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对人的尊重——“新时期文学与道德”（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人论文,新时期论文,道德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曾论述了早期新时期文学的道德意识，分析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透露出人们的道德意识开始苏醒。这里我们将要着重论述的是，道德意识开始苏醒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呼吁对人的尊重，即文学中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回归。“人”，“人情味”，“人道”，在历尽磨难之后，又逐渐回到人间来了，回到文学中来了；并且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又逐渐成了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中心观念和命题之一。
众所周知，道德，总是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同对人的态度、对人的价值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同人道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道德总是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非人道、反人道，即是最大的不道德和反道德。作为“人学”的文学，单从道德角度来说，应该是对人与人之间美好关系和美好行为的肯定和确证，对人道的肯定和确证，也即对道德的肯定和确证；新时期文学的优秀作品，正是以审美的形式，弘扬人道精神，否定旧道德，肯定新道德。一方面它用正义和愤怒的笔墨揭露“文革”十年种种反人道、非人道的现象，描绘人被异化和扭曲的种种形态，谴责和批判“四人帮”及以往某个时候极左路线对人的残害，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格的污辱；另方面它怀着人道主义的挚爱情怀和对人的希望与信心，重新发现人，召唤人的回归，呼吁对人的尊重，肯定人的价值和意义，铸造人的灵魂，颂扬人的尊严，从而对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发挥重大作用。
一、人的贬值和丧失
有人说，“文革”十年所造成的最大损失是“人的丧失”。信然！新时期文学最初正是通过描绘“人的丧失”的种种触目惊心的惨象，谴责“四人帮”对人的践踏，来为人招魂，来恢复人的地位和尊严的。也就是说通过否定假恶丑来肯定真善美，通过否定非人道和反人道来肯定人、肯定人道精神、肯定美好的道德。
马克思主义向以解放全人类为崇高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人、尊重人，以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为他们理想社会的目标。毛泽东也说，人是世界上第一可宝贵的。的确，人是迄今为止宇宙发展的最高成就。虽然，说“人是宇宙的中心”，可能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中国和外国有不少人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但是，说“人是宇宙的精华”却大体是符合事实的。尤其是在地球上，请问，还有比人智慧更高的动物么？还有比人更能使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光辉灿烂的动物么？
自从“人”脱离动物界而进化为人之后，人类的主体，它的优秀部分，孜孜不倦的奋斗目的就是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求自由，一句话，要使人活得更像人，愈来愈像人。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充满着血和泪的历程。
一方面，人要从自然界争生存的权利、争温饱的环境、争发展的机会、争自由的天地。人从自然界脱离出来，这是人最初的胜利。起先，人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不得不同大自然斗，并且付出血的代价；逐渐地，人学会调整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他不再仅仅是大自然的对手，而是同时变成了大自然的生存伙伴和朋友，而且当人变得愈来愈像人的时候，便愈来愈意识到应该和必须成为大自然的伙伴和朋友。
另方面，人还要从人自身那里，从人给自身制造的枷锁下，争生存、争温饱、争发展、争自由——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又不得不同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斗，同自身的错误和丑恶斗。并且人同样地为此付出血的代价。逐渐地，人从血的教训中学会或将要学会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意识到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是仇敌，而应该是兄弟和朋友，而且，当人愈来愈像人的时候，他便愈来愈意识到必须最终使世上的人不再是仇敌，而是变成共同生活的兄弟、伙伴和朋友，使世上的人都生活在友好和友爱的关系和氛围中，使全人类都获得高度发展和自由。
这就是人类的奋斗史，也是人类的文明史。
我们正走在这个艰难历程的途中。
人类这个艰难的奋斗过程，就是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人的价值、人的地位、人的尊严的过程。人类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优秀成果，包括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在内，都是因为肯定和确证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高扬高尔基所说的那个大写的“人”，而彪炳千古。
在中国，至20世纪，通过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为领袖，包括工、农、兵、学、商、知识分子、海外侨胞等各界精英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努力，人的地位和尊严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站起来了”。20世纪中国的优秀文学真实地描绘和表现了这一切。
然而，不幸的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却使“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几乎又跌倒下去。在左的路线所搞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那些年代，特别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十年，人遭到贬值，人的价值降到了“站起来了”之后数十年间的最低点。不把人当人，不尊重人，无视以至践踏人格和人的尊严，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灾区和重灾期，特别是“文革”十年，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那时，“人性”、“人情”、“人道主义”被某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冠之以“资产阶级的”、“抽象的”等名称，大加挞伐；作为“人学”的文学，成了不敢写人情、人性、人道的文学，成了不敢沾“人道主义”边儿的文学，成了无情文学。
