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经济学论文,关系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十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加快城市化成为一个新的重点和热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了重新认识二者的关系，并通过合理的宏观政策促进它们的协调发展，需要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一、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变动趋势
（一）简要的理论分析
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致性；二是工业化从生产、消费需求和结构转变方面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三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四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新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个方面。二战以后尤其是60-70年代以来，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联系不像历史上那么密切，甚至不再表现为同一进程，而是出现了松散化的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在减弱，而第三产业发展或经济服务化则对城市化进程起了越来越明显的主导作用。
（二）国际经验的实证考察
1.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
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2.不同收入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变动趋势
在1965-1997年期间，不同收入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表现出不同的变动趋势：
从低收入国家看，城市化程度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上升而上升的趋势是明显的，城市化率与工业产值比重的变动关系比较密切，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从下中等收入国家看，在1965-1980年期间，城市化率与工业化水平的变化是相联系的，但在1980-1997年期间，工业化程度相对稳定，城市化率随着非农产业比重（包括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上升而上升，基本上是服务业的比重提高起了带动作用。
从上中等收入国家看，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变动也具有与上述类似的两阶段趋势，第一阶段工业化对城市化具有一定带动作用，而到第二阶段，工业化程度下降，城市化率的提高完全是由经济服务化导致非农产业的比重上升所带动的。
从高收入国家看，城市化与工业化已经脱离关系，城市化率的继续上升完全是与经济服务化相联系的，并且主要是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拉动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3.不同类型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变动特点
从动态变化看，不同类型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变动关系有以下特点：
其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相关性较高。
其二，工业化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较小。
其三，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已基本没有关系。
（三）若干结论
1.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变动关系，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存在着较大差别
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聚集效应使工业化对城市化产生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超过了聚集效应的作用，城市化的演进不再主要表现为工业比重上升的带动，而更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拉动。也就是说，当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之后，对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步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而就业结构的变化也越来越不同于产出结构的变化并起着更大的作用。
2.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的演进速度，与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趋势有很大关系
工业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并通过这种转变带动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与城市化率上升联系密切的不是产出结构的转变而是就业结构的转变，因为就业结构的工业化和非农化才直接带动了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因此，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
3.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效应，主要取决于工业化对非农化的拉动效应
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率的上升，更多的是与非农产业的比重上升相联系，其中服务业的比重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偏差分析
关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经济理论界的普遍看法是存在着很大偏差，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两者之间虽有偏差，但实际偏差不是太大；还有个别文献认为，我国不是城市化滞后，而是存在着隐形超城市化。究竟属于哪种情况，我们将在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来具体回答这个问题。
（一）变动趋势
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变动趋势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城市化率的上升与工业产值比重上升的相关性较低
不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率的上升与工业产值比重上升的相关性都较低。可以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以工业产值比重上升为衡量指标的工业化进程是没有密切联系的。进一步说，城市化率的上升与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变化的联系也不密切，原因在于非农产业的比重变化受到工业比重波动的太大影响。
2.城市化率的上升与就业结构变化的相关性较强
与城市化的进程相比较，改革前工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都对城市化率的上升起了带动作用，城市化速度较低是与就业结构工业化或非农化较慢相联系的；而改革开放以来，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较快上升对城市化率的较大幅度上升起了直接的带动作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主要与就业结构服务化的加快相联系。
总的说来，城市化率的上升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有较强的相关性。如果说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就业比重上升存在着一定联系，那么，与其他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即就业结构服务化趋势的增强，则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二）国际比较
1.与一般模式比较，我国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以工业增加值比重衡量的工业化水平超前，而城市化水平没有滞后；但以工业的产值比重来衡量，则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
2.与不同收入国家比较，以产值结构水平为依据，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而以就业结构水平为依据，则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一定偏差。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对于工业化进程是存在着一定偏差的。
3.与不同类型国家比较，相对于同样的产值结构尤其是就业结构水平，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慢于拉美国家，但与亚洲国家的差别较小。
（三）偏差分析
1.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过多偏离工业化的进程
从结构转变的角度看，衡量工业化进程的指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值（增加值）比重的上升，以及由此带动的非农产业产值（增加值）比重的上升；二是工业就业比重的上升，以及由此带动的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一般来说，就业结构的转变对于衡量工业化进程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更能反映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并与人均收入的变动比较一致。而城市化率的上升则更多地与就业结构的转变相联系。
我国的工业增加值比重虽然很高、从而非农产业的增加值比重较高，但工业就业比重不高、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因服务业不发达而相应较低，因此，以就业结构转变为主要衡量指标的工业化水平并不高。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化率的上升与工业产值比重上升的相关性较低，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的相关性较高，城市化进程在改革前没有随着工业产值比重的大幅度上升而较快演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较快上升而明显加快，这种变动趋势是基本符合规律的。
从国际比较看，不论与一般模式相比、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相比，还是与亚洲国家相比，只要以就业结构的转变作为衡量工业化进程的主要依据，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就不存在太大的偏差，即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2.问题在于工业化的偏差而不在于城市化的偏差
