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探索*
——国内外农村社会工作研究文献的综述
张和清 闫红红 尚 静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文献发现，生态系统理论、优势视角、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ABCD)等是农村社会工作的核心理论，与此相应的农村社会工作侧重通用(整合)及社区为本的实务模式，具体的方法策略也经历了从个案、家庭及小组工作的专业方法到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的转变(从临床社会工作到社会发展)。这种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能够回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之专业个案救助和社区能力建设。
关 键 词 农村社会工作 社区为本 实务模式
对农村社会工作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和总结，不仅有助于掌握国内外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更好地推动中国农村社工专业化和本土化发展，也能够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教育者、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文献研究的依据。对国内外农村社会工作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发现，西方农村社会工作的文献研究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的居多。其中Martinez－Brawley(1986，2000)，Cheers(1992，1998)，Scales and Streeter(2004)等几位学者的农村社会工作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他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农村社会工作的方法、农村社会工作的伦理议题(诸如“双重关系”“保密”“客观中立的价值观”等)、农村社会工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随着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研究议题趋向多元化，尤其注重本土实践经验与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对话，强调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诞生于德国波恩，他的祖籍是荷兰平民，后来由于经商，全家迁到德国。父亲喜欢酗酒是一位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特一样享受家庭的温情，由于父亲想要培养他成为第二个莫扎特，既可以荣耀家族，也可以挣钱养家，把他当做音乐神童一样的炫耀。尽管他的童年充满悲惨，但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凄凉而又温柔的回忆。他离开波恩，动身去维也纳投靠海顿，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波恩。此后的维也纳，成了贝多芬后半生的新舞台。
截至2017年底，北京市注册执业药师执业范围分布情况：注册在药品零售企业的执业药师为6216人，占注册总人数的85.1%；注册在药品批发企业的执业药师为844人，占注册总人数的11.6%；注册在药品生产企业的执业药师为53人，占注册总人数的0.7%；注册在药品使用单位的执业药师为194人，占注册总人数的2.6%（见表3）。
本文旨在通过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西方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文献，把握国际农村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模式的发展趋势，结合中国国情及其本土农村社会工作实务经验的研究，提出社区为本的整合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尝试建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体系。
西方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述评
20世纪90年代，国际临床社会工作实务开始转型，基于精神分析和精神病治疗学的实务模式逐渐被以生态系统理论整合的通用模式和优势视角等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所代替。有学者发现以新的生态系统为基础的通用模式与优势视角及其方法具有统一性(Miley et al．，2007)。通用模式与优势视角的结合日益成为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实务的主流模式(Chu＆Tsui，2008;Guo ＆ Tsui，2010)。
农村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上述社工主流模式的影响，尤其是2000年之后，经历了从“缺乏视角”(deficits perspective)到“优势视角”(strengths perspective)以及“资产为本”(asset－based)范式的转变。从所搜集的英文文献来看，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理论、优势视角、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ABCD)等理论;与之相对应的实务模式主要侧重通用(整合)及社区为本的实务模式;具体的方法策略经历了从个案、家庭及小组工作的专业方法到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或社区社会工作)的转变。
1．生态系统理论、通用实务模式与优势视角
