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理解范式中的价值关联： 社会范畴、“众神的战争”与“客观性”
王 赟
[摘 要] 价值问题是韦伯认识论的核心课题之一。韦伯将作为行动之现象的社会看作社会学研究的必要范畴，同时十分注重在区别的基础上联系现象世界和社会学学科，或者说行动者和观察者。价值问题决定了此种区别和联系。社会学则需要对现象世界中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学内部的价值关联同时做出区分和联系。本文指出，韦伯将价值关联设置为现象世界和社会学之间、行动者和观察者之间的桥梁。社会学研究既要考虑行动中的价值，又要摒弃任何价值预设。结合作为构建现象世界之必要条件的社会范畴，韦伯社会学发展出独特的社会学“客观性”。“客观性”与韦伯认识论具有内在联系，同时否定了先验哲学和自然主义思想。本文还对韦伯的范畴、价值等概念进行探讨，从而指出，韦伯提供了一种“文化”和“理解”的视角。从“众神的战争”到“客观性”，韦伯回答了社会学的可能性和科学性等根本设置，而这对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也十分必要。
[关键词] 范畴 价值关联 “客观性” 理解
一、引言
区别于注重组织化与功能课题的法国传统，德国传统更加重视社会现象中心理、意图和价值等问题，并将这些因素看作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从狄尔泰、马克斯·韦伯、齐美尔，到当代的哈贝马斯等人，围绕行动、互动和价值并最终联系到风俗和教化这两个维度的文化，德国传统向现代社会学提供了完整而独特的理论范式。
这其中，作为社会学开创者之一的韦伯具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他对现象间因果性及社会学“客观性”的研究构成当代社会学理解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韦伯在现象世界中观察到多元和多样的行动及价值，并将其称为“众神的战争”①；另一方面，他又致力于在社会学中开展针对现象的“客观”研究，这无疑是对现象层面价值多样性的调和尝试。
通过剖析价值在现象和科学两个层面分别呈现出的“众神的战争”与“客观”状态，韦伯将行动、社会化、理解等因素系统地融合为一个科学体系，并将其置于“社会”这一独特范畴之下。行动由行动者的感受或意图触发，在社会范畴的互动中得以实现。社会化也并非仅仅是外在的组织化或机构化，而是个体和外部世界的互动产物。韦伯认为，必须在社会学研究中高度重视各种因素、领域与关系之间的关联，并以此提出基于但同时高于现象的社会学。这一独特科学具有独特的“客观性”。此“客观性”既非自然科学客观性的简单复制和模仿，又使社会学区别于诸艺术门类。
韦伯的理解范式十分注意现象世界与社会学之间，或说行动者角色与观察者角色之间，围绕“价值”这一核心因素的区别和联系。本文认为，通过对社会范畴和价值关联等问题的分析，韦伯本人的社会学认识论②既兼顾了生活世界中现象和价值的多元性，又提出了统一而“客观”的社会学。那么，韦伯实际上同时承认现象层面的价值多样性和科学层面的价值同一性，而社会学本身也正是从“众神的战争”过渡到价值“客观性”的过程。
二、社会范畴：社会联系与理解范式
在《经济与社会》开篇部分和《论理解社会学诸范畴》(1913)③中，韦伯均具体给出了其对社会、社会学、活动等的定义，并详细分析了这些因素或概念间的联系④。他提出将“社会”理解为现象而非实体，并将其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必要范畴。社会范畴并不同于简单的社会场所或情境，而是韦伯理解范式的理论内涵。通过社会范畴，对人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不再受困于19世纪以来的唯物/唯心二元对立，而应在各种精神现象和物质实在的相互联系上加以实现。社会范畴在社会学上导致了社群/社会，社会化/社会性活动等概念⑤的差异，并提出社会联系的重要意义。在相互交往和互动中，个体之间结成多样的社会联系，“个体作为含意图实体的行为，其中一人的行为限定另一人，并作为结果自我指导”。⑥因此，社会联系并不是简单而外在的线性网络或组织，而首先表达了行动者之间的相互意图及其运作机制。每个人既影响他人又受他人影响；这个持续的过程在时间性上构成了社会。
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学于是与“应然”意义拉开差距，而仅限于“什么(不管具体是什么)可以——或必要时——愿意干什么”。
