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录》偶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偶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来之不易的成书与出版 《知堂回想录》，初名《药堂谈往》，乃是周作人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其一生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包括《缘起》及《后记》、《后序》，总共208节，字数按照周作人的统计，大约为38万(《后记》)。 该书的写作缘于曹聚仁(1900-1972)的约稿。曹氏的说法是，“乃是我所建议，却是罗兄所大力成全的”(《校订读小记》)。“罗兄”即时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1921-2014)，据其回忆：“书是曹聚仁建议他写的。当时我们都在香港工作，有一次曹聚仁谈起他这个想法，我说这是个好主意，可以在香港《新晚报》的副刊上连载。”(《〈知堂回想录〉琐忆》)周作人日记中因此有“拟写《药堂谈往》寄与聚仁，应《新晚报》之招”(1960年12月9日)的说法。《新晚报》是一份左派报纸，罗孚也是身份特殊的报人。斯人已于今年5月2日在港病逝，其中共党员的身份也早为人知晓。 曹聚仁则长期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后参与过香港一些报刊的创办与撰稿，是香港文化界中的活跃人物。1956年夏，曹受邀访问北京。9月初，曾专门去八道湾11号拜访周作人，算是重新建立了联系。曹因此写下《与周启明先生书——鲁迅逝世二十年纪念》。周作人晚年和香港的两个人通信最频繁，即曹聚仁与鲍耀明。曹收藏三百多封，李吉如在其身后选编过《周曹通信集》第一、二辑(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3年8月版)，收入周致曹、鲍信203封；鲍藏有四百多封，出版过《周作人晚年书信》(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10月版)，后再推出增订本《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收往来书信741通。周作人在与二人的书信中，保留了大量《知堂回想录》相关情况的及时记述。 曹聚仁约稿后，周作人起初有些犹豫，并未立刻答应。但《缘起》中说，“经过了几天考虑之后，我就决意来写若干节的《知堂回想录》”。而这个“若干节”，即便依照最初的构想，“已有纲目，拟写至五四为止”(周作人1960年12月9日日记)，应当也颇具规模。而从1960年12月10日开始写作《缘起》，到1962年11月30日完成《后记》，554页的《药堂谈往》手稿，分90次陆续寄给了曹聚仁。完稿时，始决定易名为《知堂回想录》。 不过，《新晚报》的连载却是姗姗来迟，书稿写成一年多后，始于1964年8月1日见报。本来报纸连载不必等全书完稿，可以边写边刊，但罗孚坦白说： 对于周作人这一著作之所以拖延刊出，一个原因是我还有顾虑，怕他这些尽管是回忆录的文章依然属于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个原因是要看看他对敌伪时期的一段历史是如何交代的。后来见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这才放了心，认为他很“聪明”，没有想到他是另有自己的看法这才“予欲无言”。 自然，后一个原因更关键，《知堂回想录》在《新晚报·人物志》副刊的揭载也因此只维持了一个多月，至9月8日刊至第三十九节，即遭腰斩。罗孚承认是“奉命行事”，“上命难违”：“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知堂回想录〉琐忆》)后来更明言：“那是中宣部通知香港的领导，不能继续这样刊登周作人的文章。”(《苦雨斋访周作人》) 为《新晚报》连载中断事，曹聚仁曾写信给周作人，安慰他：“对罗兄不要错怪，因为他也只能执行京中的政策，不能自己做主的。他是党员，我并不是，我是同路人。”曹这样说，是因为他在海峡两岸间负有统战使命，故以肯定的口气向周作人保证：“聚仁因为和京中最高层有往来，还可以做得主，所以要把这件事弄完成来。”(1965年11月25日、12月8日致周作人)尽管事情并不像他说得那么容易，但曹聚仁最终确实不负所托。 继而，罗孚参与筹办的《海光文艺》于1966年1月创刊，曹聚仁又希望在该刊连载周作。