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国经济持续有效增长的财政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
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科技进步条件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此，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Domar)早就说过：“目前大家对经济增长的关心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表现出一种忧虑，唯恐在我们的制度中如果没有增长，就没有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它也是现代国际冲突的结果，在这个冲突中，增长已成为生存条件。”①
经济增长的一般涵义，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量的方面，即指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总量增长，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二是经济增长的质的方面，即在经济总量或人均GNP增长的同时，与国民生活质量和国民福利相关的指标情况。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城市交通、社会治安，乃至失业、通货膨胀等方面的状况。显然，健康的、能得以持续保持的经济增长，乃是兼顾上述“量”与“质”两个方面的经济增长。而下列几种类型的经济增长，是我们在发展中应尽力避免的：
其一，单纯或片面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实践表明，盲目的高速增长，极易导致剧烈的经济波动，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极易出现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调，造成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还会导致环境污染加剧，生态失衡，诱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国民福利受到威胁。
其二，人口的增长超过经济的增长，致使人均GNP或GDP的水平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趋于下降，从而实际上成为一种无效增长。
其三，靠牺牲社会环境、降低人民生活质量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因为这种增长既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相背离，又最终使经济的持续增长难以为继，甚至成为泡影。
二、财政政策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与影响
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进步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实现，往往取决于劳动供给量、资本量等直接生产（力）要素的增长状况，以及技术进步程度。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觉得不够全面，还须补充一条，这就是现代经济的增长，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或宏观经济调控的水平及其有效程度。我们之所以如此看重后者，是因为它已越来越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制约经济增长，矫治市场固有缺陷，加剧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提高或降低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已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内在机制，并对劳动量、资本量等直接生产要素的增减变化、优化配置等，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财政政策，正是国家赖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或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关键性的政策手段，因而与经济增长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政策变量。
财政政策变量如何制约和影响经济增长呢？择要而列，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和作用因素：
——税收政策变量。它涉及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因而对经济结构、部门结构乃至产品结构的调节，都有重要影响。同时它又可广泛作用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流转税偏重于供给调节，所得税偏重于需求调节。故税种的设置，以及税率的高低，或总体税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对社会的投资和消费水平，及至宏观经济的增长影响极大。至于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从而在刺激或紧缩投资、促进社会公平分配方面的作用，更是其它经济政策所无法比拟的。
——财政支出政策变量。财政支出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不断增长的规律，已成为各国经济学家的一种共识。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公共支出不断上升规律”(Law of Rising Public Expenditures)或曰“瓦格纳定律”。财政支出之所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一是因为诸如基础设施的建设、环境污染的治理等公共支出本身，就是营造经济发展环境，制约或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而用于教育、科研、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支出，则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着直接关联。二是因为财政支出直接就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支出规模的调整变化，或扩张，或收缩，对社会总供求关系与经济增长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三是因为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变化，特别是诸如政府投资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变化，政府购买性支出的结构变化等等，都是引导社会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部门结构乃至企业组织机构合理调整的重要手段。
——转移支付政策变量。国家财政有多种转移支付形式，其中中央政府对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稳定增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论和各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建立科学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好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间的纵向财力不平衡，以及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全国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大体均等化，将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地区发展差距的逐步缩小，从而对于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均衡增长，都是不可或缺的。