那时候，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氛围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突出的是一个“斗”字。提倡“七斗八斗”，提倡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倡人人都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文革”十年就是在这种“七斗八斗”的血泪里走过来的。在“七斗八斗”中，斗人的人、整人的人和挨斗的人、挨整的人，都被严重扭曲和异化，他们作为人的价值都被严重的贬值和降低。
新时期文学向我们展示了这触目惊心的景象。
从一个方面说，整人的人、斗人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因为整了人、斗了人而提高了自己作为人的地位，相反，倒是降低了这种地位；他们也没有因为整了人、斗了人而获得了自由，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失去了人的真正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说过，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自身不会是自由的。同样，压迫人的人，整人、斗人的人，也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而且，可以说他们已经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人。其中“四人帮”之类阴谋家、野心家以及极少数只追求个人权欲而不顾人民死活的爪牙，如莫应丰《将军吟》中的江醉章（他是林彪、吴法宪在空军四兵团的代理人，时刻觊觎权力，想乘“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把水搅混，夺取空军新编第四兵团的领导权），还有在历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狂潮中踏着别人的血迹向上爬的人，如古华《芙蓉镇》里的王秋赦和李国香，祝兴义《杨花似雪》中利用职权欺压善良强奸妇女的恶棍郁秃子，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依靠玩阴谋诡计、栽赃诬陷、打击好人爬上支部书记位置的郑百和等，具有明显的兽性，自不待言；而其中大多数，虽然并不是恶人，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中被物化为工具，被异化为整人的机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部分地变成了物，部分地具有了物性而丧失了人性。例如宗璞《三生石》里的崔珍，她丈夫原是一位党总支书记，“文革”中被造反派揪出，她立即划清界限，离婚；丈夫自缢，她跳上台痛加批判；自己得了癌症，在医院的病室里还在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并且因为没有时时刻刻把同室的一位癌症病患者——正在被揪斗的梅菩提“当作有问题的人”而十分内疚，她自觉作自我批评：“我还太缺乏锻练，缺乏政治经验，……修正主义无孔不入，随时都得警惕！”她浑身上下充满着的只有一个东西，即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正常人的思想、情感、品格，都不见了。其实她只剩了一个“人”的外壳而已，与一架机械地运行着的机器何异？真是可怜。郑义《枫》写了“文革”中分属不同派别的一对挚爱着的青年恋人，在武斗中竟然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战斗开始，两人相遇的那一瞬间，他们恢复了正常人的感情状态，紧紧拥抱在一起；但是，很快“阶级斗争那根弦”绷紧了。于是，虚假的人为制造出来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盖过了真挚美好的爱情。他们高声呼喊着要对方“投降”。最后，女青年在“至死不做叛徒”的喊声中跳楼，而她的情人兼敌人在两年后被控逼死人命而判死刑。这两个青年不但作了“工具”，而且成了牺牲品。可悲的是，至死他们都把愚蠢当作崇高。
从另一个方面说，挨整的人、挨斗的人，在那个年代自然更不被当作人来看待和对待。在某些人的眼里，那些被阶级斗争扩大化了的“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大概是最不值钱、最贱的东西，简直不是人。
《三生石》中的梅里庵，一个正直、本分的大学教授，被打成“反动权威”，以老迈之身被揪、被斗，而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断地说：“我相信毛主席总是有他的道理。”直到身染重病，腰间带着膀胱造瘘的排尿瓶，还是被强行拉到台上批斗，并被鞭打致死，惨状目不忍睹。作者写了梅里庵的女儿梅菩提面对此情此景的心理感受：“她不知道人和人之间怎么会变得这样狠毒无情，而且以为这是最高的革命道德！”她觉得，在被强制劳动时用十字镐吃力地凿着的冻土，也比人们的脸色可亲得多。
刘心武《如意》中也写了一个被当作资本家打死的小业主暴尸某学校操场的情形。作者借用小说主人公石大爷，一个觉悟不高但很善良、有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的学校看门人的口，对这种非人道无人性的行径进行了思索和批判：“他们打死的那个主儿姓孙，他们家解放前就在街面上开杂货铺，这个主儿人缘最次，是个‘抠门儿大仙’，家里人剪手指甲，他都让拿纸接着，完了攒到一块儿，拿去卖给药铺，就那么爱财！可他没有死罪啊，既然遇上这一劫，给活活打死了，也不该让他尸身任雨淋着啊。他也是人。人对人不能狠得过了限。解放那阵，我为什么佩服共产党？就是觉着共产党不糟践人。地主恶霸他们逮去了，为民除害，一个枪子儿毙了算，不像猫拿耗子似的，先玩上一阵、戴帽子、撅着揪着，剃什么‘阴阳头’，逼着唱什么‘嚎歌’……我就觉着不是味儿。跟你说实话吧，就算那人真是坏蛋，你这么一弄，我的心也软了，我还是可怜那让人不当人待的人。你们常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人跟人斗，不是人跟狗斗，是不？那就该有个分寸，不要弄得这么不像人样儿……”
1957年以来“右派”的遭遇，他们所受到的非人的待遇，同样悲惨。一批有才华的、有敬业精神的、对民族忠心耿耿的知识分子，大胆陈述意见，这对一个民族来说绝对是好事。他们的意见表达了他们对民族、国家的一片衷心、赤心，即使某些意见不正确、不准确或有偏激之处（这是极个别的），难道就要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吗？他们遭到了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欺凌，这在中国近百年来恐怕是少有的，在世界其他民族中也是罕见的。亲身体验了这种痛苦的一批曾被打成“右派”的诗人们，用诗表述了他们的屈辱感受，如流沙河的《哄儿》，至今读来令人酸楚：
莫要跑到门外去，
去到门外有人骂。
只怪爸爸连累你，
