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成本：关于消费函数理论的一个新假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函数论文,成本论文,理论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收入假说”是新古典消费函数理论的基石。然而，基于收入假说的各种消费函数理论以及最近20年来新发展的行为消费函数理论，一直存在一些难以解释的消费现象。本文认为，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仅受收入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在更加基础的方面是受消费者生命成本支付与收益(效用)边际均衡规律的决定。本文在解析传统消费函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函数理论，并进行实际验证。
一、导言
消费函数是解释消费者行为的基础理论，在凯恩斯提出收入假说之前，古典经济学认为消费是价格的函数。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认为消费者的实际消费支出取决于现期可支配收入。凯恩斯提出的这一绝对收入假说建立在消费者行为的两个基本假定之上：①消费者的消费随绝对收入变动而变动；②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凯恩斯，1936)。但是，库兹涅茨(Kuznets S.,1946)运用长期消费统计数据研究验证表明，短期消费函数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长期消费函数却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长期平均消费倾向(APC)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MPC)完全相等，这一结论与绝对收入假说矛盾，被称为库兹涅茨悖论(Kuznets' Paradox)。
根据库兹涅茨悖论，杜森伯里(Duesenberry J.,1949)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解释了短期中MPC＜APC和长期平均消费倾向具有稳定特征即MPC=APC的两个具有社会心理因素的相对性假设。弗里德曼则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以弥补相对收入假说的“前瞻性”缺失问题。与持久收入假说接近的是莫迪利亚尼等人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由于生命周期假说对持久收入假说是一个有效的补充，被统称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
由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在测量财富的市场价格与持久收入估算方面遇到的问题，霍尔(Robert Hall，1978)以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理性预期与随机行为假定，使得传统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取得了更加现代的随机时间序列的形式。然而，根据坎贝尔(John Campbell)和曼昆(Gregory Mankiw)的研究，大约只有50％的人服从持久收入假说，而约50％的人则是根据现期收入进行消费决策。针对这种情况，20世纪80年代初期，Carroll、Zeldes等人提出了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在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预防性动机对储蓄起着重要作用。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并不像生命周期假说所述的受一生资源的影响，而是受现期收入的影响较大(臧旭恒等，2000)。理论似乎又回到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基础上。1988年，行为经济学家Thaler等人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假说”，把消费者划分为贪图眼前享受的“行动者”与预期未来的“计划者”两类，并引进“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s)概念，据此建立了基于行为生命周期假说的消费函数。行为消费函数理论把消费者行为由收入假说的“物质层面”上升到“心理层面”，把消费定义为是收入与心理意愿的函数，开辟了消费函数理论研究的新视域(尹清非，2004)。
二、生命成本消费函数：概念与假说