国际上，通用模式是农村社会工作比较普遍的一种实务模式(Martinez － Brawley，1986;Cheers，1992;Joan，2010)，这不仅因为通用实务模式与农村社会工作非常契合，更重要的是，生态系统理论为整合的、通用的社会工作实务奠定了理论基础。生态系统理论重新激活了社会工作专业“环境中人”(person－in－environment)的核心概念，并提供了将个人、组织以及社区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整合模式，因为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社会工作的干预是交互性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服务对象的参与，正如约翰逊(Johnson，1998)所说生态系统理论是通用实务模式的知识基础。
Daley和Avant(2004)认为通用实务模式是最合适农村社会工作的方法，农村社会工作者应该是通才(generalist)而非专家(specialist)。Collier(1993)认为在通用模式中，农村社会工作者通过打破常规或狭窄工作规范的束缚，找到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在通用实务模式中，农村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和村民一起工作的多元知识和经验，具备分析农村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复杂形势的能力，应该能够灵活性地提供服务和处理各种变化，能够融入社区和尊重当地的网络，能够在个人、家庭、组织和社区等各个层面以敏感和系统的方式开展工作。在英国等国家，通用模式在社区发展工作中被广泛运用(Martinez－Brawley，1986)。Cheers(1998)认为农村社会工作者应具备社区整合的视角，能够发展或重建将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区支持网络。在这种模式的发展过程中，苏格兰的探索走在国际的前列(Turbett，2006)。
美国学者Martine－Brawley(1980)从美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指出农村社会工作具有通用型和社区特征，即农村社会工作是以社区为本的(community－oriented)。澳大利亚学者Alston(2015)同样认为整个社区都应该是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对象。她提出社区为本是农村社会工作的一个新模式，认为农村社会工作者应该是社区发展的倡议者和推动者，农村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发展是一种共生关系。
以生态系统理论(包括“人在环境中”)、通用实务模式和优势视角作为理论指引，研究者们在实践基础上发展出不同的实务模式。Daley和Avant(2004)提出一种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框架，该框架包含三个重要的元素，即多元系统、社会交换和优势视角。
在Daley和Avant的模式中，多元系统指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系统中。不同的系统和不同的关系同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互动，不同系统之间的互动对于理解社会问题和制定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在农村，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呈现非正式或个人化的特征，个人和各系统之间进行社会交换的重要动力是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准确评估这些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关乎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是否有效。Martinez－Brawley(2000)借用社会学的经典概念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解释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差异。农村社区是一种礼俗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私人化的、持久的关系;城市社区更倾向于一种法理社会，人们之间是一种非私人化的契约关系。农村社会工作模式的第三个维度是优势视角，意指农村社会工作者应该看到村民的潜能和农村的资源，连接不同的社区关系，动员正式、非正式的社区网络资源推动农村社工实践。
先由背景分析开始，通过已学的相关的知识建立初步的背景分析，接着是概念性的材料分析认知，认知完成后开始直接的知识应用实践任务。连贯的认知过程有利于快速学习新知识，并将新知识推入学生已有的知识背景中去，形成牢固的知识网络。在教学过程中多个新知识点的连接方式可以采用串联逐步展现，伴随应用的难度增加，也可以并联一起推送，具体方式的选择和知识点具体的难度相关，难度高的串联较好，用逐渐增加的难度维持注意力，难度低的并联较好，用大量低难度的知识点形成新的背景认知维持认知强度。
社区为本与农村社区发展
三是持续打造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专业化统战干部队伍。统一战线事务头绪多、敏感度高、社会影响大，对统战干部队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24］。着眼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要提高专业性、主动性、科学化水平。要加强系统规划，剖析新时代统战干部队伍专业素质的结构，持续培育一支适应统战工作专业化需要的高水平干部队伍。要加强党委统战部门干部与其他党政部门干部交流，全面提升统战干部的综合能力素质。
1．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是由Saleebey提出的。优势视角自提出以来就广泛应用在儿童福利、药物滥用、家庭服务和社区工作中。与传统的问题视角不同，优势视角关注服务对象自身的优势和能力。优势视角认为不管服务对象面对怎样的问题和处于怎样的劣势困境，他们依然有自己的优势和能力。优势视角将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从不对等转变为平等的合作关系，它帮助服务对象发掘并强化自身的潜能，从而靠自己的力量走出逆境。优势视角的农村社会工作，在服务开始之前不会给农村和农民贴上“贫穷”“无序”“缺乏资源”等负面的标签;在服务过程中鼓励农村社会工作者将重点放在发掘农村的优势和村民的潜能方面，利用农村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增强个人和社区的能力，使服务对象通过自身的力量走出困境。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相信，当人们的优势而不是问题被充分肯定和支持的时候，人和社区就有希望、成长及改变(Daley＆Avant，2004)。