乖乖儿，快用鞭子打。作家们，如王蒙、张贤亮、从维熙等等，用小说、纪实文学、戏剧等，十分真实地描绘和记录了那段苦难的历程。钟亦成们（《布礼》），章永嶙们（《绿化树》），索泓一们（《阴阳界》），罗群们（《天云山传奇》），曾经那么长时间，十年，二十年，像狗一样地生活着，忍受着非人的待遇。他们所经受的不只是肉体上的折磨，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折磨。鲁彦周《天云山传奇》中的周瑜贞面对罗群的遭遇，这样想：“他的同时代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冷酷无情地抛弃了他？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我应该从他的遭遇中得出什么结论，又该怎样从他的生活里吸取我应该学习的东西？”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以往已经谈了很多，广大读者也已经十分熟悉，这里可以不必多说。最近，从《钟山》百期（1996年第1 期）读到从维熙和张沪的纪实文学《四月雪》和《“死亡”启示录》。作品写的是“文革”中他们作为“右派”在山西南部的曲沃劳改砖厂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这都是真事儿。我的灵魂又一次受到了震撼。一位名叫李健原的“右派”，洗衣时同人闲聊，说衣服有两个部位难洗，要多用肥皂，“一是领口，二是袖口。这两个部位最脏。”不料想，这句话竟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言行，因为，“领口”“袖口”，去了“口”字，就是“领袖”。说“领袖”最脏，这还了得！作者写到：“接踵而来的可想而知，小会批、大会斗，‘燕飞’下跪，苏秦背剑（一种捆绑人的方式）……都用在了健原君身上。健原君本来那只见风才落泪的眼睛，在没有一丝风的牢房，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一滴一滴地顺着面颊往下掉了（后来，健原君终于埋骨晋阳大地）。”同样悲惨的还有张沪的遭遇。她不过在冬季“认罪守法”学习中讲了一下1957年的反右结论（那罪名当然是很荒唐的），结果在“一打三反”的“训政”会上被当作右派翻案揪了出来，并且当场戴上手铐。隔离反省，说是“不能对‘反革命’有任何仁慈。”不论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得戴着手铐。严冬被人押着打饭，被铐着的双手捧着一个粥盆，连棉门帘都撩不开。最后，她以死抗争，险些丢了性命。人格受到侮辱，竟然连反抗的权利都没有，连吭一声也不准。
在左的路线之下，特别是在“文革”中，普通群众的人的地位和人的尊严，也常常受到威胁。《杨花似雪》中的扬思萍，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勤劳、善良、宽厚、本分，但是太软弱。丈夫传立考上大学，她硬是顶起了只有男人才能干得了的全套农活，供给传立衣食学费。传立自幼丧父，母亲改嫁，在叔叔那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结果跟着叔叔的成份，定为地主出身。正是这个出身，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唯成份论盛行时，成为他们人格尊严受到践踏的根源。那个无人性的恶棍、做了书记的郁秃子，以扬言到学校揭发检举传立的地主成份为要挟（这一点在当时足以把传立赶出学校），强行奸污了扬思萍。扬思萍为了保住传立，只得屈辱地牺牲自己。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扬思萍太软弱了。确实如此。但是，她反抗就能抗住左的路线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屈辱命运吗？叶文玲《心香》中的亚女比扬思萍坚强。她为了让自己顶着“右派”帽子的爱人吃得饱一点，每天多从食堂里给他舀一勺饭，终于被发现，作为“小偷”来斗。她顶住了那个握有全村大权的郁秃子式的恶棍的心怀叵测，以沉潭自尽来表示抗议。但，她最终摆脱不了被害的结局，她仍然是左的路线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牺牲品。
普通百姓除了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左的路线的直接危害之外，还受到它们的间接危害，即受到它们所造成的贫穷、无权和人身依附地位的危害。他们常常穷得不能像人那样直起腰来，失去了人的尊严。映泉的《桃花湾的娘儿们》，写鄂西的女人，因为贫穷、愚昧、落后（根源在于左的路线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被人不当人，任人欺凌。她们的人身依附地位使她们只知顺从和侍奉。小说中的桂花，为吃上一口饭，被一个不知来历的人占有了，而且她的女儿也被那人拐走。那里的女人跟“人贩子”浪迹外地，不但无人耻笑，反倒因为她们坐过了人车轮船而博得女伴们的称赞；连一块香皂、一件的确良衣服，也使她们羡慕不已。她们真是活得不像人。叶牮《鸟树下》写湘黔边远地区的农民因为贫穷而处于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过的是某种半野人的生活，甚至在三年困难时期竟然还有吃人肉的现象发生。这是小说中的两句对话：
“你为什么要呷（即吃）人肉？”
“饿，饿……得咯样的……”贫穷、落后使人退化为兽。何士光《乡场上》中的冯幺爸为什么过去在赶场时总觉得比人矮半头，自认为“连狗都不如”？还不是因为左的路线弄得贫穷、落后！经济上不能翻身，还常常使他们政治上也不能真正地翻身。刘真《她好像明白了一点点》写“四清”时一位老农民，因为从树上砍一个小树杈做锅蓖梁（而且，这树还是土改后他自己在新分得的那三亩田的田边上栽的），便被人以“搞破坏”的罪名捆起来，又推又打，以至使得这位最吃苦的基本劳动人民，遇上点事就下跪，就浑身打哆嗦。韩少功《月兰》写农民月兰喂了四只下蛋的母鸡，靠它们供给儿子上学的学费和家里的零用；但工作队用特意放在田里的1059农药把鸡药死了，理由是要批资本主义，而这四只母鸡恰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死有余辜。不仅如此，工作队还逼着月兰检讨，还要把检讨印了张贴，一直贴到她的娘家。她的丈夫因此打了她。她在一切生的念头都破灭之后，投水自杀。
这就是那时号称“主人”的普通百姓的遭遇！
这些不把人当人、践踏人以至残害人的行为，这些凌辱人格和人的尊严的行为，这些非人道、反人道的行为，大都是以“人民”的、“无产阶级”的名义，打着“正义”的、“革命”的旗号，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呐喊声中发生的；而这种“阶级斗争”，则是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之后本应大抓经济建设的时候，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对那些原不是阶级敌人的人（假想敌人）进行的。
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这难道不值得人们反省吗？
二、人的觉醒和回归
的确，血的现实、血的教训，逼得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进行深思，进行反省。
于是，有了“四五”运动。
有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人民是在痛苦中逐渐觉醒的。
现实中有一个从人的贬值和丧失到人的觉醒和回归的过程；诗人和作家作为社会的最敏感的神经，迅速地感受着、体验着、参与着这个过程，新时期文学也捕捉、描绘和表现了这样一个过程。
觉醒是从怀疑开始的。
年轻的诗人们直抒胸臆，首先喊出“我不相信！”：“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这怀疑是对着那左的路线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实而发的，因为诗人看到：“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这怀疑是对践踏人、凌辱人的尊严等现象的抗议和否定。
