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理问题的封闭性及其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闭性论文,心理问题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社会发展与人们的心理健康，有理由认为“心理疾病与现代化发展水平具有奇特的同步性”[1]，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现代社会是日益理性的社会，这与人们的情感本性和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导致理性现实和情感需求的冲突，降低了人们自主、自我控制感，以及人们的心理依托感；其次，现代社会是成就社会，个人价值得到肯定和尊重，与之相适应，也将日益形成自我关注的心理取向，同时构成与多元文化并存的矛盾；再次，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遇到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压力，因而产生诸多的心理问题。时代性的心理健康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重视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同时，我们要以独特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面对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探讨的是中国人是怎样解决心理问题的，其解决方式受哪些因素影响。
心理咨询与治疗在西方只有110多年的历史，而这一词在中华大地上的出现也不过30年的时间。目前，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进展依然缓慢。这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心理问题，不需要治疗，也不是说我国在心理治疗上没有进行过探索，我国很早就用医学的模式来处理心理问题了。但由于我国特定的文化背景，没有系统地、完善地把心理治疗与咨询列为和病理学一样的学科，所以，要想在我国很好地发展心理治疗与咨询，使心理咨询的观念深入人心，就要较好地分析心理治疗背后的文化情结。因为社会整体的文化背景及所注重的价值观念往往决定了心理治疗的取向。
中国人是怎样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的呢？20世纪90年代，上官子木、陈文滨、景怀斌等通过各自的调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人主要是靠自己以及心理意义上的密友进行心理调节的。个人交往频率高的人并不一定是心理调节的主要对象。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大学生，对心理调节起第二位作用的不是日常交往密切、血缘紧密的家人或同事，而是心心相印的知心朋友。心理意义上的密友超过了父母家人等亲情，这构成了中国人心理调节的重要特征。那么，中国人心理问题的调节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中国人为何不进行心理咨询而是自我消解呢？从社会文化角度来分析，这与中国文化有关。中国文化形成了中国人心理问题的封闭性。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人的封闭心态。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心理活动不是独特的现象，而认为“心”即“性”，心性一体，把心理和人的品性等同起来。由于儒家思想与国家统治理念的结合，道德品行高尚成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在中国人推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人生三大目标中，“立德”为上。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要求自己的言行、甚至思想都应合乎礼义，合乎三纲五常。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结构中，整个社会形成了道德评价是社会评价的最根本、最高的原则。因此，中国人往往把心理疾病与个人道德品行联系起来，为了显示自己的品德而否认自己的心理问题，强制压抑心理痛苦，更不会轻易使之流露出来。这成为传统，并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积淀承传。它的影响如此之强，以至海外华人也是如此。
中国人的封闭心态在性格方面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中国人普遍欣赏的性格特点是：老成稳重，包含有知足、忍耐、不轻举妄动、不好冲动、感情不外露、言语不多等。而这与心理咨询所要求的敞开心扉、宣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如“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剖一片心”，深藏不露，爱面子，不愿在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弱点，情感不露而观点深藏。这样的人格特质显然阻碍了人们毫无戒心地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袒露心扉，诉说衷情，寻求帮助。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慎独、内省。