消费者行为受消费者支付能力、支付意愿、收入来源、预防动机等因素的决定，以往的消费函数理论已经反映了这些因素。然而，消费的本质在于满足消费者生命的需要。消费者为满足自身需要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而不同消费者为获得同一元收入付出的代价(生命成本)是不相同的。由于消费者支付行为涉及消费者成本支出，这样，运用边际收益原理(把消费品效用视做消费者收益)更加容易说明消费者行为原理。（注：杨小凯认为，可以假定每个消费者都是生产者，并且假定每个消费者的消费实现都需要以生产者身份向社会提供相应的专业分工劳动才能获得。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硬核，杨小凯的这一理论改变了马歇尔以来的微观经济学把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分离的理论假定，形成了生产与消费决策一致性解释(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新兴古典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本文的生命成本消费函数理论既是基于作者对消费与生命的本质意义关系的一个深刻思考，同时也可以视为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统一分析框架理论应用的一个拓展。）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与边际收益原理，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均衡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消费者为获得该消费品的边际效用(边际收益)与其支付的边际成本相等。这样，消费者为获得一定消费品付出的生命成本成为决定消费支出行为的基本原则，消费函数研究就可以由“收入层面”引向能够体现消费者行为本质的“生命层面”。通过揭示生命成本与收益(效用)边际均衡原理来解释消费/储蓄行为，把消费函数理论研究引向对生命成本与生命本质的理解，从而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统一的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
1.生命成本概念
生命成本是指消费者为获得一定货币收入而以生产者身份和以时间为维度支出的体力、脑力与心理负荷成本的总和。本文使用生命成本而不是一般的成本或劳动成本概念，一是为了揭示“消费”与“收入”的真正本质均在于与生命本身付出(作为生产者)与收益(作为消费者)的维系；二是追寻价值形成的原初起点，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成本支出归根结底都是人(劳动者、生产者)生命成本的支出(陈惠雄，1999)。生命成本以消费者在劳动过程中耗费的生命时间(T[，L])为计量单位，消耗于劳动过程中的人的生命时间是一种带“质”之“量”或者叫委托之量，即同一T[，L]单位可以包含不同质的身心成本支出。以时间之量计值的消费者生命成本有三个特征性内涵：
(1)不同消费者在同一劳动时间单位内耗费的体力、脑力劳动之“质”是存在差异的。理论上可以把不同质生命成本耗费之量(T[，L])化解为同质之量来处理，如1个复杂创新劳动的时间(设为T[，L1])之量可以相当于10个简单重复劳动时间(设为T[，L2])之量，即有T[，L1]=10T[，L2]。实践中，微观组织以薪酬级差来定价与处理这种差异。
(2)不同消费者为获得同量报酬支出的体力、脑力与心理负荷成本(化为同质时间之量)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与上述的“质”的差异含义不同，是指一些人为获得同样的报酬需要付出较多的以T[，L]为计量单位的生命成本，而另一些人则以较少的体力、脑力支出获得报酬。如上例中T[，L1]与T[，L2]的实际报酬差距不是与生命成本耗费质量差距相符的T[，L1]=10T[，L2]，而是T[，L1]＞10T[，L2]或T[，L1]＜10T[，L2]。
(3)以上两种情况均有可能出现于同一消费者的不同生命时期。但出现时期不同将对消费者的时间偏好产生影响。若是生命前期(年轻时)具有苦难经历——为获得同样收入(Y)付出的生命成本大于等于社会平均水平，即有T[，L]≥
[，L]或Y/T[，L]≤Y/[，L]，由于“记忆效应”与“习惯资本”的作用，则消费偏好于长期；若年轻时生活优越，收入来源容易，则消费偏好于当期。这可以解释行为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消费者的时间偏好不一致性问题，并能够给这种不一致性做出预期。
2.生命成本假说
传统消费函数理论集中于收入假说，理论上而言，这一方向没有错误。因为，现实条件下大部分消费品必需“购买”，而购买需要支付货币，货币则是现实社会中收入的主要形态。这就形成了传统消费函数理论关于消费者行为的两个基本假定：一是消费取决于收入，即“收入假说”(最基本的收入假说可以不管这收入的来源与期限：自创的、赠予的、劳动所得、资产所得、暂时的、持久的)。二是不问人们获取这个收入需要付出个人的多少劳动，亦即为获得该收入，消费者本人是否需要作为生产者介入生产过程并有多少生命成本付出。这是一个潜假定，其假定内涵是每个人获取收入付出的代价——生命成本是同质量的。
所有基于收入假说的消费函数以及后来运用贴现因子、消费等待、跨时选择等方面的理论补充，均是在没有注意到不同消费者为获得同样一元收入需要在生产过程中付出不同生命成本这样一个约束消费者行为的关键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演绎的。正是由于过度地对消费者行为进行同质性假设，而导致其收入假说缺乏微观基础，并导致对于不同消费者为获得同样收入需要支付不同生命成本这一重要的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基础的忽视，以致使得诸多重大现实消费者行为难题无法解释。由此，把消费的本质意义与生命需要相联系，把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生命需要满足与生产过程中的生命成本付出相联系，构建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函数理论，将是实现对消费者行为异质性解释的关键。