跟着怀疑的是拌着泪水的“觉醒”。诗人写道：中国的上空没有上帝，只有八亿双睁着的眼睛；不要以为眼睛只会流泪，泪水也不仅仅是软弱的象征，亿万双眼睛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你欺骗了人民。泪水也会变成珍珠，它的名字叫做觉醒。
觉醒首先表现在对人的价值的自我意识。诗人喊出：“我只想做一个人”！“我是人，我需要爱”！女诗人舒婷在1980年第10期《诗刊》上的一篇文章里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她说：“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她发出的是《一代人的呼声》：“为了孩子们的父亲，为了父亲们的孩子，为了各地纪念碑下，那无声的责问不再使人颤粟，为了一度露宿街头的画面，不再使我们的眼睛无处躲藏，为了百年后天真的孩子，不用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为了祖国的这片空白，为了民族的这段崎岖，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老诗人公刘急切地呼吁：“千万不能再有了，捆绑解放者的锁链，千万不能再有了，囚禁革命者的牢监，……不能再像配给口粮似的，配给蒙昧、图腾和野蛮，已经是制造机器人的时代了，不能倒退为猿！”
诗人和作家自己在觉醒，也看到了人民的觉醒。这种觉醒也是道德的觉醒，是良知的觉醒，是人格的觉醒。韦君宜的《洗礼》，描写了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从忠诚于左的路线到“文革”受难从而逐渐觉醒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王辉凡原是省委秘书长，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他都推波助澜；一位大学负责人被整自杀，他也负有主要责任。那时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习惯于用别人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文革”中，他被打倒、揪斗，从自己和别人的遭遇中，从血的教训中，他开始对以往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逐渐冲破“一片愚忠”的思想枷锁，下决心“不但把这几年荒谬的东西纠正，还得真的干点事业出来”。刘真的《她好像明白了一点点》写了普通干部的觉醒。四清工作队员小琴，在亲眼看到了普通劳动群众杜大伯因爬到自己种的树上砍一个小树杈就被捆被打之后，愤慨地说：“就是咱们这最吃苦，最没人管的基本劳动人民，七十二岁了，还自己爬到这树上去，被人拉住脚丫子，差一点掉下来摔死，又挨打，又挨骂，又挨推，还要写个检讨送来。”她这才明白：“为什么遇上点事，大伯就下跪，就浑身打哆嗦，实在可怕”。这触目惊心的事实使我们的干部认识到，平常我们口口声声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其实并没有真正当家做主，甚至还没有人的地位和权利。左的路线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使许多群众一贫如洗，也使他们活得并不像一个真正的人。要想使那些最基本的群众真正活得像个人，必须纠正那条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路线，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运行轨道和前进方向。
我们的普通群众也在痛苦的教训中逐渐觉醒，逐渐意识到自己应该有做人的地位和权利，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种觉醒特别明显。许多作家对此作了热情的肯定和描写。张炜的《秋天的愤怒》，就表现了农村在纠正了左的路线、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人格的生成。小说主人公李芒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着自身价值的人，他不愿再忍受其半是女婿、半是长工的地位，要摆脱对肖万昌的人身依附地位，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张一弓的《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写了改革开放带给农村的新气象，特别是新型农民的自我价值意识的形成和独立人格的成长。小说主人公春妞儿小时候和二小子定了“娃娃媒”。二小子的爸爸是国营煤矿的汽车司机。他们长大了，二小子去矿上接了爸爸的班，捧上了“铁饭碗”：而春妞儿还照旧使唤着粗瓷大碗，一身汗两腿泥，侍弄她家那二亩地儿，门不当、户不对，二小子退了定亲的“庚贴”。这却激发了春妞儿奋发图强的心劲儿和做人的志气。春妞儿，一个大姑娘家，冲破传统观念，学开汽车，并且自己买了载重三吨的小嘎斯（汽车）。她获得了成功。春妞儿的成功是对新型农民自我价值的肯定。对独立人格的肯定。她，虽然是一个农民，是一个跑运输的个体户，但堂堂正正；她，虽然是一个女孩儿，是一个农村妞儿，但可以和小伙子一样，和城里人一样，当一名汽车司机。她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挺直腰板儿，她可以在任何场合下骄傲地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平等的人，自由的人，有价值的人。
但是，作家们通过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告诉我们，人的觉醒，人的价值的自我意识，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和陈奂生，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李顺大三起三落的造屋史，令人心酸。三十多年三次造屋，三次被左的路线所剥夺。但是，作为“跟跟派”，他更多的表现出的是盲从，是顺受，是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而不管这种“意志”对不对。三十多年的遭遇并没有把他唤醒。陈奂生也是“跟跟派”。他勤劳而善良，俭朴而忠厚。左的路线老是使他穷得叮当响，但是，家中断粮，他却不冤不怒，只想着“饿一年再看”。他不问这是为什么，也不想这是为什么。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他也没有想要有自己的思想。他迟迟没有醒来。总之，不管是李顺大还是陈奂生，可以说，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自我，没有真正的自我价值，没有真正的人格和人的地位。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纠正了左的路线，李顺大才能造起了屋，陈奂生也才一下子分进三千多斤粮食，他们才有可能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活得像个人。他们才有可能获得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人的尊严；中国的千万个普通百姓，李顺大、陈奂生们，《乡场上》的冯幺爸们，也才有可能挺起腰板来做人。