考虑到全书篇幅太长，且已交书局出版，故计划由曹节选出部分内容刊登。不幸，6月份“文革”发生，《海光文艺》虽办在香港，却已不敢登载曾为汉奸的周作人的文章。次年5月，周亦去世。难得的是，曹聚仁一直没有放弃在报刊发表的努力，最终于1968年9月23日至1969年6月25日，由《南洋商报》副刊《商馀》连载9月馀，书稿方得完整与世人见面。 出版过程也同样漫长。1966年春，《知堂回想录》即已付排，因其时校样邮寄不便，只好由曹聚仁独立承担。而当年曹已是“年老衰残，精神不济”(《校读小记》)，1967年夏又住院动手术，卧床两个月。直到《南洋商报》的连载结束，以这笔稿费支付出版费用，《回想录》才得于1970年5月由曹自办的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印出。但此版在卷首刊发了一封周作人1962年5月20日致曹聚仁书信手迹，其中提到鲁迅，有这样的话：“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像乎？”后面还有涉及许广平的议论。罗孚看到后，建议曹聚仁删去，以免惹麻烦。为此，当年7月又有香港听涛出版社之版本行世，书局名称乃出自曹氏斋号，实与三育同出一家。而为配合上信的撤除，另一周致曹函亦一并取下，手迹部分只保留了一份版权委托书。这无形中反倒提高了三育初版本的价值。 有感于其间的艰辛曲折，曹聚仁在《校读小记》开篇即慨叹：“这部《知堂回想录》，先后碰到了种种挫折，终于和世人相见了。此稿付印时，知堂老人尚在人世，而今老人逝世已三年馀，能够印行问世，我也可慰故人于地下了。”最后又说：“此刻看了全书，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承认这么好的回忆录，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社会文化界？可惜，那位对老人作主观批评的人，已不及见这本书了。我呢，只求心之所安，替老人出了版，知我罪我，我都不管了。”而此书从写成到出版，历经八年。幸好有曹聚仁这样深具历史使命感的文人顶住压力，百折不挠，终使其全文印行，曹氏行事之勇毅确令人敬佩。 自传的“诗与真实” 《知堂回想录》属于自传体著述。约稿者曹聚仁追溯当年的想法，“我为什么要劝老人写回忆录呢，在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眼中，便是随时随地设法保留第一手史料”。而其评价是：“这本回想录，内容很丰富，‘诗’与‘真实’兼顾，乃是传世之作。”(《一本书的传奇——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白》)。而“诗与真实”也是周作人从开始写作就在考虑的问题，这是被视为自传这种文体特殊的内在规定性。周讲到自己怕写自叙传的原因，第一条即关乎如何处理“诗与真实”：“第一是自叙传很难写。既然是自叙传了，这总要写得像个东西，因为自叙传是文学里的一品种，照例要有诗人的‘诗与真实’掺和在里头，才可以使得人们相信，而这个工作，我是干不来的。”(《缘起》)对曹聚仁来说，自传首先是“第一手史料”；而在周看来，则是文学之一种。不过，殊途同归，两人显然都更重视其间“真实”的品格。 “诗与真实”的命题出自《歌德自传》，其自传即以“诗与真”命名。简单说，二者可谓为文学与史学的区别。歌德是不大相信自传能够做到完全真实，他说自己的自传《诗与真》中，“生平有些或许算是好的东西是不可言传的，而可以言传的东西或许又不值得费力去传”(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故用的是一种“半诗半史的体裁”(《〈歌德自传：诗与真〉自序》)。周作人在写作《知堂回想录》时，便借用了歌德这一说法，强调： 这“真实与诗”乃是歌德所作自叙传的名称，我觉得这名称很好，正足以代表自叙传里所有的两种成分，所以拿来借用了。真实当然就是事实，诗则是虚构部分或是修饰描写的地方，其因记忆错误，与事实有矛盾的地方，当然不算在内，唯故意造作的这才是，所以说是诗的部分，其实在自叙传中乃是不可凭信的，应该与小说一样的看法；虽然也可以考见著者的思想，不过认为是实有的事情那总是不可以的了。 周作人认为，文人的“自叙传总是混合这两种而成”，“因为他们文人天性兼备诗才，所以写下去的时候，忽然触动灵机，诗思勃发，便来它一段诗歌的感叹，小说的描写，于是这就华实并茂，大著告成了”。而自己与之不同：“我这部回想录根本不是文人自叙传，所以够不上和他们的并论，没有真实与诗的问题，但是这里说明一声，里面并没有什么诗，乃是完全只凭真实所写的。”并且说：“这是与我向来写文章的态度全是一致，除了偶有记忆不真的以外，并没有一处有意识的加以诗化，即是说过假话。”