关于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及其方法策略议题，Martinez－Brawley(1980)提出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取决于社区的参与;Peter和Trical(2003)既支持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也认可社工的领导角色与培育农村社会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对于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性;Cheers(1992)提出，在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中，农村社会工作者需要发挥领导和社会创新的角色，强调强大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对促进农村社区互动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Frick(2000)认为，在福利资源缺乏的环境中，社会工作者要非常注意个人主义的观念，应该关注社区福祉，并与村民一起工作。
除了生态系统理论、通用进程模式和优势视角外，国外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其研究非常注重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和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
试验 2：机组速度采用Ⅲ挡(10.66 km/h)灭鼠作业，试验次数为4次，每次试验为时间为6min。如图4所示为三点悬挂瞬时测力界面，试验数据如图5～图11所示。
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睦邻运动(settlement movement)，该运动强调社会工作应该致力于社会正义并承担赋权使命。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对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政策持批判态度，认为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主流福利体系，要么排斥弱势社区，要么无法回应弱者的需求;社区社会工作能够适应被主流福利体系排斥的社区及其民众的需求，能够帮助被市场排除在外的生活艰难的人们。Vance(2017)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应该迈向进步模式(radical social work)。他认为理解农村社会工作进步模式的第一步，就是反思社会工作课程中一些固有的理念，如在缺乏视角下农村的负面标签;农村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必须有赖于基层，必须以社区已有的价值和方法为基础，与社区内的个人和组织建立联系，要有社区联合的意识。在他看来，乡村社区不是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缺乏激发社区民众自我解决问题能力的资源;农村进步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一种优势为本的合作方法，目的在于促进个人和社区的发展，通过致力于恢复和维持传统乡村的礼俗社会，依靠乡村社区自身的力量实现个人和社区增权(Empowerment)。在整个过程中，农村社会工作者唯一的角色就是为社区资源指明方向，并以社区成员姿态参与社区建设。
习近平主席说：“我们小时候背诵的古诗张口就来，这说明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传承古诗词文化经典，是语文教学义不容辞的责任。《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把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数量从14篇增加到72篇，正是适应新时期传承中华文化的需要。
此外，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非常注重微观层面的方法技术的有效运用。例如，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ECU)农村社区发展中心的社工O’sullivan，Ross和Young(1997)通过对农村社会工作者的深度访谈，总结了在农村或偏远地区开展工作的社会工作者所应具备的一系列能力，详见表1。表1呈现的是社会工作者在农村/边远地区开展社会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但这些微观层面的技能和方法应该是社区为本的、整合性的，而非割裂的和脱离社区实际的。
(3)预埋螺栓控制器的设置。利用布置好的控制点，在控制点两侧斜插钢筋，架设钢管支架，两端装紧线器，抽紧紧线器上的钢丝绳，使钢丝绳位于控制轴线上。
无论是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还是农村社会工作进步模式，都立足于社区的优势和资产，通过激发社区的内生力量，促进社区的改变。
表1 社会工作者在农村及边远地区工作需具备的能力
2．资产为本的农村社区发展