对这种实际上在经验意义上建构，却反过来因其刚性往往被错误当成绝对观念的秩序的超越，使社会学避免成为某种具体文化的产物；因而也不再受制于促成了“众神的战争”的那些现象层面的伦理的经验性限制，从而在(1)基于且高于具体经验事实的角度上，且在(2)社会范畴中，完成了对“客观性”中最为关键的适当性问题的建构。而对韦伯应然-实然关系所做分析的忽视，则也会造成两种不当认识。其一，认为社会学因不预设“应然”而缺乏对现象事实的批判力量。其二，认为“实然”的社会学中不能带有关于构建的任何指令性规定。显然，韦伯本人既反对前者也反对后者。由于每个行动都包括由行动者发起的判断，研究者的任务之一就是理解进而阐释这种价值判断。由于韦伯将“理解”设置在现象世界与社会学的分离这一基础上，研究者不应在研究中做应然判断。但同时，社会学又不能仅限于以实证方式对现象进行纯粹描述。处理价值问题的科学方法“并不只是理解和重现被期望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思想状况，它同样也使我们对其怀有‘批判’态度。批判以价值关联为依据,……它必须是一个‘对具体的历史地给定了的观点和价值判断等质料的形式逻辑’的判断”。
同时，其他因素诸如社会阶级、宗教等，在不同的情境(Conjuncture)之下也完全可以对应如此展开的理想型阐释。对于韦伯来说，为了解释资本主义发生，社会学家必须探讨社会行动者的内在心理层面需求，同时不能无视自由资产阶级在社会现象中体现的高效性。
那么，也正是自由和责任借用宗教激发出来的理想化统一过程，才造成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是信仰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理性化的增长，一个理想化了的统一过程对这两方面同时起作用。而理性化的增长又反过来瓦解了对信仰的需求，作为结果，出现了“世界的解魅(Entzauberung [德])”。那么，有理由认为，韦伯对于永恒价值的回答最终落到探讨自由和责任之统一性的可能性上来。
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因此指向但非局限于互动模式。一方面，它拒绝将社会理解为外在于人的实体。针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首先要研究个体和其行动。社会得以形成，正是通过个体及其行动所结成的社会联系网络；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行动论者。社会学的科学性不在于排斥或隔断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他人等等关系之后建立的刺激-应激模式或机制假说，后者恰恰是实证主义自笛卡尔主义以来所建立的认识论基础。
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内瘘穿刺,持续时间为6个月。观察组患者给予品管圈护理,持续时间也为6个月,分析观察两组患者内瘘穿刺点渗血发生率的变化情况。品管圈护理措施具体如下。
三、价值关联与价值“客观性”
这种独特的社会范畴直接联系到韦伯理解范式对行动、价值和“客观性”的解读。社会必须在“人与其活动之现象总和”这个意义上被加以理解。针对社会的研究因此就是针对社会中的人及其活动的研究。意图和价值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向行动赋予动机或理由，并在互动中构成了社会借以形成的各种联系。社会学因此需要强调的是一种独特的“客观性”：它不是在研究中通过排斥心理、意图等因素而实现；相反，其“客观性”和可信性体现在对这些因素的重视和合理把握上。社会学研究的重心因此应该放在意图、价值等精神现象与机构化、组织化等外部现象之间的联系上。
分析60例行静脉溶栓治疗的患者，其中38例为发病后6 h内进行治疗，其血管再通率为89.47%，22例发病后6～12 h治疗患者的血管再通率为72.73%，二者之间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我认为，韦伯与其好友李凯尔特在这一点上持类似看法。他们均强调，认识开展的唯一途径是人类的经验。社会学在且只在这个意义上是经验科学。价值与行动同步出现，它既不是纯粹偶然的也不是超验的，而是历史的和认知的。⑦李凯尔特和韦伯因此将康德的自然-个体-先验理性的设置转换为自然-个体-社会；并在社会范畴思考人的“超验”可能，当然，这时的先验实际上仅仅意味着时间上的“在先”。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所述知性(Verstand [德])到理性(Vernunft [德])的超越，实际上正是在前述社会范畴或历史范畴完成的。
这其中，价值的历史性指人通过互动在时间维度上创造和传承知识与判断。价值的认知性则指价值的运行机制中同时包括理性的上升和情感的参与。历史的独创性和认知的多元性恰好赋予经验多元与多样的特征，而多样和创造性的行动又产生了多样的价值。多样的价值或因情感激发，或因功利需求引起，来源多元，表现同样多样，这些价值又导致了现实社会中的永恒冲突。那么，或许就只有用神话中众神之间的永恒战争做类比才能完美地体现冲突中的价值差异。社会学实际上要回答的，则是人类如何在此种价值多样性之下“共同生活”。现实中的个体因此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功能需要或结构整合而凝聚成社会。多个个体在多样性的价值和行动中相互需要、相互吸引、相互联系，现实的社会才得以形成。个体因此既是每个情境中价值和行动的创造者，又不得不圉于他自己的创造物之中。
