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重要性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性论文,证据论文,理论论文,客户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客户重要性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对某鉴证客户的经济依赖，通常以从客户收取总费用占事务所收入总额的比率来度量。直觉提醒人们，当事务所收入主要来源于某鉴证客户，事务所极有可能对该客户财务报告质量的低劣视若无睹，即客户重要性可能会对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对此，会计监管部门和学者们均给以高度关注。前者通过制定《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来保护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后者试图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不利影响的证据。本研究属于后者，试图挖掘客户重要性对审计质量影响的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不时爆发的会计丑闻案，如美国安然公司会计丑闻，让人们坚信客户重要性会对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实践中，会计执业监管部门也认为这种不利影响存在，他们通过制订《职业道德准则》，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收入主要来源于某鉴证客户的情形加以防范。如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执业会计师道德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均有相应规定。有些国家的会计执业监管部门甚至还对客户重要性作更为明确的量化规定。如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在其《执业会计师道德准则》中就进一步明确：社会公众理解的损害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客户重要性，对于上市或公众利益公司是10%，对于其他公司则为15%。
DeAngelo通过经济学理论分析表明审计质量会因审计师对重要客户妥协而受到影响[1]。但是，就客户重要性对审计质量有不利影响的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并未找到经验证据[2-3]，我国学者也未能发现相应证据[4-5]。
难道是人们被直觉给欺骗了?监管部门也多虑了，完全没有必要在职业道德准则中对客户重要性加以监管?又或许是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间关系未被正确认识?这样就有必要对两者间关系重新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经验研究模型。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理论分析
学者们在研究客户重要性对审计质量影响时，遵循的零假设是“客户重要性不影响审计质量”，备择假设是“随着客户重要性的增加，审计质量下降”。备择假设检验的是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在备择假设得不到验证时，接受零假设。
备择假设本身可能就有谬误。谬误从备择假设的等价表述“随着客户重要性的减少，审计质量提高”，亦即“越不重要的客户，审计质量越有可能高”中可清晰看出。等价表述与常识相悖。
谬误产生原因可能归于两点：一是没有意识到客户重要性对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这一前提是指达到“重要性”，即超过某个“量”之后，不利影响才会出现；二是没有意识到所使用客户重要性指标在计量上具有双重属性。客户重要性通常以从客户收取总费用占事务所收入总额的比率来度量。该比率固然反映了事务所对客户的经济依赖，即客户重要程度；但还反映了审计资源投入的多寡情况，即审计覆盖范围的大小。当计量属性反映审计覆盖范围时，该比率与审计质量间就是正相关关系，即审计覆盖范围越大，审计质量越高。
这样，客户重要性反映着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的两个因素：客户重要程度和审计覆盖范围。从而理论分析结果显示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间并非单纯的负相关关系。
(二)假设提出
根据上述分析，客户重要性对审计质量的影响，需要综合考虑两个因素：(1)客户重要性在没有超过某个“量”之前，客户重要程度因素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还不明显，审计覆盖范围因素对审计质量的提高影响更为明显，综合两因素的影响结果是：随着审计重要性增加，审计质量不断提高；(2)在客户重要性超过某个“量”之后，客户重要程度因素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加剧，并超越了审计覆盖范围增加的有利影响，综合两因素的影响结果是：随着客户重要性的增加，审计质量越得不到保障。
这样，随着客户重要性的增加，审计质量呈现出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为此，有假设一：随着客户重要性的增加，审计质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
与国内外学者经验研究相呼应[2-5]，笔者也对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进行检验，但另作与上述理论分析相一致的表述。潘克勤与方军雄的研究不仅没有发现我国证券市场上客户重要性损害审计质量的证据，却获得相反结论[4-5]。他们均发现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上审计工作覆盖范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超过客户重要程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从而有假设二：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审计工作覆盖范围不足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超过客户重要程度过度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
