸福感中的心理健康体验和成长进步体验两个维度影响较为显著[19]。
4.1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涵与结构的确定
山东大学研究者邢占军（2003）依据体验论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思路，通过深度访谈构建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测量指标体系，并编制《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for Chinese Citizens，SWBS-CC）[10]。该量表包括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10个分量表，共计54个项目，量表内容简洁、操作简便，可作为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动态检测和追踪研究的测量工具。
4.2 居民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的开发
现有研究关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可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多维结构量表，如陆洛、邢占军等开发的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另一类是单项目自陈主观幸福感问卷，如官皓、闰丙金等研究中使用的居民主观幸福感问卷。然而，鉴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系统尚不完善，研究者往往根据自身兴趣或者需要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导致量表结构差异大，因素涵盖不完整，虽有小部分是中国本土开发，但多是基于西方文化情境开发的。还有一些研究者甚至于直接借鉴于西方主观幸福感量表或者居民幸福感量表来测量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因此，必须整合现有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论，开发兼顾中西文化共性和差异性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服务未来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以及跨文化比较研究。
4.3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效应的研究
目前关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比较零散，多侧重于简单探讨与其他变量的相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交互效应、调节效应的研究较少。国内外研究者选择的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关的相关变量多样、分散，且层次不一。实际生活中，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性或消极性因素复杂多变，因素之间还可能存在交互作用，而且一些个体因素、社会因素或环境因素也可能会起到强化或缓冲的作用。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探讨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因素间的影响效应，进而准确预测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4.4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动态过程研究与系统模型的构建
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幸福的体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并且这种体验易受内外因素的影响而随之出现波动。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强与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往研究大多采用横断面研究范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和分析，这样的研究缺乏动态性，不利于推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应强化客观评估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推进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系统模型的建构。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教学实践中使用电教器材设备和电教教材进行相关教学活动，在体育教学中已经越来越常见，有时也称之为“视听教学”、“机器教学”、“多媒体教学”、“CAI辅助教学”。但是由于常规的体育课程教学，尤其是体育专项课教学，大都在体育场馆进行技术技能的实践演练，因此运用相对较少。电化教学如今更多地采用多媒体的方式进行，通过幻灯、电影、录音、电视、录像、电子计算机等终端设备，在训练计划、游泳模拟、动态展示等课程内容上，可以多角度、多方位地向学生展示游进中的身体姿态，相比传统语言讲解与示范，具有更为形象、直观、动态等多种优势。
4.5 居民主观幸福感与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主观幸福感概念源自于西方，虽然居民主观幸福感本身具有明显的跨文化普遍性，但其结构或内涵侧重点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跨文化差异，其影响效应也可能不尽相同。个人情感与社会价值对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幸福感具有不同影响。在强调个体主义的西方文化和强调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背景下，居民对幸福的认知和体验是否存在影响程度以及影响路径差异？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是今后进行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未来研究应在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涵结构得到实证和理论确认基础上，进一步对其结构、内涵侧重点，以及其与相关变量的关系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这对完善居民主观幸福感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相关共性，可以建立有关我国保险公司财务风险预警体系的一般流程：第一，前期准备工作。梳理保险公司有关资金管理的重要流程，进行重点标记；第二，风险评定过程。根据前期梳理的重点环节进行各环节的风险分析，包括潜在的风险和根据以往经验判定的风险，确定风险体系的基本要素；第三，风险值确定。根据确定的风险要素分别判定每个风险预警指标的标准值和合理区间，将风险进行指标量化方便实时监测；第四，风险应对。根据前期确定的风险因素和预警指标值，分析风险产生的原因，是否存在企业内部管理和业务流程上的漏洞，是否有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当发生此类风险时公司应该如何应对才能降低损失等等。
4.6 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居民幸福感水平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绩效指标，提高居民幸福感已成为政府施政的着力点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宏伟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必将为加快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新的助力。未来的研究还应加强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路径与策略研究，不断增加居民幸福“资产”，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
某君身居官场，人称“不倒翁”。其位不大，权不重。然其变脸术，颇似“川剧”中的“变脸”演出，转瞬之间，其脸部表情，能完成多种动作。一会“灵官脸”变成“钟馗脸”，随即又变成“鸳鸯脸”，各种不同图案的脸型，让接触他的人眼花缭乱，留下诸多“美感和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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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Subjective Feeling of Happiness: A Review and Prospects
CAO Ke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Abstract: Subjective feeling of happiness is an important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individual’s living condi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It refers to the positive emotions that individual has towards his living condition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definition, measurement metho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system, macroeconomic factors, social environment factors). Finally,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at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residents' feeling of happiness should focus on confirming its construction and dimension, developing its new measurement which fits into new cultur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and reinforcing the researches on its causes, effects and system models, especially under the organiz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context.
Key words:feeling of happiness; residents’ subjective feeling of happiness; measuring tool; influence factor;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DOI:10.13899/j.cnki.szptxb.2019.06.008
收稿日期：2019-04-18
*项目来源：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城市阶层间融合度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18YJC790138）；2018年度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立项项目“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以深圳市为例”（项目编号：pdjh2018b0857）；深圳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科研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编号：601722ST3201）。
作者简介：曹科岩，吉林人，管理学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创新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B84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318（2019）06-005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