在行动中，人习惯于用判断带入行动的意图。每个价值判断由其具体所处的情境所支持。社会学家的地位则更为独特。他本人处于他自身的文化之内，并且作为行动者出现在其所处的情境中。显而易见，他受其自身独特价值判断的影响。但同时，他在研究中必须将其所处的情境(甚或包括他自己)当作研究对象。此时，他的观察者角色要求他必须与行动者角色相分离，从而将其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区别或抽离于纯粹的现象事实。而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现象或行为中必然地包含了价值因素，他的研究又必须包括对价值层面的考量。因此，只有保证现象层面的价值评价和科学层面的价值评价相分离才可以建立“可信”(plausible)的社会学解释。社会学家在其研究中必须意识到，由于研究对象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与价值问题相关。但是，他必须避免将自己的价值作为个人判断带入研究中。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韦伯强制带入了“价值判断与价值关联”这一区别：前者满足日常行动，代表了个体的主观性；而后者对科学研究是必须的，并通向一个可能的“客观性”。社会学上的“理解”正是一个祛除日常生活中价值多元和多样性的过程；返回来，价值关联同时要求社会学必须对日常生活中个体的价值判断，即行动者的价值，加以考虑。
基于这种设置，韦伯认为，“理解”在社会学中仅具方法意义，而行动者本身先于(因此并不参与构建)作为现象的理解本身。所有的现象因素对观察者来说都是等效的，其中既包括可见的行为，也包括隐性的心理因素、情感、理性化过程、价值判断等。而“理解”就是达到具体情境的科学方法。这要求将行动者与观察者所具有的不同心理效应区别对待。韦伯的理解范式因此首先建立在现实世界-社会学，以及行动者-观察者之间的区别之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区别又非机械割裂意义上的。
我认为，与同时代很多学者一样，韦伯同时受到康德和尼采的影响。韦伯既看到了康德哲学所强调的超验精神现象之普遍性⑧，又看到了尼采哲学所坚持的生活世界之多元化和永恒演变⑨。他也一直试图寻找如下可能：社会学如何从人类社会多元和多样的经验生活世界出发，最终在科学意义上达到文化的普遍化。布东(Raymond Boudon)曾指出，“无论如何，过分夸张尼采对韦伯的‘影响’，并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众神的战争’牵涉他思维中关于道德的，或总体上来说价值方面的，相对主义认识都是多余的” 。⑩韦伯确实注意到现象中价值的多样性。但是，韦伯并未因此接受“在科学研究中存在同样的价值多样性”这一相对主义观点。相较于尼采对现象世界的注目，韦伯将重心放在如何超越现象世界中的价值多样性，从而得到社会学中科学而“客观”的价值。而这又无疑是在康德所主张的超验因而是普遍而同一的道德观念之外，对经验多样性和文化普遍性的调和。这也为我们正确理解韦伯强制性地分离出价值判断与价值关联性提供了线索。在现实世界，价值判断解释了价值的多样性；而在社会学研究中，价值关联性要求观察者通过祛除价值多样性而达到“客观性”。这实际上指向了生活现象与科学研究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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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现实世界与社会学学科之间、行动者与观察者之间的区别，并不能表明这些因素或维度之间是相互割裂的；相反，韦伯也同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价值关联揭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独特的。行动者以一种包含文化和内部价值观念的“自成”方式行动。另一方面，针对对象的价值关联仅仅表达了认识中包含价值旨趣这个事实，而旨趣并不对对象做价值上的正面或负面判断。价值关联“表达了设置，却并不被预先设置”。
这种联系是韦伯理解范式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如对此不加注意的话，社会学就有两种极端化的风险，要么沦为对多样价值不具评价力量的不可知论，要么沦为独断教条。韦伯宣称的价值关联因此并非仅仅停留在事实与价值间谁决定谁的意义上。社会学既非“独断”(dogmatic)科学