生命成本假说由以下三个相互联贯的假定内容构成：一是消费的本质意义在于满足消费者的生命(快乐)需要，消费品满足消费者快乐需要的属性即其效用U(蒋自强等，1996)。为了满足消费需要即获得一定的消费效用U，消费者要支付相应的货币收入Y以购买消费品。二是收入Y被视为消费者支出一定生命成本后得到的报酬。由于区域、家庭、歧视、身心机能(先天条件)、专业化技能(后天条件)、制度等差异，不同的消费者为获得同一单位货币收入Y付出的生命成本是不同的。三是根据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原理，消费者货币支付的收益(效用)最大化原则是：为获得一定货币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T[，L](在生产过程)与用该货币购买的商品对消费者产生的消费满足效用U(在消费过程)边际相等。即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均衡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消费的边际收益(效用)等于消费者为此付出的边际生命成本，这也是消费者支付行为发生的理性原则。以上三条构成“生命成本假说”的基本内容。它表明，消费者消费/储蓄选择行为差异的根源并非在消费过程，而是在生产过程。即消费者在作为生产者时为获得收入付出生命成本的大小决定其消费倾向。
3.消费是收入与生命成本付出的函数：生命成本假说消费函数理论
“趋乐避苦”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则，快乐(效用)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然而，人们获取快乐需要经过消费，而购买消费品需要支付货币，货币收入又是需要由消费者耗费其生命成本在对应的人类行为过程——生产过程来取得的。因此，消费者消费倾向差异的根源发生在其作为生产者为获取货币收入而支付生命成本的生产过程。杰文斯建立边际效用理论时关于消费者均衡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理论分析，则可以作为生命成本消费函数理论的分析基础。（注：劳动均衡分析理论是杰文斯边际分析方法和效用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基础。这一思想揭示了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原则——生命成本支付与收益的边际均衡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只有当消费者在一定劳动时间(t)内付出的生命成本(v)所获得的工资报酬(w)与用此收入购买的商品对消费者生命补偿效用(亦即劳动产出的总效用)u边际相等时，才是实现了消费者效用(快乐)最大化。这一关系可用公式dv/dt=dw/dt·du/dw表示。式中，dv/dt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dw/dt为劳动产出对时间的导数，du/dw为劳动产出的边际效用。上式表示单位时间内劳动负效用的补偿事实上取决于单位劳动时间内取得的工资收入与该收入产生的消费效用(参见蒋自强，张旭昆.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消费者在获得消费效用(收益)与为此付出的劳动痛苦(生命成本)之间，边际效用与边际成本相等规则之存在是显然的。在理性人假设条件下，消费者行为选择应符合生命成本付出与消费效用的边际均衡原则，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均衡。因而，消费者的消费支出C并非仅仅基于可支配收入Y，即其收入假说基础表达式：
C=F(Y)
(1)
或：C=a+bY
(2)
a为必需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b与Y的乘积为收入引致的消费。根据生命成本假说，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不仅受到收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为获得该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大小的制约。因为，收入只不过是消费者支付生命成本后获得的货币收益表现。因此，消费函数必须把为获得收入Y付出的生命成本考虑在内，从而建立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函数：
C=F(Y，T[，L])
(3)
根据生命成本支付与消费效用边际均衡原理，消费者为获得一定收入Y付出的生命成本T[，L]越大，则对用该收入Y补偿消费者的消费效用U(单位收入上承担的对生命成本付出的效用回报)的期望值也相应越高，反映在消费支出行为上就越“谨慎”或“精明”。反之，消费者为获得一定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越少，则单位收入需要补偿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值与效用期望也相应越低，反映在消费支出行为上也就越“随意”或“大方”。因此，为获得一定收入Y付出的生命成本T[，L]的差异对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消费率具有决定性影响。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将由消费者为获得一定收入付出的边际生命成本T[，L]的大小决定，基于生命成本论的边际消费倾向公式应为：