(《后序》)这个意思，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反复申说，除1966年补作的《后序》外，亦见于当初成稿的第一七八节《从不说话到说话》，以及第一九○节《拾遗(甲)·小引》。并且，为了加强真实性，行文中也有意大量引用旧时日记，以弥补记忆的失误或不可靠，这也成为《知堂回想录》的一大特色。 而对于“诗与真实”的体认，周氏兄弟容有分歧。周作人曾以歌德这一说法评论鲁迅的写作：“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分。”(1957年1月20日周作人致曹聚仁信)故《知堂回想录》以及之前所写的《鲁迅的故家》与《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都会不断指出鲁迅的忆述失实。如《知堂回想录》中《父亲的病(下)》对鲁迅《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一篇即有两处纠正：一是讲到名医开的药引中有“平地木”一味，鲁迅描述如何询问多人，都摇头不知，得来颇为不易；周作人却说“这是一种诗的描写”，其实，家人“扫墓回来，常拔了些来，种在家里”，“这是一切药引之中，可以说是访求最不费力的了”。另外，鲁迅叙述父亲进入弥留之际，衍太太繁文缛节，又要他大声呼叫父亲，加重了逝者临终的痛苦，使鲁迅追悔一生；周作人则称，此时“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意，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的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言，凡是‘送终’的人到‘转煞’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平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是其父亲的叔母，“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故鲁迅所写并无其事，“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来罢了”。 不过，此处所谓“真实”，还是出于主观意识，即不存心虚构；至于客观上是否真实，也还不一定。周作人对此也有认识： 可是假如有人相信了我的这句话，以为所有的事情都真实的记录在里边，想来找得一切疑难事件的说明，那未免是所愿太奢了，恐怕是要失望的。……我写的事实，虽然不用诗化，即改造和修饰，但也有一种选择，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过去有许多事情，在道德法律上虽然别无问题，然而日后想到，总觉得不很愉快，如有吃到肥皂的感觉，这些便在排除之列，不拟加以记录了。 被排除的还有“关于家庭眷属”和“关于他人的”“太离奇”的事(《后序》)。只是，这样的说明还是太轻巧。因为选择本身即带有倾向，有些“不很愉快”的人生大节是不能绕过去的，回避即是对事实的遮掩，也可认作是一种主观上的“改造和修饰”吧。 例如关于落水事。1961年2月20日，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到：“敌伪时期虽较难写，但亦可试为之，如能说老实话而不说类似辩解的话，则庶几其可，然而难矣，将来再说吧。”可见当初也在考虑撰写。只是，到落笔之时，仍然推脱：“不过这些在敌伪时期所做的事，我不想这里来写，因为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来记述，难免有近似辩解的文句，但是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所以觉得不很合理。”因此，对于“七七事变”以后的经历，除《北大的南迁》与《元旦的刺客》两节外，真正关涉伪职时段的记述，便只剩下一七八至一八○寥寥三节。既“不想写敌伪时期个人的行事”，此三节文字于是偏向写“那时候的心事”，并很以得到“敌人封我为‘反动老作家’或‘残余敌人’”为“十二分的光荣”(《从不说话到说话》、《“反动老作家”(二)》)，结果仍“近似辩解”。这也是研究者对《知堂回想录》感到不满足的一个原因。如倪墨炎即认为，“周作人的这部自传，很多重要的内容没有写入，而拉拉扯扯写入了不少当时报刊上容易找到的与他无直接关系的记载”，“而篇幅却占了不少。这部自传就显得很拉杂了”(《回想及其他》)。 