在早期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中，都曾提出“君子慎其独”的思想。慎独是指一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要谨慎地注意自己的内心和行为，防止有违背道德的思念或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中庸》更明确地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强调君子在他人看不见、听不到自己言行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与思念。这在宋代以后有所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慎独与内省，固然造就了中国人的坚韧性格，但也使人们形成了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化解个人内心矛盾的习惯，从而阻碍了人们科学认识心理健康问题以及以更加积极的和多样的方式去促进个体内心的和谐。内省尽管有时候可以通过改变认知而达到内心的平衡，使问题化解，但它的作用和效果往往与问题的性质、个体的性格特点、文化修养有重要的关系。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群体取向而忽视个人价值、尊严、权力，往往造成个人隐私权的淡漠，以及喜好窥探和议论他人隐私的陋习。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即个体服从整体，个体淹没于整体。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崇尚中庸之道，主张合群，反对标新立异，特别鄙视异类。即使到现在，也能听到许多人在责备、贬低某人时，称其为“神经病”。可见心理有问题的人是被排斥的，特别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偏离行为，会通过社会的衡量被贴上标签。此外，个人隐私的公开往往有损于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以及在人际交往中的形象甚至个人前途，这使得重人际关系者往往在内心构筑起坚硬的保护壳，不轻易让他人闯进个人内心的隐私世界。这当然就难以接受主要通过尽情诉说个人隐私来寻求致病根源，从而达到疏解和治疗目的的心理咨询。与此同时，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内外有别、亲疏分明，喜欢把所接触的人分成“自己人”与“外人”。对“自己人”就较信任，能谈自己的心事；对于“外人”就保持距离，不暴露内情。对于心理疾病患者来说，心理医生是“外人”“陌生人”，不能真诚袒露心扉。其结果是，许多人出现心理问题时，不愿意向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寻求帮助，而采取自我调节、自我消解或向知心朋友倾诉的方式。从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的功效是有限的。
第四，中国文化中的权威人格不利于个性的张扬，从而影响心理咨询的有效进行。在我国文化中，受到社会赞许的态度和行为有以下几个方面：服从权威；服从常礼及礼法，尊重过去及历史；热爱经典学习；尊崇经典作用；小心谨慎；不与人争；有继承传统的责任和勇气；在困境中自重自持；在道德文化上严格苛刻；对待别人细心多礼。在长期尊重传统经典的过程中，也容易培养出保守与服从权威的态度。传统文化对自我定位的要求在各种关系中完成，关系又以权威和传统的标准来判定，这使得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遵从权威，顺从与支配、依赖与权威相互依存，对上服从，对下威严，有形无形地培养了人们的权威意识和保守依赖心理，形成了所谓的“权威人格”。这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和心理辅导的开展有着极大的限制。一方面，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辅导者的角度来说，如果辅导者不自觉地显示出权威的架子，就会极大地影响辅导的效果，从而导致辅导难以深入而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因为权威的影响，辅导者不能与学生产生共情，学生体会不到理解和接纳。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权威取向也决定了中国人的保守和依赖。这种保守和依赖的心理对来访者的成长有很大的妨碍。来访者若把咨询者看作专家和权威，就会以为咨询是接受帮助，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解决危机和困难的良方，希望他人帮助自己找出妙计或为他们作出选择，从而放弃自我的努力。依赖心理是来访者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障碍，而咨询者的权威又会强化来访者的依赖心理，如果咨询者的权威感越强，来访者的依赖心理则会越重，那么，来访者很难认识和发现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就会一直停留在接受求助的层面。即使咨询者帮助其解决了某个具体问题，但以后遇到其他的危机，来访者也仍然是无能为力，因为他未能提高自己的能力，他对咨询者会更加依赖。所以，咨询者的权威意识和来访者的依赖心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来访者的成长和改善。