但是，单是物质上富了，也并不能保证他们就一定有高尚和独立的人格。例如，何上光的《苦寒行》中写了朱老大这样一个形象，他物质上富了，但精神、人格、德行却并没有富。他的确手中有了钱，有了自己的马车，还当上了供销社的收购员。可他利用手中的这点权利，私分款项，强奸妇女，成了罪犯。物质上的富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所以，要成为真正的人，除了物质，还要精神。这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抓人格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灵魂建设。新时期文学所从事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个灵魂建设、精神建设工程，特别是人格建设、道德建设工程。否定左的路线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只是为这项工程建设清扫地基。在这个地基上真正建立起一个大写的人的丰碑，还要花费不知多少艰辛的劳动。在这方面，我们的新时期文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时期文学率先冲破禁区，大胆地呼吁人道主义、人性美、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真挚的爱，而且热情地表现和讴歌人道主义、人性美、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真挚的爱。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家们就提出：文学要建设“人的灵魂的伟大工程”（高晓声），“我尊崇人道主义精神”（刘心武），“大胆表现革命的人性美”（王愿坚），“人是我作品的主旋律”（张抗抗）……。女作家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就是一首人道主义的颂歌、人的觉醒的颂歌。小说的主人公何荆夫历尽磨难而造就了他的光彩人格。他的形象告诉读者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如何做一个独立的堂堂正正的人，怎样才是一个大写的人。作者通过她的主人公何荆夫所作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思考，是代表了觉醒中的一代人的思考。在该书后记里，作者这样写道：“终于，我认识到，我一直在以喜剧的形式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了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的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人。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具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是一个充满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崇高形象。李铜钟所处的是最严酷的环境和最尖锐的冲突：1960年春荒，李家寨大队490多口人断粮已三天， 全村性命系在他这个支部书记身上。怎么办？等死还是硬去私开国家粮库“借粮”？私开粮库，强行“借粮”，就是“犯法”，就得牺牲自己；不然，490多口人就要饿死。 他选择了前者。“党把这四百多口交给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等死！”结果，是他一人戴着镣铐死在狱中。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者。这是一个道德上的巨人！刘心武的中篇小说《如意》也以人道主义为创作的中心观念。书中主人公石义海在“文革”那个非人道的环境里，以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行事：他冒着风险给一位被红卫兵揪来当作资本家打死的小业主的尸体盖上自己铺床的塑料布，以免暴尸雨中；他在大热天用自己的绿豆熬了汤，送给被罚劳役、热得要死、渴得要命的“牛鬼”喝，认为“他有罪，该让他受罚，可也得善待他。越把他当人，兴许他改得越快”；他每天夜里替被罚扫街的前清贝勒家的“格格”（小姐）扫完那段街的大部分，以减轻这位体弱多病的小姐的负担。刘心武在《如意》一书的后记里说：“革命的人道主义，就是要通过最终消灭剥削制度，来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我爱自己笔下的石义海那样的人物。我把自己对革命人道主义的理解，倾注在了对这样的形象的塑造中。”刘心武还以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创作了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表现了对每一个人的个性的尊重。他说：“我从两个共过事的同志身上，发现了个性受到压抑这个问题。”他要通过小说表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做到尊重人的个性？准许不准许每个人有自己个人生活的秘密？集体主义与个性如何达到辩证统一？”这样一个主题。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个性各异。是否尊重个性，也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表现。宗璞的《三生石》也写了“文革”初期那个血腥气氛和冷酷现实下人与人之间的真挚友情。被垃圾环绕着的“芍院”住着的都是受难者，他们患难扶持，相濡以沫。陶慧韵自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剃了头发，还是系上头巾、戴上帽子，在一天沉重劳动之后，去看护因乳腺癌开刀的难友梅菩提，她甚至说：“我要是能代你生这种病就好了！我愿意！”为梅菩提开刀的大夫方知，是在梅菩提的病随时都有复发可能的情况下，爱上她，并且在象征永恒爱情的三生石前举行婚礼的。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美。汪曾祺的《受戒》写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之间质朴的俗世的爱，写人性的胜利，作者自称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乡土派的代表作家刘绍棠所写的一系列小说《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花街》、《草莓》、《娥眉》等等，歌颂乡亲父老多情多义的美德。如《娥眉》写了一个老汉为自己的儿子领了一个“媳妇”回来，到家，媳妇下跪哭诉自己的身世（“文革”中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枪毙了），这爷儿俩不但不再提结婚的事，反倒花钱供她上大学。这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多么美好的人格、品德和感情啊！作家们还把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推及那些犯了罪的人。1997年1月29 日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报告文学《青草地红皮鞋》，写的就是国家司法人员对罪犯子女施行的革命人道主义关怀。做蔬菜生意的个体户买金花在一次争吵中误杀了自己的丈夫，被判刑13年，他们的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流落街头。司法人员在乌鲁木齐与兰州之间往返数次，把孩子找到并且安顿好。后来，孩子们还在人民政论和儿童福利院帮助下上了学，并且定期去探望母亲。买金花在人道主义关怀的感召下，更快地改造为新人。