，也非如自然科学那样价值无涉。社会学应“理解地”阐释。或者说，社会学家必须“理解”现象中的价值设置，同时又要不带自我价值设置地去理解。
搞阴谋很有用。尽量破坏权力移交。您留下的摊子越烂，人们对您的财产的注意就越少。做交易时尽可能带上您可能的继任者，这样以后就没人会查您。
运用价值关联原则理解社会学因此十分独特。首先，价值关联反对道德至上主义或先验哲学。对于韦伯来说，如冯·施穆勒(G. Von Schmoller)那样混淆强制伦理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现实中发展一种否认所有价值的道德，也完全可以设想，孕育出一种违反所有道德观念的文化价值。那么，就必须拒绝康德关于道德形式的先验论断，并否认康德赋予抽象精神的绝对普遍意义。所谓道德因此关乎伦理而与德性(Virtue)无关：它不意味着从知性超验到理性的绝对标准，而意味着个体在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中确定的行动准则，及作为这种行为准则实施保证的结构化过程。
本段文字，结论句是上文的一种小结，显然，这样的结论句是水到渠成的小结，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蛇足”。第二句是论据句，举了鲍叔牙式朋友的例子，第三句至第五句分析了“真正的朋友”应当是怎样的状态，第六句（结论句）则在此基础上分析“真正的朋友”对于你的重要意义。
其次，它还拒绝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一元论。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排除所有对价值问题的考量，以价值无涉达到同一和普遍的认识，而社会学的价值关联(Axiology)则是一种相对的客观性。它不是“‘价值之问题’(Wertproblemen [德])。[……]‘价值关联’的概念仅仅表明对独特的科学‘兴趣’的哲学阐释，这个兴趣控制一项经验研究中对对象的选取和组织” 。
②韦伯受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特别是其挚友李凯尔特的影响，已经有明显的非实在论色彩。这里的认识论应被理解为作为知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知识”在学者本身的反映。基于这个意义，认识论一词恰好回到其词源学本意：epistem-ology，关于知识的认识。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按照当今社会学的习惯提法将其称为“知识理论”，用来区别在今天因过度思考知识的外部设置，而多少忽视知识本身构建的“知识社会学”。
我们认为，首先，“客观性”联系了研究对象(行动者)：对象的价值或文化特征必须进入到研究中。其次，“客观性”指出了韦伯理解范式的独特性：在社会学中套用各种决定论、整体论和唯理性主义，并不能真正理解社会学中的“客观”。价值“客观性”因此也是社会学独特性的内在表达。根据这一点，韦伯同时反对“社会学不需要客观性”和“在社会学中套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这两种观点。
风选系统正常运行时，每月产生电费16.4万元、人工费6.6万元、设备折旧费6万元、设备维护费2.9万元，共计31.9万元，每月风选5.8万吨，吨煤风选加工成本为5.5元。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如此评价韦伯的价值关联：“韦伯所致力的实证和理性科学属于理性化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它包含两个角色，这两个角色限定科学事实的意义和范畴。这两个独特的设置就是无止境和客观性，后者由两个因素所定义；一个是科学对所有尝试找寻此类事实的人来说的普遍适用性，另一个是对价值判断的拒绝”。
我认为，阿隆的这个结论即便不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值得重新探讨的。事实上，韦伯所确立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关联性之间的对立，从来没有机械地导向祛除价值之后的价值无涉意义上的无关紧要。而因韦伯强调了社会学的“客观性”就将其学说当作是自然科学式的客观主义的，只是对社会科学领域“客观性”的误读。
四、“客观性”的行动逻辑：自由与责任的统一
① 韦伯强调：“只要生命自含某种意义，只要它自我诠释，生命就无法避免众神间永恒的争斗。如要避免比喻修辞的话，[我们应该说]生命无法避免可能出现之观点间永恒的不相适应，无法避免解决这些冲突之不可能性，以及作为结果，无法避免对究竟该支持哪一方做出决定”。请见：M. Weber, Le Savant et le Politique (1919),Paris: Plon, 1959, p.114.