还好，关于敌伪时期，周作人1962年又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写过一篇《从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尽管迟至2007年始刊出(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51辑)，其中毕竟直接讲述了“我在北平的经过始末”(1963年8月15日致鲍耀明书)。从接受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与文学院长的聘书，到出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于《知堂回想录》之外，行事方面又提供了更多细节。 至于周作人的附逆原因，学界已有很多分析。此处只想从《回想录》中一再声称的“平凡人”角度试作引申。《缘起》中叙述最初打算推辞写作的一个理由是，“这古稀的人乃是极其平凡的”；嗣后又说到“古来许多名人都曾写过那些名称忏悔录，自叙传或是回忆的文章，里边多是虚实淆混”，自己却能够“只就事实来做报道”，乃是因为那“不是我们平凡人所可学样的”(《从不说话到说话》)。既然自认作“平凡人”，少不了与大多数民众一样滞留沦陷区，因而，周氏从不为其留守北平后悔；进而，为求生计，就任伪职也不以为大恶了。殊不知，周作人当年在文化界的崇高地位，实不容其如此“贱卖”，由此造成的震惊，确深刻体现了国人的痛心。而周氏的不忏悔，于是愈发让人难以原谅。 或许，缺乏反省精神，正是《知堂回想录》的最大遗憾。通篇读下来，周作人的叙述语调一直显得很平静，似乎一生没有做过任何值得他懊悔之事。故虽自称“凡人”，其实倒更像是个智者。不知哪一个形象更“真实”。 《北大感旧录》与《红楼内外》 周作人1917年4月应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先是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9月新学期开始，周也正式受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同时仍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周一直未离开过北大(包括“伪北大”)。因此对北大旧事的回忆占据了《知堂回想录》相当多的篇幅，直接相关的就有《北京大学》、《蔡孑民》三节、《林蔡斗争文件》三节、《卯字号的名人》三节、《三沈二马》两节、《二马之余》、《五四之前》、《每周评论》两节、《东方文学系》、《东方文学系的插话》、《坚冰至》、《北大感旧录》十一节及《北大的南迁》。而除了《知堂回想录》，关于北大，周作人还在1948年写过《红楼内外》的长文，后收入《知堂乙酉文编》，该书亦由曹聚仁所办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于1961年2月出版。 《知堂回想录》写到165节时，《光明日报》闻讯，1962年6月曾有意发表一部分。当时挑中的正是不久前完成的《北大感旧录》，只因曹聚仁未将原稿寄回而放弃(见黎丁《编辑手记——有关周作人部分》)。 写作《北大感旧录》之际，周作人曾有设定：一是限于1917-1927年的北大，周称之为“北大的前期”。因1927年7月张作霖取消了北大，合并北京八校为京师大学校。尽管中经曲折，1929年才恢复旧名，但在周看来，此后的北大“已经没有从前的‘古今中外’的那种精神了”，所以不叙述。二是只记述已去世者，周作人的说法是，“特别这些人物是已经去世的，记录了下来作为纪念。而且根据佛教的想法，这样的做也即是一种功德供养，至于下一辈的人以及现在还健在的老辈悉不阑入”。 而《北大感事录》中的很多则，原本是根据《红楼内外》改编。这一点，周作人1962年12月23日给鲍耀明信中也有提及，《药堂谈往》“中有十二章即一五四至一六五为《北大感旧录》，自成片段(实即是《红楼内外》之增补)”。如《辜鸿铭》出自《古今中外蔡校长瓜皮小帽辜鸿铭》与《关于端先生》，《林公铎》出自《不客气的林公铎》，《许守白》出自《红楼中的名人》之“晓先生”，《黄晦闻》、《孟心史》出自《黄晦闻与孟心史之死》。所以，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我和陈平原编《北大旧事》，便只择取了《红楼内外》配《知堂回想录》中的《卯字号的名人》、《三沈二马》等，而舍弃了《北大感旧录》，以免重复。如对照两个文本，《红楼内外》中使用隐语者，也可以得到还原。 