△C/△Y=1/(T[，L]+1)，或b=1/(T[，L]+1)
(4)
即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消费者为获得一定收入Y付出的生命成本T[，L]。这样，消费者的边际消费支出△C的条件为：
△C=(1/(T[，L]+1))△Y(T[，L]≥0)
(5)
△Y为边际收入，1/T[，L]+1为边际消费倾向。
综合上述，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函数公式即可以进一步表达为：
C=a+(1/(T[，L]+1))Y
(6)
其中，a为必需消费，(1/(T[，L]+1))Y为引致消费。这表明，消费者的引致消费支出是收入Y与生命成本支出倒数即边际消费倾向1/T[，L]+1的乘积的函数。当T[，L]趋近于0时，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趋近于1；当为获得同一单位收入Y而支付的生命成本T[，L]增大时，边际消费倾向趋于下降。
由于消费者消费/储蓄决策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当消费者在单位生命成本时间T[，L]内获取的收入很低，就只有通过提高这些收入的消费效用，才能够抵消低收入的不利影响，实现消费者生命成本付出与收益的边际均衡。因此，理性的消费选择定然是把低收入用于与生命存在基础相关的基本需要。根据需要层次论，消费内容越与生命存在基础相关，如吃饭、穿衣、住房、结婚等，效用就越大，这样就可以提高既定收入的效用，实现生命成本付出与收益即消费品对消费者生命补偿效用的边际均衡。当这些基础消费项目没有即时发生时，理性的消费者就会把钱储存起来，从而引起储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消费者在单位劳动时间内付出的生命成本较低而收入较高时，消费者对该收益的效用期望也会相应降低，即便购买一些奢侈品，仍然存在收益大于成本的可能性，消费就会相应地“大方”起来。在不考虑消费者“记忆效应”与“习惯资本”的情况下，为获得一定收入Y付出的生命成本T[，L]大小是影响消费者消费决策的关键因子。
根据消费者—生产者统一的消费者生命成本假说，消费者收入支出的边际效用必须与消费者为此收入付出的边际生命成本相等，才是获得了消费者生命成本支付的最大化收益。只有当消费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单位劳动时间内获得的收入与由此收入购买的商品、对于消费者产生的消费效用边际相等，才是实现了基于消费者生命成本支付与收益边际均衡的消费者均衡。进一步说，只有当消费者的生命成本付出在所有各种活动上的边际效用相等时，才是实现了全面的消费者均衡，达到了生命成本与生命周期资源支出的最大化效用。
三、解释与验证
消费的本质意义在于满足消费者生命的需要，而生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消费支出的理性边界。消费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生命成本付出与在消费过程中的消费效用—消费者收益边际均衡是生命成本消费函数理论的本质性内涵，消费者—生产者相统一是生命成本消费函数理论的基本特征。下面，通过一些典型消费者行为现象来验证生命成本消费函数理论，这些现象大多是基于收入假说的各种传统消费函数理论不能够做出有效解释的。
1.夸张贴现与超储蓄：差异收入条件下消费经济悖论现象的验证
“夸张贴现”是指那些存在过强即时消费偏好以致引起消费率过高、储蓄率过低的现象；“超储蓄”则是指居民储蓄增长超过可支配收入增长从而引起过度储蓄和消费率过低的现象。2003年，美国居民的高收入(人均GDP 35000美元)、高消费率(85％)、低储蓄率(2％)与中国居民的低收入(人均GDP 1090美元)、低消费率(46％)、高储蓄率(39％)，是当今世界这两种异常消费/储蓄经济现象的典型。基于收入假说的各种传统消费函数理论均难以对这种消费经济现象悖论做出有效解释。
运用生命成本消费函数理论，中美两国消费经济悖论现象的产生，归根结底在于中美两国居民巨大的收入差距，即为获得同样收入需要支付的生命成本差异。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在世界各经济体中几乎是最低的，而美国则是最高的。如中国人均GDP与制造业生产率皆明显高于印度，而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却只有印度制造业工人工资的66％，津巴布韦的45％，韩国的1/12，日本的1/29，更只有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的1/47。这种工资状况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付出比较接近的生命成本(化为同质之量)条件下，中国工人得到了几乎是世界上最少的工资收入，或者说为获得同样的工资收入，中国工人支付了世界上最高的生命成本。根据生命成本假说，中国制造业工人每单位收入上承担的效用(对生命成本支付的效用回报)期望是最高的，因而消费必定是最“谨慎”的。与之相比，美国制造业工人在耗费相近生命成本的条件下获得了高得多的收入，美国制造业工人每单位收入上承担的效用(对生命成本支付的效用回报)期望是最低的，因而消费必定“大方”(中外制造业工人工资差异巨大的情况还可以通过国外大量制造业工厂搬进中国与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事实来验证)。因此，为获取一定收入付出生命成本的显著差异，是导致中美消费经济现象悖论发生和中国居民消费率为世界最低的真正原因。由于为一定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差异，低工资制度下的中国居民更像消费的“计划者”，而美国居民则显然更像消费的“行动者”。