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诸科学中的‘价值关联’意义(1917)》
文末，韦伯尝试给出了对永恒价值的思考。如果说，试图将永恒价值拉回到经验世界直接否定了上帝的地位，那么是否可以找到另一个经验世界中足以超越个体这个不稳固的载体的“绝对”？我们必须注意到，从19世纪以来直至二战结束，德国思想传统对永恒价值的思考就不可避免地与国家这个概念纠缠在一起。作为绝对精神的投射，国家实际上承载的就是当时德国学者对绝对精神的世俗寄托。
回到韦伯，他一面将国家设置为现代法理型科层制下的机构，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国家来寻求对经验性和普遍性的调和。他承认，国家作为一个超级存在可以超越所有个体价值(生死、自由等)而显示出高效和绝对意志。然而，他也认为，作为超级存在的国家必须从属于组成他的公民，这无疑给出了关于国家的非英美版本的自由主义定义。韦伯所理解的国家也与其所理解的社会类似：国家或社会并不是一个实体，其存在必然要回溯到构成它的人的活动和相互联系中去。因此，我们面对的，仍然是国家或社会的超级权力和个体的自由意志之间的永恒往复。而其结果则是，国家或社会看起来是永恒的。“……当我们谈到演化这个范畴时，我们可以非常理智地为以下观点提供辩护，一方面，希望尽可能地强化国家强制的权力以加强生存，另一方面否认[国家的]任何内在价值，并将其做技术工具性的运用以实现完全不同的价值，对这些价值，国家保证其尊严，并在不否认其神圣性时由[国家]自身承担”。
韦伯对于“国家”这个概念一直保有某种程度的热情；如上所述，这一热情也可以通过那时德国的知识传统而得到解释。理想状态下，作为自由和责任综合体的国家本身也是人对永恒价值所做追寻而建立的理想型。
我认为，社会联系同时是群体性生活的结果和社会这一观念的成因。它体现了个体在历史和文化构建过程中的一种本能。在生活中，诸如爱、恨、忠诚、商业兴趣等心理因素从主观动机和客观理由两方面设置了行动，进而产生人际的社会联系。同时，社会联系将人与人的关系结合得更为紧密，并反过来为新的心理因素的生成设置了条件。行动者的相互吸引于是成为解释社会联系和个体文化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群体心理因素通过社会联系所进行的不断往复对形成个体和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人际和互动层面的社会也因此成为分析一切关于人的现象所必不可少的范畴。同时，由于社会联系总是处于过程中，因此“社会”这个范畴也相应处于动态之中。
此外，社会科学面向经验对象展开这一事实，并不能直接表明这些领域就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经验的”。对社会学是处于何种意义上的“经验科学”做再次强调因而也是必要的。韦伯指出，“我们永远不能简化地假设，对于经验性对象的研究不含有我们眼中的某种意义。相反，对此类意义的观察是某物成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先决条件”。
因此，虽然社会学并不直接面向对于永恒(普遍)价值的思考，但是永恒(普遍)价值问题与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也并非毫无关联。同样，人作为自由/责任的统一因此并不如康德认为的那样是在超验精神层面完成的，而是在社会化过程及与之相伴的理性化过程中完成的。韦伯对先验哲学和超验精神观念的反对明显与社会范畴这个设置有关。而这一点又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社会范畴对社会学的重要意义。
秧歌剧距离真正、大型的大歌剧有着很大的距离，但是我们不可磨灭秧歌剧对我国歌剧发展的影响。它是向新歌剧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过渡桥梁，是不可替代的。
五、结语
要弄清韦伯所提出的“客观性”，就必须真正把握其理解范式的认识论体系。社会范畴、现象世界-社会学的区别和联系等问题，则是必须要面对的几个核心议题：
第一，韦伯理解范式从其独特认识论出发，将“社会”设置为开展社会学乃至所有文化科学的独特范畴而非实体或场景。行动者作为同时处于自然之中又与自然存在距离的独特存在，在其实践中相互关联并相互影响，结成了我们称为“社会”的现象集合。社会的构成同步于社会的联系化过程(sociation)；同时，这个过程又反过来设置了行动者。社会学研究因此必须要注意到社会作为范畴的独特意义。
第二，联系到价值，行动者的社会活动自然包含意图、心理活动、价值判断等内在因素的运行。社会学因此必须将这些因素纳入考察的范围。然而，作为科学的社会学与社会现象保持距离。行动中的价值与观察中的价值于是分别对应价值判断与价值关联这两个相互区别的概念。
第三、价值关联在社会学研究中扮演桥梁的角色。通过这座桥梁，价值指向“客观化”过程，并被纳入社会学考察。一方面，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得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社会学因这种独特性而完成自我的学科化。