作家们用笔呼唤着人性、人情、人与人之间的爱，呼唤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呼吁着对人的尊重。
作家们还用笔为新的道德、新的人格催生。他们描绘、塑造英雄的形象和灵魂，展现他们的品德和风范，以作为人们的精神楷模、人格楷模、道德楷模。有人说，我们处于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也不需要英雄。这话并不正确。我们的时代有英雄，也需要英雄。不过，这不是“四人帮”时代和左的路线下的伪英雄，而是真正的英雄。像许多老革命家。像张志新。像遇罗克。还有许许多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为民族、为人民出生入死、奔走呼号，有着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
新时期文学描写老革命家，同以前已有很大不同。大部分作家已经不再把他们写成神，而是让他们从神坛上走下来，还之以人的本来面目。最有代表性的是对毛泽东的描写。无疑，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给我们的民族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是，毛泽东无疑也是本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权延赤发表在1989年第3 期《十月》上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写了他的刚强，写了他的任性，写了他耍小孩子脾气，写了他面对卫士拿来农民吃的糠菜窝窝而泪水哗哗，写了他看《白蛇传》始而悲叹、继而啜泣、最后痛哭出声，写了他为睡不好觉而发怒，罚卫士站，写了他喜欢吃红烧肉，写了他面对敌人的轰炸、十万火急，而坦然吸烟，写了他与卫士长李银桥离别而放声大哭……总之，写了脱下神袍的毛泽东的喜怒哀乐，写了他作为人所具有的一切。这样的毛泽东更可亲、可近。其他老革命家形象，如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贺龙等等，特别是《陈毅市长》中的陈毅，也充满着人情味，用他们的人格和品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灵魂。
张志新是因为怀疑和反对林彪、“四人帮”，怀疑和反对左的路线而被杀害的，而且是那样惨无人道！刑前，四条大汉把她按倒在地，头下垫一块砖，割断她的喉管，剥夺她最后呼唤真理的权利。诗人和作家崇敬她，也用他们的笔感染着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一起崇敬她。老诗人张志民在《你为大地添骄——献给张志新烈士》中写道：“我们的姓名是那样奇巧，仅是一字之差，多么像一母同胞。……志新啊！尽管你的年龄，比我要小，也请你接受我一声，‘大姐’的呼叫！这称呼——并不是出于什么礼貌，只为你，——崇高的灵魂，已远远超出了，年龄的长幼，人伦的老少！……去看——你住的那间牢房，和彭湃烈士的监号，是何等相似！去看——割断你的喉咙，和砍下方志敏的头颅，是同一把——屠刀。还是那些——刽子手啊！只不过，为遮住罪恶的血手，他们用——马克思的画像，制成红色道袍！”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对照张志新解剖自己和活着的人的灵魂：“我恨我自己，竟睡得那样死，像喝过魔鬼的迷魂汤，让辚辚囚车辗过我僵死的心脏！我是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像黄继光，用胸脯筑一道铜墙！而让这罪恶的子弹，射穿祖国的希望，打进人民的胸膛！”在张志新面前，诗人和他的千千万万读者一起，升华着灵魂。
如果说张志新、遇罗克，是在林彪、“四人帮”面前显示着自己的崇高人格和尊严；那么，沙叶新在纪实文学《尊严》中所写的曲小雪，则是在西方的某些有钱有势的权贵和恶棍面前显示着自己的崇高人格和尊严。这篇作品发表在1996年11月8日的《文汇报》上。 里面所写的曲小雪是一个留学美国的弱女子。她只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无端受到一个叫爱德华的银行家的精神侮辱和肉体欺凌。身材魁梧、自认为是优等民族、天之骄子的爱德华，不但骂曲小雪说：“我这一辈子最看不起黑人，你们中国人连黑人都不如！”而且还打了曲小雪一耳光。这奇耻大辱如何忍受得了！她要控告。但是，这是在爱德华的祖国。而且他又有那个国家所最看重的东西“钱”。警察站在他那一边，法庭对他有利。曲小雪面对着的是泰山压顶之势。但是，她并没有屈服。没有律师敢于为她辩护，她就自我辩护。她顽强地顶住了法庭内外的压力和种种阴谋诡计，三次上告，历时四年，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当最后法官不得不宣告“被告爱德华先生无故伤害曲小雪小姐，被告赔偿原告5250美元，并当场向原告道歉”时，曲小雪接过支票向全场抖了抖：“华盛顿的大律师，你们真不愧是法学界的权威，刚才被告不得不向我公开道歉之后，你们又非常及时地给我递上了这张支票，并且也是在法庭上公开地递给我。你们这样做，是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这个中国姑娘之所以旷日持久地坚持要打这场官司，无非就是为了这张支票，就是为了这几千块钱；让人觉得钱是这场官司的目的，也只有钱才能为这场官司画上句号。你们以为给我5250美元，我就可以心满意足了，我就一定会感激涕零了！……可你们错了，至少我这个中国人，当然还有许许多多中国人就决不会在你们的美元面前低下自己高贵的头！我打这场官司，是为了讨回做人的尊严！尊严！……有一些人，以为有钱就可拥有一切，有钱就可以歧视别的民族，有钱就可以为非作歹，有钱就可以伤害无辜，有钱就可以打赢官司。可我要告诉他们，有钱绝不能收买我一个小小的中国女子的尊严！”说完，曲小雪将5250美元的支票一点一点地撕碎，抛向法庭的上空。
这是中国人的尊严的胜利！
这是人的尊严的胜利！
新时期文学就是这样描写着大写的人，发挥自己的道德作用。
三、人道和“天”道——环境文学与道德问题
（一）
新时期文学进入80年代以后，关于道德、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主题，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人与“天”（自然）的关系，人道与“天”道的关系。
以往文学中谈到道德、谈到人道主义的主题，关注的多是人际关系，如左的路线下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对人的残害、对人的尊严的践踏；但在80年代以后，当谈到人的尊严、谈到对人的尊重、谈到道德、谈到人道主义的时候，除了涉及人际关系，还相当多地涉及到人与“天”的关系；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无可回避。天人关系本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当然也有“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现在我们所说天人关系中的“天”又有了崭新的含意，即主要指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那么，本文所谓人与“天”的关系，则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关系。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符合人类的最高利益，因而成为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是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社会主题，也是一个重大道德主题，无疑也是一个重大文学主题。