作为比较宏观的策略，社区发展是一种有效、可持续的农村社会工作方法(Cheers，1992;Lonne and Cheers，2000)。Scales和Streeter(2004)收录了许多资产建设与农村社会工作相结合的实践案例。其中肯塔基州蒙哥马利县的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就是资产为本(asset－based)理念在社区发展中具体运用的例子。在资产建设理念的指引下，蒙哥马利县模式(Montgomery County Model)分为四个阶段。前期动员(setting the ground work)，主要目标是让社区内所有的组织和个人了解社工将要开展的社区发展计划，赢得社区对这一计划的广泛支持;达成社区共识(developing a shared vision)，社工与居民共同评估社区资产、发现社区问题、讨论社区未来规划，发现社区内的优势资产(包括人、公共设施完善、社会治安良好、地理位置优越等);建立社区发展指标(selecting the indicators)，社工推动社区居民依据社区现有资产和社区问题制定社区可持续发展方案，并制定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衡量指标;推动社区自治(promoting community ownership for future decision making)，社区居民通过各种形式(如定期聚会、社区发展网站等)持续参与社区可持续发展(Robin，Melanie，2004)。这一模式为社区中的个体民众提供了社区参与的机会，个体民众对自己社区内的生活质量拥有发言权，并在参与社区发展中实现增权。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2007)等学者借助人类学田野工作中“文化识盲”的概念，深入讨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的文化敏感性问题。“文化识盲”的概念有助于社工深刻认识专业实践中的文化问题。源自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拥有一整套价值理念和方法技术，这套专业知识体系与本土复杂的村落文化处境产生交集或发生碰撞时，往往会使社会工作者产生文化震撼和文化偏见，甚至是文化冲突，导致外来的社工陷入专业知识的陷阱。这就是人类学所说的“文化识盲”。古学斌等学者基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发现，当社工实务缺乏文化敏感性时，就已经处于“文化识盲”的状态，必然会遭遇本土实务的困境。古学斌等学者呼吁文化敏感的农村社会工作者克服“文化识盲”的问题，立足于本土的文化脉络，尊重地方性知识和本土文化价值，反省专业知识体系与本土文化的适应性，努力消解专业知识与本土文化之间的鸿沟，在专业实践中处理好专业方法与本土知识的平衡问题，尽可能避免文化冲突，使村庄和村民成为社区发展的主体(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2007)。
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另一个优势是培育当地的社区组织。组织作为资产识别和连接的载体，能够整合社区的内外部力量和福利资源，有效推动社区发展。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通常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正式、非正式的社区组织和社会支持网络皆被视为社区建设内生力量的源泉，以社区自身网络资源而非外部组织的力量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社区发展工作者需重视引导社区共享的力量和成就作为社区发展的转折点或突破口，从而将正式、非正式的网络资源嵌入社会关系，推动社区改变。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作为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方法，聚焦于社区的优势和资产，从社区“有什么”(优势)而非“没什么”(问题)出发，以社区的“组织”和“关系”等社会资本作为驱动力，激活社区内在的动力，从而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①
陶水旺就是被那个畜生蹬到水里的人。怪不得，那天晚上的木排老是晃晃悠悠的，他一直没离开啊。表姐脑子一下子空了，碗落在锅里，咚的一声，摔成了两瓣。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研究述评
对照西方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状况，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的研究并不落后，甚至在实务模式的总结和核心议题的探索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有根据长期而具体的实务经验进行理论与实务模式总结及提炼的(张和清、杨锡聪等，2016);有对农村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的(古学斌等，2007;张和清等，2008);有讨论社会工作介入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基层自治、精准减贫等农村发展的专业路径和意义的(钱宁，2009;钱宁，田金娜，2011;徐选国，2016;张和清，2012;王思斌，2016;顾东辉，2016);还有关注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妇女等弱势群体提供专业服务策略的(胡善平，潘春宇，2012;李磊，徐杨，2013;牛群，苏果云，2016;庞飞，2012;何芸，卫小将，2012;陈晓龙，李娅娅，2015)。笔者从理论与实务模式探索，以及核心议题研究两个维度，阐述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现状。
1．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的本土化
自2001年至今，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探索和经验理论的提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得到国内外社会工作学界和实务界的认可。笔者以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的实务经验和理论探索为例，阐述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的本土化建构。②