第五，中国人具有内向性逃避，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解决心理问题的方式——体悟印证。中国人虽然不愿意表现出异常，但是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基本观点。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人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一些神话和寓言之所以以民间的娱乐消遣和教育的形式，对人们的生活发挥了指导作用，主要就是这种方法具有逃避意义而又比较含蓄，使人有广定的‘面子’，且也比较符合中国人自己去体悟印证的特点，从而勉强帮助患者应付冲突。”[2]
以上是中国人自我调节、自我消解的原因，也是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发展缓慢的原因。这也能解释“森田疗法”在我国的一些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而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疗法不受中国人欢迎的原因，即使后者与我国一直提倡的人文主义很相似。“森田疗法”的产生是为了治疗日本人常见的对人的恐惧症，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治疗是一种哲学态度，这很符合东方人喜欢哲学思考的特点，而且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崇尚理性与自然斗争，更希望与自然顺应。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的疗法，强调医患之间的伙伴关系，这很符合美国文化标准，但中国人更喜欢自己去体验。当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自己能力有限而求助于医生时，他对医生的定位是权威、专家，而绝不是朋友，他希望从专家的口中听到的是“我觉得你应该如何”，而不是“你自己觉得该如何做”的话。中国人对心理问题有一种急于求成的渴望，更关注治疗方案能否有效地解决眼前的问题，而很少顾及到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来自文化上的种种特点直接影响到人们早期社会化的内容与方式。在传统文化的指导下，中国人的早期社会化多经历依赖、求同、自我压抑等方面的训练和塑造，神经症中的强迫症、抑郁症、焦虑症的形成便与此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具体地说，依赖训练是出自我国人际间的相互依附关系，特别是在家庭中子代对亲代的依附关系。在中国的家庭中，代际之间在人格和自我上缺乏显著界限。父母往往把子女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所以，不希望代际间出现断裂，为此，要训练子女对自己的依附。父母对子女的依赖训练便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方式，结果导致子女独立性差、社会适应能力低，一旦在实际生活中无所依附，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紧张焦虑、恐慌退缩等神经症倾向。求同与自我压抑训练就是在培养孩子学会遵守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同时，学会抑制个体本能欲望的正常表达。这会导致孩子焦虑不安、情绪抑郁，此外，还极易导致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刻板、不灵活，产生强迫性观念或强迫性行为。
中国古老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哲学。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提到的那样，传统中国哲学的任务不在于增加实际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3]，是“以一种静观‘自我’的方式来达到对人生哲学的阐发，展示出‘道德自我’或人的本心本性的不同面相。”[4]在中国哲学家看来，一个人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或者说成为圣人，就要由不断的精神修养去觉解生存的意义，去体认更高的存在，去成就天人合一的境界。可以说，传统中国哲学中就蕴藏着中国本土的心理学。传统中国哲学虽然不是一般心理现象的客观知识体系，也没有特定的部分描述和解释一般的心理现象。但是它实际上拥有丰富的心理学远见卓识，这构成了独特的理论和实践的体系。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是中国心理文化的精髓。中国哲学强调了人的心灵与其存在本体或天道相通，通过人的内心修养，就可以达到某种精神境界，与内心潜在的存在本体与天道相体认。中国哲学不仅给出了内心自我超越的精神发展道路，而且也给出了个体与群体、社会、世界、宇宙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这就构筑了中国人心理健康的基本内涵。
然而，正是我国的这种心理健康的基本内涵对中国人的心态有着负面的影响。因为强调了内心，自然就容易忽略外界或者不重视外界。这样，就会产生两种情况：一是不愿意接受外界的信息，不愿意接受外界的影响，封闭自己，使自己固步自封，心理范围缩小。二是减弱了人的意志对外界的能动探索作用。人不能以有效的实践来掌握对付、解决自身内部的、自身与外界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因此，重视传统内涵，提高自我心灵修养，积极探索实践心理健康的理论方法，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才能真正符合现在社会发展的实际。人的许多心理问题往往来源于人对背景信息的不正确的认知，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不仅是因为认知的不正确，而且也是因为人对背景信息的把握具有有限性。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小至同学反目、朋友误会、恋人吵架、家人间发生矛盾冲突，大到杀人、自杀，其认知系统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合理之处。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两个人吵得天翻地覆，都觉得自己有理，而事实上却是“坐井观天”“盲人摸象”。如果仅仅存在慎独、封闭、内省层面，结果自然是自我限制了人的外向发展、外向探求，而不能从实际的更高的层面上解决问题。