——补贴政策变量。总的说来，财政补贴主要包括对居民的补贴和对企业的补贴两大类。前者对居民的消费需求量产生影响。而后者，无论是对企业所实行的投资补贴，对某些关系民众生活必需品所实行的限价（价格）补贴，对少数企业所给予的特别亏损补贴，还是对一些商品所实行的进出口补贴等等，都将对社会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
——国债政策变量。在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随着财政支出、预算赤字数额的扩大，国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国债规模、国债利率、国债的期限结构、国债的投向和使用效益，以及国债的流动性程度等等，无疑将在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对社会投资和消费态势，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如此等等。
三、改革以来影响我国经济持续有效增长的财政政策因素
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年均增长率达9%以上的好成绩，为世界所瞩目。但与此同时却又存在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波动过大，效益下降和发展质量不高等严重缺陷，致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与效果。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中，与财政政策相关联的因素，主要有如下诸点：
（一）财政收支增长与经济增长严重失调，从而大大制约和降低了财政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与调控力度。
前已提及，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科技进步条件下，国家财政收支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增长的情况，是一个带规律性的历史趋势，反映了经济增长与财政收支增长之间一种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内在联动关系。以美国为例：以1958年的不变美元计算，从1890年到1980年的90年间，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增长了106倍，其中，特别是二战后的40年间即增长了36倍。再从其相对增长看，美国各级政府支出总额在GNP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890年的6.3%，上升到1980年的33.1%。此外，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宏观调控功能的日渐强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亦发生了明显变化，前者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美国中央财政的支出比重，就从1902年的34.5%上升到1980年的66.2%。②
然而，与上述趋势相对照，在中国，1979-1993年间：GDP（现价）从3998亿元增加到31380亿元，增长6.8倍，而扣除内外债以后的国家财政收入则从1068亿元增加到4421亿元，仅增长3.1倍，大大落后于经济的绝对增长。从相对数来看，扣除内外债以后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非但没有出现逐步提高的趋势，反而从1979年的26.7%，急速下降到1993年的14.7%。如将这个比例与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在1989年的同比例平均值(48%)相比，竟低了33.3个百分点；与发展中国家1989年的同比例平均值(35.31%)相比较，也低出约21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也相应地从1979年的31.9%，下降到1993年的17.0%。至于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亦从1979年的46.8%，降到1992年的38.6%，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相同比例至少低20个百分点以上。这种状况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什么呢？主要有三：
一是，国家集中性财力的严重匮乏，即使国家的现代行政管理和通常所说的“吃饭”财政难以为继，使教育、科技、环保、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牵制，从而与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也使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功能因缺乏必要的财力后盾而趋于弱化，致使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经济增长而必然出现的诸多市场“失效”问题，不能得到政府的及时干预和矫治。
二是，过弱的财政能力，一方面使财政赤字与年俱增，财政政策的调节作用受到极大限制，同时又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迫使银行为财政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配流动资金从而对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的适度控制，造成很大的困难和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有效调控。
三是，国家可支配财力的严重短缺，连经常性财政支出都难以保证的现状，使近些年来的财政投资性支出比重每况愈下，从而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中长期存在的结构失衡和“瓶颈”制约矛盾，成了妨碍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协调、有效增长的一大障碍。
（二）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对经济有效增长的调节乏力。
改革开放以来，到1994年实行新的税制改革之前，这方面存在的重点问题有二：
首先，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滞后，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调节作用混乱。其主要表现，一是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不相适应，迟迟没有走出片面依靠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老框框，从而使税收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受到很大的局限。以1990年为例，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4.6%，非全民所有制工业所占的比重为45.4%；全民所有制商业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39.6%，非全民所有制商业所占的比重为60.4%，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税源几近均等。然而，据统计，在1990年的工商税收收入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实现的税收所占比重为68.7%，非全民所有制企业只占31.3%。二是多年来许多地区、部门和企业利用“投入产出大包干”、“税利统算总承包”等形式，把流转税、所得税也列入承包基数的做法，几乎使税收对经济发展的调节功能丧失殆尽。