（注：“计划者”与“行动者”是行为经济学对两种消费者行为的象征性描述。“计划者”偏好于未来消费，“行动者”则对当期消费具有更强偏好。行为生命周期消费函数理论从“心理账户”角度对这两种消费行为现象的形成进行解释。而本文则证明，导致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不一致性和消费倾向差异，根本在于消费者挣钱的难易程度，亦即为获得一定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T[，L]的大小。正是这种生命成本付出差异决定了人们的消费心理差异。采用生命成本理论显然比“心理账户”理论具有更加简便、明确的解释力。）美国居民的夸张贴现与中国居民的超储蓄现象正是在消费者生命成本支付与收益边际均衡规律的支配下产生的。不仅如此，强势美元还大大增加了美元的交易惠利，使美国消费者轻松挣钱的消费效用进一步放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居民的即时消费倾向。（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4》认为，按PPP法(即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2年，中国GDP应为56250亿美元，人均4390美元，购买力平价汇率为1.773RMB：1.000
，与现行汇率有4.67倍的偏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2004》与此看法相当接近。）由于进口商品价格便宜，给美国居民带来了巨大的交易惠利，这相当于使本以收入非常高的美国居民能够以更低的生命成本支付来购买商品与劳务，数倍放大其收益。这种情况对美国居民的即时消费存在着更加巨大的诱惑力。而过高的美元汇率和财政赤字则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心理不安，使贴现因子完全放大，从外部催化了夸张贴现的消费者行为现象的形成。
2.收入相同，消费率各异：同等收入条件下的验证
据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浙江、江苏、广东3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一直高于城镇最低收入户水平，可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代表现代化消费品的消费水平却要比城镇最低收入户滞后约10年。林毅夫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水、电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制约，也有学者把它归结为生活习惯与环境等社会因素(林毅夫，2000)。这些确乎是其中的原因，却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为获取同样收入，中国农民要比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亦即更高的生命成本。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经验事实非常之多。一是“农民工”工资普遍低于同样工种的城市正式工的工资收入；二是大量收入低的苦活、累活大多由“农民工”做，城市人却自愿“失业”。这些事实证明，在同样收入水平下，农民需要支付更多的生命成本，或在支付了相同生命成本的情况下，农民工只获得了更低的报酬。根据生命成本假说，在相同收入水平下，消费者的生命成本付出程度与实际消费率成反比，付出的生命成本越高，消费就越谨慎，消费率就越低。中国农民的消费率之所以特别低，是因为中国农民获得收入特别艰难——为获得一定收入需要付出更多的生命成本造成的。中国农民大多吝惜花钱，即便部分地区的农民收入高于部分城市居民，但消费率却比这些城市居民还要低，原因就在于此。各种基于收入假说的传统消费函数理论以及行为经济学的“心理账户”理论均难以解释这种现象，而生命成本消费函数理论对此的解释显然是清晰和有效力的。
3.钱与钱不一样：人际、代际消费率差异条件下的验证
虽然中国居民消费率很低，但也有一些例外的高消费情形。这里，举两对可以相互印证的例子：一是大凡依靠艰苦创业发展起来的中外企业家，不论资产多大，其消费大多“精明”而像一个“计划者”，而获取份外之财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却常常大为不同，更像一个“行动者”。归根结底，前者挣钱支付了自己大量的生命成本，在生命付出(痛苦)与消费收益(快乐效用)之间有直接感知，存在理性消费思维；而后者则在花费别人的生命成本增加自己的快乐，所以付费大方，人际之间的跨时消费选择差异经常就是这样产生的。二是挣辛苦钱的中国父辈们多不肯花钱，但许多年轻人却比较会花父母的钱。原因仍然是生命成本付出的差异，以及父辈们对于自己生命成本付出的长期收益(基于亲缘利他的视代际快乐为自身快乐的组成部分)的预期。由于当代中国父辈们大多有过艰苦奋斗的经历，具有直接的苦难体验，所以，一些人尽管收入丰厚，但仍然花钱谨慎，消费显得极有“计划”。而一些年轻人花父母的钱时却缺乏支付生命成本的亲身体验，不知道生命付出的边际成本在哪里，所以经常花钱缺乏依据，往往是边际收益小于父母为其支付的边际成本，造成无理性消费。黄有光所指的利他偏好(溺爱)可能会造成对快乐的偏离就包含这种情形(陈惠雄，2001)。当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年轻一代赚取相同收入(可比价格)的生命成本付出会逐步降低。总之，年轻人的消费率比较高的情形，验证了生命成本假说的代际效应。人们常常更加愿意花光不花生命成本(T[，L]=0)得到的收入，纨绔子弟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一些落后地区的基本建设往往比发达地区更加铺张，如2003年国家审计部门审计出来的四川绵阳机场等西部地区机场建设的严重浪费现象，更加不说明其真的有钱，而是说明国债资金来得容易，不知道挣钱辛苦的边际生命成本在哪里。