三、经验模型与数据
(一)经验模型
为验证假设，构建经验模型(1)：
假设一的检验，就是对经验模型(1)解释变量CI(客户重要性)二次项与一次项系数
和
分别显著为负与正的检验。
假设二的检验，就是在经验模型(1)舍弃解释变量CI二次项之后，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的检验。
1.解释变量
CI取值为客户年报审计费用占事务所当年A股客户年报审计收入总额的比率，CI为0到1间的连续变量。
由于上市公司年报审计费用披露口径、披露内容不一致，年报审计费用的确定或合理估计规则如下：(1)包含差旅费、住宿费等；(2)合并披露中报与年报审计费用时，取合并数的2/3；(3)合并披露境内外两地上市审计费用时，取合并数的1/2；(4)当年未披露的，取最接近年度披露数；(5)当年未披露，但前后年度披露的，取两年算术平均数；(6)当年未披露且又换事务所的，取同一事务所最接近年度披露数；(7)连续5年均未披露，则不再往更早年度追溯，取事务所已披露客户审计费用的平均数。连续5年未披露公司共有9家。
2.被解释变量
AQ(审计质量)取DTA(操控性应计)的相反数。
DTA是利用模型(2)，即截面修正Jones模型，对总应计分离而得。模型(2)的残差值即为DTA。利用模型(2)对2005年度A股上市公司分别38个行业进行回归，收集到1308个观测值。38个行业是在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基础上依据行业性质，特别是制造业(C类)进行细分，并剔除C25、C35、C37、D03、D05、I、K20、K99等公司数少于10家、且与相连行业代码经济实质相差极大行业而得。
其中：(1)ACC为本年度营业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之差；(2)TA0为上年末资产总额；(3)△Sales为本年度与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之差；(4)△AR为本年末与上年末应收账款之差；(5)PPE为本年度末固定资产原值。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定义如下：(1)SIZE为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控制企业规模的影响；(2)Growth为主营业务收入的当年与上年数之差与上年数的商，控制企业成长性的影响；(3)CFFO为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与资产总额之商，控制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影响；(4)LEV为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商，控制负债情况的影响；(5)ROA0为净利润与资产总额之商的上年数，控制以前年代业绩的影响。
(二)数据
笔者选取200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验证数据。其中研究所需估算CI的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的手工收集，其他所需数据均来源于CSMAR3.1数据库。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使用STATA8.0软件。
解释变量CI作了简单的极值处理。对CI原始取值为1的观测点，改取除1以外的极大值0.674。极值处理使研究更具有普遍意义，是对仅有一个上市公司客户的异端情形的修正。数据描述性统计见表1。从表1可看出控制变量Growth与Lev存在着极值问题。这与样本未剔除ST公司有关。
四、研究结果
(一)多变量检验结果
客户重要性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如表2所示，对假设一、假设二的多变量检验结果分别见表2的第(1)、(2)列。
从表2第(1)列可看出，CI二次项与一次项系数分别显著为负与正，假设一得到经验证据支持。审计质量随客户重要性增加而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存在。亦即，审计重要性在没有超过一定“量”之前，审计覆盖范围扩大对审计质量的有利影响程度更大；超过一定“量”之后，客户重要程度对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加剧。根据抛物线求极值点公式，本研究中这个“量”为27.6%，超过这个“量”之后，客户重要程度因素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超越了审计覆盖范围扩大对审计质量的有利影响。
从表2第(2)列可以看出，解释变量CI的系数并不显著，假设二未得到经验证据支持。说明对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的审计覆盖范围不足与客户重要程度过度两因素，未见何者影响更强。
(二)进一步研究及其结果
国外研究者在总样本研究未果情形下，会作进一步细分研究：或依据盈余管理机会、盈余管理动机、公司治理强弱等将总样本分为若干子样本[2]；或在聚类分析基础上，将总样本分为若干子样本[3]。与他们[2-3]研究相呼应，我们也作进一步研究。由于公司治理是理解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原因，故笔者仅依据公司治理两个特征：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是否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作进一步研究。并预期在公司治理弱，即审计委员会未设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未分离的子样本中，审计覆盖范围不足与客户重要程度过度更可能对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亦即假设一、二更可能成立。
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见表2的(3)～(10)列，具体如下：
1.审计委员会设立时，两假设均未通过检验