我国工业化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工业产值比重片面上升，超过了人均收入水平上升所引致的需求结构变动的要求；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这些偏差导致工业化进程不能有效地带动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转变，从而带动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率主要随着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而变动，则是一种符合规律的现象，即使这个进程相对缓慢，也不是城市化本身的偏差。
我国工业化的偏差还表现在产业选择和地域推进上，即改革前的片面重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过度农村工业化，这两个方面导致产值结构转变与就业结构转变的偏离，影响了工业化的有规律演进及其对城市化进程的带动作用。改革前的片面重工业化，使工业发展偏重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对非农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小；改革开放以来的过度农村工业化，使轻工业的扩张主要集中于乡镇企业，而在乡镇企业尤其是乡村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基本上亦工亦农，劳动密集型工业扩张对非农就业增长的带动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统计上就受到更大的限制）。同时重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依赖和带动作用也都相应较弱。这影响了工业化过程中就业结构的较快转变及其对城市化的带动效应。
3.对“城市化严重滞后”论和“隐性超城市化”论的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化率主要不是与工业的就业比重相联系（这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差别非常大），而是与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相联系，我国的问题在于工业化中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不能带动整个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较快上升。这是工业化过程的偏差，而不是城市化滞后的问题，城市化进程不可能超越就业结构非农化的中介作用而自我演进。
与“城市化严重滞后”论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种观点是“隐性超城市化”论。显然，这种观点将城市化的范围定得过宽了，混淆了就业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乡镇企业的就业属于非农就业，但就业者并不等于城市人口，他们所赡养的人口就更不能列入城市人口的范围。因此，如果基本上不存在隐性城市化，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超城市化。
三、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思路
（一）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衡量指标
要协调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首先要有一个科学规范的衡量指标。这对于进行判断分析、明确中心内容和作出政策选择，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目前对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判断存在着很大差别，主要原因是对比较指标的使用相当混乱。对于城市化水平，一般采用人口城市化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这是比较一致的。而对工业化水平的衡量指标，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用法（包括明文使用和暗含前提）：一是用工业产值（增加值）比重；二是用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三是用工业就业比重；四是用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
应该说，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工业化水平，即使在国外专门研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或著名论著中也不是统一的、一致的。但是，我国这几个方面的差别很大，特别是工业比重偏高而服务业比重偏低，导致使用不同指标会得出非常不同的判断。在难以用多项指标来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条件下，先确定哪一项指标更为合适就成为一个必要而重要的问题。
我国工业化的偏差，使我们不宜直接用工业产值（增加值）比重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与城市化率相比较。同时，采用非农产业占GDP比重的指标，也受到工业增加值比重的影响，掩盖了服务业比重低对就业结构转变带来的问题。
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考虑的一个衡量指标是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这个指标与人均收入（人均GDP）的变化比较一致，反映了工业化中就业结构的转变，与城市化具有直接的联系。但这个指标同样受到我国工业化偏差的影响，不能反映服务业发展滞后产生的问题。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则能够既反映工业化的进程，又反映工业化偏差的影响，可以比较恰当地衡量我国工业化的实际水平，并有利于进行合理的国际比较。以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与人口城市化率相对应，可以对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较为科学的分析和较为准确的判断。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中心内容
我国城市化率低的基本原因是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低。
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是由于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非农就业的增长及其比重的上升。服务业的比重远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偏差的主要原因。
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服务业发展拉动非农就业增长而带动城市化率的上升，而城市化的加快也能够促进服务业的较快扩张。但是，从二者发展的逻辑顺序和长期进程来看，主要趋势是先有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再有农村人口的转移和城市化率的上升。而且，未来10年我国城市服务业扩张的空间很大，而城市人口的增长则受到城市就业增长的制约。从这个角度看，处理两者关系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主要通过加快服务业发展来带动城市化，而不是反过来，将重点放在依靠加快城市化来促进服务业发展上。否则，就可能导致城市化进程不能有效加快反而使现有城市问题（尤其是城市就业问题）严重化的后果。
（三）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
“十五”至2010年期间是我国继续推进工业化与合理加快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从宏观层面看，应当选择有利于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结合起来一同推进的战略，并推行相应的政策。
1.将农村工业化转变为城市工业化
所谓实现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转变，就是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在关系，在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加快城镇和城市的发展，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很高的农村区域升格为城镇或城市区域，将已经长期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同时，沟通和加强乡镇小企业与城市大工业的联系，推进企业的购并和联合，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并带动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通过加快服务业发展带动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
应当全面发展城市服务业尤其是大城市的各种现代服务业，以此带动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并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对于已经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要适应城市发展的趋势而有步骤地将其转变为城市人口，并根据城市经济运行的需要相应扩大城市的规模。
3.在改革、开放和开发中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从改革的角度看，要通过推进体制改革，改变国有经济对很多重要服务业和城市设施建设的垄断地位，鼓励和引导非国有经济进入这些领域，发挥和加强竞争机制的作用，推动这些部门的加快发展；要打破和消除城乡的体制分割、差别和障碍，促进城乡之间的资源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增强市场机制对城乡经济运行和转换的调节作用。
从开放的角度看，加入WTO之后国外跨国公司会较大范围地进入我国的城市服务业尤其是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这会带动这些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和就业增长，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但同时也会对那些国有经济垄断的服务业部门带来较大冲击。因此，这些服务业领域在对外商开放之前或在开放过渡期内，应当尽快对国内非国有经济开放，以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并培育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应当大力促进非国有经济在中小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以支持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转变，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从开发的角度看，在加快西部大开发和中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工业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这种条件下，中西部地区应当重视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以支持工业化的较快演进，带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增强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要利用工业的区域转移和资源再配置的有利条件，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而不再走东部地区农村工业化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