应明确现代教育技术的课程体系 虽然现代教育技术是一门综合性强、发展迅速的课程，涉及理论与实践这两大领域，但它是在教育技术（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学科上发展而来的，应具有教育技术的学科特点。在明确课程特点的同时，还应明确课程的研究对象，这样课程体系才完整。
采取价值关联态度的社会学又必然回归社会范畴。对其的接受既反对自然科学式的价值无涉，又反对先验和形而上的道德观念。通过价值关联，社会学得以统一多元和多样价值的“众神的战争”与价值的“客观性”；这就意味着，在自由和责任的行动选择和适当性评价两个方面求得统一。
最后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是，社会学中的价值“客观性”与现象世界的社会化过程是同步的。从“众神的战争”到价值“客观性”的过程本身就是精神现象的理性化过程；而其与社会化过程相互依赖，共同组成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那么，无论是社会化还是理性化，都处于永恒的动态与演变之中。
既往限制喉罩在烧伤手术中应用的主要原因是烧伤手术过程中不断变动的体位和术者操作对其影响较大，术中呼吸道管理困难，增加不必要的麻醉风险。但随着喉罩改良、相关监护完善，烧伤患者手术使用喉罩突显明显优越。本研究的40例病人中，术中对患者体位及手术操作不予限制，研究发现，喉罩置入到位并适当固定后，体位变动及手术操作对其无明显影响，可有效地维持术中呼吸道通畅，保证足够氧供和二氧化碳排除。即使喉罩组中有极少数患者因为体位变动造成潮气量下降、气道压升高等现象，但微调后很快恢复正常。因此，在严密的监测下无需担忧因手术体位改变及手术操作而影响呼吸道的管理。
假如我们认同如下观点：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经验路径可以代表人类社会演进的终极形态；则我们必须同时认同：理性化与价值“客观性”在韦伯那里遵循类似的过程；它们更多地指向一个趋势而非某个状态。价值“客观性”并非是一些社会学家所批判的“伪”客观性；相反，它在更广的时空范围和更开放的理论视野下给出了社会学研究的一种蓝图：一种客观——也即广义理性化过程发展要求的——趋势。
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敲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
由于设置了现象-社会学、行动者-观察者之间的区别，并将理解方法指向纯粹的科学方法，韦伯事实上一直面临如下难题：价值关联似乎只能在最理想化的意义上才能达到同一的价值，而学者本人因同时也是社会行动者，对此并无把握。这一点也造成后世社会学家对其“伪”客观性的质疑。
韦伯本人对此并未直接给出回应。对他来说，由于社会科学诸学科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而对是否存在普遍价值所进行的思考多少是形而上的，因此这些并不是社会学的任务。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韦伯对此缺乏思考。事实上，借用他对“永恒的标准”和“意识与意愿的推动力”进行的探讨，我们完全可以窥见韦伯对调和“众神的战争”与普遍价值的努力。
（3）最大位移出现在码头面层中心区域。最大位移为8.55mm，整个钢管桁架平均位移为2.75mm。根据相关规范可知，最大位移不应大于L/600，其中L为计算跨度，取60m。可见最大位移远小于100mm的位移距离要求。
法国社会学家瓦蒂尔(Patrick Watier)曾在对比德法两国韦伯著作各版本后指出，在德文版原著中，“韦伯所阐述的社会学‘客观性’总是出现在引号中，而法语译本则漏掉了这个关键的细节。引号表明，社会学中的“客观性”带有独特性”
。这恰好说明，社会学的“客观性”是现象世界与社会学学科，以及行动者与观察者之间的桥梁。这一细节因细微和语言差异不易被察觉，却又因其对韦伯体系的重要意义而显得弥足珍贵。类似问题也存在于各种中文译本中。其结果是，不加区别地将韦伯所说的社会学“客观性”等同于自然科学客观性，要么会在社会学领域混同和套用各种自然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要么会因对如此套用所造成之问题的合理质疑而一并否认社会学的科学性。
③《论理解社会学诸范畴》作为第三章收录在法文译本的Essais sur la Th éorie de la Science 中，本文稍后提到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诸科学中的‘价值关联’意义》则作为第四章收录于此书。法文世界通行的Essais sur la Th éorie de la Science 和中文世界通行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是德文版Gesammelte Aufs 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的节译本。中文若干译本大都没有收录韦伯写作于1913年的《论理解社会学诸范畴》(Ueber Einige Kategorien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此书是韦伯社会学认识论的重要著作，并非仅仅是方法论著作。对此的解释可参考：王赟:《被误读的韦伯社会学认识论：理解范式诸因素及其内部联系》，北京：《社会学评论》, 2016年第1期, 第12～21页。