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各民族先后进入工业社会，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成为一大公害，日益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世界各民族的有识之士，思想家、科学家、作家、诗人，早已作出警示。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9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曾在《艰难时世》中讽刺地描写了工厂主庞德贝嗜好工厂烟囱的滚滚黑烟，认为那是他幸福的源泉，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东西。 在狄更斯写作《艰难时世》之后的100 多年，伦敦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烟雾事件”——那是1952年的12月5日至8日，大雾笼罩伦敦，由于空气污染，有毒物质对地面生物造成极大危害，伦敦市民大量感染呼吸道疾病，4天中就有4000多人死亡；10 年之后伦敦又发生了一次类似事件并再次夺走了700多人的生命。 世界各地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人类悲剧不胜枚举。如果不加保护，终有一天，地球，这个至今人类唯一能够居住和生存的星球，将不再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居住，人类将自己把自己毁灭。直到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才引起世人的比较普遍的关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出版长篇报告《只有一个地球》。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170个政府代表团和102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6000多个非政论组织的代表，9000多名记者，前来参加这次“地球首脑会议”，发表世界环保“宣言”，掀起一场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伟大运动。据今年（1997）早些时候的消息，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将再次召开会议，起草《地球宪章》，呼吁全人类和各国政府一致行动起来，防止和治理地球污染、使世界经济在保护地球环境的前提下持续发展。这个《地球宪章》，将由各国政府首脑共同签署，2000年起实行。
中国的环境保护虽然起步较晚，现在也已开展起来，并且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近些年我们的环保工作已经初见成效。
由于环境和生态问题越来越尖锐和突出，文学中的一个新品种即描写环保问题的“环境文学”（也有的叫做“公害文学”或“自然写作”）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就世界范围来说，这发生在二战以后；但在我国则是晚近的事情。较早关注环境文学的评论家张韧指出，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文学发轫于80年代中、后期，但它一经萌发便以较快的势头发展，至90年代则突飞猛进。有那么多老中青作家、诗人，以迅速觉醒的环境意识和热烈的激情投入环境文学的创作。起初多是报告、纪实文学，后来则又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等，再加上颇有审美意味和欣赏价值的电视杂志“人与自然”、“动物世界”（均中央电视台定期播放）等等，一时间，环境文学、环境文艺红红火火。1992年创办了一个环境文学大型期刊《绿叶》；这一年还成立了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1997年1月， 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又编辑出版了一套环境文学丛书“碧蓝绿文丛”，共三卷（散文卷《愿地球无恙》、报告文学卷《地球·人·警钟》、小说卷《放生》），约110 万字，展示了最近几年环境文学的实绩。
环境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文学题材的拓展，更根本的，这是“一场巨大的文学思维革命”（张韧）。因为虽然环境文学并没有改变“文学是人学”的本性，作为“人学”的环境文学，也仍然应该以人为对象；但是，环境文学是用不同于以往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甚至是另一种世界观、自然观、生态观、人生观、美学观，来观察和感受男人和女人，观察和感受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观察和感受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观察和感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文学是一种文学新思维。而在这种文学新思维背后，是一种更深厚、更广大的社会新思维、哲学新思维、道德新思维、生态新思维（有的理论家预言人类的“生态学时代”将会到来，整个世界将从工业型社会转向生态型社会）。
目前，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必须动员全人类挽救地球，挽救自己。对此，环境文学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环境文学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种新思维和新门类，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作家对我国文学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贡献。虽然目前环境文学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十余年的劳作已经建立了巨大功绩，特别是它的道德作用更是不可磨灭。
（二）
在当代中国，当还有许许多多人不认识环境污染的严重性，还缺乏最起码的环境意识、特别是环境道德意识的时候，环境文学充当了人民群众环境意识特别是环境道德意识的启蒙者的角色，就如同五四新文学当年充当新民主主义思想意识的启蒙者角色一样。
首先，环境文学家们以热切的人道主义的情怀，用报告、纪实文学、小说、散文、诗歌等形式，大量报道和描写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唤醒人们的良知、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环境道德意识。