其次，税制不统一，税负不公平，不利于各类企业开展公平竞争，既有害于增强企业活力，又不能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功能，从而给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突出表现是：①同一税种在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所实行的差别税率，不仅恶化了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②各种各样的税收减免，愈演愈烈的税收优惠，使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实际税负相差悬殊，导致税收调节作用的严重扭曲，产生了鞭打快牛、保护落后，“找市场不如找市长”、“效益好不如减免税好”等怪现象。③偷漏税行为的普遍化，巨量的税收流失，以及由此诱发的企业变态心理，对微观和宏观的经济运行与经济的有效增长，都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三）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及支出政策僵化，使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的有序运行与有效增长，受到很大的影响与牵制。
一国的财政支出结构随着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国际形势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为该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所制约。在一定时期财政收入数量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程度，对经济增长态势和效果的影响极大。从改革以来的实际情况盾，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财政支出中用于投资性的支出比重下降过速、过猛，致使宏观经济增长缺乏必要的国家支持与后劲。
美国著名的财政学家理查·A·穆斯格雷夫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共部门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总投资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以便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起飞”的中级阶段奠定基础。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级阶段之后，政府将继续进行公共部门投资，而此时的公共部门投资将逐步成为日益增长着的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但在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随时都可能出现市场失效（失灵）的问题并影响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因此政府始终要通过增加公共部门投资的活动，来进行必要的宏观调节。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罗斯托也指出，保持国家财政的公共性投资的必要性是贯庸置疑的，只不过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重点罢了。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公共投资的重点是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而在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以后，重点则转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等方面的服务了。理查·穆斯格雷夫的所谓“发展型”公共支出增长模型，是在对大量的经济发展史料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共支出增长态势所作出的概括，因而对我们无疑也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即正值我国经济处于“起飞”准备阶段，亟待大力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之时，在财政支出结构中却出现了公共投资性支出持续而急剧下降的不正常局面。财政的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40.7%急速下降到1992年的17.4%；财政（预算内）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也由1985年的16%下降为1992年的4.3%。这种状况，显然是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有效增长的客观要求背道而驰的。
——由于体制性的原因，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比重过低，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企业“办社会”现象，使生产经营单位背上了日益沉重的社会包袱，不仅分散了大量的精力，而且造成了内部积累与资金的耗散，对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增长都产生了长期的不利影响。
——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经费的持续大幅度增长，及其对经济建设、教育、科技等方面支出所产生的不良“挤出”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财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在1978-1993年期间，我国财政总支出增长了3.8倍，但同期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长了10倍。即从1978年的49.1亿元，猛增到1993年的540.3亿元。③全国如此，一些地方上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比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河池地区，从1985年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到1992年期间，全地区行政事业单位的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由1985年的6751万元增加到1992年的2.81亿元，8年间增长3.1倍，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增长2.3倍的水平。从广西全区的情况看，1993年8个地区所属各县的财政供养人数为64.6万人，比1992年增加8.9万人，年增幅高达16.0%，有的县接近20%。
——改革以来，财政支出中各种价格补贴和国有企业亏损补贴的数额庞大，所占比重甚高，一方面对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以及消费行为的引导和财政补贴效应等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微观经济的发展与有效增长，另一方面又严重扭曲了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使原本就显得狭小的财政支出规模，在高补贴的重负下，丧失了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
从统计数字看，我国财政的价格补贴支出，从1979年的79.2亿元逐年剧增至1990年的380.8亿元，此后虽有所减少，但到1993年仍达296.2亿元之多；国有企业亏损补贴，也从1985年的570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578.9亿元的最高峰，1993年亦达412.5亿元之巨。上述两项补贴合计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85年为41.2%，1990年为27.8%，1992年为17.5%，1993年为13.3%。④其相对比例虽呈下降趋势，但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约3%左右）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约5%左右）相比较，依然显得畸高。