张和清、杨锡聪等(2016)所著的《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实务与绿耕经验》，立足于绿耕15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提出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书中关于中国社区社会处境的剖析、实务理论和方法策略的介绍以及相关的案例分析等，均是“绿耕人”对西方社会工作“植入”中国的本土化探索，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发展意义重大。绿耕的创始人皆是中国香港和大陆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他们在西方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接受专业训练，认同社会工作追求社会公正、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对“三大方法”(个案、小组、社区)、“服务为本”“临床辅导”等功能主义取向的专业实务保持警觉，除了大胆借鉴源于西方的生态系统观念、优势视角、资产建设、能力建设、社区发展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外，还根据中国农村的现实处境和本土文化特色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不仅将西方农村社会工作的“通用模式”“社区取向”“方法的整合性”等自觉运用于各个项目点的实务工作中，还大胆借鉴人类学及其田野研究“文化与发展”的观念和“扎根社区”(“驻村”)、“口述历史”等做法，创新本土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最大限度地维护当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如图1所示，从社会工作的本质而言，将农村社会工作总结为社区社会工作范式，以区别“问题为本”“方法为本”的社会工作或“临床社会工作”模式;从方法论而言，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概括为“社区为本的理论视野”和“资产为本的实务理论”，而资产为本又包括“优势视角”“资产建设”“文化行动”“性别及环境实践”等。从具体实务方法而言，该理论模式是整合社会工作方法，包括“社区领袖培育”“组织与能力建设”“社区教育与意识提升”“社区照顾与服务”“本土社区活动”等专业与本土相结合的系统性、整合性的做法。
2．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核心议题的研究
Kretzmann和Mcknight(1993)提出了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框架(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简称“ABCD”)。这个框架对传统社区工作完全依赖外部资源和技术支持解决社区问题的方法提出了挑战。一方面，与“问题为本”根本不同，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理论的假设是基于对社区自身优势、资产和能力的坚信和依靠，倡导外来工作者通过识别、挖掘和整合未被确认的社区内部人财物等资源，创造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机会，进而实现社区发展;另一方面，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更加关注将社区内部的微观资产与宏观社会环境相连接，充分调动社区内外部各种资源，借助个人、组织和机构的力量推动资产建设，而不仅仅专注于社区自身需求和问题的解决。
此外，杨锡聪(2016)强调农村社会工作推动文化行动的重要性。他认为主流的文化限制了农民生活的可能性和发展的空间，社区发展如果缺少文化行动的配合，社会工作的实践效果大打折扣。如今，农村社区和农民的生活空间被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和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压缩。因此，开展农村社会工作时，一定要同时推进文化行动，与农民一起拓展生活空间，创造各种“可能性”。
图1 绿耕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逻辑框架
刘晓春、古学斌(2007)认为，在实践中，“能力建设”(增能)往往与“赋权”(empowerment)、“参与”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社区能力建设能促使社区民众权能意识的提升和社区的改变。赋权或能力建设的实践，除了为社区提供一般的外部支持和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增强当地民众自我意识和知觉能力。这种实践必须着重培育和提高当地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促使他们觉察到个人的改变并维持改变的可能性，从而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刘晓春、古学斌(2007)以2001年大陆及港台三地的社会工作师生在云南垇村为期两个月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作为案例，将巴西成人教育学家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批判教育学之“意识觉醒”和“对话”等概念引入社区能力建设的过程，借助口述史的行动过程，促进社区工作者(学习者)觉察村民的贫困生活境况，并尝试与村民共同成为社区发展的主体。杨锡聪等(2013)还从能力建设的视角反思社会工作者在同一村落(垇村)的本土实践，认为社工第一个阶段(最初六年)主要采用能力建设的模式推动农村社会工作，侧重挖掘并弘扬村庄的传统文化资产，重拾村民的文化自信心。第二阶段(2006年至今)为了回应村民的生计需求，社工通过“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平台，在协助村民改善生计的同时，借助城乡互助网络和合作社组织(如种养殖合作社)推动村民赋权增能。
此外，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还关注为农村留守儿童(胡善平、潘春宇，2012)、农村留守老人(庞飞，2013)、农村留守妇女(陈晓龙、李娅娅，2015)等群体提供专业服务的必要性和服务方法等议题，受限于研究主题和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结论与讨论
