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史学（笔谈）——试论侯外庐的“古代”不同路径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笔谈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是与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东方社会的理论的理解联结在一起的。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一些学者曾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外的东方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这种观点在苏联受到了批判，中共“六大”也否定了这种观点。以司特鲁威为代表的一批苏联学者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典的古代以前的一种初级形态的奴隶制，以古代东方为代表的早期奴隶制和以古典的古代为代表的发达奴隶制，是奴隶制发展的前后相连的两个阶段。前者以生活资料的生产为目的，后者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这种观点逐渐在苏联史学界居主导地位，20世纪5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倡奴隶社会起源和发展存在两条路径和两种类型的学者是侯外庐，代表作是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侯外庐的研究也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的，但没有直接采取当时学术界任何一种现成的观点，而是下工夫进行寻根问底的重新研究，从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说：“简单地说来，我断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径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上，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是指的奴隶社会。但是两者的序列却不一定是亚细亚在前。有时古典列在前面，有时两者平列，作为‘第一种’和‘第二种’看待的。‘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亚细亚的古代’却是改良的路径。前者便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用中国古文献的话来说，便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维新’的奴隶社会。旧人便是氏族（和国民阶级相反），新器便是国家或城市。”①
我们知道，首先提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奴隶社会的是郭沫若，他当时为了回击“中国国情特殊论”、“中国历史特殊论”，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但对中国奴隶社会的特殊性注意不够。郭沫若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没有从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古代东方”的角度考察中国奴隶社会的特殊性。吕振羽首倡殷商奴隶社会说，认为它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东方的奴隶制，而批评科瓦列夫的“封建变种论”。侯外庐没有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但密切关注它的发展，并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因而在对中国古代历史规律的探索中，十分注意发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普遍性及其相互关联。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明确指出：“研究古代不可把‘古典的’与‘亚细亚的’等一而视，在一般的合法则性方面，我们固然不能离经叛道，但在特殊的合法则性方面，我们却要判别具体的社会发展，在中国古代有若干‘另当别论’的特别条件，万不可抹杀。例如国家、财产、奴隶、法律等，就要仔细区别的，要说明它们和希腊城市国家有何不同之点。”②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以“氏族、财产、国家”三个关节点为中心，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下，深入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国家性质、政权组织、社会意识及其发展趋势，以此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于古典古代的路径。这里的所谓“氏族”，是指原始社会延续下来的“家族”，所谓“财产”，是指“私有制”。20世纪80年代，侯外庐对他的中西古代不同“路径”说作了以下概括：“我用家族（氏族）、私有制、国家三个标志来说明形成古代文明的不同路径：‘古典的古代’（如希腊）是由家族而私有财产而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如中国）则是由家族而国家，国家混合于家族而保留着家族。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旧的，即扫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的革命的路径；后者则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新的，即保留氏族制度的维新的路径。”③以中国古代“城市国家”为例，它是由胜利的氏族武装殖民建立起来的。居住在城市的武装殖民的统治者保持着旧的氏族组织，居住在被殖民者所控制的农村被统治者也没有打破旧的氏族组织。因此，中国古代社会里没有小块土地制度，没有土地私有权，土地连同劳动者都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氏族所有。在这样的城市与农村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城市是诸侯的营垒，而不是经济中心，故成为经济制度的赘疣，成为社会发展的枷锁。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建国原则是“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④。新器（国家）是由旧人（氏族贵族）统治的，国家制度是依据而不是破除了氏族制度建立起来的，君统与宗统结合，宗庙与社稷结合。“城市国家”的氏族贵族专政又导致“国民阶级”（在侯外庐的著作里，国民与氏族相对，指摆脱了氏族羁绊的自由人、公民、土地私有者和有产者）迟迟未能登上政治舞台，以及以宗教的先王观为特色的政治和法权理论的建立，等等。侯外庐总结说：“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中国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同路径。”⑤
侯外庐“路径”说的形成和完善，受益于他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得到启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前身是写成于1942年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年侯外庐看到了当时国内罕有识者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俄文本，阅后大大增强了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理论勇气，并着手对《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进行大规模的增补。《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重点虽然是剖析作为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统一的原初形态的“原始所有制”诸形式——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但马克思是分别利用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的东方社会、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中的次生型公社或公社残余作为素材，通过抽象和“拼合”来“复原”“原始所有制”的。因此，文中对古代东方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的特点和演变多所阐发。这些特点是与原始公社解体程度和变化形式相关联的，反过来说，则是与原始公社（或其残余）保存程度和保存形式相关联的。从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它们所呈现的不同形态。侯外庐正是通过学习这一经典著作并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进行研究而形成和完善其“路径”说的。
如前所述，侯外庐是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得出结论的。但“路径”说的意义不在于是否给予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个正确的解答，而在于在肯定东西方历史发展具有共同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承认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从而在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框架内开辟了一条寻找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道路。
承认中国古代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学者，一般都注意阐明中国奴隶社会的特点。不过，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东方奴隶制仅仅看作奴隶制的早期阶段或奴隶制的“变种”，这是难以充分揭示中国古代社会之特点的。但是，如果把中国奴隶社会视为不同于古典古代的路径所形成的另一种奴隶制类型，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对中国古代历史特点的揭示是很有深度的。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确长期保存了浓厚的“氏族制度”残余。如西周，不但居住在城（“国”）中统治民族保存了“氏族”组织，而且居住在乡村（“野”）中的被统治民族也一定程度地保存了“氏族”组织。应该指出，这里的“氏族”与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讲的完全由血缘纽带联结的氏族有所不同，实际上是指家族和由家族扩展而来的宗族，这种家族和宗族是由血缘和亲属两种纽带联结的。它们虽然不同于“原生态”的氏族，但确实是从原始社会晚期延续下来的，是由“家长制父系大家庭”演变而来的。这样一种组织，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张西周奴隶社会说的学者，对西周奴隶制的类型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和表述，如“种族奴隶制”（杨荣国、郭沫若）、“宗族奴隶制”（田昌五）、充分发展的“家庭奴隶制”（林甘泉），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主张西周封建社会说的学者强调宗法制和国野制为其基本制度之一，以及当今某些提出“新论”的学者，或指夏商周为“氏族封建制”、“宗法封建制”，或以“家国一体”为中国历史的基本特点之一，同样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应该说，侯外庐的研究成果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实际，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
侯外庐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特殊路径和类型学说的理论意义，不仅在其论述本身，更在其思路所具有的启迪作用。有些学者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如主张夏商周为亚细亚奴隶社会的江林昌在其近著《夏商周文明新探》中，引述了侯外庐的“路径”说并予以拓展和具体化。另一些学者尽管不完全同意侯外庐的具体结论，但采用了他的思路，并由此获得了新的认识。如持西周封建说的吴泽，受到侯外庐理论的启发，从中国（东方）奴隶制的特殊类型来探索中国封建制形成的道路，为西周封建论增添了重要支柱，他晚年撰写《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时还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
注释：
①侯外庐：《中国社会史论·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②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转引自林甘泉、田人隆《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162页。在修订本《中国古代史论·自序》中，这段文字改为：“研究古代，不可把‘古典的’和‘亚细亚的’看成一件东西，在一般的历史规律上，我们既要遵循着社会发展史的普遍性，但在特殊的历史规律上，我们又要判别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同时在中国古代有若干的自然条件，也不可抹杀。例如国家、财产、奴隶、法律等，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传统或传习和自然环境，都要仔细区别，要说明它们和希腊城市国家有哪些不同之点”。
③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引《尚书·盘庚》语。
⑤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