④⑥M. Weber,Economie et Soci ét éI ,les Cat égories de la Sociologie (1921)，Paris: Plon, 1971, p. 28； p. 58； pp. 28-29. 韦伯所称“独断”科学，指诸如法学、哲学等预设价值判断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实现这些价值判断的科学。而社会学对韦伯来说应该是一门不被价值判断设置的“求真”的科学。但是，韦伯的“社会学”只是其文化科学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求真是社会学的任务，则求真之后，还有更广泛意义上的，属于文化科学范畴的文化考察。
⑤M. Weber,Essais sur la Th éorie de la Science (1904-1917 ),Paris: Plon, 1965, pp. 320-321, p.330; p. 395; p. 125; pp. 124-125; pp. 124-125; p. 432; p. 154.
⑦ 请参考：H. Rickert, Science de la Culture et Science de la Nature (1899), Paris: Gallimard, 1997.
⑧ 请参考：E. Kant, Logique (1755-1797 ), Paris: Vrin, 1966;E. Kant, Critique de la Raison Pratique (1788), Paris: PUF, 1993, (1è édition 1943).
⑨ 请参考：F. Nietzsche, G én éalogie de la Morale (1887), Paris: Gallimard, 1985;F. Nietzsche, Ainsi Parlait Zarathoustra (1885), Paris: Rivages Poche, 2002.
青少年走上吸毒的道路，除了受到他人蛊惑外，自身的原因也占了很大的部分，所以在预防吸毒的时候，青少年本身更要积极主动地远离毒品，珍爱自身。通过对原因的分析，可总结为以下几点对策：
⑩ R. Boudon, Etudes sur les Sociologues Classiques II , Paris: PUF,2000, p. 232.
P. Watier, Une Introduction àla Sociologie Compr éhensive ,Belval: Circé, 2002, p.95; p. 91.
D. Groddard, “Max Weber and the Objectivity of Social Science,”History and Theory , vol. 12, no. 1 (1973),pp.1-22; B. E. Portis,“Political Action & Social Science: Max Weber’s Two Arguments for Objectivity,”Polity ,vol. 12, no. 3 (Spring 1980), pp. 409-427; M. Barker, “Kant as a Problem for Weber,”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31, no. 2 (June 1980), pp. 224-245; H. Homman, “The Limits of Logic in Soci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 vol. 3, no. 4 (June 1990), pp. 555-558.
关于这一点，伊格尔斯的卓越著作《德国的历史观》可以提供大量相关参考。请参考：[德] 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在更深层的知识社会学和发生意义上，还可以参考：[德]N.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请参考：M. Weber,L ’Ethique Protestante et l ’Esprit du Capitalisme (1905), Paris: Pocket, 1985.
R. Aron, Les Etapes de la Pens ée Sociologique ,Paris: Gallimard, 1967, p. 503.
[中图分类号] C9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19)04-0197-08
作者简介： 王 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斯特拉斯堡大学欧洲动态实验室(UMR 7367)客座研究员，博士。江苏苏州 215123
[责任编辑 陈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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