——近些年来，在财政支出结构中，我国债务支出的规模和比重增加很快，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从国外（境外）情况看，亚洲“四小龙”自80年代以来，债务支出比重约在3-4%上下。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债务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1989年以前都在3%以下，1990-1993年则分别为：5.5%，6.5%，10.0%，6.3%。⑥而且在1994年增大国债发行额度和部分缩短发行期限，以及筹资成本（利率）较之以往有较大提高的条件下，今后财政用于债务支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还将呈继续上升之势，这是值得慎重对待的。因为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如若一旦陷入了政府的债务危机，其财政支出结构和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也将同时受到严重干扰，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将无从谈起。
四、促进经济持续有效增长的财政政策选择
为了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面对中国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国外（境外）的经验，今后在财政政策的选择、调整和运用方面，似应特别注意研究采取如下对策：
（一）在经济总量和财政政策的宏观把握上，必须保持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增长态势，尤其是要使前二者的实际增长至少不低于GDP的增长幅度，以使国家财政保持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弹性和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在此需特别指出的是，如若单纯从统计数据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似乎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无须再无病呻吟。比如，在1979-1993年期间，我国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3%，同期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6%与11.0%，⑦后二者已经超过前者。然而如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因为第一，在我国的统计中，GDP或GNP的年均增长速度是按不变价计算的，而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则是按当年现价计算的，就是说没有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如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从大帐上算，我国改革时期财政收支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肯定是大大低于GDP或GN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二，前已述及，如从财政收支规模占GDP或GNP的比重来看，自1979年以来的15年间，无论是同我国历史的纵向比，还是同国外、境外的横向比；无论是从理论或带规律性的历史趋势看，还是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看，我国财政收支绝对量和相对数的增长，都失之过低，与经济增长不适应。因此，我们主张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适应性关系，是一种可比的、实质性的关系，是一种被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所证明了的带规律性的关系。
（二）注重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与重构，特别是注意解决因财政支出结构严重失调，而对经济持续有效增长所产生的制约和负面影响。这方面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对策有三：
1.转变政策指导和政策观念。
就是改革我国长期以来从理论到实践都只是片面注重财政收入，僵化地恪守以收定支、量入为出信条的状况，把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的必要财政支出规模的研究和界定，以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核心的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以及把量入为出、以支定收有机结合起来加以统筹权衡等问题，摆上我们的议事日程。就是说，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有效增长的客观需要出发，在财政收支规模（总量）政策的把握和制定上，一方面要反对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避免支出规模的无度扩张；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使财政收支规模，特别是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最低限度需要，比如与重大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与缓解和克服“瓶颈”矛盾的需要，与抑制和预防高“通胀”的需要等相适应。如若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状况，就应该首先设法使支出规模，继而使收入规模得以适度扩张，实行灵活的“支出跟进”政策，而不宜完全囿于既有收入的制约，甚至不惜冒加大当期财政赤字的风险。否则，必将使经济的持续增长因缺乏及时的财力支援而遭受挫折，出现有害的经济波动。
2.重新审视与确立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支出结构的基本框架。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至少在2000年之前，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逐步消除增长中的突出制约因素，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基本政策取向，似应循着重点压缩行政事业经费支出、价格补贴和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支出，审慎调控债务支出，同时形成以强化财政基础性投资—教育经费—科研开发支持为重点，社会保障支出紧随其后的“四足鼎立”的结构格局。
之所以应该如此，从总体上说，第一是因为在国家可支配财力不可能在近期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只有对已处于增长失控状态的行政事业经费、价格补贴和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支出的压缩，才能为支持国民经济的持续有序增长，加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腾出必要的财力。第二是因为，无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急迫需要，还是从世界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从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发展轨迹、历史经验来看，必要的财政基础设施投资，加强人力资源的适应性开发，注重和强化科技进步，都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几大基础性因素，也是经济起飞前后所谓“成长型”财政支出结构的共有特征。