这里有来自《淮河的警告》（1996年第2期《当代》）。 作者陈桂棣历时108天，行程万余里，跑遍淮河上下， 把亲眼所见淮河严重污染的惨象宣示于世并发出警告。我们看到了淮河下游盱眙县人民所经受的“黑色的七月”：1994年7月28日凌晨，盱眙人一觉醒来， 发现他们的唯一饮用水源淮河，突然变成了酱油色，混浊不堪的水面像抹了一层又厚又怪诞的油漆，浮荡着白花花的泡沫，奇腥恶臭。而这时的气温高达38—39摄氏度。盱眙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夏秋两季农业绝收。一万多渔民的网箱养殖全军覆没。更紧迫的是人的吃水成了严重问题。古人云“民以食为天”，而缺水比缺食更要命！这次下泄的两亿立方米污水，形成了一个上至安徽五河、 下至洪泽湖口100多公里的污染团带，为我国有史以来所未见。淮河的污染绝不只是盱眙一地，而是遍及它所流经的几乎所有地方。蚌埠，这个因水而兴、因水而活的淮河重镇，今天又因水而祸。河水因污染浓度越来越大，红虫孽生，蚊蝇成团，鱼虾死绝，本来以淮河为饮用水的蚌埠市，其自来水厂却常常不得不因淮河污染而关门，50万市民被迫饮用废井水和肮脏的防空洞水。淮河的支流黑河上蔡段一带，由于污染，人群死亡率比一般水平高出三分之一；每三个成人有两个脾肿大；十个孩子有九个肝不正常；百分之六的新生儿患有先天畸形；淮河的另一支流奎河污染得最严重。其中的致癌物亚硝酸盐氮最高含量超标200倍， 受污染区癌症死亡率比全球平均值高出160—200倍，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命关天啊！淮河的污染危及淮河流域上千万人的生命。有良知、有正义感、有道德感的人们怎能不给以人道主义的关注！前水利部长钱正英面对污染的淮河，眼含热泪地说：“三年不治，这河就完了！”国务委员宋健视察淮河时说，在马来西亚，贩卖一两海洛因就处绞刑。一两海洛因不过毒害十几个人，并不就会致死，却仍要判处极刑。我们呢，倒好，一条河毒害成千上万人却没人治罪。的确，必须认识到，污染就是犯罪，而且是双重犯罪：道德上犯罪和法律上犯罪。我们必须质问：污染环境者，良心何在？道德何在？在愤慨之余，人们会陷入沉思：淮河的污染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人自己（特别是那些任意排污的小造纸厂、小皮革厂老板之流）做下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小部分人见利忘义有意排污，而大部分人麻木不仁、缺乏环境意识无意排污或纵容排污，酿成大祸。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厂矿废渣、城镇垃圾、医院脏物、农药、化肥等等全都倒入淮河。据统计，豫皖苏鲁四省每年排入淮河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就有23亿5200万吨！仅河南省倾倒的城市污水一天就有166万多吨， 而安徽阜阳地区五个县市日排污水近14万吨。蚌埠日排污水23万吨于市区42公里的河槽内。《淮河的警告》告诉我们：“我们最大的敌人，原来就是我们自己。”
这里有“来自塔里木河的报告”。作家在那里向人们的良知和理性诉说：《绿色走廊在呼救》！（1992年第2 期《绿叶》）在塔里木河畔，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罗布泊，80年前还曾有深邃的丛林，马鹿、野猪、黄羊；55年前，罗布泊还烟波浩渺，红柳丛生；30年前，考察队还可乘橡皮船进入湖区，见到丰盛的水草和游动的鱼群。而现在，从卫星照片上看到的罗布泊已完全干涸，湖底成为泥沙盐渍的世界；塔里木河也已成为一条没有水的死河。那曾有的“绿色走廊”在毁灭。何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红柳、胡杨、甘草等大量自然植被被连根挖起。胡杨和红柳本是抵抗沙化的最好最顽强的战士。胡杨，一年只能长20几厘米，一旦它能活下来，其顽强难以置信，终年不雨它可以忍受，泡在水里活得更旺，盐不怕，碱不怕，再大的风也难以折断它，被锯断了树干还会再萌新芽；红柳，它只需要胡杨十分之一的水分就可生长，在高达几十米的沙包上，它可以成簇连片，生机盎然，主干没了，它可以把老枝化为新根，重新冲出沙暴。然而，就是这些抗沙化的功臣，却被人连根挖去当了柴烧。无知和短视的人们啊，你们亲手毁掉了可供子孙后代生存的环境！你们对得起子孙，对得起人类吗？！
这里有来自甘肃中部以“陇中苦，甲天下”为称的定西地区和宁夏西南著名的西海固干旱地区，因生态破坏而极端贫穷的报告（《西部在移民》，1988年第5期《人民文学》）。那里自然条件的确恶劣， 由于干旱缺水，地上瘦弱的小草从头到脚枯黄无神，伸手一拨拉，便脆脆地断了尖儿。饮水配额供应，每人三天五斤。水上流失，荒山秃岭。是谁在创造秃岭、创造贫穷？请看定西会宁县一个叫张庄的地方人们在干什么：在铲草皮！因为那里没有煤，山上没有树，只有坡上还长草。为了解决烧柴问题，就在那可怜的草上下工夫。一个叫三秋的中学生，每天提了篮子，拿了铲子，连根儿连上成片地铲过去。草，成了他家七口人做饭、烧水、煮猪食、烧冬天的火炕等一切所需的能源库。结果，张庄周围数里、数十里的沟和坡，铲成寸草不生的无生命地带。愚昧的人们啊，你们想没想过，自己已经成了大自然的侩子手？！
这里有来自东北工业重镇本溪大气污染的报告（《拯救与命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那里以“卫星看不见的城市”闻名于世。1985年，市区平均降尘量，每平方公里每月近77吨，超标8.6倍。 每年有一半时间大气能见度仅为30—50米。
还有作家“为长江母亲AI写作一份‘万言书’”《只有一条长江》，人们看到长江“两岸堆积如山的垃圾。疥疤般裸露的荒滩。喷射般奔涌的污水。……”；作家还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全中国的水污染和水危机发出警告（乔迈《中国：水危机》，沙青《北京失去平衡》），以及关于噪声污染（刘一达《声环境——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珍稀野生动物被猎杀（刘大伟、黄朝晖《白天鹅之死》）的报告。
还有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云南珍稀野生动物被猎杀。太湖污染。……
除了报告、纪实文学，还有很有功力的小说《小酒馆》（阿成）、《消息不宜披露》（张扬）以及非常动情而有哲理性的长诗《款步走出记忆——一首早该结束的挽唱》（李松涛）等等也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作了描写和吟唱。
我们人类的家园到处在告急！
作家们急切地呼吁：《伐木者，醒来！》（徐刚）那些因愚昧无知而无意识地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人，赶快醒来！那些为了一己的眼前私利而有意识地污染环境或掩盖污染事实的人，赶快停止你们的非人道行径！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为了自身和全人类的利益，都应该而且必须负起保护环境的神圣责任！
环境文学让人们认识到，污染环境不但是自杀而且是杀人，这是最不道德、最不人道的行为。要治理环境污染，需要先治理人心的污染，人性的污染，要同人自身的不道德、同人自身的“恶”作斗争。一位女作家这样写道：“人类一面对地球对自然尽情勒索吃干榨尽，一面又把垃圾废物扔向大地河流海洋。不妨说，人的心态污染才是最大的污染源！没有人心的污染，岂会有生态的污染？拯救人心，改造人性，才是当代人类走出生存困境的最根本出路。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并继续证明，人类最大的敌人，往往正是人类自己——正是人性的‘恶’。这恶，表现在个体身上，是对欲望的贪得无厌，以及公共道德和生态意识的沦丧；表现在群体性上，是国家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一切的个人、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及冲突，都必须有个‘上限’，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要通向最高的‘善’——尊重并遵循大自然结构，有利于人类地球安全”（王英琦《愿地球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