2014年7月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IFSW)在澳大利亚召开大会，对社会工作做如下定义: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是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是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基于社会工作、社会学、人类学和本土化知识的理论基础，社会工作使人们致力于解决生活的挑战，提升生活的幸福感。笔者之所以认同定义，是因为它依据世界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工作尤其是农村社会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及民众生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社会、人口、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和压力，这要求社会工作者给予回应;同时，社会工作者面临极其复杂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力量等全球化变迁因素的影响，人们随时面临因为移民、难民、饥荒、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创伤，迫切需要一个与时俱进的社会工作概念及共识达致有效的行动(Hare，2004)。
Hare(2004:409)借助“人在情境中”的核心概念，描绘了社会工作的新定义(图2):
当前行业正处于政策预期大幅改善拐点，行业处于新技术导入爆发期。同时，公司正处于在手订单转收入大幅增长期，估值上修的空间和弹性较大。综合相对估值与绝对估值，认为公司合理估值区间为34.62-41.65元/股。
图2 社会工作定义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和环境中，社会工作更侧重于对个人和多个个人进行干预，而对环境干预则较少;而在其他情况下，则侧重于环境及其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然而，在所有情形下，社会工作者都会采取一种整合的观点，集中讨论人与环境之间多重的、互动的交互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为它的效果是双向的。人们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无论是被污染的河流、压制性的社会政策、学校或儿童的服务机构、工作场所或家庭，并且人民也有能力去改变他们的环境。事实上，使他们增权去改变环境也是社会工作的一部分。这一系列的干预行动在上图中被描述为一个连续的过程。
基于“墨尔本”定义以及该定义的形成脉络分析，综合国内外文献的相关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生态系统理论、优势视角、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ABCD)等理论视角是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与此理论视角相对应的农村社会工作，侧重通用(整合)及社区为本的实务模式，具体的方法策略经历了从个案、家庭及小组工作的专业方法到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的转变(从临床社会工作到社会发展)。
在通用的实务模式中，农村社会工作者应该是通才(generalist)而非专家(specialist)角色，必须学习运用“社区整合”的视角，发展或重建社区支持网络(社会资本)，聚焦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与相互连接，整合社区优势及资产，在组织与能力建设过程中，推动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墨尔本的定义之所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是因为它不仅符合生态系统理论，重新激活了社会工作专业“环境中人”(person－in－environment)的核心概念，并提供了将个人、组织以及社区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整合模式。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是直接从西方国家经过中国港台地区“植入”的，仅仅做了一些本土化的尝试。Payne(1995)认为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是本土化(indigenization)与涵化(authentisation)同时进行的过程，本土化是指将重要的概念转换成适合当地情况，涵化则是将本土概念与外来理论结合发展出新的理论架构。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缺乏“涵化”的本土概念，即缺乏费孝通(2017:3)所说的“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因此，中国社会工作的同仁需要更加努力践行和研究，共同推动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涵化”。
①关于激活社区内在动力和社区可持续发展更加具体的讨论读者可以参考Kretzmann和Mcknight(1993)与张和清、杨锡聪等(2016)两本书。
②之所以选择“绿耕”经验，是因为“绿耕”从2001年至今无间断地在云南、四川、广东、湖南等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远贫困地区以及工业化乡村探索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和本土化理论，具有代表性。关于绿耕“前世今生”可以参考杨锡聪、张和清、古学斌《绿耕农村社会工作探索之路》，《中国社会工作》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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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鸣谢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实验的‘单项服务’模式研究”(项目号:1601067－23000－412300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MSW中心主任，ynzhangheqing@hotmail．com;闫红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尚静，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广州，510080
〔责任编辑:毕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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