在此还需顺便强调的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情况看，八十年代的“瓶颈”，既表现在基础设施，又表现在基础工业方面。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瓶颈”制约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即主要指交通、运输、通讯、供水、供电、教育、医疗保健等为生产和社会生活服务的行业与部门的发展滞后方面。这是今后国家财政支出、财政投入所要重点加以考虑的。国内外的实践表明，通过适时地收缩政府投资范围，将有限的政府投资集中在产出效应最大、影响面最广的（基础设施）领域，即可提高投资的生产性，缓解直至消除宏观经济发展的“瓶颈”障碍，为其持续增长铺平道路，同时还有助于改善与提高社会的就业水平，从而收到增长与就业的双重效果。
根据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一般地说，在社会经济的基础设施得以切实加强，“瓶颈”制约的矛盾基本消除，以及在基础设施的非政府投资比重逐步上升的条件下，财政支出的基本结构，除了政府自身的必要支出以外，则可变为以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教育——科技——基础性投资为序。也许在2000年或稍后的一段时期，我国财政支出的基本架构，才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再作随机调整。
（三）实行刺激和鼓励企业投资，不断增强企业发展后劲的税收政策。
鉴于近些年来在我国国有企业的自身积累中，真正用于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革的投资比重不断下降，远远低于规定水平，企业的自有资金比例下滑，而负债率则不断提高，严重缺乏发展后劲的现实，除了切实加强必要的银行信贷管理、信贷约束以外，似应认真研究实施旨在改变这种状况的、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为此，我们建设在我国推行以投资税收抵免为重点的税收刺激制度或税收鼓励措施。
所谓“投资税收抵免”，简单地说，就是允许企业将其所得（利润）中用于再投资的部分，从所得税的应税额中加以扣除，以达到降低其实际所得税税负（率），提高利润—资本转化率，刺激投资积极性的目的。一般地说，这种再转化投资的期限越长，抵免率即相应越高，相反则越低。例如，美国1962年通过的《投资税负抵免法令》规定，任何投资资产年限高于3年以上的，均可享受一定的投资税收抵免额。资产期望年限为3-5年的，抵免率为3.5%；而资产年限在7年以上的，抵免率则可达10%。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等欧洲共同体国家在60和70年代都先后提供过类似的投资税收抵免优惠。⑧在我国当前已经降低了国有企业所得税税负的条件下，如再进一步研究推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投资税收抵免制度，无疑将对消除国有企业在利润分配使用方面的上述弊端，促进企业的经济增长及发展后劲，带来诸多裨益。
（四）研究制定促进我国科技快速进步的财政政策。
在当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科技进步已成了一国经济赖以实现持续有效增长的强大动力和决定性因素。这一点，不仅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一种共识，而且为战后以来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而一国科技进步的程度与水平，又往往同国家财政的支援，与财政政策取向，有着直接的关联。比如，据美国官方统计，联邦政府用于科研的财政支出，1965年，已达130多亿美元，占全国公私科研经费总额的65%，国家成为科研经费的主要提供者。从1957-1990年，美国政府科研经费的年均增长速度大多数年份都在13%以上，即数倍于GNP的年均增幅。当然，促进国家科技进步的途径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认为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近期在有利于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选择方面，可重点考虑如下对策：
1.力争保持财政科研经费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增长格局，使前者的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后者的年均增长水平。从全国科研经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来看，1965-1988年期间，美国大约保持在2.2-2.9%的水平，日本为1.5-2.9%，英国约为2.05-2.4%。印度1988年的这一比率为0.9%，韩国为1.9%。就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客观需要看，全国科研经费占GDP的比率似应保持在1%左右为宜，而且应随着经济的增长呈逐步上升之势。至于财政科研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则需视其在全国科研经费中所处的地位和比例而定。
2.研究实行促进企业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
可考虑对企业真正用于科技研发和试验设计的费用，允许其作为日常性生产经费列支，或从其应税所得额中一次性或分次性地予以扣除。通过国家间接引导、间接投入和间接调控的办法，以调动企业重视科技进步的积极性，解决目前大多数企业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的现实困难。这也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或正在实行的做法。
3.进一步推行和完善我国的加速折旧制度。
国内外的实践已充分表明，加速折旧可以达到“一箭四雕”的目的：即一则可刺激投资，特别是将使那些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得以迅速增长；二则可缩短高新产业的投资—回收—更高技术起点上再投资的循环进程，带动国家整体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三则，也许还是更重要的，就是能有效地推动我国众多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进程，为其摆脱技术工艺陈旧落后的困境创造条件。比如，长期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的基本折旧率很低，80年代以前为1%。目前也仅有4%。如若将铁路行业的基本折旧率提高到6%的水平（当前全国工业企业平均基本折旧率为5.7%），大修提存率由目前的6%提高到7.5%左右，每年就可增加约100亿元的技改资金。这对于加速铁路的现代化步伐，缓解运力的极度紧张状况将大为有利。为促进科技进步计，从战略考虑出发，这是迟早要走的一条历史必由之路，迟不如早。最后，实行加速折旧办法，普遍提高折旧率，与国际惯例接轨，对于更好地吸引外资，更多地吸纳国外境外的先进技术，也是至关重要的。
（1994年10月）
*本文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财政政策选择》课题阶段性成果的一部分。课题组主要成员有：米建国，刘溶沧、樊纲、李扬、杨之刚等。
注释：
①转引自郭庆旺、三好慎一郎、赵志耘著《现代西方财政政策概念》，中国财经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②参见崔维著：《西方财政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③参见1994年《中国统计摘要》。
④参见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1994年《中国统计摘要》。
⑤参见邱玉芳文：《国外财政支出的比较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载《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
⑥根据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1994年《中国统计摘要》的资料计算。
⑦参见1994年《中国统计摘要》。
⑧参见邓子基主编：《现代西方财政学》，第40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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