没有内在的追求，没有生命的冲动，没有幸福的愿望，也就没有追求的目标，心理也就没有附着，个性也无从张扬与解放，也就不会完美。“生活在不同文化规范下的人所具有的心理与行为特征深深地根植于当地的文化传统中”[5]，中国人的心理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我们要传承优秀的心理文化，滋养我们的个性，就要超越不良文化的羁绊，发展我们的个性。“安身立命”的追求抑制着个性的张扬，道德自律有其自己的困难[6]。凡是与道德礼教相违背的言行都不允许，这样往往容易使个人欲望、情感受到过分的压抑，而得不到必要的表达和宣泄；过分强调社会性取向，又使人陷于有着复杂交往规则的人际关系，形成多重人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抑制自我，强调克已，讲求对规范、礼仪的遵从，把个人的安身立命落实在群体生活的某种秩序化状态中。虽然为达此目标，要求人们有自强不息和弘毅的个性意志，但个性却受到极大的弱化甚至泯灭，从而使个性缺乏强大的动感品质。道家将安身立命安放在将生命融人自然一途，认为“强梁者不得其死”，主张“无为”，“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个性被自然淡化得没有了痕迹。至于佛家，则干脆把人的终极解脱寄托在人的灰飞烟灭上，以彻底泯灭人的生命求取涅槃，换得心灵的慰藉。
生命的继续决定了心理问题的必然伴随，传承优秀心理文化，超越不良心态，是真正关爱生命、提高生命质量的根本前提。
首先，心理健康是人自身和谐成长的必然过程。心理健康是人类自我意识成长成熟的标志。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人类没有注意和研究心理是否健康、心理也会生病这样的问题，但人也一样实践并创造着人的生活世界。因为人既直接是自然的存在物，又同时是超自然的存在物，具有自然、社会、文化、历史所赋予的全部内涵；人既是物质的存在又是精神生活的，是感性冲动的又是理性束缚的，是多彩、鲜活、立体的自我。心理健康的提出，表明了当代社会人类对自我生活的关注，反映了现代人一定程度的生存困厄与生活困境。就生活方式而言，现代人拥有着获得幸福的钥匙，人更大程度上从对物的依赖中，显示着人作为生命主体的主动性。然而，现代人却越来越多地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的冲击，疾病、灾难、挫折依然存在，而且是必然地存在着。同时，人类面临着现代生活带给人的不和谐状态，这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理想的不平衡、不健康、不正常关系，这些关系状态构成人追求心理健康的基本框架。心理健康的本质是现代科学世界中的人文关怀，是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关注。
心理健康实现的基本途径和关键是自己解放自己。然而，自己解放自己，并非完全是自我的慎独与内省。人的立体性决定了人与其他客体的相互关系，只有把握相互的关系，人自身才能是实现自身生命追求与生活和谐的本质力量。人对自身、他人、自然、终极意义的理解与态度决定了人现实的实践活动方式，也就决定了人现实的生存与生活状态。所以，实现个体心理健康的途径是自己解放自己，即人的自我意识的成长与成熟：个人对自我世界的诠释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我情感体验、自我心理与行为调控，并实现人的关系世界的和谐。自我意识的成长与成熟，需要人的主动性、能动性，需要人的积极开拓，因而，传统的封闭是不能有效实现心理健康的。所以，人应该接受心理咨询与治疗。
其次，心理健康是人与自我实现和谐共融的意义追寻。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心理健康者的顶峰体验是自我实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很难达到自我实现，也很少有人能达到完全纯粹的心理健康。因为人是富于理想的开放性存在，人总是不满足于已经存在的现有关系状态，而是按照理想和追求去生成新的生活世界。所以，人永远都在途中，心理问题的存在是人生命的必然经历。
心理健康是人对生命的自然形式的超越和对永恒的生命精神的追寻。自我实现是人追求向往之所在，是人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超越。人之所以要自我实现，是因为人追求个性的和谐，因为现实有不合理、不完满、不尽如人意的客观存在，因为人自身及人的生活世界的有限性。人总是追求自己的欠缺之物，追求更善、更真、更美的。只要有人并生存着，人的追求就不会停止，心理问题也就必然存在。
心理健康是人不断超越现实、追寻个性和谐解放的过程。人在什么时候真实领会了生命的意义，就会在什么时候获得心理的充实、愉悦、宽容、自信坚强；人在什么程度上领会了生命的意义，也就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存在与追求，也就有什么样情况下的心理问题，也就有什么样水平的心理健康；人在什么意义上领会了生命的真谛，也就在什么样的生活世界中变得睿智、丰盈、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