如《红楼内外》讲到一位专教戏曲的晓先生，“专门学问自然不错，可是打扮有点特别，模样是个老学究，却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头，脑门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他在北大还好，可是到女子文理学院去兼课的时候，就可以想得到不免要受点窘了。……我有一个同学，在那里教国文，有一回叫学生作文，写教室里的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晓先生的，虽然不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看小说写信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的听到讲义里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下课的钟声响了，晓先生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这些文字大都录进了《知堂回想录》，并揭示出其人的真姓名，即许之衡(字守白)。但也有补充，如在“不知是何取义”后，加入“有好挖苦的人便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做‘馀桃公’”。“馀桃”多用在男同性恋上，故此绰号也颇刻薄；周称“这句话是有历史背景的”，大概用的是曲笔吧。而其中既称为“有一个同学”转述，到《知堂回想录》却直接说是周作人的亲身经历，“我在那里一时给刘半农代理国文系主任的时候，为一二年级学生开过一班散文习作”。可见，周作人过去作文也偶用“诗”或“小说”的笔法，并非如他自言全是写实。 最后可以一辨的是，《知堂回想录》的撰写其实也与《红楼内外》有密切关系。1959年10月16日《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刊后，作为主笔的曹聚仁亦将周作人此文在该报连载。故周氏曾写信给曹，索要稿费：“得八日友人来书，知《文编》中《红楼内外》一文，蒙《循环》赐载，但不知别有施与否？”(此信署“十一月廿四日”，当为1960年作)此事曹聚仁误记为：“《循环日报》初办时，老人曾把《北大感旧录》寄给我，曾在《循环》副刊连载了两个月。”现在虽然无法知道《循环日报》确切的停刊日期，但照曹的说法，该报“报运不十分亨通”，一般记述也称其1960年结束。而《知堂回想录》要到当年的12月才动笔，除非是《北大感旧录》最先成篇。曹氏正是这样回忆的：“因为《北大感旧录》的连载，老人乃希望有一个长期连载的机会。我就和乙兄(按：指罗孚)商量了，乙兄同意了，这便是《知堂回想录》的由来。”(《一本书的传奇》)但如果周氏其时已写出《北大感旧录》，并且是为《循环》专门供稿，当不致将篇名写错。恰恰是因为此文乃是从尚待刊行的《知堂乙酉文编》中抽出的旧作，周氏才会委婉地要求“别有施与”。不过，无论如何，此情节还是证实了《红楼内外》的刊载确实引出了曹聚仁向周作人的约稿。 《半农纪念》与《忆刘半农君》 就体例而言，《知堂回想录》既然最初设想是在报纸连载，曹聚仁因此与周作人约定，“每回千把字”(《后记》)。为迁就字数的要求，凡内容较多的回忆，周便分为几节。在写作时，除了抄日记，也兼录旧文。像《北大感旧录》写刘复(字半农)的一节引《半农纪念》，写马廉(字隅卿)的一节抄《隅卿纪念》，写钱玄同的一节录《玄同纪念》(初题《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即是如此。此处单讲关于刘半农一则。 刘半农因去西北调查方言，感染回归热，1934年7月14日病逝北京。其时，周作人刚刚于15日到达东京度假。得到消息后，起初不相信，却终于被证实。9月2日回京后，4日即去看望刘夫人。但这篇纪念文章却是过了四个月，至11月30日才写出。此前，鲁迅已应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之邀，于8月1日写了一篇《忆刘半农君》，10月在上海《青年界》6卷3期发表，后编入《且介亭杂文》。两篇文章正好可以对照阅读。 鲁迅的文章保持了其作为战士的姿态，虽是悼念文章，仍颇具锋芒。开篇即说：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文章的写作并非出于主动，且谓之“老朋友”也是早先的事，都显示出鲁迅已远离逝者。 此文前半因而是描述“十来年前”的刘半农，作为“《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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