深入解释这一问题，由于神经适应性和“习惯资本”的作用，一些有钱的父辈们因其在年轻时对于艰苦奋斗生活的习惯和挣钱支付大量生命成本的记忆效应，也使得他们在有钱后的个人消费仍然偏于保守。“守财奴”常常反映实际挣钱的辛苦和年轻时偏于艰苦的消费记忆效应。这一真理应是放之四海的。如现代日本居民的收入高而消费率偏低，原因在于“二战”后成长起来的老一代日本人挣钱十分辛苦，这种年轻时期挣钱辛苦的“记忆效应”将会影响整个生命周期，成为日本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同时，日本的就业竞争较为激烈，获得较高收入支出的生命成本偏大，这也阻碍了日本居民消费率的上升。但随着时间变迁，日本年轻人挣钱比老一代轻松多了，加之没有艰苦奋斗的记忆效应，消费率自然也就被慢慢地带动起来。1970年日本的居民消费率是52.3％，到2002年已上升到了60％，应验了这一结论。所以，生命行程中的“记忆效应”与“习惯资本”成为消费率的影响参数。（注：根据卡尼曼等人的研究，快乐产生于“回忆”和“当期消费”两大方面。因此，“记忆效应”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可以视做对生命成本因子的修正性影响因素而内生于消费者的生命周期中。）从这方面说，中国居民消费率提高到世界正常水平，除提高工资水平外，还有赖于年轻一代的消费成长，这一结论意味着增加公共支出仍然是未来中国市场难以避开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4.节俭反映生命负重，以文化解释消费缺乏理论效力
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制度、文化等应当成为解释消费行为的重要外部因素，由此有不少人认为，如中美之间的消费率差异可能是文化差异所致，并用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现象作印证。其实，文化的解释是表面和肤浅的，趋乐避苦或效用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居民所以偏好当期消费，是其高收入和强势货币条件使得其为获得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T[，L]较低，从而使其边际消费倾向增大。而中国居民在低工资和低人民币汇率条件下，其获得同样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T[，L]显著偏大，边际消费倾向1/T[，L]+1必然下降。因此，表面上看是国家间的消费文化差异因素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储蓄偏好行为，实际上则是文化背后的生命成本支付差异，亦即资源约束差异，导致了这种消费选择差异的发生。特别节俭的文化只能说明特别匮乏的资源和为获得一定收入必须支付的特别高的生命代价。而存在于享乐主义文化背后的则是特别宽松的资源约束和能以特别低的生命成本支付即能够获得的高收入。上面阐述的制造业工人工资的显著差异情况大致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证明。
5.对基于收入假说的有关消费函数理论谜难现象的解释
基于收入假说的传统消费函数理论至今存在着许多不能解释的谜难现象，产生了诸如消费函数理论的三个经验之谜，如消费与收入的同步平行变动/偏离变动之谜，和尽管发生财富的非预期性变化，居民户的年龄/财富组合仍然保持暂时稳定之谜等。这些传统消费函数理论难题均可以在生命成本消费函数理论中获得有效解释。
(1)当利率、汇率、物价等影响消费者实际支付水平与预期支付心理的因素不变而收入增加，这种增加又提高至消费者的基本消费需要满足水平以上，消费曲线随着收入增加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下降。这种稳定的经济状态往往具有周期(短期)性。所以，消费函数往往能够满足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即短期中有MPC＜APC。
(2)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消费者普遍从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并积累了一定财富，由于艰苦奋斗的“记忆效应”与低水平消费习惯的影响而使得这些消费者即便有钱也舍不得花费，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曲线下降(符合凯恩斯假定，并能够解释尽管发生财富的非预期性变化，居民户的年龄/财富组合仍然保持暂时稳定之谜)。但随着时间变迁与经济增长，代际问题产生，新生代缺乏艰苦奋斗的消费记忆，冲淡了老一辈的艰苦奋斗的弱消费倾向。也就是当一切都变得稳定时，消费与收入也将保持同步平行变动，从而在长期中使得长期平均消费倾向(APC)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MPC)相当接近，使消费与收入保持平行变动，即MPC=APC。