从表2的(3)与(4)列可看出，假设一、二在设立审计委员会样本组均未得到经验证据支持：不仅“倒U型”关系未发现，而且也没有发现审计覆盖范围不足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大于客户重要程度过度对审计质量不利影响的证据。这说明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可以提高公司盈余质量：不仅确保了审计范围不受限制，而且制止了因支付过多审计费用影响审计质量情况的发生。
2.审计委员会未设立时，假设一通过检验
从表2第(5)可看出，假设一得到经验证据支持。比较第(5)列与第(1)列解释变量CI[2]与CI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可进一步发现表2第(5)列的“倒U型”更为陡峭。说明在临界点左侧，随着客户重要性的下降，审计质量急剧下降；在临界点的右侧，随着客户重要性的上升，审计质量也急剧下降。这可能意味着，审计委员会未设立时，审计覆盖范围不足、客户重要程度过大两因素均对审计质量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表2第(6)列显示，假设二未得到经验证据支持。
3.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时，两假设均未通过检验
表2第(7)与(8)列显示，假设一、二均未得到经验证据支持。这也部分地说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时，提高了公司的盈余质量。
值得关注的是，当放宽显著性水平要求至10%时，假设一可通过检验，只是“倒U型”更加平坦。考虑到这组子样本约达总样本的92%，研究结论提醒我们单纯地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作为判断公司治理较优的标准会过于宽泛。
4.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未分离时，假设二通过检验
表2第(9)列显示假设一未得到经验证据支持。
表2第(10)列显示假设二得到了经验证据支持。即在约占总样本8%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未分离子样本中，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间存在着经济上与统计上均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审计覆盖范围不足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超过客户重要程度过度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这提醒我们，在这类上市公司中可能存在着审计覆盖范围不足、审计收费过低问题。
(三)稳健性测试结果
为确保研究结果稳健，进行以下系列稳健性测试：
首先，对于解释变量客户重要性(CI)不作极值处理。稳健性测试显示，极值处理与否不改变研究基本结论(表略)。极值处理使研究更具普遍意义，毕竟一家事务所有一个上市公司客户现象太罕见。极值处理不影响U型关系，仅影响U型位置。U型位置会因极端值拉动而右移。
其次，在经验模型(1)中，增加审计师是否为国际四大(Big4)、是否更换事务所(CCPA)两个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测试(表略)。测试结果不改变研究基本结论。
再次，对合并披露境内外两地审计费用公司，重新估计A股审计费用。取合并披露费用1/3作敏感性测试(表略)。测试结果不改变研究基本结论。最后，进行样本异方差的robust测试(表略)，研究结论基本未受影响。
五、研究贡献与不足
研究贡献主要在于：(1)对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间关系进行新的理论分析，认为两者存在的并非是线性负相关关系，而是“倒U型”关系；(2)利用200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倒U型”关系的存在；(3)研究结论显示，客户重要性在超过某个量之后，会对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从而研究可为监管部门在修订《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时，对来源于某鉴证客户的收入不得超过事务所收入总额的比率作量化规定提供经验证据支持；(4)研究发现在审计委员会未设立公司中，审计覆盖范围不足、客户重要程度过度对审计质量不利影响更为严重。这为审计委员会的强制设立提供部分经验证据；(5)研究发现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未分离公司中，审计覆盖范围不足对审计质量不利影响超过了客户重要程度过度对审计质量不利影响。这提醒监管当局要对两职未分离的这类公司中可能存在的审计覆盖范围不足、法定审计收费过低现象加以监管。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1)研究结果可能仅能够推广到类似于中国的转型市场——其审计市场存在着自由竞争，而不能够推广到英美模式下的成熟市场——其审计市场更多的是寡头垄断，国际“四大”所占极大的市场份额；(2)客户重要性指标计算方法，对非审计服务较多的证券市场可能不算最好指标。这类市场以从客户处收取的所有费用作为计算基础可能更合适；(3)研究设计中暗含的同一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规模相当假定，可能与现实有所不符；(4)本研究数据也受到了一些限制。上市公司2005年的年报审计费用不仅披露五花八门，且有近1/3左右上市公司未披露，而只能合理推算与估算；(5)研究结论不能直接作为监管部门制定有关过度经济依赖的指导性量定标准。本研究计算时，分子忽视了年报审计以外的其他收费，分母则忽视了其他收费和非A股上市公司服务收费。监管部门的指导性量定标准应远低于本研究所得的临界点。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展开：利用其他证券市场数据，验证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两者间“倒U型”关系的存在性；依据其他标准对总样本作进一步的细分研究，如股权结构、审计费用确定方式等；从办事处、合伙人层面对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间关系进行深化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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