(3)值得重视的是，随着行为经济学的迅速发展，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对消费者行为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把消费解释为是收入与意愿的函数，并通过运用“心理账户”、“双重偏好结构”、“诱惑”、“内在冲突”、“心理成本”，以及“计划者”、“行动者”等概念建立了行为生命周期消费函数理论。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关于消费者行为的基本解释是，由于不同心理账户对消费者的诱惑不同，储蓄的心理成本也不同，因而就产生了消费与储蓄行为的差异和偏好的时间不一致性。其实，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描述并不彻底。因为，不同心理账户之所以会对消费者行为产生不同的消费“诱惑”，归根结蒂是由于不同账户的钱对于消费者而言具有不同的生命成本付出(即便有些付出差异只是心理感觉上的)而产生的。额外之财往往更加容易被消费，赌徒口袋永远空空，纨绔子弟挥金如土，创业者永远珍惜钱财。钱与钱各不相同，归根结蒂均是基于生命成本的理由。所以，消费意愿与心理账户差异的本质，仍然是生命成本付出的差异。
四、几个需要特别提示的结论
第一，当消费者长期处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低收入状况时，边际消费倾向将随着收入的缓慢增长而呈持续弱性。只要这种低收入状况不能够得到有效改变，将意味着消费者长期需要用过高的生命成本付出才能够得到一些增加的收入，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必然长期偏低。长期边际消费曲线仍然会大大偏低于长期平均消费曲线，即MPC＜APC，而不会是库兹涅茨悖论中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得出的MPC=APC。中国持续20多年的低消费率和连续下降的边际消费倾向就是一个实际例证。这不仅意味着低工资是中国居民低消费率的重要原因，同时还提醒，逐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水平，将有利于缓解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的市场矛盾。因此，切实提高普通劳工的工资水平是一个值得中国政府考虑的长期制度安排。
第二，当一个国家的居民收入随着经济增长而持续增长，但收入与财富主要掌握在具有长期艰苦奋斗经历的老一代手中，受“记忆效应”、“认同原理”与“习惯资本”等行为生命周期中的心理因素影响，居民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仍将很低，即长期中仍然会有MPC＜APC。这种状态下的消费市场启动特别困难，增加公共投资支出与适度扩大出口贸易可能是难以避开的制度选择。目前，中国的消费市场就处于这样的背景与结构之中。这一结论对于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现状并制定相关的内外贸易政策以及产业经济发展政策同样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第三，当在稳定生活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成为社会主流并获得家庭财富独立支配权时，居民消费率将出现上升。由于新生代生活状况优良，这种优良生活的记忆效应将保持终生，即便收入状况发生一些不如意变化，由于“高峰生活”与“习惯资本”在生命记忆中的基础影响力，使得他们的消费仍然会保持不变(因为“从奢入俭难”的道理，会产生消费下降阻滞的“棘轮效应”)，从而使得观察一些发达国家的长期消费倾向的结果是如库兹涅茨、弗里德曼等所看到的MPC=APC。如果发展顺利，中国迟早会进入这样的消费发展阶段。而这一切正是生命成本因子对于消费者行为与消费函数具有的基础性作用。
综上所述，收入分析、心理分析与生命成本分析是消费者行为分析的三个层面。各种收入假说消费函数均基于单纯消费者与单纯生产者分离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思维，脱离了对消费者作为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为获得同样一笔收入需要付出不同生命成本这一关键事实和消费的生命本质意义的思考。行为经济学运用“心理账户”分析，注意到了心理因素对消费者行为的作用，却未能基于消费者—生产者统一的理论构架来说明这些心理现象发生的根源。需要说明的是，收入假说仍然是关于消费函数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假设，行为经济学提出的消费是收入与意愿的函数，以及本文论证的消费是收入与生命成本付出的函数与收入假说均存在基础关联。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符合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中包含的不同质需要的弱通约性原理。消费与收入之所以会出现多种非一致性的变动情形，而使得基于收入假说与单纯消费者分析视角的消费函数理论面临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本质而言，是由于不同消费者为获得同样收入所需支付生命成本的较大差异而导致的，因为生命成本支付与收益边际均衡原理基础性地支配着消费者的消费/储蓄决策。消费者行为的这一本质属性只有把消费者与生产者联系起来考察时，才能够使我们获得对消费者行为的全面性的理解。因为消费的根本意义在于满足消费者生命的需要，生命为消费付出的代价，才是我们理解人类消费的理性准则与根本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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